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的文章 火车情节（三）part 2

我在贵州时有一个熟人徐元生君。南京农大67届毕业生，夫人何惠莲也是他的同学。去贵州后开始，两人均在农中教书。后来不教了，两人自愿到供销社的一个公社就业点去卖布。他是常州农村人，其母中年守寡，舍不得独子来贵州随他过。有一年春节一家五口（当时他有一子一女）回常州过年。据他说在安顺上火车都是从窗口爬上火车（车门因超员打不开），一个托一个。厕所也挤了好几个人。老太太一路上不吃不喝以求不如厕，数十小时。下火车时面色如同死人，吓得他再也不敢带她去贵州了。好得文革临近结束前，南农大原来的当权派早就“解放”了。因与之交厚，把他们调回江苏。好得贵州不缺卖布的营业员，比之教师要更易放行，所以除了“解放”了的高干子女外他算是较早离开贵州的。离开贵州前又添了一个儿子。尽管他的老母已在常州，他们一家仍是五口同行。现在想必早已子孙满堂了！ 当然像徐老太太这样的在火车上不吃不喝是较为个别的例子，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吃饿得慌”，我一直没有捉摸出这句话的前六个字的来历及缘由，钢是铁炼就的而且硬度大于铁，怎么用来比喻人与饭的关系？但后面七个字确是事实，或者可以说是“真理”。所以火车上向来都有伙食供应，尽管时好时差。我记事起火车上最奇的是卖过一种饭上加一勺“果酱（？？？）”的“份饭”。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先由餐车服务员出来售牌，只售给持有长途客票的乘客，售过之后在车票上做一个记号。上世纪80年代后，开会发“纪念品”在代表证上做一个记号与之一脉相承。短途乘客是无法享受此项“优待”的，哪怕正值开饭的时候。需知火车上吃饭是不要粮票的，而且是细粮，非亲历的人无法知道几两粮票当时的分量的。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火车上的盒饭是一口价0.30元一份。除了上述的果酱客饭外，一般都是半盒饭（常用的铝盒），加上两种菜肴，有时有点肉丝或鸡蛋的算是荤菜，白菜或卷心菜算是素菜。三角人民币现在或许只能买到或买不到半个茶叶蛋，而在当时却是平常人一天的伙食钱了！ 1962年我考入上海二医时，每月的伙食标准是十二元，到1964年下半年由“中央下文件”提高大学生的伙食标准为每月十五元。当然家长出钱，少数有助学金的也是自己付钱的。助学金是否同时有提高，因当时事不关己没有打听，但按当时考虑“政策”之周全细致，想必会有相应的提高。“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物资供应相对宽松，火车上的盒饭供应相对有了质的提高，也不用预先售票发筹，用小推车（现在有时还沿用）推来卖，收现钱，也不用查看车票。食具仍是被摔得凹凸不平的铝饭盒及竹筷。用完回收，洗、蒸后反复使用（一次性盒筷是以后的事了）。仍是0.30元一份，但质有好转抑或也有一个荷包蛋出现在饭盒中。有的地方考究，也搞些特色，如哈尔滨车段的餐车盒饭中有些俄式红肠，江苏车段的餐车盒饭有些苏式豆干等“各色产品”，可算真正的想得周到。我的两个女儿幼小时都随我长途奔波，吃过这种伙食，当然如遇有这种盒中精华总要让她们先尝。人的护犊之心往往源动物（？？？），而“严格要求”虽是圣人之训，凡夫俗妇往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