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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虎噬人还是人驯虎?(四篇)

(2010-09-19 18:57:51) 下一个
是虎噬人还是人驯虎?(四篇)


第一篇 今天是虎噬人还是人驯虎?


张三一言


01-01 今天是虎噬人时代不是人驯虎时代。

虎噬人於野之际,崔卫平不叫人逃命、不叫人抗虎,而叫人赶虎入笼、教人驯虎之道。

崔卫平说∶“身为中国人,懂得中文,我们就一定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或者像我们应该做到的那样,更加了解这个国家?有能力把握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个质疑很有道理。崔卫平是把自己列入“了解中国”类的。但是,崔卫平把虎噬人的中国看成人驯虎的中国,是不是如她所说的中国人中的一个?她更了解这个国家?

请看官们了解一下,当前的中国是虎噬人时代不是人驯虎时代?

在这里是把政权比拟为虎,民众比拟为人。今天的政权是权钱勾结的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权,是黑社会化了的政权。这个政权主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维稳,也就是保护中共一党专政的权力。为此做尽反自由、反人权,迫害民众的事。垄断媒体、封网、抓言论犯、抓颠覆政权犯;剥尽中国人的自由和权利。第二件是疯狂劫掠民间财富和国家公帑,把进了口袋的钱转到美欧澳等他们视为敌人的国家去以策安全。民间虽然愤气冲天,形成爆炸性危险局势,但是,没有形成与一党专政的强大权力抗衡的有组织力量;只能作散星式、最初级阶段的维权。现在民众连最基本的自保能力都不足,离影响、制衡、改造中共还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可见,今天的中国政治局势明摆着就是虎噬人时代,而不是人驯虎时代。

在虎吃人正欢之际,崔卫平大谈“找到自己驯虎师的位置,才是强而有力的反对派。”还找出王天成的话来助阵∶“是的,波兰的经验是驯兽记。争取自由民主的历史,就是驯化统治者的历史。1215年英国贵族用刀剑将大宪章强加给国王,是近代驯兽的序幕。”赶虎入笼、驯虎於笼应不应该?需不需要?百分之一百肯定∶应该、需要。像知道妈妈是女人一样,知道老虎应该要关入笼子当然很重要;知道你是不是处於被虎噬之险境、你有没有避噬拒噬能力更重要;发展和累积民众的避噬拒噬反噬力量是最重要中的最重要。在有了避噬拒噬能力後,你才有资格谈有没有力量把老虎关进笼子的问题;你真的有能力把老虎赶进笼子了再说驯虎之道还不迟。

今天中国还没有到赶虎入笼驯虎於笼的时代,今天中国人要做的不是赶虎入笼驯虎於笼而是防虎噬人抗虎噬人的事──最重要的是组织抗虎队伍和力量。英国贵族之所以能驯服国王,是因为贵族力量足够强大。中国民众要驯服共产极权,就要像有压抑国王力量的英国贵族那样,有压服中共的力量。中国民众有吗?没有。在没有这个力量的时候大谈使用这个力量是一剂强效迷魂药,误尽苍生。在这时若有持枪猎人正欲射杀吃人老虎,你横加阻止,要猎人改业驯虎,你就是为虎作伥。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驯虎师,是梦呓。你在梦乡“找到自己驯虎师的位置”又有甚麽用?虽则,梦想也可以成为现实,而且梦想会美於现实,否则就没有必要梦想了。

总而言之,在谈赶虎入笼之前先要判定自己是否正在被虎噬中,有没有避噬抗噬能力;在赶虎入笼之前要发起和组织赶虎队,而不是幻想驯教在野外吃人正欢的老虎;在老虎被赶入笼後才能谈驯虎事宜。崔卫平们最大问题是时空倒错,把虎噬人於野的现实,幻想为驯虎於笼的现实。

还有一个问题。崔卫平能找到自己驯虎师的位置吗?她能充当驯虎师吗?

