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乡老农的读后感言］ 看了《大河报》的报道，想想《南方都市报》的幸灾乐祸，可谓常言所说的对极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喜欢／，大河报》这样的报纸，喜欢这写如实报道事实真相的记者。这并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信守了传媒工作者的起码应该信守的“不说假话，不编瞎话，不诱导读者和与人为善”的道德底线。 听听记者的话吧，他说得认真而贴切，但却没有设下定论，把思索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和选择：“如果不是陷入体制藩篱对南街村进行简单的评判，而是放在历史的宏阔背景下来审视，审视集体经济的过往和未来，审视集体经济与时代的冲突、融合，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中国农村的命题。”这也正是我想说给读者的。
南街村人是怎么说的呢？？
王宏斌说他也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３０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快实行３０年了，我们是该好好想想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建成啥样？我想社会主义新农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新农村。更直白一点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应是共同富裕的新农村。”
是的，“在南街村和郑州两个不同的场合、王宏斌和张保盈这两个彼此陌生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一家一户的组织形式过于单一、分散，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和市场化的要求，也无法适应中国农业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中国农村又一次踏上了变革节点。”
《大河报》和王宏斌以及张保盈都不象《南都》和沈浩那样，他们都象普普通通的百姓一样，没有搭官腔，都没有争当旗手，再去揭开中国改革大幕，展示“改革样板”的欲望。
我读过《大河》的调查，耳边响起了刘欢的《英雄歌》：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朝北斗哇。说走咱就走哇，你有我有全都有哇，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风风火火闯九州哇……
所以我就把文章介绍给网友们。
原文标题：南街村之变调查：艰难自救后“经济正复苏”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７日 ０７：４２
核心提示
素有“中国红色亿元村”之称的南街村，经历过辉煌，也遇到过困顿。
因改制而广为注目也备受争议的今日南街村，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原有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持守了哪些准则？在共同富裕的理念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之间有哪些融合与冲突？
带着这些问题，３月２１日～２４日，本报记者走进南街村，进行了为期４天的实地采访。
股权之变的前缘后果
３月２１日上午，记者赶到南街村。
“‘中国红色亿元村’南街村改制”的消息，此时正藉由互联网的快速传播而沸沸扬扬。
“共产主义样板村股份化了”、“领导私分集体股权了”、“南街村集团快破产了”、“‘中国红色亿元村’神话终结了”……这些词汇，即便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依然极其抓人眼球。
南街村股权之变其实发生在３年前。南街村集团给记者提供的详细历史资料显示，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南街村集团在集团公司三楼会议室一口气开了第２５次和第２６次两次股东会。经１５位股东代表一致同意，南街村集团将公司章程修改为：注册资本由２．０１亿元提升至５．３亿元，股权结构由原来纯法人股变更为中原工贸占４０％，王宏斌占９％，郭全忠、贾忠仁等６人各拥有６％，邓富山、张平等５人每人３％。
采访中，南街村人说，这一变革完成之后，大家差不多“忘”了这件事。“班长”王宏斌等“股东”还是领受着村里统一的福利，每月拿着２５０元的工资，从没拿过什么“分红”。
因为媒体调查，这桩３年前的股权之变在今年春节前后浮出水面，掀起轩然大波，并被演绎出不同版本。
内情到底如何，镜头还得回放。
按照南街村集团高层的说明，在连续７年销售收入逐年翻番的高速增长之后，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到２００５年上半年，南街村进入了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南街村集团现任总经理窦彦森说：“我当时接任总经理时，公司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他上任的时间是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５日，恰是第２５次和第２６次股东会召开之后的第４天。
“那一年，很多人都在议论南街村撑不过五一，后来说撑不过十一，再后来说撑不过阳历年，之后又说２００５年肯定不中了。”窦彦森回忆说。
之后的２００５年，南街村集团的销售收入急跌至１０亿元，和１９９７年的巅峰数据１６亿元相差极大。
“与其等死，不如一搏！”窦彦森回忆了当时的心态。在深圳一家券商的指点下，南街村希望通过上市融资杀出困境。南街村人说，彼时名义上“分割”股权，正是为上市融资而做的基础工作。
