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与美国内政左转--zt

　　最近几周来，美国所谓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导致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且蔓延到国际金融市场，终于迫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出手紧急干预，将商业银行向联邦储备银行举借短期贷款的贴现率下调0.5个百分点。

　　美国联储局的这一举动相当不寻常。十天之前，联储局会议公告还在强调通货膨胀风险增加，表明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倾向”(bias)是收紧银根，十天之后却被迫减息救市。无怪路透社当日评论说这是联储局在十天之内的180度大转弯。

　　更有深意的是联储局救市行为的主要对象。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是美国为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所谓次级住房抵押贷款。

　　这种贷款在前几年美国房产市场高度繁荣时期迅速发展，而在房产降温后急剧下坡。但是这一情况在去年已经出现，在今年春季全面恶化，受害者是美国社会下层的借款人，房价下跌和利率上升使他们很多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而失去房屋产权。

　　《华盛顿邮报》4月初就估计此类下层受害者可能会增加到两百万之多。但是半年以来，联储局却始终以通胀为主要风险而不肯减息相助。

主要受害者是财界巨富

　　新近的金融危机，尽管根源仍然是“次贷”，但是受害者已经完全不同，而主要是原先着眼于高收益而不顾高风险收买“次贷”合约作为投资产品的投资基金，尤其是所谓“对冲基金 ”（hedge fund）。

　　对冲基金专为富人投资设立，绝大多数要求客户必须具有至少数百万美元的家产才能加入。这些近年来基本“风调雨顺”、盆满钵满的对冲基金这次大受重创，固然连累了不少集团投资者，例如《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美国Sowood对冲基金新近一下子亏损16亿美元，其中属于哈佛大学的便有3亿5000万。

　　但是主要受害者大都是财界巨富，自不待言。不少美国论客称这次金融风暴是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资产危机，良有以也。

　　对冲基金及其投资者具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例如原对冲基金经理、美国财经电视频道CNBC“疯狂金钱”节目主播Jim Cramer早就大力呼吁联储局放弃紧缩偏向而减息救市。但正是由于危机受害者的这一巨富背景，联储局对此一直迟疑，而美国不少主流传媒也因此对联储局大唱赞歌。

　　直到减息决定的前两天，《华盛顿邮报》还同时发表两篇署名评论，主张联储局不要解救巨富们贪得无厌、无视投资风险的报应。

　　包括保守大牌专栏乔治·威尔在内的“无为而治”的呼吁话音未落，联储局就被迫干预，减息救市，而在同时声明中一字不提十天前还在强调的通胀风险。

　　再是有“减轻金融市场不稳定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高调，还是反映了美国巨富投资者和下层借款人对经济和金融政策影响力的巨大反差。

　　这场金融市场危机之后，更有美国社会的演变大势。在“次贷”危机之中，传出布什总统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弗辞职的新闻，以及伦敦《经济学家》周刊8月11日一期的封面标题《美国正在左转？》，都不是偶然的巧合。

　　美国社会左转，决不是新闻。

　　“次贷”危机东窗事发，表明美国内政左转决不是意识形态的时髦变化，而具有明确的社会经济动因。

全面建立“业主社会”

　　美国传媒的大量评论指出罗弗原先充满信心的共和党“长期优势”，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他为布什第二任主持设计的“共和党保守革命”内政主题，面临溃败。这是罗弗挂冠求去的深层原因。

　　这一“共和党保守革命”的主旨，便是全面建立所谓“业主社会”（Ownership Society），以此逆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的福利社会政策，分化民主党的社会基础，确保共和党的“红色江山”。

　　目前人们看到的“次贷”危机，主要是华尔街和世界股市的惨跌和投资大鳄的亿万美元损失。但是这一危机的真正社会震荡，却是数百万下层“次贷”房屋借款者的“业主”梦破灭，其社会和政治冲击显而易见。

　　另外，美国舆论已经开始追究这次“次贷”危机的罪魁，目前的矛头主要指向评估投资产品风险的大牌机构（Standard & Poor's和Moody's）。

　　但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却公开指出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以低利率制造“房产泡沫”的历史责任。格林斯潘在布什总统任上放弃联储局主席应该遵循的无党派立场，而玩弄党派政治，早有不少批评。

　　这次“次贷”危机的责任暂且不计，“业主社会”计划的幻灭而损及共和党的长远利益，恐怕为格林斯潘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