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每个人都有头脑，有头脑就有思想，思想写在纸上，就是文章，这是人性的宝贵出
文 日落西窗
一
儿子工作两年了，在区人力资源部做公务员。以前家里有辆捷达，用了快十年，常出毛病，儿子一直惦念换车。我说，车是我的，你要是瞧不上眼，自己买。他说摇不上号。我就说，摇不上号怨不得我，可瞧着他那副不自在，想想算了，我退休两年，车也很少用，干脆由着他，只要他有钱。前些时候，车还真就换了，宝马三系，人家是真有钱。
二
“老爸，带您兜一圈？”儿子说。
今儿他休息在家，新车，手痒痒，还有，是想在我这儿嘚瑟一下。得，成全他。
“瞧选的这日子，雨加雪。”我说。
“车里，您是怕漏雨？”
没心思跟他臭贫，“去哪？”我问。
“随您。”
我能去哪？公园不去，超市商城？一辈子也没去过几趟。这么一想，自己挺可怜，真要说出个门，都不知道去哪？
“您不是总念叨老宅子，三句话离不开过去，今儿雨加雪，路上车少，就带您故地重游，看雪，成吗？”
“成。”
就这么出了家门。
三
老宅子在沙滩，老北大红楼的对面偏西，紧挨着银闸胡同的西口。如今的新家，拆迁到了东五环外，要由这儿过去，即便开车不堵，少说也得一个钟头。
好在今儿假期，赶上路上车少，好走。
到了沙滩，一眼就瞧见了老红楼，随后右拐，在原【红旗】杂志社后门停下车。此刻雪还在下，不大，屋顶有些发白。
宣仁庙坐落在北池子北口东南角，与西南角的故宫东北角楼，仅隔一条马路。
这庙是当年皇上为祭祀风神盖的，自打民国皇上被打倒，就再没谁顾得上搭理这儿的风神了，庙也就荒废。
早在民国初，说是有个刘姓的山东人，在东安市场做包子炒肝，小有名气，日子久了，攒下些钱，在这庙的北后墙根儿，南北向的盖起两排平房，东西两头各砌堵墙，就围成了个小三百平的长方院子。后排住人，前排临街做买卖，经营米面粮油生意。几年下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刘姓老板有个胞弟，在这儿当掌柜。
小院的紧西头，有棵参天高的大槐树，枝繁叶茂，遮空蔽日。唯一的缺点，就是一到夏季，满院子的吊死鬼儿。
五零年肃反，刘家胞弟被人揭发，说是“一贯道”，很快被政府缉捕镇压了，刘老板也因此受到牵连。屋漏又逢连阴雨，随着公私合营推进，东安市场那边的摊子没能保住，这边粮店眼瞧着也要黄，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出身及历史问题，全家人被告知得遣返山东乡下。没辙，最终刘老板送走了家人，安置妥当。不成想，这条山东汉子气性大，又独自回到这小院，找了根麻绳，一头挂住那棵老槐树，一头系着脖子，吊死在了院里，一了百了。
五八年后，这院子便充了公，归了一机部。
我父亲当年是那儿的职工，就分给了两间，这小院总共分给了三户。
我点了根烟，瞧着以前宅子位置，眼下已成绿地，狠吸了一口，说：“搁现在看，要说最倒霉的，是刘老板。最得便宜的，是这儿的几家住户。以前这是私宅，公家一拍板没收，就成了公房，如今这一拆，又变了性质，虽说咱家现如今在五环外，可毕竟成了私宅。”
瞧了眼跟过来的儿子，我说：“等我死了，咱家那房子就是你的，要我说，这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
“得便宜卖乖？是吧？”儿子应了句。
“记得头几天，你说起联想，瞧把你气的，是说占国家便宜，吞了国有资产？对吧？”我问。
“没错，不是吗？”
“他们算不算得便宜卖乖？”我笑着。
“两码事！”
“可惜了你这代人，没比我们强哪去。”我说：“缺逻辑。”
“继续瞎掰，我听着。”儿子笑着，眯缝着眼。
“你发给我那个视频，看了。视频里那个网红男，骂起联想，瞧那副正义暴崩的德行，一副为国资流失叫屈，打抱不平的架势。要我说，他太扯，只说后一半，前一半只字不提。”
“前一半？”
我指了指围墙，“靠这儿的那棵老槐树，还记得吧？上头吊着的那位刘老板，当年死了不就死了？他就活该倒霉?”