河南九鼎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博士张保盈告诉记者，按当时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企业要上市至少要有５个发起人。南街村集团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想采用“不引进股东，把集体财产记在个人名下”的办法谋求上市。
但是因为经济正处在困境，南街村上市的打算很快就“黄”了。２００５年５月下旬到２００６年６月上旬，国家又封闭了新股上市的闸门，上市的事儿就此不提了。
“我也签字了，但当时我根本都没明白是咋回事，只是想着村里让签字，肯定是为集体好。”南街村一位高管人员向记者坦言。
“当时完全是一种形式，为了凑够股东人数。”王宏斌说。他说，这也是南街村“外圆内方”策略的体现，当时就考虑“任何事儿不看过程看结果”，这个“过程”怎么“外圆”都可以，只要“结果”是归集体的，老百姓就不会有啥意见。
对外界的质疑，王宏斌说：“这说明南街村，尤其是我，当时对有关法律文件学习不够。这些股权，过去归集体，现在归集体，将来还是归集体。”
他还征求记者意见：“要不我们针对２００４年的股东名单补签一个‘集体占股、集体出资、集体分红’的特别声明？”
“冲动的惩罚”引来经营低谷
股权之变风波又引出一个疑问——１９９１年即为河南首个“亿元村”，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６年销售收入连续以每年翻番速度增长、并在１９９７年达到１６亿元的南街村，缘何在短短几年之后跌入“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南街村人沉痛反思之后认为，这是“冲动的惩罚”：当时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研究不够、占用流动资金上了大项目，导致资金紧张。
南街村３０年发展历程，王宏斌将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５年划定为“经受考验期”。他说，１９９８年之前南街村发展迅速，是因为龙头企业南街村方便面公司发展得好，在全国方便面行业一度冲至三甲之位。
但后来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南街村方便面的销售开始迅速下滑，去年销售收入只有４亿元，在全国排名第八。而全国第三、河南第一的白象方便面去年的销售收入为４１亿元。更可怕的是，虽然有销量，但几乎不赚钱。
在主业经营盈利趋薄之时，南街村又开始大上新项目。“２０００年以来新上了几个项目，两个药厂、第四面粉厂、电厂和旅游业，这几个项目都是边建边完善手续，没有申请项目贷款，陆续从流动资金中抽出约３亿元来建设这些项目，但有的新项目未到投资收益期。”王宏斌说。
部分先前投资的项目一段时间也在亏损。“１９９６年，我们和日本合资的麦恩厂、拉拉面厂、啤酒厂，都是投资上亿元的项目，但投产后一段时间一直亏损。截至去年，麦恩厂仍在赔钱，拉拉面厂和啤酒厂扭亏为盈。”王宏斌说。
“南街村的产业太多太杂，且多数是生产附加值很低的产品，各个点平均用力的结果是哪个企业都无法做大做强。”河南企业界一位人士这样评价。
被广为诟病的永动机“研究”，也发生在这个阶段。因为王宏斌当时在决策上“民主的成分少了，集中的成分大了”，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屋漏偏逢连阴雨，南街村集团和全国很多企业一样，遇上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一夜之间，账面上的钱全被银行划走了。”窦彦森说。
他说，当时南街村的融资渠道很窄，一直靠银行贷款这一条腿走路。以前是“还老贷新”，银行突然不给贷款了，企业流动资金立即出现困难。
“金融机构改革，贷款手续越来越严格；金融部门准备上市，开始规范过去的贷款。”王宏斌解释了银行停贷的原因。
市场规律对盲目投资的惩罚迟早会来，它永远不考证你犯错误时是因为“无知”或者是故意。
艰难自救后“经济正在复苏”
“到２００５年下半年，这口气算是缓过来了。”执掌南街村全面经营大权的窦彦森说。
他说，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到２００５年上半年，南街村集团“从金融部门融资”的思路调整为“从经营过程中融资”，重新调整产品结构，才开始逐渐缓过劲儿来。
从２００４年至今，艰难中的南街村也在积极求变。
“求变”的措施有——本着“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调整了南街村集团的管理架构，窦彦森担任集团总经理，六位副总经理各管一摊，各负其责；调整了经营模式，变原来的“先货后款”为“先款后货”；采用租赁生产方式，缩短运输半径，在产品畅销地如齐齐哈尔及湖北、安徽等地生产方便面、调味品等产品；加大欠款回收力度，２００４年至今累计回收货款１亿多元；压缩一切不合理开支，如南街村卫生院２００７年比２００６年少开支１００多万元……
３年多的艰难自救之后，王宏斌对目前南街村现状的自我评价是：经济正在复苏。
南街村集团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表明自艰难时期后，经营形势逐年好转：“２００６年，南街村集团销售收入１２亿元，利税６１００万元。２００７年销售收入１４．７亿元，利税７５００万元。”
３月２２日，记者实地踏访了南街村的骨干企业啤酒厂、方便面厂、拉拉面厂、彩印厂、调味品厂等。至少记者看到的这些工厂，生产经营都运转正常，生产车间的现场管理和如今最现代化的企业也都一样。
在啤酒厂，洛阳一位车主正指挥装卸工往货车上装“金小麦啤酒”。“卖得挺快，我一天得跑两趟。”洛阳车主说。说话间，新乡一位车主已经开着装满了啤酒的货车回新乡了。
在方便面厂，许昌一位车主开着大卡车来拉方便面。“油炸方便面原来一条生产线班产３万包，而现在一条生产线班产１２万包。产量大大提高，但新生产线所需工人只比老生产线多几名而已。”南街村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说，整个集团工人人数从原来的１万多人减少到目前的６０００多人，和生产效率提高有一定关系。
南街村的拉拉面厂，是国内少有的可以生产鲜湿面的企业，其研发的武汉风味“热干面”系列产品颇有市场。
该厂总经理顾毅说，拉拉面厂的销售收入２００７年比２００６年增长７０％，今年前两个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７０％，今年新上一条生产线后，产能会提高更多。