在组织抗虎力量中提倡与虎合作的崔卫平,怎麽能有赶虎入笼的意愿?有与虎合作而无赶虎意愿的人要做的不会是找自己驯虎师的位置,而是找自己与虎合作伙伴的位置。一个人怎麽能够身兼在野散养之虎的朋友、合作者与驯虎师两个矛盾角色?


01-02 莫以人性度虎性。

现在不是谈驯虎的时候,但是将来可能需要。驯虎也有其驯虎逻辑,而不是想当然可成事。

崔卫平以《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为例,说没有新闻自由害死了胡长清,证明“散养的老虎对它本身也非常不利。‘权力的老虎’与大自然的老虎不一样在於,它不仅吃人,也吞噬自己。”

这是以人性度虎性、以民性度党性。

如果这是人对人说的话,有道理;但是,如果是人对虎说,就百端谬误。请问这个世界哪里可以找到一条舍弃非常不利的也吞噬自己的野生,自愿选取被关在安全笼里的老虎?胡长清有可能悔无监督,因为作为一个人,他是人,有人性;死到临头其言也善。一条老虎即使被捉被拔牙剥皮到最後一口气也绝不会悔不入笼,因为它是虎,有虎性没人性。作为“权力老虎”的极权中共,它不会因为可能自噬而放弃噬人;它会在自噬之前把噬人最大化;它就必然只会实行高压专政;因为作为一个极权党,它只有极权党性,没有民性。当然也非绝对如此。党是由人组成的,通过对人的改变或许有可能改变成为非极权党。但是改变的条件是它受到足够的压力和监督。就是说今天要改变中共,首要和必要条件是发展民众的反抗暴政力量,而不是在没有力量条件下去梦想改造中共。


01-03 为甚麽会出现与极端专制(或极权)统治的政治懵人?

崔卫平的思路是混乱的。她一方面大谈赶虎入笼和驯虎,但又与散养於野的老虎(她把中共比作老虎)合作。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应记取∶能与之共处和合作的对象是平等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平等的合作伙伴关进笼子。要关进笼子的就不是平等合作的伙伴,他们之间是主仆或人兽关系。现在崔卫平一方面强调与极权中共共存、妥协、合作;一方面又要把合作者的中共关进笼子里去。这是不自恰的理论。持这种混乱、不能自洽的逻辑者是政治懵人。

自古以来,提倡与虎谋皮的与极端专制(或极权)统治者合作的蠢事都有政治懵人去做。是甚麽东西制造如此不会觉醒的懵人?是恐惧。人有强弱两面性,在长期权力高压和恐惧下人的弱性会浮现;这个弱性表现在屈服、驯从权力。这是人之常情,我认为应该理解、谅解、同情。屈服、驯从有伤自尊和道德,给人予受辱感受,於是内疚自责。这种矛盾状态必须得到平衡;就要找寻能自圆其说的道理,求得出路;与高压和恐惧之主和解合作的理论就在这样的困局下被提出来使用了。

米寄尼克能与雅鲁泽尔斯基对话,这是因为波兰的共产党并不像中共那样极端,还有理性与少许良知,所以对话与合作都能成事。可以说有历史和现实支持反对派“与专制统治者和解合作”可行。或许,米奇尼克是从波兰现实提升成为理论并从中找到操作模式(是否真实,在此不议)。在中国政治现实是中共是极权者,实行高压和恐惧政策,把一切反抗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反对派连生存空间都没有,怎麽会出现 “与专制统治者和解合作”的反对派?可见,今天在中国谈与统治者合作是天方夜谭,是伪命题。正常人不会作此谋。无奈的是在谎言、恐怖、高压之下,在一个与极权绝无可能和解与合作的政治现实环境下却产生了与极权中共合作的幻想,且还要把这一幻想付诸实现。今天有不少这麽样的政治懵人作此蠢事。崔卫平的《把老虎赶进笼子里》是这类幻想和政治懵人表演的代表作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现实都不支持“与极权统治者和解合作”──理由也简单∶世界上没有与虎谋皮或与虎合作的事。

(是虎噬人还是人驯虎?──崔卫平 赶虎进笼评述之一)







第二篇 与虎共存论


张三一言


02-01 与虎共存、与虎合作是崔卫平政治思想的核心。为甚麽反对派一定要与虎共存、与虎合作?