“嗨！瞎联系！”
儿子有些不耐烦。
“你呀，只讲对错，不讲逻辑，公私合营前的事儿，没见谁提半个字儿，像什么全聚德，东来顺，同仁堂等等多了去了，怎么就全成了国企？逻辑上看，这算啥流失？通顺吗？你跟那网红男一路货，完蛋！”
“若按您的逻辑，我才真就完蛋了。”儿子笑了。
四
“记得那会儿我才六岁，就在这儿，我成天趴窗户上，瞧着满大街过游行队伍。”我站在以前的老宅子位置，面朝北，正对着五四大街。
“咱家北边的窗户，是这儿。”儿子肯定道。
“那会儿的人们，真的是实心眼儿，就说游行队伍，前头是解放牌大卡车开道，单位大点的，后头还能再跟上几辆，游行的人们排成一绺长队，紧贴着卡车右边，有走有跑，举着小旗或是语录本，喊着口号，一趟下来就是十几里的路，想想挺不容易，可那毕竟是诚心实意，心甘情愿，一根筋。
当时卡车驾驶楼顶上，捆着高音喇叭，呜里哇啦的一路上不停的说着唱着，领头喊着口号，大喇叭喊一句，下头跟着喊一句。车后斗里的头一排，大多五花大绑捆着几个人，脑袋瓜子上顶着个纸糊的高帽，脖子再挂个木排，写上人名，勾上红叉，罪名无外乎就那几种，历史的或现行的反革命等等，那会儿管这叫“游街示众”。我当时小，看着只觉得兴奋，瞧瞧人家，个个威风凛凛，再瞧瞧抓出来捆着的反革命，个个垂头丧气，如同丧家狗。尤其印象深的，是卡车驾驶楼踏板上站着的人，身穿国防绿，腰系板儿带，挽着胳膊袖，一手抓着后视镜杆，一手挥舞红语录本，估计是喊口号太用力，满脸红涨，太阳穴上爆出根根青筋，估计嗓子喊哑了，光瞧着比划，听不到声儿。”
“哪年的事儿？”
“六六年夏，文革才开始。”
我说。
“还记着呢？隔了五十多年了。”
儿子笑了，摇了摇头。
五
“走，胡同里瞅瞅。”儿子提议。
由银闸胡同西口进去，朝东没走上几步，右手边有个大院。现如今归了政法委。这之前，是房修公司。再往前，则是个有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院，只有紧南头，有两排灰瓦平房，住着些人家，也大多是解放后搬来的。我一直纳闷，皇城脚下，怎么会有这么大一片空场地儿，以前这儿是干什么的？虽说始终也没能弄明白，可并不耽误在里头玩耍踢球，小时候一得空，一群半大孩子，约好在这儿踢球。
文革一开始，这片空场地就有了新用场，开批斗大会。
“你记得公安医院后身，紧挨着医院太平间，有条胡同？”我指着不远处的公安医院老楼问。
“知道，是条死胡同，怎么了？”
“那条胡同走到底，以前有个独院，住着一户，好像姓侯。印象里这家人都挺有文化，几代人教书。说是户主解放前，曾在北大红楼教过书，后来北大迁走，他没去，依旧留在附近教书，要说教了一辈子书。文革开始时，他老父亲还在，家里还有个闺女。我印象里，这位老先生为人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不知是由于生性胆小怕事或是别的什么?我总觉着他即便走起路，都像是生怕踩死只蚂蚁似的谨小慎微。”
“这人我见过吗？”
“没有。”我摇了摇头，说着话朝胡同里头走。“当年就是在这大院，开的批斗大会，这老先生被五花大绑的捆着，头顶上还扣了个不知谁家扔的尿盆。”
“人家老实巴交没招谁惹谁，斗他干嘛？”
“是没招谁惹谁，可他深更半夜，偷偷溜到筒子河的东北角，朝河里扔东西，被人逮了个正着，扭送到了派出所。”
“扔什么了？”儿子好奇的问。
“金元宝，金条。”
“天啊，他傻了？”
“他被抓着时，怀里还揣着好几块没来得及扔的。”
“不想要捐出来不就得了，扔什么？支援国家建设不好吗？”
“所以我就说，你们这代人，懂不了我们那代人的无奈。他为什么要朝河里扔金条?还深更半夜?”