彩印厂主要生产膨化食品包装和药品包装。
记者在该厂看到，现代化的生产线上，河南知名药企羚锐的药品包装和香港巧巧集团的膨化食品包装正快速下线。
调味品厂是南街村目前最赚钱的企业。据窦彦森介绍，该厂产值２亿多元，利润４０００多万元，其销量在中国复合调料领域名列前茅。在北京，有些精明的商家将双汇的火腿肠和南街村的调料“捆绑销售”，俏销得很。
南街村的主业经营虽然企稳，但其资产状况究竟如何，它是否能真正从危难境地走出？
南街村集团主管财务工作的副董事长王金安说，目前公司总资产２６亿元，欠银行贷款近１６亿元，资产负债率６３％。不过他也说，自从１９８６年南街村拿到第一笔银行贷款至今，累计支付给各家银行的贷款利息也达到１０．５６亿元。
３月２４日，在记者的要求下，南街村集团甚至还提供了企业的“最高机密”：注明“未经审计”的南街村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
河南九鼎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是中国证监会首批认证专业证券投资顾问机构。该公司董事长张保盈博士解读了南街村这张资产负债表。
张保盈仅就该资产负债表上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从报表上看，南街村的主营业务收入是锐减的，去年因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许多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都出现这种情况；同期利润水平也在下降；其资产负债率仍在可控范围内，和一些拟上市公司相比较，５０％到７０％的资产负债率都是正常的。资产负债率的警戒线是７０％，而南街村集团尚在警戒线范围内；应收款比原来有所减少，说明该公司在加大货款回收力度；存货减少明显，说明现金周转速度加快；应付账款明显减少，说明经营管理效率有明显改善。
张保盈的总体结论是：南街村“濒临破产”的风险现在不存在，其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但在产品销售与成本控制方面出现了困难。
记者还了解到，去年９月份，河南省相关金融机构亲赴漯河，与漯河市政府和南街村集团就“信用风险”一事进行了沟通。相关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三方的沟通很顺畅。王宏斌坦诚地说明了因扩张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的详细情况，表示“南街村绝不赖账”。当时三方协商有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挖潜盘活，“针对企业集团内的产品项目制定‘整体复活’计划”，在有效投入上下大工夫，比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盘活资产等。
这位金融部门的知情人士称，南街村集团的整体资产状况还不容乐观，但内部挖潜盘活的余地还很大。
变与不变的多重考量
经历辉煌和困顿之后，受访的管理层几乎都说对南街村“变”与“不变”有了更多的考量，虽然各自表述不同。
“南街村不变，是‘信仰’不变。如果‘信仰’一变，一切都改变了。南街村要变，是机制要变，生活水平要变。”王宏斌说。在数天的采访里，他多次对记者说，这个信仰就是“坚持集体经济、共同富裕、按需分配”。
一些南街村人也不断地说，南街村不是与外界封闭的，我们必须面对外界图变，和市场接轨。
南街村实行“高福利低工资”的“按需分配”制度，现在也注意到了需求的差异，开始有了一定的可选择性。
记者在南街村的超市里看到，村民们拿着面值或１０元或２０元的福利购物券（每人每月６０元）随意挑选商品。开在１０７国道旁边的一家规模比较大的超市，还是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家店，面向村民，也面向市场。
版薪酬设计也在变。在南街村宾馆、超市、方便面厂、彩印厂等不同单位上班的人，获取的都是本行业与市场接轨的工资。在南街村油炸方便面厂上班的南阳女孩李燕，和她的外地同伴一样，免费住集体宿舍，免费吃集体食堂，每月的工资最高也就８００多元。但在对专业技术和业务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彬海胶印公司，业务员们每月可以拿几千元的工资。该公司业务部主任屈广亚是南街村１９９３年送出去的第一批大学生，虽然是南街村人，但因为岗位不同，他得到的也是和市场基本接轨的薪资报酬。
人才也是来去自由。王宏斌说，南街村的人才主要靠自己培养，都是土生土长的。也引进过人才，但“不志同道合”。当然也有好的，比如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生毕业的顾毅，他主动要求成为荣誉村民，拿２５０元的工资。南街村还曾花３０万元的年薪聘请过高管，但“完成建厂的历史使命”后就走了。南街村一名高管说，“人才来去很自由”，对于享受免费教育在外学成的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也是来去自由，有一部分在外地就业，有九成回到了村里。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变化，”王宏斌说，“过去我严格管理、强硬的做法多了一些，治村治厂时，发现问题，当即纠正，追究责任，立即执行，如对某些高管的处理；现在人性化、和谐的内容多了一些。在决策问题上，过去集中的成分大，民主的成分少，都是我先谈意见，直接问大家同意不，如永动机的决策；现在是民主的成分大了，最近几年的决策是先让大家说，我综合大家的意见，现在是先民主后集中。”
无论是王宏斌还是窦彦森都用很长时间向记者说明，他们在集团发展方向上的变局－－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如已经砍掉和主业偏离过远且没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如化妆品厂；寻求附加值高的项目和产品，首先从药厂做文章，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高科技项目，发展循环经济，比如原本用来喂猪的啤酒糟、当做废料处理的啤酒泥，都通过技术改造，提取食品添加料，提升了附加值；大力发展环保经济；把有潜力的项目如麦恩公司和药厂拿出来寻求战略合作等。
