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我成了流氓集团首犯的家属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十四
行义笔述
行义，1951年生，北京插队陕北知青，西安美院毕业，画家。1983年西安市龙首村流氓跳舞黑社会团伙案首犯的家属。
景恒年猥亵地狞笑着说：“他的问题很严重！他跟的那些女的，都比你年轻漂亮。你好好想想，好好揭发他的问题”。王八蛋！想用这样的阴损招挑拨和激怒我。待我抱着孩子走出公安三处，回头看一眼这个邪恶的地方，我极想往里面爆一颗炸弹，哪怕同归于尽！
那些天G经常回来很晚，终于一天整个晚上都没回家，第二天一早，张坤（陕西省雕塑院G的西安美院校友和同事）骑着车子跑来，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点事，他们昨天在雕塑工作室跳舞，被公安局带走了”。没过几天小坤也因参加跳舞，他父母迫于压力将他送去公安局投案。那天晚上，一只猫自远而近嚎叫着而来，直接来到我家的门口，边叫边用爪子死命地挠门，待细听后我心下一惊，这叫声分明是我家那只前些天已死了的大花猫呀。当下我已直觉到：这件事不会小！
本来以为只是跳跳舞算什么事呀，但按照人们的逻辑：既然被抓进公安局，就肯定还有别的事，什么事呢？一时社会上风言风语满天飞，什么流氓、强奸、混居、听敌台…….我的耳朵里整天被灌满了这些消息，而且每天都有新花样。案情一天天在升级。G已被定为西安龙首村流氓集团跳舞案的首犯，因为是在他的雕塑工作室里跳舞，是他提供的场地，而提供场地的人就是组织者。我的孩子刚刚出生四十几天，家里有太多的事，太需要一个男人，但我渐渐明白让他马上回家是不可能的，而且能不能再回来也是个问题了。龙首村跳舞案被西安市公安局迅疾扩大到一百多人，说是破获了解放以来最大的黑社会流氓团伙案。市局在省人大会上将此案作为重点案件汇报，再由省人大汇报到北京。赵紫阳作批示说：什么是流氓集团？这就是流氓集团。这下更完了。人们又到处在说，流氓集团首犯是要被判死刑的。开始听到这个说法，我脑子木木地转不了这个弯。但朋友们却比我这个当事人家属认得清形势。
一位在陕北延川插队时的熟人天天到我家来造访，每天就像是上班，早上来下午走，中午自己出去吃饭。我心情不好，跟他没什么话说，有些怠慢人家，可他还是来。我就跟林达（我的中学同学、路遥夫人）抱怨，林达却说：他是我派去的。原来朋友们都明白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如今G的案情被宣传的如此严重，又加上公检法联合办案，“从重从快”，法律程序全免掉。G真说不定哪天会被突然判死刑枪毙。如那样的情况发生，我们都是从北京来陕西插队后留在这里的，在西安没有其他的亲人，我一个人带着小孩怎么去收尸？听说不及时去会被医院的人挖去眼角膜或者弄走器官。于是林达就委托这位朋友专门请假，天天来盯班。
可叹朋友心，我无语。
大街上警车常鸣，笼罩着 “严打”的恐怖气氛。每天都有朋友来看望，每天都带来熟人和朋友被抓的消息，我们认识的朋友不外乎都是文化艺术界的，而且也全都是因为跳舞。因为“从重从快”的政策，法院加快审判，加快枪毙。一批接一批公布死刑犯，在大街上张贴黄色的杀人布告。白天哪里敢走近那些布告，只等夜幕笼罩后，我才抱起儿子壮着胆子来到街上，凑近那张布告，我的心在狂跳，借着路灯仔细辨认那一溜溜打着大叉子的人名里有没有G？记得83年的国庆节前下了一场大暴雨，窗外墨黑，闪电像道道劈天的鬼火，地动天摇，我坐在床上，看着包在小被子里浑然不知人世的儿子，凄苦难言，地狱无非也就是这样了吧。
一位我们在西安美院、当时在省法治报工作的同学到单位来找我，他手里攥着一份第二天将要出版的稿件。开头他对我说：你带着孩子走吧，离开西安。见我懵懂，他又说：G的案子明天要见报，如果一上报纸，你知道想轻判都没可能了，中国向来是政治形势左右法律，G肯定是死刑啊。我心里乱成一锅粥：我们的爱情、我们短短的婚姻、我们刚出世的儿子，一切都结束了！？想不清楚，也不容我细想，待那同学走了之后一个小时，我骑着车子直奔他所在的报社。我对他是这么说的：看在我们都是老同学的份上，你明天一定不能让这篇稿子见报。我知道我很为难他，他只是一个小编辑，他怎么能做得了主？但他也清楚这件事的份量，他说，我试试吧。他找到主编，他说，西安因跳舞案抓了一大批人，包括许多干部子弟，要见报都要见，如果我们只是把G这样的平民子弟的案子登上报纸，老百姓就会说法律不公，干部子弟不能与庶民同罪。主编想了一想同意这篇稿子暂时不登。事后我对G说，咱们这位老同学可是救了你一命，他对你有大恩。