“为什么？”
“他是生怕被人瞧见家里有宝贝。因为金条留家里，招灾。”
“我还有几根呢，瞧着挺喜兴。”儿子笑道。
“你想想，那年代，什么人家里能藏金条?劳动人民家庭，肯定没有。家里能藏金条的，非富即贵。他们跟广大劳苦大众比，肯定就是一小撮，想想看，不镇压他们镇压谁?那会儿报纸广播都挑明了，现如今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
说着话，到了公安医院后身，我说过去瞧瞧，儿子拦着，说是里头阴气太重。
“那会儿趁着夜深人静，往故宫筒子河里扔宝贝的，多了去了。像什么珠宝首饰，古玩把件，连信件日记，直至房契地契，用布裹牢，拴块石头沉到河底里，还生怕没捆牢再飘上来。那些东西留着，一旦人家来抄家，可全是把柄罪证，要出人命的。”
“理解不了。”
“老先生扔金元宝，本想着舍财避灾，不成想正相反，财没了还引火烧身，第二天红卫兵就上门抄家，老先生的父亲，当年也是自满清的国子监过来的，有身份的人，据说尤其热衷收藏字画。那些来抄家的红卫兵，都是些屁也不懂的中学生，说是光唐宋字画，就撕扯了一屋子。抄走的家具，拉了满满两卡车。”
“可惜了那些宝贝，可惜了，，”儿子说。
“接着就是成天的批斗，让他当众交代罪行。要说就是个教书的，能交代出什么？折腾了个溜够，瞧着也榨不出什么，于是，便给老先生脖子上挂个牌子，写上什么历史反革命某某，画上大红叉，强制扫大街，早晚各一次，风雨无阻。”
六
出了银闸胡同，右拐，到了骑河楼北巷。
“这儿熟吧？景山学校原来的大门。”儿子说。
“怎么不熟，上小学那会儿，哪天不打这儿走上几趟？”我很幸运，正赶上头一波平民子弟进景山学校念书的好事儿。
以前，景山学校只招收高干子弟，四周围胡同里的平头小百姓的子弟，想都崩想。这回倒好，文革来了，批判了学校的修正主义路线，招生政策跟着就变了，凭户口划片儿，小百姓的子女，照样进了权贵学校。这跟后来的贫下中农大老粗进了北大清华，属于同一思路。”
“瞧瞧，还得感谢文革，这就叫反修防修。”
“你懂个屁！”
“得，权当我没说。好像听您说过，当时连校名儿都改了。不叫景山学校，叫什么骑河反修学校，对吧？”儿子笑着说。
“对，就由这儿进校门，北边这红楼，当年是中学部，正对面，是个大操场，南面的楼，是小学部。这个大操场有意思，操场的中间砌了堵墙，像是柏林墙。墙南边儿归景山学校，北边归六十五中。”
“现在好像全归六十五中了。”
儿子走近铁门，跳起，想瞧瞧那墙还在不在，可惜人矮门高，什么都没瞧见。
“我刚入学那会儿，记得高中部的学生，抓来老师，先是在这操场上批斗，估计是觉着这儿的场地还小，不过瘾，常把要挨斗的老师，羁押到三座门儿那边，就是北海南门东边挨着部队大楼那个高台阶上，那儿有个三座门建筑，那儿的特点，是临街，人流大，影响力广。
学生们先是在高台阶上跳忠字舞，跳累了，就开始拿老师开整。几个人押一个，全部“喷气式”，把老师撅在台上，有人便开始义愤填膺的念起稿，罗列出来一堆的罪名，呼着口号，把个高音喇叭喊的震天动地。”
说着话，到了胡同尽头。“往左，南河沿，往右，骑河楼。您说，怎么走？”儿子打断我，问道。
“这是骑河楼那条街？往右吧！过了妇产医院，记得以前那儿有个小商店，国营的，有两扇小木门。里头卖些糖果，铅笔橡皮，日用品之类，那会儿课间操，常跑过来花上一分钱，买块水果糖含嘴里。”
“嗨！都什么老黄历了？早没了，如今这儿都是饭馆超市。”
“这条街宽窄倒是没变，我印象里，小时候天一黑，这条街不敢一人过来，嫌路灯太暗。后来妇产医院门口的门头上，安了个主席像，天一黑，能发光。当时还特意跑过来看，兴奋的又蹦又跳，也不知那会儿兴奋什么？”
