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童年三）

母亲的故事（童年三）


母亲小时候跟舅舅并不亲密，恐怕还有一点怕他。舅舅比她大了太多，又一天到晚地忙于生计，跟她最亲密的是一个堂哥，只大4岁。
堂舅的父亲是姥爷的弟弟，因为姥爷死得早，舅舅那时还不到20岁，有一段时间这个弟弟得打理母亲这边一家，在那个时候，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们实际上就是一家，堂哥就相当于母亲的亲哥哥。
母亲从来就有些佩服这个哥哥，小时候那就是有点崇拜。母亲总爱拿堂舅事迹来教训我，说他小时候就极有毅力，而且胸怀远大理想。
不过我从她的话里听出，那可是一个不安分的主，为了锻炼身体，总把砂袋绑在腿上；不理会大人的禁令，到长江里游泳；为了锻炼胆量，在坟地过夜。
我想母亲看到他在长江里游泳，一定是五体投地，因为她不会游泳。我当然有些不服气，我还不是一样敢在长江里游泳，不过那你不会佩服，而是吓的要死而把我大骂一顿；坟地里过夜，那的确慎人，我恐怕不敢，但那是因为小时候天一黑你就不让我出门，我的胆子当然大不了。
这样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那时最时髦而危险的游戏：革命。
堂舅上高中时就是共产党，大学读了两年就不得不退学，因为当局要抓，从此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结果有一回他去参加一个会，没有看到同志，却是警察等在里面，自然就进了监狱。
闹革命一般都要取一个假名字，目的自然是为了安全。堂舅是一个聪明人，没有用一个好听的名字，而用了他的一个远房表兄弟的名字，那个老兄离家出走，不知死活。于是他就想法要家里人知道，被抓的不是那个老兄，而是自己。
根据堂舅所说，那时候干革命可跟现在的电视剧里完全不同。第一，他得想法挣钱养活自己，因为家里认为他不肯读书，恼火得很，不再给他钱，那时干革命可没有人发工资，不是公务员，也没有汽车洋房，面对的不是什么舞会，有钱人家的漂亮小姐，他得去发动工人兄弟，就得跟他们一样干苦力，所以他倒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饭都吃不饱。他就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小偷，走到那房子里只是想找点东西吃，当然，如果能发一点小财也不会拒绝。
第二，没有什么人来营救他，好像别人把他给忘了，除了自己的父母亲。他从来就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会有警察等在里面，如果有人叛变，那人不知为什么没有指认他，其他的人不是被抓，就是逃命去了。只有他的老父亲，千里迢迢带着钱来想办法把他弄出来，他母亲则是流着眼泪跟母亲说：这孩子从小都是好强，没有饭吃了就回家好了。
母亲当然知道堂舅决不是小偷，但哪敢明说，他的母亲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父亲到这个时候就有点明白了，就冒充另一个父亲，没有说出他的真名。我估计他父亲和警察之间应该有这样一段对话：
“这孩子从小就不学好，偷偷摸摸，我们只好把他赶了出去。”
“那你现在还管他干什么？”
“自己的孩子，总不能看着他受罪吧。”
这倒是一句真话，堂舅是长子，家里从小就看得重。
花了钱，也有了作用，警察终于决定他是一个小偷了。
但命运却跟堂舅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再怎么聪明，也没有想到因为抗日，国共两党又合作了，于是政治犯都释放了，他却因为是小偷还被关在监牢里。
这一下他恐怕明白了人为什么不能撒谎了。
一直到日本军队打快打到那个城市，他才和许多小偷一起被放了出来，又找到了组织，却多关了差不多一年。

可命运还要继续捉弄他，文革的时候，他又因为此事接受审查。造反派想为什么别人都放了，还要把他继续关着，那一定是在培训他成为特务，好再混入革命队伍。
堂舅曾用无比调侃口气跟我们讲述当时的情景：他开始的时候并不害怕，心想这个事情很容易讲清楚。当他把前因后果讲出来后，却没料到革命小将却用十分藐视的眼光看着他，斥责道：
你为什么不大义凛然把国民党特务骂一顿，而要去装什么下三滥的小偷，做共产党难道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吗？
是不丢人，但要命，堂舅这时候开始明白面前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了，有些害怕了。不过结果倒是有点喜剧，那些革命小将认为他不是叛徒，只是革命意志不坚定，对他失去了兴趣，找那些真正的特务去了。

堂舅工作在外省一个有点偏远的中等城市，来得不多，我想他有点喜欢我，愿意跟我扯东拉西，因为他自己只有女儿，一个比一个漂亮，我记得有一回他和小女儿到我们家里来，只要我陪他们出去玩，那个女儿是个军官，还是个演员，结果总有人看我们。不过别误会，我那时不过才十几岁，她比我大很多，她老要拉着我，一点都不知道已经把我弄得极不好意思了。
我认为堂舅是一个极精明的人，读了很多书，很知道审时度势。他的革命资格有点老，算是高级干部，但从60年代一开始，他就借口身体不好，不在干事了。但我知道那恐怕不是真的，他游山玩水的干劲比谁都大。
我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有个万统城，谁是赫连勃勃，他居然找机会连那里都去过。
从49年以后党内斗争能知道，那个伟大领袖从来就不怎么信任白区的同志，从胡风，潘汉年，到文革，首先倒霉的总是在白区的那一批人，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说是什么路线斗争，其实和过去的朋党之争没有什么不同，那一样是把什么道德，变节这一类东西扯了进去，中国的政治斗争从来如此。关键在你是那一条线，跟的什么人。
堂舅算是白区斗争中的人，领导也是这样的人，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干部，这样的人在文革中没有不倒霉的。曾经要把他调到省里工作，他用身体不好推了，太太埋怨他糊涂，一到文革，他太太才知道老头子并没有老糊涂。
当然，他不可能预料到会有文革，只是本能地觉得不好办，他这种人上面并不完全信任，那个趋势他感到了，上面没有人做官就危险，这种眼光很多人都没有。
当然，那也是他对权势没有那么强的欲望。就像文革后，他的领导，战友都很风光，不存在危险了，他一样只愿意担任虚职，玩的干劲更大了。

在文革后，我曾经有一次问过他：
“你是什么时候看穿这一切的？你可真是厉害，像你这样经历的老革命居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他笑笑没有回答，只是问我：
“听说你在读庄子，说说看你读懂了什么？”
大慨他是听母亲说的，我七扯八拉讲了一大堆，然后问：
“你说对不对？”
他还是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
“年轻人读一读庄子好，年轻时总是容易偏激，爱走极端，庄子能叫人平和一点。”
我现在想来，这无疑是真知灼见。
我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读庄子的。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讲这个堂舅，那是因为他对母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