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妨清狂
曾是知青今未老，拏雲心事且論文
说起来是件得意事，元恺先生之为作曲家，我是猜出来的。为什么要靠猜？以前没听说过。出国二十多年，国内音乐界的情形，隔膜已久，以为国内的音乐人要么在卡拉OK，要么在琢磨怎么弄出些刺耳的古怪动静。由于两位朋友力荐，我找来《炎黄风情》的CD，当时想，姑妄听之。初不经心，继而凝神，细品一过，不禁击节叹赏，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一至于斯。现在的中国还有这样的音乐，中国的音乐界还有这等人物！
《炎黄风情》的旋律取材于民歌。民歌本有词，造语多清新质朴，常有文人伎俩不可及处。然而有词就不能不落言筌，对听者之想象，多少是个限制。管弦乐无词，尽失文学之美。然而少一重束缚，更可自由挥洒，讲出不同于原作的故事。
用不着害羞，跑到音乐厅听故事的，也不止我一个。外行还能听什么？和声技巧、对位功力，还是曲式、配器？没那能耐。就算略知一二，也不会找那罪受。外行听音乐，说透了，就是支楞着耳朵做梦。只要音乐好听，人就跟着进去了，境因乐起，境由心生，说不清。感动了，多半儿就是听出了故事。
以前听过的以民歌旋律为素材的曲子，印象较深的只有马思聪的《思乡曲》。当时年轻，觉得马思聪讲的和原本的故事，差别不很大，只仿佛那马在城头上多跑了几趟。近几年，在业余合唱团里混，才知道，拿到一个本有故事的旋律，想变出点儿花样，讲出自己的故事，还得讲得好听，不容易。大七、小三地随便配配，再凑合几句复调，没准儿就得让唱的、听的联想起穿西装、打领带、挽裤腿、下水田插秧的农夫。
元恺先生是用西洋乐器讲中国故事的高手。从整体看，《炎黄风情》有如《清明上河图》，地则东西南北，情则悲愁喜乐，是中国人风俗、情感的长卷。细听各曲，曲曲都有故事，引人入胜，使人荡气回肠。把故事讲好，关乎技法者，专家自有说头，非外行如我辈所能置辞。我有把握说的只是，这些故事，个个似曾相识，却又都闻所未闻、处处透着新鲜。
举几个例子。例子有种种不同，头一种是大体保持原来故事的梗概的。譬如《蓝花花》，除了对我们熟知的女主人公的直接刻画，元恺先生还加上对环境的渲染，把女主人公的形象衬托得更为动人，也使这短短的曲子充满戏剧张力。在最后微弱的鼓声中，听众不由得和作曲者一起，深深叹息。《女娃担水》另有一功，那种层层变化的推进，恐怕非管弦乐莫办，中间陡起波澜，动人心魄。
《小白菜》和《对花》都在中间插入另一民歌的旋律，插入的旋律与主题或彼此呼应，或相互对比，融合无间，很见匠心。《炎黄风情》还有几曲，也使用类似的手法。在这种地方，元恺先生讲述的简直就是新故事。《对花》怎么听怎么像是庙会，那种表演者与观众水乳交融的热烈气氛，只有在庙会中才能见到。《小白菜》表现的伤感、落寞、惆怅，远非儿童的心灵所能容纳。每次听，都引起我不同的感慨。
《炎黄风情》还有几个特别短、只有一分多钟的曲子，硬说那些也是“故事”，大概只好算“一分钟小说”。这些曲子虽短，音色异常精妙，寥寥数笔，把人物、场景，勾勒得活灵活现。元恺先生在这几首短曲上下的功夫，也少不了。
西洋乐器，音域宽广、音色丰富，固为其显著的长处，其制作精密、操作方便，更非我们的唢呐、二胡可比。全赖工业支持的管弦乐队，为多声部音乐提供了基础。唢呐、二胡之类，自有好处，好处之一，在独特的“味儿”。音色特性之外，这“味儿”恐怕还来源于音准的游移。果如此，则对合奏而言，好处变成坏处。至今没有民乐队的标准编制，也许以此。现成的东西，拿来就是，为什么不用？元恺先生用他这部作品证明了，拿来是可行的，用西洋乐器讲中国故事，可以讲出彩。
西洋的多声部音乐，已有几百年历史。其间大师辈出，在大、小调基础上的和声、对位技巧，早已钻研得十分透彻，后来者似乎只能出奇制胜。逮至近代，许多作曲家愈出愈奇，怪力乱神，百无禁忌，仿佛专门与听众的耳朵为难。论者以为，此种没调的音乐，乃是现代人紧张、焦虑、迷惘的心理状态的投射。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作曲家刻意求变、以期迈越前贤的结果？在这一背景下，《炎黄风情》揭示了属于中国作曲家的莫大机缘。
汉族没有多声部音乐的传统，是一缺憾。但祖先留下的民歌、戏曲、曲艺的旋律，今天正好成为创造多声部音乐的无尽宝藏，缺憾化为机缘。更妙的是，给汉族音乐配置和声，有其特殊的难处。难处似在在调式。徵调、商调，汉族常用；有时还会用到角调。就是宫调、羽调，也还有雅乐、清乐、燕乐之分。完全套用大调、小调的和声、对位技巧，难免顾此失彼，不是破坏原旋律的风格，就是和声单薄、单调、甚或刺耳。这就得下格外的功夫。功夫到了，不作怪也能出新，是这一代中国作曲家的福分。《炎黄风情》各曲的和声，丰厚、灵动，与原旋律配得严丝合缝，无斧凿痕，是融合中、西音乐传统的范例。
（原载《人民音乐》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