说着话，来到了北池子，往左是东华门，往右，重又返回五四大街。我说:“朝右回去吧，走累了。刚才说到红卫兵抄家，拉走两卡车的家具，听说当时直接就拉到了东华门，那会儿东华门有家国营的委托商店，文革期间生意最好，专门拍卖抄家抄来的物品。听人们说，当时即便是黄花梨的尚好八仙桌，也卖不上价，几块钱而已。”
“可惜了的，那会儿我不在，否则，，，”
“那会儿？呵呵，那会儿你连液体还不是。”我笑了。
七
坐回儿子的宝马车里，往家返。要说这车确实好，即安静又稳当，不服不行。
“您刚才说了一半，那位朝河里扔金条的，后来呢？”儿子问。
“扫街呗，他还能怎么样？每天一早，天刚擦亮，就听着窗外的街上，竹扫帚刮着地表皮的刺啦声。记得是个深秋傍晚，你奶奶搬个小凳坐门口摘豆角，我听喊我说喝水，就拿了我的新茶缸，到了杯凉白开端了过去。不成想，老太太接过茶缸，径直朝扫街人走去。这下把我气坏了，茶缸再拿回来，说什么我也不要了，我嫌脏。我接受不了一个被镇压的反革命用我的茶缸。
你奶奶说，那人有心脏病，还高血压，瞧着脸色苍白，哆嗦的从兜里摸出药，塞嘴里，连口水都没有。我说，不听不听，就是不听！我们老师说了，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记得当时你奶奶只狠狠说了一句：你懂个屁！”
前面到朝阳门立交了，有点堵。我掏出兜里随身携带的药，端着水杯，服了两粒。如今我也是高血压，冠心病，血糖还不好。
“记得是个深秋早上，天阴沉沉的落着细雨。忽听窗外有人说，死人了。我爬上窗户，瞧见不远处的树坑，有个人脸朝下趴地上，竹扫帚与脖子上挂的木牌，压在身下，我一瞧就明白是谁了。”
“没人过来救？”儿子问。
“应该是死了些时候了，要说这种场合，大概谁都躲之不及，没人愿意伸头，没多久，来了民警处理了。”
“印象里，当时除了有些害怕，其他倒没什么。只不过眼下自己也老了，每每想到这事儿，心里就觉着堵得慌。”
“这话怎么说？”儿子开着车，问道。
“我自打过了六十，明显觉着自己的身体不如从前，就说我这冠心病，说不好什么时候，就觉着胸口痛，心慌喘不上气，活了一辈子，忽然觉着，年轻那会成天挂嘴边上的死，现如今用手真就摸到了似的。这让自己吓出一身冷汗，我真的也会死？这种恐惧，身强力壮那会儿，根本体会不到。
我就想，眼下自己成天的小心翼翼按时吃药，成天按下葫芦浮起瓢般的维持着自己的命，为的是让自己活着，就像现在，你开着车，陪着我出来，享受着人伦之乐。可就在这会儿，一群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抓走，用麻绳捆住，批斗折磨，强制劳动。说心里话，将心比心，孩子，换做你，眼睁睁瞧着别人把自己的父亲，慢慢的折磨死，却毫无办法，这是种何等的悲惨？”
“非法结束他人生命，是犯罪，是要偿命的。”儿子愤愤说。
”可若是一群人呢？社会大多数人呢？”我问。
儿子没再吱声。
“这会儿我想起了当年，你奶奶给他水，我喊着要冷酷无情时，你奶奶骂的那句话：你懂个屁！现在想，骂的好呀！只可惜醒的太晚。”
八
晚上吃过饭，电视没可看的，就跟儿子闲聊了一会儿。
我说，北大有位老先生，说了个新词儿，精致的利己主义。我理解，大概说的就是你们。
“我又怎么个精致了？”儿子靠着沙发，端着茶杯。
“我给你说几点，就说今儿这一趟，我说那位老先生家的古字画被毁，当时你的反应是‘可惜了（liao)的’，瞧的出，你‘可惜’的，是物，不是人，对吧？你是可惜了那些古字画，与其被那帮无知的家伙毁了，倒不如私下分了的好。我就猜想，如果当时你在场，十有八九会悄摸的揣怀里两卷。还有，说到了东华门委托商店抄家的便宜货，瞧瞧你，一个劲儿感叹自己生晚了，没能赶上捡漏的好机会。瞧见了吧？全是自我。”
“胡扯吧！您就。”儿子把手里茶杯放回茶几，伸个懒腰，重又靠到沙发里。
