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与弱卵而同立
——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说
[日]村上春树 陶志健 译
今天我来到耶路撒冷，身份是个小说家，就是说，是一个以编假话为业的人。
当然，不只是小说家会说假话。政客也说假话，这是众所周知的。外交官和军人也会适时推出自己特有的假话，这就像卖二手车的、卖肉的和盖房子的一样。但是小说家的假话有所不同：小说家编假话不会被人批评不道德。甚至可以说，他的假话编得越大越巧，越有新意，就越能得到大众和批评家的赞赏。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小说家能够通过编织巧妙的假话——通过虚构逼真的故事——把真理移植到一个新的场景中，再投上一束新的光线。在多数情况下，真理的原本形态是几乎不可能把握，不可能准确描述的。因此，我们就要诱真理出穴，把它植入一个虚构的场景中，给它的原本形态套一个故事的外形，以此来抓住它的尾巴。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搞清楚真理在我们心中藏在何处。这是编织优秀假话的先决条件。
但是今天我无意说谎。我将尽力坦诚相告。一年中有几天我是不做编假话的事的，而今天正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就实话实说了。好些人曾劝我不要到这里来领这个耶路撒冷文学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说如果我来了，他们会鼓动人们抵制我的书。
他们的理由当然是加沙地带爆发的激烈战斗。据联合国报道，已有上千人丧生于封锁之中的加沙城内，很多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孩子和老人。
接到获奖通知后，我曾一再自问，在这样一种时候，跑到以色列，来领取一个文学奖项，究竟是否妥当？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在这个冲突中偏向一方？似乎我支持一个国家强势黩武的政策？这当然不是我想给人的印象。我不认可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我当然也不想看到我的书落到遭人抵制。
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还是决意来这里。我之所以这样决定，原因之一就是劝阻我的人太多。可能我也像很多小说家一样，偏想逆着别人的指令而行。别人叫我——尤其是警告我——“别去那儿，”“别那么干，”我就偏要去那儿，偏要那么干。我是个小说家，或许本性使然。写小说的人都有点怪，他们不会笃信任何东西，除非亲眼所见，亲手所及。
所以，我来了。我选择了来到这里，而不是远离是非；选择了亲眼目睹，而不是闭目不见；选择了在此演讲，而不是缄口不语。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里是为了传达某种政治信息。评判是非当然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不过传达评判的方式是每一个作家自己的选择。而我自己更愿意把这种评判转化为故事——超乎现实的故事。正因如此，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想向诸公传达直突的政治信息。
但是请允许我传达一条很个人化的信息。每当写作，我总是把它铭记在心。我从来不曾把它书于纸帛，展于墙壁。然而，它已经刻在我内心的墙上。这句话大致如下：
“高墙和弱卵之间，我恒与弱卵而同立。”
是的，不管墙有多正确，卵有多错误，我都会站在卵一边。孰是孰非，自有他人去论；或许时间和历史会做定论。但假如某个小说家，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总是站在高墙一边写作，那末他的作品又能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比喻的含义是什么？在有些情况下，它的含义太简单明了了。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就是高墙固垒，而卵就是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一种含义。
但这并不是全部，还有更深的含义。想想吧：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卵。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包在脆弱卵壳中的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灵魂。我是，诸位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程度不同地面对着一堵高墙。高墙有名，名曰体制。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但有的时候它却有了自己的意志，它开始冷酷地、高效地、“体制性地”屠杀我们，并唆使我们屠杀他人。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彰显个人灵魂的尊严，并为之投上一束光亮。讲一个故事，就是要敲一个警钟，把光亮照在体制上，不让它网住并作贱我们的灵魂。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通过写故事来不断彰显每一个灵魂的独特品质——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催人泪下的故事，令人胆战的故事，引人欢笑的故事。这才是我们日复一日认认真真编织故事的理由。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享年九十。他生前是退休教师，兼职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被征入伍并被派到中国打仗。生于战后的我，小时候总是看见他每天早饭前对着家中的佛龛长时间地虔诚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告诉我他在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人祈祷，为所有的死者，无论敌友。凝视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仿佛感到死亡的阴影在他身边游荡。
父亲走了，带走了他的记忆，那些我永远无法知道的记忆。但是潜伏在他身边的死亡却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他那里继承的少数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想传达给各位的只有一条：我们都是人，是一个个超越国籍、超越种族、超越信仰的个体，都是卵，是面对着叫做“体制”的高墙固垒的危卵。怎么看，我们都没有胜算，那墙太高、太硬、也太冷。任何一丝获胜的希望，都只能来自我们对每个人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灵魂的信念，来自我们灵魂相聚而获得的温暖。
请用片刻时间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实实在在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却没有。我们决不能允许体制盘剥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造就了我们，而是我们造就了体制。
我想说的，仅此一点。
我深怀谢意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我深怀谢意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在读我的书。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在此向诸位作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