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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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一年级会写几个字开始，老师就要求我们记日记，并且还要交上去个给老师批改。尤其从雷锋叔叔的日记出现以后，我们更是积极的把极大的热情挥洒在日记里。虽然我现在已经找不到那时的纪录，但也还记得写的大致内容。无非就是今天检了一分钱交给了老师，放学时帮助一位老奶奶过马路什么的。每天都盼望着发生点什么奇迹，什么新鲜事好记下来给老师看。我想那个时候，写的最精彩的恐怕就要算看完电影的感想了。什么《鸡毛信》，《红孩子》，在长大一点看的《南方来信》，《烈火中永生》，每次写的观后感都会被老师拿来当范文在班上念，自己也觉得挺得意。

不知不觉中我们一天天的长大了，日记里开始有了和某某同学吵架了，喜欢这个老师，不喜欢那个老师之类的话，而且也不想再把日记交给老师批改了。当然那时已经有了作文课，也不用再交日记了。

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也看到不少人因为日记而招来横祸，但心里只是想为什么要写下来还被别人发现，为什么不藏好一点。

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上小学五年级，然后跟着父亲的单位从北京迁徙大西南。等再次走进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九年了。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去上学，还没走进教室就听见里面吵吵嚷嚷叫声连天。只见班上一位平时就爱抄爱闹的女孩，朱琳，手里拿着一本红色塑料皮的小本子，高高的举过头绕着课桌跑，沈玉嫚，我的同桌，跟着屁股后面追，脸色苍白，眼泪汪汪。我一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并且下意识的把手伸进书包，还好，我的本子安然无恙的呆在书包里。凭着我平时和朱琳关系不错，我大声叫了一声：朱琳你把本子还给人家！朱琳停了下来，但还是不可肯还，嘴里还嚷嚷着，好你一个沈玉嫚，思想这么复杂！上课铃响了，朱琳犹疑了一下，沈玉嫚趁机把本子抢了回来。

但这事儿没有完，不知是谁把这事告到班主任那了。于是老师是把我们招去开会。我那时还当个什么排长，（为了配合军训，把班级都变成了排）。等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完，我才知道原来沈玉嫚不过就是在日记里写了一句，人为什么长大了都要结婚这类的话。我心想要是他们谁把我的本子偷去，那才是真麻烦了，我满本子抄的都是普希金的爱情诗！老师看我不说话就问，你怎么看这事？其实我心里早就在嘀咕了，想着怎么表这个态。

我，我觉得，（我想这回我也是豁出去了）沈玉嫚小小年纪就想这样的事，确实不对，但我们可以好好和她谈谈，帮助她。可是随便乱翻别人书包，此风不能长，（当时肯定不会用这样的词，但我忘了怎么说的，总之就是这个意思了）否则别的班的同学会怎么想，这绝对会影响我们班的荣誉。其实说着这话，我的心咚咚的跳，生怕别人看出我心中有鬼。

我们班主任用一种耐人寻味的眼神盯了我一眼，然后说，这样吧，你下来找沈玉嫚谈谈，让她写个思想汇报。行了，散会！

走出老师办公室，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为沈玉嫚，也为我自己。

从此我的那个本子几乎每时每刻跟着我，不敢放在家里，怕家里人看见，不敢放在课桌抽屉里，怕同学乱翻。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心里徒然升起一个愿望：如果有谁能够保护我们，让我们自己想些什么就写什么，那该多好啊！

那一年是一九七零年的春天，我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