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年毛泽东领导广大穷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干革命，是因为反动军阀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三座大山的无情压迫，苛捐杂税的重负逼得穷人走投无路，才扛起扁担、拿起梭标，刀山火海也义无反顾。那段岁月已过去八十年了，如今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本应过上更好的日子，然而，现实却令人倍感沉重。
看一看这些血淋淋的实事吧。
21世纪的某年某月某日，湖北省竹溪县中峰镇农民姚顺秀（女，47岁），因没有钱交清各种税费，被村镇干部强行搬走5袋稻谷和2袋菜籽，姚顺秀无法阻止自家的口粮被拉走，服农药自杀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四川省蓬安县利溪镇万桑园村农民熊发碧（女，68岁），被村镇干部带到镇上反复催交税费，第二天回到家得知丈夫为了换她回来已交了200元钱后，服农药自杀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湖南省衡南县江口镇梨头村农民廖文生，因村镇干部强行拉粮抵税而发生争执，后服农药自杀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安徽省蒙城县三义镇张庙村农民王秀珍（男，34岁），被村镇干部反复逼款，并以逾期不交加罚5倍相威胁，王无法按期交清，在家中服农药自杀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河南新安县磁涧镇石人洼村农民张留赖（男，54岁），因无法交清164元的税费及摊派款被村镇干部强行撬门搬走5袋玉米，张在与之争执中气绝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江苏省宝应县泾河乡刘上村农民刘仲明（男，61岁），因欠款被村镇干部搬走2袋稻谷和1台电视机，刘在村委会会议室服农药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陕西省长武县彭公乡大兴村农民高四合欠税费233元，高母冯桂兰（67岁）被逼无奈交了30元钱，当晚村镇干部又入高家趁高不在搬走320公斤粮食，高回家后责怪母亲没有把粮食看住，冯桂兰在去乡政府要粮的路上服农药身亡。
……
这些农民的命真的就那么贱，一百、两百块钱，几袋子粮食，就值得去死吗？在一些人看来，这些东西不值一瓶酒、一顿饭，可对农民来说，那是他们的命根子，如果还有一线希望能活下去的话，他们也绝不走这一步。这些年迈的农民在绝望中离开人世说明了什么？这一幕幕悲剧是谁造成的呢？和旧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呢？农民的出路又在哪里？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些地方群众集合起来赶走乡镇党委书记，砸毁乡镇办公楼设施，有的地方农民打伤乡镇干部围攻县政府，还有的地方农民拒绝上级任命的村干部，多年抗税抗粮，也就知道其中的缘由了。这种形势任其发展下去，农民还有活路，难到非要让农民用扁担来解决问题吗？我们的社会离那一天还有多远？
农民的不满、无助和愤怒，最直接的原因是负担过重，承受不起。压在农民头上的又不仅仅只是各种税费，还有更多的生活压力和精神负担。目前农民的年度收入中有50%维持生活，30%做农业投入，剩下的20%全都上交了各种税费和摊派。单从赋税这一点上来说，2006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这个宣称改变了千年历史的决策给中国农民真的带来幸福了吗？农村税费改革的效果到底如何呢？事实上，税是取消了，费却没有少，负担并没有减多少。有不少地方，农民负担比封建社会的十一税（按产出的十分之一计税）高出近3倍，社会主义条件下翻身作了主人的农民比旧社会的农民赋税还重，当年封建地主的剥削也没有如此残酷。农民的悲惨生活已到了何等地步。
繁重的税费摊派和生活压力一次又一次把农民仅有的一点收入搜刮干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十几年的今天，我国农业大国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经济收入仍然相当有限，农产品的价格不高，农作物也仅够自己食用，粜粮是大多数农民除了去打工之外的主要经济来源。对于是上级各种税费摊派、家庭的开支（子女上学、老人看病等 ），农民除了靠外出打工，大多也只能靠粮食来顶帐。多年来如果说农民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东西，那也就是“多收了三五斗米”。农民的支出大大增高， “皇粮”是减少了，但乡统筹、村提留、天价医疗费、涨得不停的物价等，仍占了农民开支相当大的部分。农民的产出大部分让国家或者说让乡镇或者说市场掳走了。种种负担的不断增长已压得农民直不起腰，喘不过气。
如此沉重的负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从农民的生活开支来看，市场因素是农民负担的主要根源。
传统的小农经济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农民靠做生意的收入实在是微不足道，相反却常常血本无归。市场经济以资本为前提，农民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 他们所有的资本除了一点粮食之外，恐怕就剩下自己的劳动力。仅这一条就足以把农民挡在市场经济的赌场之外（对一些农村女子进入城市所从事的非法职业也就可想而知了）。有时即便是东拼西凑有了一点金钱资本，投入赌局，由于不懂赌场规则，不谙世事，往往也是翻船的多，挣钱的少。
从主体上看，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就不具备市场竞争的实力，农产品的价格低、成本高，无法和工商品竞争。况且大多数农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吃饱肚子，又怎能敢以那些救命的粮食作赌注呢？