最折磨人的还不是G被抓这件事实，而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是被冤枉的，我心里倒是能有些许的平静，中国历届的政治运动错抓错判的人还少吗？但如果他真的犯罪了呢？文革时家里的亲人被抓走后，自己人往往这么想：他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罪行？他是不是隐藏在我身边的阶级敌人？于是乎亲人的面目马上变得狰狞起来。虽然我们的孔圣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思维却是有罪推论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斗争的哲学。所以我被街上的谣言弄得神思混乱。我曾在《陕西少年》杂志社的老领导专门来看我，他气愤地说：“我的老婆给我生儿子的时候我高兴得整天围着她转。可你给他生了儿子，他却在外边跳舞，跟他离婚！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个好的。”没过几天他真的拿来一张小照片。
其时陕西省的于明涛省长是我父亲的老乡和老战友，我在犹豫是否应该去找找这位平素还有来往的于叔叔呢？这天我在办公室上班，政治处（省体委）的人跑上楼来叫我去听电话，说是于明涛省长打来的。我到政治处接电话，全屋的人都在伸着耳朵听，我方才明白于省长为什么把电话直接打到政治处了。
于省长在那边说：“这个人很坏呀，你要跟他划清界限。”
我说：“于叔叔您了解情况吗？”
“啊，我是不了解情况。”
“不了解情况您就别这么说。”
“好，好，你就好自为之吧。”
于省长那边挂断了电话，我直觉到这里的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目不斜视，昂着头气鼓鼓地走出去。
令我坐卧不安的是G到底犯了什么罪？公安局抓走了你家的人，你无权知道为什么被抓。如家属请律师去问问情况？那更是痴心妄想！人家一律是：无可奉告。可恶的无可奉告！我抱着孩子直接来到公安三处，找到抓他们也是办他们的办案人景恒年。他们放我进去，是幻想我能否再揭发点什么以扩大他们的战果。所以姓景的一见我就厉声说：“G的态度很不好，这样对他十分不利。”我问：“他都有什么问题？”景猥亵地狞笑着说：“他的问题很严重！他跟的那些女的，都比你年轻漂亮。你好好想想，好好揭发他的问题”。王八蛋！想用这样的阴损招挑拨和激怒我。待我抱着孩子走出公安三处，回头看一眼这个邪恶的地方，我极想往里面爆一颗炸弹，哪怕同归于尽！我一辈子自找欺辱的事情很多，但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次。
开始G他们关在劳教厂，传过话来让家属送大蒜，说天太热关的人太多，怕传染病。天凉后又传出话，说被关到了公安监狱五处——准备判刑的地方。一天来了一位五处的管教，他带来G的小条子，上面只是说，让我带好儿子，勿念等等。令我想不通的是：他不能说自己的案情在意料之中，但可以表示态度，为什么没有一点点歉意？难道他并没有像外边传说的这些“罪行”？难道他在里面反倒比我的耳根更清净？
这时G的一个难友Z免于刑事处分被放出来了，他是政治案，因为看了一些书，说了一些话。自G被关进五处后，每月10号家属可以去送东西。每到那个日子的清晨，在监狱的高墙外就静悄悄排上了一小队人。9点以后小门开了，进门后有一条两座高墙中间的小路，里面的高墙上开着一个一人高的小窗口，窗户里面的人居高临下， 等犯人家属把东西高高举起递上去，就听见里面的人边翻检边骂骂咧咧。这次Z非要跟我一起来送东西，我们递上去几本书和杂志。“啪”地一声杂志被甩了出来：“他在里面搞精神污染，你还给送这种精神污染的书！”我捡起来一看，是《美术》杂志。我说：“你看看这是哪儿出的？这是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的，照你这么说是美术出版社搞精神污染了？”