崔卫平主张∶“反对派甫一诞生,便意味著这些人将要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继续下去,不仅是掌权者和其他人们要适应他们的存在,反对派们也要学会能够与所有的人们一道相处,包括中共人。”

请注意∶反对派甫一诞生,便意味著┅将要┅与┅中共人┅一道相处。

这个思路有极大问题。

其一,我不知道这是崔氏概念混乱还是误导。既然是反对派甫一诞生就面对的中共人,那麽肯定是全过程的中共人,当然也包括极权中共人。这是明白表示作为崔式反对派条件之一是必须能与极权统治者共处和合作──与虎共存、合作。这是米氏“在循序渐进建构民主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的中国版。崔教授开宗明义,题目就是“把老虎赶进笼子里”,老虎既然可以与己共存、相处,可以合作,有甚麽理由还要把它关进笼子里去?这个世界还有要把合作伙伴赶进笼子才能合作的怪事?

其二,民主革命者与崔氏不同的地方正是从诞生开始就立意不与极权老虎共处或合作。但是,并不反对,反而是与乐意在多党制条件下,已经接受民主制度和按照民主程序行事的中共人一道相处。民主革命者不与极权中共相处被崔卫平偷换成为不与民主条件下的中共相处。崔卫平想横加革命派不容民主制度下的中共党人、甚至是民主革命者要消灭这样的中共党人肉身的罪名,以抵销因自己愿意接受和与实行极权中共人相处失去的道义。

“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我们必须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米奇尼克《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

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谁与极权党互动(米氏说的并肩行动)?是民众的反暴抗争还是在象牙塔里的崔卫平们?

崔卫平主张的是合作改良,是点滴累积公民资源,渐进到民主宪政社会。这种主张是源远流长,在六四挫折後突显的思潮。这个主张有效吗?我给出的回答是∶效果等於零。这个效果是很容易检验出来的。既然是渐进累积,经过几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应有一个渐进累积“量”的表记。请问崔氏改良的渐进“量”表现在哪里?记录是零,所以,可以断言∶改良效果为零。崔氏们可能会反驳∶革命的有效“量”又何在?我的回答是∶革命一般是一次过作根本改变的事,可是,到今为止并未曾发生民主革命,所以质疑还没有发生的事之效果是空指责。不过,革命也有渐进之量,它表现在具有初始革命性质各种模式的反抗暴政事件(活动);现实中与中共互动的是以实际行动的维权者、是反拆迁者、被冠於“群体事件”的抗暴者(以翁安、石首等为典例)、是围观散步者、是“我是刘贤斌”关注团┅这才是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这个互动已经取得可观成果∶成果之一就是促使统治集团内部出现裂痕,削弱了极权统制力量;表现在温家宝屡谈普世价值与民主上面。成果之二就开创了异议者的小空间┅这些互动,崔氏改良者们并没有参与当然也没有功劳;他们只热衷於幻想改良。

讲了谁与谁互动,可以再谈谈如何互动。不是如崔卫平所说的,能够看出执政党变化,就能去促使这个变化;这个变化也会往好的方面转变。崔卫平这个论断不准确。我认为,只有能明确知道这个极权党变化的原因与动力,才有可能去进一步促使这个变化,并且迫它非得依照我们认为好的方向转变不可。极权党变化的原因和动力同是一样东西∶普世价值的软压力和民间抗暴的硬压力;压到它动弹不得,压得它非在死亡和放权之间作一选择不可。这几十年来中共的变化都是受到这些类压力的结果。但是,民间压力还极之有限,所以中共的变化也极之有限。

02-02 反对派在道德上应该置虎於死地。

崔教授问∶“民主的反对派是否仅仅停留在某种道德情绪上面,是否仅仅是靠道德义愤就能够解决问题?”

