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文化因素

周末去听的讲座,让我最有感触的是Links教授所报告的“预防自杀应考虑的文化因素”.Links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预防自杀的研究.他不仅投入精力研究加拿大的自杀和预防,也投入精力与中国,斯里兰卡合作研究自杀预防.

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很高的国家,按2002及2003年的统计,中国每年每十万人中有二十三人死于自杀,而加拿大为每年每十万人中有十点八人死于自杀.与北美相比,中国的自杀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地域因素.Links教授引用了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自杀预防事业的Dr.Mike Phillips的资料来讨论这些文化和地域因素.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Dr. Phillips的工作,他是加拿大的一位精神科医生,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北京的回龙观医院工作,并开创了中国首条自杀干预热线.这条热线多年来虽然收到美国通用等公司赞助得以存活,但因为拨打的人太多,十有九次是打不通的.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自杀预防,建立和谐社会,这条热线得到扩充.希望现在不会有人因为失去最后一线希望而走向绝路.我曾在2006年的北美精神医学年会上见到Dr. Phillips本人,当时他被授予当年的人道主义奖,作为中国人,我深深为他的奉献感动.

与北美相比,一:中国自杀因精神疾病引起的比率较低,在北美自杀的人当中患精神疾病的占百分之九十多;而中国自杀的人群患精神疾病的只有63%;二:女性自杀人数多于男性,世界上的统计是男性多于女性;三:农村是城市的三倍;四:每年287,000的自杀者中约150,000使用饮农药的方式;如果能够有效管理农药的使用,每年可至少拯救50,000生命;五:中国为面子自杀,这是从我们古代就开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另一点是中国农村的年轻女性很容易自杀,而且往往是突发性的,会因为偶发的家庭冲突而采取自杀行为.虽然中国妇女普遍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农村的一些妇女地位仍然不高,这也是她们容易轻生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媒体的导向问题,很多自杀的人是因为身边有人自杀过.在加拿大,如果不涉及谋杀,媒体是不报告自杀行为的.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的刘教授目前收到香港一个机构约两千八百万人民币的基金,这笔基金用于训练农村基层医生精神医学知识,用以农村的精神卫生防御和自杀干预.中国政府为建设和谐社会也对这一项目进行投资.Links教授也从加拿大国立卫生研究所申请了基金与中国同行合作开展利用文化差异预防自杀的研究.

听了这个讲座,我有些惭愧,因为我一直喜欢读书,读书花去我很多时间,我一直想只读书不工作.也许,现在是我将有限的知识进行应用的时候了.我还是去申请一个执照,走进忍受着“心痛”的人们,和他们一起抚平心头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