这时上面又吼叫起来：“你这衣服里有一张纸条，是什么暗号？”这件棉袄是G的一个同学叫我送进去的，谁想他还在里面塞了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小字：“你如不用，可以换吃的。”这算什么暗号？Z在我旁边站着，忽听里面问：“旁边还有谁？”这时就见窗子里的人探出头来，“好哇，Z，你竟然还敢来这儿！？”Z一听吓坏了，出溜一下就蹲在地上，再也没敢站起身。我则被叫进监狱里的一个审讯室，被勒令坐在被告的椅子上，姓白的管教远远地、威风凛凛地坐在上面，让我交代纸条上是什么暗号？否则就关在这儿别想出去了。他们是专政机关的衙役，他们想关个什么人还不像捏住一只蚂蚁？想到家里的孩子和老母亲，我不能再跟他顶，人在屋檐下不能不服软。后来我与G说起与白管教的这一幕，G说，在里面关的日子长了后，互相熟悉了，白管对他们这些跳舞犯还算可以，白管曾跟G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将来出去了还是艺术家，而我们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了。表面上狐假虎威的人往往是最自卑的可怜人。
在那些时日，跳舞犯的家属联络密切，她们经常来看我。家里有一个“犯罪”待判刑，日子怎么过？我们这些女人每天都在惶惶然地奔走，打探消息，互通情报，分析案情。因为G是主犯，判刑肯定是最重的，如果侥幸不死，但判了十年、二十年的，要不要等他们？我承担着最大的份量，她们想知道我的想法。我没流露出离婚的意思，她们也就暂时安心。我还没时间考虑离婚，我想知道G是否触犯了刑法？是什么“罪”？该不该被判刑？如果他的事情只是属于我们夫妻之间的“私事”，他们却因为政治目的，用搞运动式的方式抓人、乱判，我当然不能站在他们的立场，做落井下石的事，让他们达到目的。这是个“大是大非”。大是大非这个词是我在文革中学会的。我对这些姐妹们说，即使离婚，我也要等他出来。以示我不能与混帐的法律和混蛋的严打合污。我说，我们自己的事不要别人管！更不要政治管！
我暂放下G是否有对不住我的事情，先跟“当局”理论。除了完成每月杂志的发稿，其余时间我都用来写上诉信。我给邓小平写、给胡耀邦写、给最高法院郑天翔、最高检察院杨易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省委白纪年和马文瑞，甚至还写给刘冰雁。百分之九十九石沉大海，但胡耀邦总书记却做了批示，胡书记的批示转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责成省法院重审，省高法的院长焦朗廷说：“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改！”他们当然不能改，否则他们汇报到中央的严打成果怎么交代？
G的案子迟迟没有开庭，朋友们对我说，拖着好，拖过了这阵风判刑就会轻，起码不会是死刑了。我找到市检察院，接待我的那位说：“G的刑期很长，你还年轻，你等不了”。看，法院还没开庭审理，检察院已经定了刑期！也可以理解成他们三家已经商量好了刑期。
一个朋友跑来告诉我G 的案子第二天开庭，我抱着儿子来到法院门口，想利用这个机会叫他看看孩子。他们一群人从囚车上下来了，一个个脸色苍白，被剃了光头，形销骨立。庭审我们不能进去，只能站在外边等。等到G再被押出来，他走到我身边时说了一句话：“救救我。”令我大吃一惊，一个男人不是万般无奈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想当初，我在给姐姐介绍自己的男友时说：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在政治上很幼稚。姐姐回信说：可以慢慢成熟。看来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缺憾是后天无法补救的。像G这样纯粹艺术类型的简单心智，他无法理解和应付独裁政治给出的难题。这也就可以解释中国当代没有大师，是因为生不逢时的艺术家们或者要钻营政治，或者被政治整治。