这个质疑本身就有问题。

不要把反对派视作一个整体,不要以一个整体的观点去讨论要道德还是要政治的问题。这样讨论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事实上,反对派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口头反对派”指的是著书立说的独立知识分子、发表时政评论者、茶馀饭後发牢骚的平民百等。这些人的“反对意见”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纯道德的,当然也可以兼而有之;这些人只谈道德不谈政治是很正常很健康的。崔教授可归入这一类人,所以她完全可以不谈政治,也可以大谈政治。当这类人纯谈道德时,他们有理由,甚至有必要对极权老虎不原谅、不宽容、不妥协。要打死噬人老虎,有甚麽错?面对极权,人们要推翻它,面对顽固坚持极权和行恶者,人们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也很合理。要人们从道德上退让是不合理、不可行的事。

另外一种人是参与政治操作的反对派。

想参与权力的活动,要充当政治家或政客,即作为参与政治操作的反对派,就非谈政治不可。在特殊情况下,政治可以不妥协。但是一般而言政治需要妥协,妥协是政治常态。米奇尼克参与实际的政治,而且是属於非妥协不可这一类。所以,他妥协很正常。问题就是出现在一个正常的妥协的政治家要求谈论道德的非政治家作在道德上作无理的退让。崔卫平的问题就在这里。

02-03 理性的老虎可能更难合作

崔卫平以理性为理由,认为理性的老虎(极权制度)会与反对派妥协∶“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果真如此?非也。这是一套似是而非的话。甚麽是实用主义?避开哲学不谈;常识性的理解∶实用主义就是找寻最方便、最实用、成本最低的方法达到目的;有甚麽好方法就拿来用。凭甚麽说“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当协商更有利於一党专政时,特别是更便於控制时,一个视权为命之党的实用主义者会实行协商;中共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极权政治理性妥协范例。当镇压更有利时,它会毫不犹豫地实行最残酷的镇压;因为它知道镇压最能解决问题。中共没有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把不满消灭在暴发之前”,这是稳定和维护专政的有效方法;中共坚持选用这种方法就是理性实用主义的最好表现。中共最大利益就是管治一切、掠夺一切。那麽,甚麽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实用方法呢?就是一党专政制度(方法)。事实上,一党专政成了维护其一党独霸利益的最实用的方法;所以,一党专政同时也是它必定要维护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党专政也成了它的目的了。就是因为中共是理性的实用主义者,所以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中,他们一定相信专制、极权才是唯一的出路;民主是反专制反极权的,所以他们必定对民主抱有恶感。哪里会出现“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的怪事?请问反对派能与这麽一个极之理性的权力老虎合作?可见并不是理性或实用主义就是好,还要看是甚麽人为了甚麽目的而理性、实用主义。有时,理性的政权老虎更坏,更难合作。

对这麽一个极之浅显的道理和常识,竟有一些识字精英用理论包装成为颠倒的反常识反逻辑的东西。

(是虎噬人还是人驯虎?──崔卫平 赶虎进笼评述之二)








第三篇 救虎队──救党派


张三一言


03-01 救虎救党方法∶打造一个善良中共、打造一个中国雅鲁泽尔斯基。

崔卫平文章的核心是与极权合作;用心是救党。为了救这个腐败透顶、罪恶滔天的党,就得把它打造(伪造)成为一个善良正面形象的中共。为满足中国人盼青天望救星奴性的一面,打造(伪造)一个中国雅鲁泽尔斯基也属必要。

崔教授说∶“打造一个中产阶级给党用用,借用这个句式,那麽,民主的反对派需要重新创造一个党内改革派,创造那样一种政治现实,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个人(这些人们)身上,应该体现出来自社会的压力,人民的要求,民族的历史责任。即使他不愿意,也一定要让他这麽做。”