“他家老爷子当时快九十了，卧病在床，眼瞧着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被糟践，一口气没上来，当场就死了。死就死了，在场的红卫兵小将，谁当回事儿？更别说有谁去想，这是人家毕其一生的收藏，别人有权碰吗？有权撕毁吗？即便是占为己有，也不成。
人类文明有个底线，比如说，自家寒宅再简陋，风可进雨可进，皇帝老子未经允许，不能进。为什么？说白了，这是人类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的一个质的进步，是个里程碑。可如今我们的思维，摆脱野蛮了吗？没有。要知道，文明不单是保护别人，更是保护自己。为的是哪天，自己摊上事儿，像你这没开几天的宝马车，不至于也被摆在东华门委托商店的门口，四周围着一群捡漏的人。想想看，这些成天惦念捡漏的，他们从不想这漏的缘由，从不想哪天别人的这种倒霉也会落到自己头上，一门心思只想着利己就好，够精致。”
“让我笑一会儿。”儿子起身要走，回他屋去，他不爱听了。
九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自己小时候，那会儿学校组织看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等，各种抗日题材电影。记得是个夏季傍晚，吃罢晚饭，父亲搬个木凳，在小院老槐树下乘凉，一起乘凉的还有邻居陈老爷子。我兴致勃勃的捕捉着树上的吊死鬼儿，父亲说，这是当年这房的主人，阴魂不散，化成吊死鬼儿悬挂这儿，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父亲笑我人怂，说就这还学嘎子，当什么抗日英雄？
“当年日本人进北平，您在哪儿？”陈老爷子问。
“在海淀念书。”我父亲答到。
“你们见过真的日本兵？”我吃惊的问。
“怎么没见过？”陈老爷子笑了笑，“当年我在东四牌楼边上饭馆里掌勺，日本兵天天过来吃饭，混个半熟脸，再平常不过。”
“他们没杀你们？吃饭不给钱吧？您怎么没偷偷放点老鼠药毒死日本兵?”我傻傻的问。
“电影看多了。”陈老爷子眼睛笑成条缝。
“这傻孩子，在早几年，你陈爷爷要是起个早，赶到西华门，兴许能撞见去西苑散心的慈禧老佛爷呢。”父亲拍了拍我的头。
我印象极深的是，日本兵，或是清朝，对我来说，像天方夜谭般的只是在电影或是书本里知道的事儿，他们竟然都亲身经历，亲眼瞧见了，太神奇了！
我儿子是个小粉红，要说他选择什么色调，那是他的事，我不多嘴。
只不过有时候听他说文革挺好，我就觉着别扭，就想说句他奶奶当年数落我的那话：“你懂个屁！”
可说完管用吗？一点儿不管用。这就跟我瞧抗日剧一样，一旦带了节奏，再想扳过来，很难。要说抗战那会儿，这世上没有我，我能知道的，全靠书上电影里，我知道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抵抗，躲到峨眉山摘桃子，这种认知，至今我依旧刻在脑袋里，估计要带到骨灰盒里了，这怨我吗？这就如同文革那会儿，还没有我儿子一样。儿子听到有人说，文革的初心，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只是后来被一些人利用了而已。这些他信了，我还真没辙。
要说我父亲，乃至陈老爷子他们那几代人，大都已离世，即便有人健在，也多稀里糊涂，清醒的不多。若要让他们再说他们的当年，强人所难，为时已晚。
我就想，我们这代亲临文革的人，趁着目前身体还说得过去，就不该沉默不语。过去有个盲人摸象的故事，说是让一群盲人摸象，各自说出象的模样，显然，每个人说的仅是自己能摸到的那部分，以为就是大象的模样。由此，得出个结论，即个人总是片面的，不靠谱。
