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来了高老师

2014-05-28

“空洞无物，失败之作！”

拿到我的作文簿，看到这行呈四十五度斜角的批语，我的心情顿时跌入深渊。

过去三年，我从未栽在作文上。我可是学校大批判专栏的主力。七四年批林批孔，七五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七六年揭批判“四人帮”，从学校领导到老师同学，都誇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总之，我，能写，会写，是个秀才。

我的高一是一九七七年春开始的。那年安徽省将学年的春季开学改回秋季开学，因此高一上了三学期。重要的的是那一年恢复高考，谣传以后高中毕业有可能直接参加高考。虽然将信将疑，但难免遐想联翩。这可是高一的第一篇作文，无论如何，使出浑身解数，打算给新来的语文老师一个深刻印象。还真未想到以我的水平与努力居然得了个“空洞无物，失败之作！”

我错愕，懵然，失落，头重脚轻，在学校的竹园里漫无目标的漂着。太阳下了山，早春的寒风刺醒了我。我回到教室，汽灯还未点亮。对了，那时学校还未通电。汽灯也烧煤油，但在底座的油壶里打上气，煤油从灯嘴处喷出， 燃烧灯嘴上的一个石棉做的纱罩，照射出来的灯光白晃晃的，并会发出滋滋的声音。那时晚自习，每间教室都点一盏这样的汽灯。就在黄昏之后，汽灯点亮之前的时候，突发奇想：就把我当时的心情写下来。

不一会，汽灯亮了，我拿起本子，写起了“‘失败之作‘之后。”说来奇怪，这是自上学以来第一次写的自命题作文。大概是“自由”写作，彻底摆脱了几年来写大批判文章的套路，也是高老师作文课上反复强调的要打破“帮八股”。第一次感到文思泉涌，不一会就写好了三页纸。

就在我放下钢笔，轻轻舒口气的当儿，发现高老师站在我的面前。

高老师既是我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晚自习会时常到教室转转。“写得不错，给我看看，” 高老师道。拿过我的作文本，又道“我那里还有点剩锅巴。”不知怎的，他居然知道我未吃晚饭。我忐忑地随高老师到了他的寝室，一边啃着锅巴，一边听高老师的点评。虽然批评了很多，但我知道他很满意。第二天作文点评课上，他重点点评“‘失败之作‘之后，”引来很多同学的目光。都是高一新生，大家才相识不久。

高老师到来之前，就听到他的不少故事。小镇嘛，闺房的窃窃私语，都会传到每个人的耳朵，更何况来了一位高老师! 他可是小镇考上大学为数不多的佼佼者，而且还是南京大学。据说他高考进考场还带上篮球，夹在两腿之间。考试交卷时间还早，可他也不想再费神了，第一个交了卷子，冲到球场打球去了。对此，我倒没有核实过。

高老师自上了大学，大概很少回老家的。他学的是法语专业，据说是外交官的干活。有人说他是王海容的同学，后来发现搭不上，根本不是一个学校的。又传是温元凯的同学， 这有可能，但多半不是同届。不过读书时赶上文化大革命，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受到造反派冲击，高老师站在“保皇派”一边。后来似乎认识到匡远没有想象中的干净，或有倒戈。后来受到“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发配到江苏省昆山县某学校教书。我没有核实过这些往事，但看过戴厚英的《人，啊人！》之后，觉得挺匡或倒戈都符合高老师的个性。十足的理想主义者，爱所爱，恨所恨，爱憎分明，没有调和。

从高老师的语文课上第一次知道一个词既要知其内涵，又要知其外延，才算是掌握。之前，语文在我的印象里是最具伸缩性的。高老师总是把一个句子，一个段落或一篇文章加以分解，然后逐步装配起来。可以说，除了大批判文章，我的其余的语文知识主要是高一三个学期从高老师那里学的。我至今还记得有次写个学校文艺汇演的快板：“四人帮，忒猖狂。。。”获得高老师的称赞，因为就一个字用的好，那个“忒”字。