从意识上讲，小农意识又怎能与工商业的经营意识、竞争意识相提并论？而且农民在收种粮食的时候，很少甚至根本不计算成本，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两头顶着星星干，没有计算成本的意识，算一算成本又能怎样，成本高了就不种地了吗。这种情况下，农民是没有权利计算成本的，人总要吃饭，地总得有人种。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国家实行承包责任制，集体的作用没有了，农民自己管自己，本来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面向社会，面对市场，如今却只能单个家庭为单位迎对市场的各种险恶。到了这种地步，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吃饱了肚子没有钱花仍然无法生存，这便是民工潮源源不断的根子。
由于这种不平等的盲目的市场经济，农民最终大多伦为受害者。并不是农民不想发财，不想挣钱，而是市场规律的阴险，确实令淳朴老实的农民无法适应。有些农民在分田到户之初就想自己搞点经营，可开始怕政策变，倒是一些胆子大的，无法无天的人趁机发了财，等到看别人发了财，才开始行动。别人种果树挣了钱，就跟着栽果树，栽果树的头三年既不能种粮食，又不能产果子，等到三年后，果子是产出了，价格也掉下来了，因为一哄而上，太多了当然卖不出好价钱。原来卖一块钱一斤的苹果现在一毛钱都没有要，只好拿去喂猪了。又看到别人种烤烟发了财，于是狠心挖掉果树又改种烤烟，最终仍不免货多不值钱，于是又想着法子干别人挣了钱的事。本来农作物的生长期长，投入资金的回报率就不高，如此几番折腾，还有几个钱。这和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多收了三五斗米”又有什么区别呢？至于说办乡镇企业，在东部和沿海地区，或许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而在中西部，基本上办得多亏得多，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农民。
千百年来小农意识在合作化、公社化时期暂时得到抑制，一旦分田到户，这种自然经济的主体，又焕发了生机，然而用自然经济的经济主体去适应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一些政策上的偏失，也是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关于教育，中央多次强调科教兴国，实际上只是空挂在嘴上，并未落到实处。中国教育投入本来少得可怜甚至达不到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国民生产总值的3.1%，仅有2.6%，与周边国家相比，我国的投入最低，比越南、印度、蒙古都不如。少就少吧，也许国家财政紧张，然而仅有的一点好钢也没有用到刀刃上。盲目地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名校，而这些学校正是培养西方走狗的基地。到今天，中国公派留学的回国率仍然只有30%,更不要说被国外挖走了的。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国家只是提出了一个好听的口号，这笔钱究竟应该谁来出，真正落实上还是全靠县乡两级，这些难以从国家财政得到支援的基层政权，就目前而言，维持九年义务教育相当吃力。县级财政每年要拿出30－40%用在教育这一块，乡级财政则有60%用在教育上。即便是这样，也难以解决师资不足不良，学校乱收费的问题。县乡两级的财政大部分还是要农民来负担的，尤其中西部的农业县。农民一年的收入有多少，为供养一个大学生，农民往往要积攒多年，还要四处借钱。如今上大学，一个学生一年最少也需五六千元，有些地方父母因无法供子女上大学自杀的、卖血的，有些农民的子女考上大学别人来祝贺，自己却躲起偷偷哭泣，那是因没有钱而发愁。对于农家子弟来说，上学也许是他们离开土地的唯一方式。然而四年大学的费用，用一些农民的话来说“这些钱我一辈子把命拼上，也是还不清的”。所谓的助学贷款，真正能帮助穷学生的又有几个。上大学费用高，小学中学也不例外。
再看几个例子吧。21世纪的中国，某年某月某日，浙江省苍南县龙港六中向学生收取第二课堂费，初二学生夏念慧（男，14岁）在母亲只给了50元钱的情况下，不敢去上学，在家中上吊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浙江省湖州市菱湖区东林中学向学生收取“捐资助学费”，要求每个学生为母校“献爱心”交捐200－600元，17岁的女学生费爱芳向母亲要钱时，母女发生了争执，费爱芳服农药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县乙圩乡巴岩村教学点，按乡教育办规定将本应该60元小学生收费标准，提高到一年级到六年级分别为100元、110元、125元、140元、150元、160元，12岁的三年级学生谭若情（男），只拿了100元交费注册，因钱不够又找不到担保老师，不能注册，后向其父亲要钱未果，服农药身亡。
这些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命就值那么几十元，一百元吗？农家子弟唯一的一点希望被残酷的现实吞噬了，他们还有什么出路，还有什么活路？政策上的不合理使农民在教育的投入上虽然是自愿的却又是无奈的，巨大的压力和负担，并不比各种税费摊派轻松。
（二）从农民的生产投入来看，像化肥、种子、灌溉水费等涨价的幅度远远超过农产品涨价幅度，这是农民负担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引起农民负担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讲仍是市场因素导致的，所以此外不再赘述。
（三）从税费、摊派负担这一项来说，农民的负担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