中国不是波兰,中国没有雅鲁泽尔斯基。极之简明的道理是∶波共容忍华里沙、米寄尼克等反对派,中共把反对派消灭於萌芽状态中;波共选择了容忍和对话,中共选择了镇压与屠杀。一些识字精英最大毛病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用等同於前波兰的幻想中国替代有中共特色的现实中国。

反对派要与统治者和解或合作,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有一个有和解与合作意愿的统治者。要怎麽样才能出现和解或合作的统治者呢?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麽说,有一条这样的规律∶党外有甚麽意识型态、有甚麽实力,党内就有相应的派;党外意识与实力有多强大,党内相应派别就有多强大;有华里沙就有雅鲁泽尔斯基;有中国特色的维权和毛左就有温流泪和胡木面表现。党外实力能为党内反对派提供支点时,党内反对派就会浮出水面(党内异派通常滞後於民间力量)。当统治集团内出现倾向民众的健康力量时,才有民间与统治集团内部健康力量合作的问题;当统治集团的健康力量成为主流时,和解和全面合作才是现实议题。按照这样的认知,现在中国还远没有反对派与统治者和解合作的事。中国不是波兰,中国没有雅鲁泽尔斯基,所以,现在反对派最迫切的任务不是与中共和解与合作,而是先累积、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实力;例如,把各自为己分散的经济维权提升到整体的政治维权等等。自己成为统治者不能视若无物的“反对派”的时候,妥恊与合作才是现实议题。


02-02 祝虎万岁。

崔教授说∶‘在这批监狱写作中,米奇尼克特别提到了一种“被囚禁心理”。它既意味著“冷漠”与“去政治化”,同时意味著诸如无力、怨恨等精神状态。’

在中国的今天,到底是崔卫平们还是革命者“冷漠”与“去政治化”?革命本身就是政治,何来去政治化?革命与冷漠永远不搭界,只有认为革命能够推翻极权才会成为革命者,无力状态的人永远不会成为革命者。就是因为对极权作恶有足够的怨恨才能转化成足够的力量去改变现状。请问,对极权恶行无怨无恨的崔卫平们有甚麽动力去推动你们改变政治现实?美其名为和解合作,实际上是受辱屈从,这是甚麽政治?

崔教授指“这种被囚禁心理或许还应该包括,在许多方面无意识地模仿自己的对手,甚至抄袭对手。他们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和经历的,而宁愿顺著狱卒的手指引的方向去看这个世界——狱卒愿意表明自己是强大的,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看法;狱卒愿意向世人证明牢房是万年万万年的,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正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

我请崔卫平们想想,是崔卫平还是中国革命者有“被囚禁心理”?是谁不愿看到民众的极度愤恨?是谁不愿看到爆炸性政治局面?是谁只看到极少数有小自由空间精英的处境而看不见广大极端边缘化无权无势的民众的处境?是谁只看到虚无缥缈的党内民主派并准备与之合作,而看不到官僚资本专政的主流和反此主流的民众抗争力量?看不到这些力量者会自感虚弱,必定没有自信。只有一个自感虚弱、没有自信者才会接受狱卒强大的说法;看不到这些力量的正是崔卫平们,可见他们才是狱卒的信徒。

崔卫平们则愿与极权和解合作,在逻辑上就是愿意让极权牢房万年万万年。也就是崔卫平接受人们在牢房呆上万年万万年。为了与虎合作万年长,就得祝虎万岁万万岁。

请注意,革命者的意愿是今天就革掉牢房的命。

(是虎噬人还是人驯虎?──崔卫平 赶虎进笼评述之三)








第四篇 合作派是戈培尔信徒


张三一言


合作派的核心就是与极权派合作,但是现实并不可能,於是只好自我感觉良好地把不能实现的幻想重复又重复,期望梦想成真。这一来,合作派无可避免地沦落为戈培尔信徒。


04-01 反暴力论者是戈培尔的信徒

崔卫平说∶“暴力毁坏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

这是100%的谎言──无视历史与现实的谎言!