另外我很清醒，中国是一个关系网的社会，G从外地来，不在西安的关系网内，不拿他当大头拿谁？不用他去请功用谁？比如同是跳舞案，抓了西安什么人的儿子，一定不能太重，这是给自己留余地。法律从来是人的玩偶（或仅限此地）。我曾找到我姐姐在人民大学的同学、最高法院西北组组长，最高法院将此案多次发回重审。此时于明涛省长已调任国务院审计署署长，他公差回西安时也曾特地向省院询问。但焦朗廷说：G还认识谁？！
G一审被判了无期，这就是那个检察院的人所说的“你等不了”。无期如何等？G和他们同案的难友全部上诉。我请了西北政法学院的解老师做G的上诉律师。解老师看了案卷，决定为G作无罪辩护，解老师多次与省高院主办这一案的审判员张士志交换意见。据说张士志的意思是，G顶多判四到五年。然而主审法官和律师最终无法左右和改变一切，G二审改判15年刑期，送劳改场。
1983年8月13号，公安局来雕塑院抓人，是源于雕塑院传达室的一个电话。从82年什么时候开始，近一年来，G等几个年轻人，下班后经常招一群男女在工作室跳舞，软绵绵的邓丽君、摇滚、暗灯，早已令雕塑院主任老牛看不惯，令办公室的王建民等人侧目。打电话当然事出有因，老牛和王建民等人知道严打的风声，片警早已给他们和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吹过了风。事后有人说电话是王建民打的，有人又说是老牛让王建民打的。恐怕他们那时谁也想不到，事情会整得这么大，龙首村跳舞案成了全国三大流氓案之一。雕塑院的三、四个年轻人被抓，被判刑，甚至可能被杀头。但是以老牛他们的年纪和阅历，他们完全能够料得到，完全清楚中国政治运动的残酷。他们如何能解释，把这几个跳舞的年轻人往严打里面推的作法，是由于自己的狠毒还是自己的无知？这件与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事，人命关天。事后他们真的心虚了，害怕了，后悔了。以至王建民从此绝口不提，以至老牛多次出面保释。G七年后回到雕塑院，单位领导主动地、悄悄地从他的档案里撤掉了所有的七年的痕迹。
可以欣慰的是，在这些年里，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和安慰。刘晓宁是主动找到我的，他自告奋勇说他可以帮助G申诉、减刑。本来跳舞花案跟刘晓宁没有一点瓜葛，刘晓宁的朋友海燕因画裸体被抓走了，刘晓宁开始了四年的 “打捞”。放弃工作，投入自己，以至那法官感动得流下眼泪说：我不帮你我不算人。海燕的亲弟弟做不到的，刘晓宁都做到了，结果海燕一审判12年，二审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这是83年西安所有跳舞案改判的唯一。
刘晓宁继续为G奔，他跑劳改场，跑法院，争取G能够减刑或假释。几年下来晓宁为了打捞这些朋友，不但丢了自己的工作，还害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而晓宁的妈妈全力支持他，晓宁的妻子也从不因他丢了工作而有丝毫的埋怨。有这样的朋友在身边，领受着这样的人间真情，才没有使我陷入灭顶之灾。
一年年煎熬、一年年等待。最终由于G在里面的减刑，朋友们的帮忙和雕塑院领导王天任院长的多次保释，G坐牢六年半后被假释。
政治运动毁掉了我们的前半生，毁掉了我们的所有青春年华。有朋友劝我们申诉要求平反，但我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因为那一切都会是徒劳。
2013年春
1
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种故事比比皆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对黑暗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他们要加入保护美国两百年来捍卫守护的自由法治公平正义的队伍
学校开大会，到一个学生领着喊口号的时候，小孩一激动，喊反了。
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
结果，逼着小孩承认是他爸爸教的。刚好他爸爸有是地主。
然后，他爸爸被判刑，死在监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