一是庞大的编制机构，让农民养活了一个臃肿低效的县乡政权。在中西部农村，县级党政机关一般有六七十个直属机构，人员接近千人，乡镇一级的机构也有三四十个，人员在100－200之间，人浮于事，尸位素餐。封建社会的明清时代，3万农民养活一个基层官吏，民国时期，3千农民养活一个基层官吏，而如今，30个农民就要养活一个县乡村干部。仅此一项就可以看出，现在农民的负担比过去增加了多少。机构和人员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的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近十几年，中央反复强调要精减机构和人员，而且国务院也带头实施机构改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基层党政机关的机关的人员却呈增长趋势，有的地方，有的部门竟然成倍增长。看来精减机构体制改革的阻力还是相当之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职位，因为有了职权就有地位，就有金钱。有的为达目的甚至不惜采取卑劣的方法，故意强调客观、制造矛盾以体现自己存在价值。管理层次过多，头重脚轻。这么多的官吏，要吃饭，要办公，还要“为民办事”，能不花钱，这些钱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全要靠他们自己想办法，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农民收。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工商业的产出根本无法形成对地方财政的支撑，农民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承担者。
二是党政机关用人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官员人流动性大，基层县乡两级的主要领导干部平均任职年限不到3年，而且规定了人员和地域的回避制度（这和封建社会官吏的任用上是相同的），使许多官吏根本不把当地当家来建设，只当一个客栈，缺乏长远意识，来一个领导搞一套方案，大都搞了一些形象工程，对广大农民来说往往是劳民伤财。上级在任用干部时，片面强调政绩，而且是看得见的政绩，这种大趋势下，所谓的“官逼民富”，大兴土木，也就不足为奇了。发生在海南的强迫农民种香蕉，发生在河南在强迫农民栽果树、种烤烟，还有四川的强制农民种辣椒，种是种上了，销路却没有人管，表面上看万亩香蕉基地、苹果基地等等是建设成了，但是经济效益并没有增加，为官者有了“实实在在”的政绩得以升迁，留给农民的只是灾难。特别是在一些地方，领导美其名日，为了创造良好的吸引外资环境，大力改善基础设施，从不考虑自身财力，要上项目只有向农民摊派。这种事情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为什么各地领导乐此不疲呢？只要稍作思考就可看出端倪。财政有钱没钱没有关系，只要敢于决策，没有钱可以向群众摊派，反正是为群众办事，群众怎么也得出一点钱，众人拾柴为焰高嘛，于是修了路，盖了楼，引来了外资，一方面领导有了政绩，为升迁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在大量的基建项目捞取回扣，真可谓名利双收。难怪各地此类事情屡屡发生，“超常规，大跨度”，受害的是农民，得利是官吏。“不唯下，不唯实，只唯上”的局面，是目前这种用人制度造成的直接恶果，也是农民负担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思想文化阵地的失守，导致奢糜之风盛行。如果说基层政权编制体制不合理，农民对此想法不多，因为毕竟不是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况且农民以为那是上级或中央要管的事；如果说各级在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引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毕竟农民的环境有所改变，也算时收了钱还办了一些实事，情愿也罢不表愿也罢，农民也是得了一些好处；然而对于基层官员中的奢侈浪费、贪污腐败，农民却是恨之入骨。收了农民的钱，却不为农民办事，这和过去剥削阶级的贪官污吏有什么区别。盲目崇洋媚外，大搞不切实际的高消费，这恐怕是我们的党政领导自改革开放以来学到的最好的东西。攀比炫耀，各显其能，特别是乡镇官员中书记、镇长各有专车，有的还包养情妇。至于说接待上级检查，花钱就更不用心痛了，“公事公办”，有的乡镇为了迎接一个工作组，动辄花费10万元。官吏之间的相互攀比，盲目浪费，全部把恶果引向了社会最低层的农民。这些干部如果仅靠几百元的工资，那么歌舞厅内就不会有那么多常客，如果是仅靠工资，各地的豪华宾馆也不会那样繁荣。有人说每年国家财政的十分之一被吃掉，我觉得绝对不止，奢糜之风不去，腐败之风难抑，真该发动群众再搞一两次“三反”运动。
四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乡政企业不发达，不能像东南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对地方财政形成有力支持。大部分乡村是纯农户居多。这种没有任何工商收入或极少数工商收入的乡村，所有的税费摊派就只能全都落到农民的头上。
负担如此之重，农民到底还能支撑多久，令人担忧。如果说中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苦在经济不发达，那么东南沿海地区的贫困农村的农民日子就更不容乐观，贫富差距就是架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把利剑。如何改变目前的现状，窃以为，首先还是从治吏入手，精减机构，提高效率，广泛发动群众，加大反腐力度，改善用人机制。其次在思想文化领域，认真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民，大力反对奢侈浪费。改进政策，全部或主要由国家承担九年教育投入，禁止教育的产业化，限制教育的私营化。
退一万步说，如果非要走市场经济这条路，也应该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以应对市场经济，总不能眼看农村经济走向深渊。一个人身上长了脓疮，如果自己不对自己动刀子，那就只有等别人来动刀子。中国社会如果真的还按现在路走下去，恐怕离农民拿起扁担来解决问题日子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