崔卫平既然对暴力用了“不管谁”、“必须”、“不可能”等界定词,就是说绝无例外的。既然没有例外,那麽人们只要举出一个例外其理论就破产。但是,历史与现实不但有这些例外,而且是常态。请问世界最伟大的、可作为典范的自由民主国家美国是不是用暴力建立的?它用暴力维护政权了?美国独立战争是非道德的?反抗希特勒、日本的武装侵略是非道德的?用战争暴力逼迫德国、日本实行民主制度是非道德的?台湾也是用先用暴力革命後经几十年挫折才建立了民主的政权,是非道德的?所有上述列举与未列举的民主国家、台湾现在是与中共一样用暴力维护政权?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暴力建立民主政权无需使用纯暴力镇压式维护,可以用和平法律为主兼以暴力作後盾的管治(没有不兼备暴力的政权,因为政权本身就是暴力)。反暴力、暴力必导致暴政说是永恒的谎言!崔卫平们的反暴力、非暴力论就是建立在永恒谎言基础上的。因为暴力必导致暴政说无视、歪曲历史和现实,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永恒谎言上的理论,所以,反革命反暴力者们无法不堕落为戈培尔信徒。


04-02 或是你死我活,或是维护反正义的罪恶永远存在

崔卫平说∶‘放弃暴力,同时意味著放弃暴力革命的那个思想出发点,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思路,认为只有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才能实现所谓“革命”的成功。而在革命成功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这种思路实际上都还会延续。始终将一部分人视为贱民,需要从肉体开始加以鄙视和实行管制,不管他们是“知识份子”,还是“地富反坏右”。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教训,堪称十分严重。’

“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将一部分人视为贱民”、“将另一部分人压得粉”。如果这指中共类的“革命”当然不错;但把它横加到为自由民主的革命者头上就岂有此理。反暴力论者崔卫平们绝招之一是捏造罪名横加於对方。我极力维护中国人有革命或使用暴力反抗暴政的权利,但是,我没有听说过哪一位革命者或团体的纲领或实践有“只有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才能实现革命的成功”的诉求或表现。我看到的是“只有将极权从根本上消灭,才能实现革命的成功”。革命的目的是不许非正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权存在,而不是“不是允许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压得粉"。把革命者消灭极权制度偷换成为消灭极权者肉体,并不是光明正大的君子所为。“将一部分人视为贱民”?革命派理应把坚持极权、坚持行恶、顽固不化的统治者不但要视为之为贱民,还要视之为恶人、敌人。有何不对?难道要把他们视作神圣?

除了栽赃革命或暴力目的罪恶外,崔卫平又从革命与暴力进程进行栽赃。崔卫平说“暴力革命带来的恶性循环”?为甚麽明目张胆地否认摆在人们眼前的“暴力革命带来的良性循环”?美、日、德、罗、中华民国暴力革命改变政权,带来了良性的和平改变政权的循环。为甚麽视之若无物?

实情并非如崔卫平所说的,受暴力革命的思想浸淫很深的人,头脑中总是摆脱不掉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想像。事实正好相反,像崔卫平这类受反革命、非暴力思想浸淫很深的人,头脑中总是摆脱不掉革命就是血流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想像。崔的反革命反暴力文章都是在这个想像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如果崔卫平没有了革命必定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想像,就写不出反革命文章了。如果说革命的思想出发点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思路,认为只有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可以成立的话,那麽,按照相同的逻辑推导,反暴力或非暴力的原点就是“维护反正义的罪恶,包括其中行恶的主凶永远存在。”在这方面,我们不但过去的教训十分严重;眼前的灾害更是惨不忍睹。从某一角度看,米寄尼克在波兰从事的事业,搬到中国来就是加重这一方面的罪恶和灾害。

(是虎噬人还是人驯虎?──崔卫平 赶虎进笼评述之四)

201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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