高老师在学生的学习上很上心。七八年的一个春天，正在教室里跟同学们争辩究竟是博士厉害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更牛。高老师拿来理由的“扬眉剑出鞘”要我仔细阅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高老师看到后的报刊杂志文章，总会与学生们分享。其他老师则只强调课本，课本之外的一概视为禁忌。要知道那时语文课本基本上还是浩然，鲁迅或毛的天下。我获得一本文革前的《文学》课本，只敢在月光下偷偷摸摸阅读，就偷像看《性的知识》一样，都是很冒险的呢！甚至高二时偷看刘心武等人的《让我们来讨论爱情》还团委书记抓住当典型。

那时老师们也基本上住在校内。学生也是住校，大约五十人住在一间大房子，分上下铺，各住两人。十几张复式床，挤满一屋子。老师们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卫生，可一帮十几岁的半大小伙子，有谁会在意卫生？春天来了，总有一股刺鼻的臊味。一个晚上，一位同学病倒了，高烧不退，班干半夜找来高老师。“不好，马上上医院！”高老师亲自背上正高烧的同学赶到镇医院。一检查，脑膜炎，再迟脑子就烧坏了。

那时候学校有个锅炉房，全校师生每天凭票在那里打饮用开水及盥洗热水。老师们一般会一手拿两个暖水瓶，一手端一水盆，很不方便。高老师在一个旧篮球上装上一个铁丝提柄，再在球上切个三百度左右圆弧，作为出入口兼盖子。一“球”热水正好一盆，洗脸泡脚，合适。很快，老师们都改用篮球取水，成了一道风景。

高老师喜欢下围棋，虽棋艺不精，却不肯服输。棋瘾难当的时候，会提起他的由三百六十余枚硬币和一件“奖品”，敲门去找对手切磋切磋。硬币的正面作黑子，反面作白子。一番厮杀，带去的“奖品”往往会成为对手的“战利品”。就这样，他的小提琴走了，板胡走了，猎枪走了。师娘跟我透露的，可信度高。

师娘大约是昆山人。年轻的时候挺漂亮，秀气，大眼睛，脸形线条分明，有江南水乡女人的大多特点。据说原来是县广播站的广播员，声线细， 声音高。随高老师来到小镇后，先后在村，镇小学任教。虽为广播员出身，那时小镇对高老师的江淮普通话勉强接受，但对江南普通话还很陌生很抵触。师娘一定受到不少挫折。

高二的时候，我分到理科班。高老师认为我学文科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数学强，但其他老师认为还是上理科班把握更大。老师们特别敬业。经过高一三学期，我在小镇的学校已然成了学霸。全校的作文竞赛，击败高二两班我搞了个第一。在县里数学竞赛搞个第二名。那时的县就是现在的市，而我们学校是七二年才开始办普通高中班的，至八二年结束，此乃后话。文科班一墙之隔，听到高老师讲课，我时不时会遛过去旁听。那时心里种下文学梦的种籽，已经开始发芽了。

上了大学不久，高老师当了校长，并把普通高中改成了农业中学，几年后又改成职业高中至今。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到母校，看到高老师当初带领我们学生亲手修建的一条最长最宽的砂石路“中央大道”改成了水泥路，大概这就是学校改制以后的好处吧。可是这一改，当地的学生要想上高中考大学，就得远走他乡。或许新增的困难让一部分人过早放弃了求学之梦，或许一部分人有机会去了更为周全的高中而增加了上大学的胜算。

无论如何，高老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九五年夏天回国的时候，我特别想见一见高老师。那时他已回到昆山多年。昆山离上海很近，但到火车站一看，根本买不到却昆山的车票。结果从票贩子手上以三倍的价钱买到一张到镇江的座票。辗转来到高老师在昆山的家，虽不宽敞，但也合住。高老师倒腾了半天，将他的分离式空调修好，安排我住在他家唯一的空调房间。师娘老了不少，但高老师还是那么精力充沛。

再次见到高老师是二零一三年。七十几了，身体十分健朗，去卡拉OK，还是又唱又跳，折腾到半夜。谈起高老师的政治思想，全是时代的产物。颇似唐吉珂德，并且有一种机械的二分论，居然对文革也要一分为二，实在不敢苟同。谈到正在写一部自传，客观再现一生的见闻与思考。我心道，遭了，命题作文来也。不出所料，吩咐在场学生每人一篇。时光荏苒，一拖就是一年多，这回是“未能按时交卷”之作。

 

[三国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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