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邓小平同意特别法庭起用律师
1980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决定“两案”审判时，邓小平请律师沙千里（全国政协副主席）、史良（民盟主席）看看起诉书。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8月底，彭真根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26条，提出特别法庭“还是有律师好”，邓小平同意了。9月初，司法部副部长陈卓主持挑选“两案”律师。首先考虑“平衡”，被告绝大多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也都是高官，律师当然也要选择名流。
新中国律师从1954年起步，1957年反右遭遇灭顶之灾，1959年主管律师的司法部撤销，这是20年后律师第一次集体亮相。谁都知道“两案”是一场根本不会胜诉、政治风险高，也不会带来好名声的辩护，很多人心有余悸。王铁崖（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法协会副会长）婉拒，林亨元（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庭庭长）态度则非常坚决：“给谁辩护都行，给‘四人帮’辩护不行。”只有陈守一（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教授，北京律师协会筹委会主任）没把话说死，他不说他不干，他说家属坚决不让干。
1980年 11月10日，江青等10名被告拿到起诉书副本，并被告知可以委托律师辩护。11月13日，陈伯达、吴法宪、江腾蛟提交委托律师辩护的申请书。李作鹏开始不要律师，他认为这些高层的事，给哪个律师讲也不合适。看了《刑事诉讼法》后，他还是写了律师委托书。姚文元要求法庭为他指定辩护律师，开庭前他宣布和江青、张春桥决裂，并保证“在法庭上不说不利于党的话，我接受审判。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正在写一些东西，我主要靠自己辩护”。
王洪文、张春桥、黄永胜、邱会作既没有要律师，也没有要求特别法庭指定辩护人。张思之以律师组名义写了正式报告，希望给王洪文指定律师。“两案”办不同意，说他认罪了，没必要。王洪文年轻，又说过“十年过后再看”的话，特别法庭判他无期徒刑，这就在量刑方面加入了政治考虑。黄永胜说：“如有规定给我指定律师也服从。”看来他还是想要律师的。但他没有递交律师申请书，法庭没有理睬他。邱会作对请律师没有思想准备，他不相信律师会为他说话，以为又在玩什么新把戏，怕派来“卧底”。所以他大声说不要律师，甚至想说“最好请江青当我的律师，她能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什么”。邱会作说：“要说的话，连我自己说都不够，何必还要律师代劳”？
江青最后拒绝了律师辩护
江青第一个提出要律师，她说她身体不好，法庭开庭连续几个钟头受不了，提出史良、周建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鲁迅弟弟）、刘大杰（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1977年已逝）、李敏（毛泽东和贺子珍女儿）来替她辩护，没有被允许。特别法庭两次向她推荐律师张思之、朱华荣、傅志人，也安排他们见了面。江青在起诉书副本上密密麻麻写了不少铅笔字，“起诉书上都是捏造！”她指着起诉书第3页说：“‘酌转’不能说明我有罪。”又指着起诉书第5页康生亲笔信的“呈”字说：“这是习惯用法，并不是把我当成上级或有什么特殊关系，把这也作为罪状，是没有常识的做法，就想拿这些小玩意来整倒我！”“说我同林彪一起谋害毛主席，你们相信吗？”说完，江青起身去卫生间，半个多小时后回来，她又一字不差重复去卫生间前的最后一句话。“……我的身体不太好，如不能讲话时，要有人代我讲话，我的脑子受过伤，血压也不稳定，时常发作，脑力、体力上过分使用是不行的。所以需要有人帮我讲话。”律师傅志人说：“我们只能作为辩护人，不能作代言人。” 后来谈得比较激烈了，江青明确说：“你们是叶（剑英）、邓（小平）派来的，那怎么可能替我辩护呢？我跟叶、邓不一样啊。当然我要跟他们一样的话，我也不会到这儿来了。”最后江青没有要律师。
张思之认为江青需要律师辩护，在关键问题上她认为她有证据。她的办法是“我记不得”，这等于变相承认了。凡是不致命的问题，她说“是我说的，是我做的，但我是受命的，毛主席要我做的”。她就这两个办法，后一个办法恰恰是邓他们最要回避的事情，所以立即被法庭打压，实际上她自己的辩护权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了。从起诉书的角度，她也没有恰如其分地为自己辩护。从这些方面考虑，她是需要一个律师的。如果江青心平气和，按照起诉书的指控，逐一逐项去说明真实情况，这个戏就好看了。
经过文革的人，恨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