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系列 开篇

考试种种（开篇） 余入小学于1950年，升中学于1956年，进大学于1962年，原应于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岂知1966年大革文化命骤起，最后二年虽有复课闹革命（1967）等几个上课的机会，但考试已近于被取消。所以只能算读完了大四，二医当时医疗系为六年制，从五年改为六年始于1960年，故二医真正的六年制医疗系毕业生可算一个也没有，儿科系因早改一年，1965年的毕业生入学于1959年总数有100名左右，但这些学生入学时大跃进的声浪尚于高潮，种种下乡、血防等活动甚多，而且统一教材也还未全部编写完成，也多少有些影响，好得当时入大学颇属不易，自学风气浓，二医毕业生成材的比例应算很高（据80年代后校友会材料）。按当时的说法我算是完整的受完了建国以后十六年封资修的教育。 其实上个世纪（20世纪），中国教育正处于由封建制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时期，西方教育从逊清同光年间起大量被吸纳，50年代后苏联的教育模式又对大陆中国有较大的影响。满清后的中国国家级的决策层领导人无不是既受过中式教育又受过西式教育的，在他们的指导下，“封资修”同时反映在那十六年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教育改革”在上世纪几乎没有停止过。考试也总是整体的一个面。 生理学家告诉我：人在睡眠的时候大脑的活动并不是全部停止的，所以有“梦”。夜间如睡6——8小时，就大约会形成6——8个梦。但只有睡醒前最后一个梦有时被人们“记住”。能回忆起一些情节。我想是有道理的。 时到今日，早已远离考场，但常常在安睡中做的是考试的梦，准备考试的梦，而且被“急醒”、“喜醒”、“愁醒”或者“惊醒”。老妻有时亦然，尽管人人都知“同床异梦”。可能我们的一生有太多的时间与考试有关了。 2005-3-10 考试种种（三） 在大学阶段，有两次考试比较与众不同。一次是大二上学期解剖学考试，一次是大三下学期的微生物学考试。解剖学是西医的基础课中的重头戏，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全是死记硬背，或者更确切的表达为“死记硬认”，认识人体的各部位的结构及其相邻关系。在医学院的课程中分别为系统解剖学（人体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实际上是让学生在按系统（如骨骼系统、循环系统……等学习一遍后再按某一局部（如手部、上腹部……）再学习一遍，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医生特别是手术医生。如果上了医学院，又想当外科医生的学生对此重视不言而谕。我在二医时领导我们解剖课程的是我住在天平路时的近邻—— 冯固教授，五十年代初，他就住在国泰新村，而且据说在那里挂过牌行过医。到我们系统解剖考试时，教授们出了一个新招——“苏联式”的口试，每位考生在一个布口袋中摸出一个号，按号索题，准备五分钟，然后面对老师口答，当场并不给分，但大多考生对自己应得的分数心中有数，大差不离。这种考试方法与所受教育有相同之处，准备了很多，而考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如书读了很多，而实际用到的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如你抽到的题目是你没有准备到位的。那你必得二分无疑（当时是苏式五分制，二分为不及格）。真应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老话。那时是1963年底1964年底的冬季，同学们按时段来到二医邻近思南路的解剖室门前等候。天冷心急，还好我的号靠前，上午10点多就进去了，抽到的题是最小的部位——脑干部，不要翻动尸体标本，只要在许多玻片标本里找到红核，黑质的部位指示给教授看，并说出它们的功能及相关关系。说实话这是一道解剖学的边缘题，又死又活，指示部位很易，而说出功能及相关关系，即使到40多年后的今天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在把解剖片子找出来后又在几张片子上提出了它们的位置，主考又找了几张片子叫我指认。自以为不错，然后款款而讲功能及相关关系。时近最后几分钟，突然想起生理学讲义中的对此的阐述又补充了一番。英美学者认为……等回答进一步提问时，已是力尽。告答毕后退出。算是没有被判要补考（3、4、5分等级要等成绩单告知，如为2分则当时通知回去再准备补考）。当时百家争鸣，是文革前十六年较为宽松的一段时间，各位教授都又有自己的观点，所以解剖学教授（据说是德日派），要与生理学教授（据说是英美派的张鸿德教授是当时的生理学教授，教研组长），争向宣传自己学派的现点、成就。总算是二位教授涉及这一观点的讲课都在二年级上学期，并且我当时即感觉到讲授的不同点，两面的说法全答上了。不知是对是不对，总之最后我留意了一下最后得分是 “4分”，不知是答全了被扣分，还是没答全被扣分。 另外是64年大三时的微生物学，当时领导微生物教研组的教授是余贺，执教我们的主讲是张詠，可能是我们丙班总带点教改试点的意思，我们那一年学科结束考试只有一道题“免疫在人体的作用”。多大的题？可写成综述也可写成科普，题目大但时间是有限制的，深度又可考人，其实这种题对大三的学生（如属一般程度）有点大了，但很可以考察知识的深度。用来收研究生到也可算一种测试。这样的题对不喜欢死背而理解能力强，文学表达能力占优的学生有利至极。譬如我就得了最高分。而十分用功的一位女同学又是该科的科代表，就对她自己的得分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我想如果她参加甲、乙两班的传统方法考试一定会得高分的。这位张詠老师当时约40岁左右，所以等到文革结束，重招研究生时他是主力导师了。关于他最著名的传闻是50年代曾经在自己或子女身上（咽喉部）做过免疫疫苗（麻疹？）的培养，因而为大众赞许。但换了今天自己当志愿者当然无可非议。如在无自主能力的子女身上作培养则肯定大受非议，是否要动用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来衡量了。 2005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