对这个成语我就很不认同，我认为，每个人说的，本是他亲手摸到的，怎么能说不真实?具体到大象到底是什么模样，只需把众人的说法记录下来，理性分析归纳，倘若这代人分析不明白，不妨留给下代，总有搞明白的时候，这样不更好吗？我就厌恶那种事事都给出标准答案的傲慢，而且是除了标准答案，其余都得闭嘴。这使得社会丧失了思考能力，一个个跟傻子似的。
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有个好处，就是有机会反思。比方说，老舍【四世同堂】里写了天佑的死，天佑是个布店掌柜，老实本分，只求能安稳度日，即便是忍辱负重。不成想还是得罪了日本人，他被日本人抓走，穿上写着极大的“奸商”红字白布坎，游街示众。逼着他一路大喊：“我是奸商”！受了这等大辱，天佑在个寒冬腊月天的傍晚十分，扶着城墙，投河自尽了。
老舍怎么也不会想到，1966年8月24日夜，挂着“现行反革命”牌子，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自己，扶着棵老树，太平湖畔也投河自尽了。
如果说当年的天佑，是日本人糟践死的，那老舍呢？
我们这代人，固然是受害者，可我们真的仅仅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吗？我们的手上没有沾血？我们就那么无辜？可悲的是，有谁为自己曾经的所为做过忏悔?除了把所有罪责往林江团伙身上一推了之，自己倒是落个干净。试问，自己真的无罪?
要说任何一种运动，怎么断定它的好坏，其实再简单不过。只需看它是否扼杀了人性中的善，助长了人性中的恶，如果是，那么这种运动，即便吹破了大天，都是坏的，是犯罪。
十
前几天，瞧见西安疫情封城，有个姑娘的父亲突发心梗，这孩子拉着父亲，四处求医，整整八个小时，只因手续不全各家医院被拒。我自己也有心脏病，发病时的那种滋味，感同身受。当听到姑娘悲凄的哭诉:“我没爸爸了”，瞬间我老泪纵横。
我想起了当年，孩子他奶奶端着杯子，给心脏发病吃药的扫街人一口水，我歇斯底里的叫喊着要阻止。她奶奶一句:“你懂个屁！”，让我刻骨铭心。
眼下，我瞧出了两者间的相似，它们间有个共同的幽灵，就是只讲对错，没有人性。有人说文革过去五十年了，时代早变了。要我说，错！这个幽灵，从没离开过。
我常跟孩子说，我这辈子就算了，可你们还年轻。别像当年的我们，看着满肚子都是理想抱负，其实不过是群草包混不吝。怎么才叫理想?眼瞧着自己要入土了，好像才弄明白。
就是说有这么个环境，人们生活其中，人性的善能得以放大，人性的恶得以钳制。谁都可以有想法，相互尊重就好，你的想法，我可以不听，无论你位高权重与否，你都不能拿我怎么着，即便我身居陋室，风可进雨可进，没我的允许，你不能进。
这点祈盼简单吗？简单。即便这么简单，老实说，我活了快70了，却没能享受过一天，想想挺悲催。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他们那代人，别再走我们走过的老路了，别再成天的爱这爱那，踌躇满志，吹破了大太，太虚。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只需要爱人们，有人性，懂怜悯，有同理心，懂得将心比心，这就足够了。如同当年胡适先生说，哪天你有人格了，国家自然就有人格了。
说这些，孩子能明白吗？
还真不知道。
明白人不许说话。小丑们滿天乱飞。
的确是好文。对文革有反思。
记得石小滿演过“花儿朵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