王宏斌还特意强调，对正在招商引资的药厂和麦恩公司，谋求与别人合作，“谁占大股都行”。
其实，南街村在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方面走得比较超前，早在１９９１年，南街村就和日本合作，建立了漯河第一个合资企业即河南耐可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目前有５家合资企业。
如何回归市场经济竞争主体？
王宏斌也坦承自己的困惑：“南街村模式究竟能坚持多久，我也不好估计。它也许可以无止境发展，也许因为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失去吸引力而随时解体。”
窦彦森说：“南街村走到今天，是不断改'制'又不愿'改制'。不断改'制'是指管理体制不断改变，不愿'改制'是指不愿意改成股份制。”
南街村集团高管几乎都表示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但难道他们不明白：包括股份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不是都可以成为集体经济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吗？的确，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到来之际，“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这一极具思辨色彩的课题变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南街村人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３０年前在全国率先实行分田到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今重走新型集体合作之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约经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结束在南街村采访后的第二天，记者在郑州采访了熟稔最新经济政策的张保盈博士，他回应了窦彦森和南街村人的疑虑：南街村的发展方向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矛盾。在新型集体经济的架构下，农民可以用土地、林地、水面等可控资源入股，实现公司制改革，这种公司制是变相的集体所有制。其外在组织形式是现代公司模式，内核依然是集体所有制。
他说，南街村一直推崇的“外圆内方”策略，正是为了解决集体所有制与现代经济接轨时的不适应、不协调而在形式上进行的有益探索。南街村的“内方”是它坚守集体所有制的理念与理想，“外圆”则是想用这种方法解决集体所有制与时代的冲突。
张保盈还为南街村指出了一个解决融资困局的办法－－把集团盈利状况良好的资产剥离出来，筹划上市，打通融资渠道。
他说，制约南街村这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上市的障碍几乎没有了。按新《公司法》和《证券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有两个就可以。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作为股东，再引进一到两名战略投资者，注册成股份有限公司，即可筹备上市。如华西村是全国首家以村命名的乡镇企业上市公司，是乡镇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成功典范，集体经济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解决了融资问题，产业发展良好，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同为中国的“明星村”，在资本市场上，南街村恐怕还要多学习华西村。
河南一些熟知企业运作的人士称，南街村骨子里其实是把自己作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来看待的，所以它也必须承担所有市场经济主体都可能面临的结局，比如破产、分化、重组等。南街村暂时出现困难，并不代表它坚持的集体所有制出了问题，无论是集体所有制、股份制，或者是上市公司、民营企业，都可能在经营运行中出问题，比如盲目投资、摸不准产业脉搏等。
如果不是陷入体制藩篱对南街村进行简单的评判，而是放在历史的宏阔背景下来审视，审视集体经济的过往和未来，审视集体经济与时代的冲突、融合，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中国农村的命题。
王宏斌说他也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３０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快实行３０年了，我们是该好好想想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建成啥样？我想社会主义新农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新农村。更直白一点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应是共同富裕的新农村。”
在南街村和郑州两个不同的场合、王宏斌和张保盈这两个彼此陌生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一家一户的组织形式过于单一、分散，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和市场化的要求，也无法适应中国农业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中国农村又一次踏上了变革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