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野蛮的俄罗斯 （太长，慎入）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一）

刚才在那边看见老加不伦不类地吹嘘老毛子，甚至歌颂列宁、斯大林的“西方文化”打败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由得喟然长叹：看来那俄奴党在中国进行的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痕迹已经无法铲掉。过去有林思云出来歌颂“十月革命失败是金”，现在就连老加也出来歌颂列宁斯大林的“西方文化”，当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老加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不是什么“西方人”，在欧洲人眼中看来都是亚洲人。斯大林按其民族出身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亚洲人，而列宁也有鞑靼的血统。他最突出的相貌特征，便是蒙古人的细眼睛与突出的颧骨，这是几乎每本列宁传记都要提到的。

这倒不是搞种族主义，而是说，列宁斯大林搞的那套，根本不是什么西方文化，而是毛子发明的邪恶的“反文化”。我过去多次说过，各民族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不一样，有的作出了与幅员和人口毫不相称的巨大贡献，而有的则毫无贡献，至于俄罗斯那种下流民族则做出了巨大的负贡献。人类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哪个民族，给全人类带来如此巨大、如此全面、如此难以弥补的空前绝后的灾难了。

而今加人却出来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给我们带来的，是先进的战无不胜的西方文化！

我想告诉大家几个简单事实：第一，就文化而言，俄国不是欧洲国家。第二，俄国不是先进国家。第三，在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基本未开化的野蛮国家，全民基本是文盲；在十月革命后，它以反人道手段极大地增加了军事实力，并普及了国民教育，提高了全民平均文化水平，但仍然远不是发达国家，反而堕为邪恶国家。第四，俄国是对中国造成最大伤害的邻国。由于俄国人的民族自卑心理，它也是沙文主义与种族主义最严重的下烂国家。无论是在沙俄时代还是在共党时代，俄国人民都普遍鄙视中国人，民间有无数侮辱嘲笑中国人的笑话。

基辛格曾在其回忆录中比较过苏中两国的政客。他认为，俄国人因为没有什么文化，自卑心很强，因此只懂实力一门语言，所理解的外交便是野蛮恫吓，而中国领导人因为古老悠久的文明的积淀，养成了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心是在苏联领导人身上看不见的，云云。如所周知，基辛格被毛周迷得灵魂出窍，他对中共的评价谈不上什么客观。但他对俄国人的评价倒是很准确。中国文明当然算不上先进文明，但比起白纸一张的俄国来说，中国人完全有资格无限自豪地睥睨那些吃人生番。

俄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很晚，在很长时间内，那广袤的土地上一直没有什么国家形成，都是一伙吃人生番在fooling about。直到公元880年（亦即咱们的晚唐时代，大致是唐僖宗在位时），北欧海盗（the Vikings）流窜到现在的乌克兰一带，建立了个“基辅罗斯”（Kievan Rus），俄国才破天荒第一次建起了原始国家的雏形。公元10-11世纪，统治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接受了东正教，颁布了第一部用东斯拉夫语写成的法典，基辅罗斯才算变成了个初步有点法律的原始国家。

12世纪后半叶，蒙古人的入侵倾覆了基辅罗斯。从公元13-16世纪初，俄国一直处在蒙古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的统治下。14世纪中，莫斯科公国形成，成了金帐汗国的藩属。15世纪末，金帐汗国发生内乱，莫斯科公国趁机崛起，开始扩张，最终推翻了蒙古人长达260多年的统治。1547年，伊凡大公加冕，自称“沙皇”，开始大肆屠杀贵族和百姓并疯狂进行军事扩张，由此为下流老毛子奠定了其无限扩张的下流民族传统。因为嗜杀成狂，这位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被称为“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俄国画家列宾的名作便是《伊凡雷帝杀子》。

因此，直到16世纪中叶，第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才在那下流土地上出现，而那相当于咱们明朝的嘉靖年代。您说俄国和非洲国家是不是50步与100步的区别？

伊凡雷帝建国时，其疆域大概也就相当于欧洲的中等国家吧，但他疯狂开疆拓土，在任期间便使得俄国的幅员翻了一番。继任的沙皇不管是哪个家族，都秉承了疯狂扩张的特性，使得俄国的疆域跟发面一般迅速膨胀。16世纪中，野蛮的哥萨克与俄国商人翻越过乌拉尔山，向亚洲渗透扩张，接着俄国军队便开始在广袤的亚洲土地上建立要塞，最后一直推进到太平洋，使得俄国成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但这只不过是军事征服，只证明了老毛子天性贪得无厌，叫花子进门得寸进尺。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然而却是个一穷二白的文盲大国。俄罗斯之所以有点文化，以致风魔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识字分子，使得他们误认为俄国是文明大国，全靠几个明君意识到了自身的野蛮，在不同程度上发动了西化改革。

第一个这么做的便是彼得大帝，这“大帝”的翻译其实是迫不得已，英文是Peter the Great，意味“伟大的彼得”，并没有“帝”的意思在内。上文提到的统治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也被毛子称为Vladimir the Great，然而他不过是个王子（Prince，通译为“王公”，但这又与“国王”[king]相混淆），若翻译成“弗拉基米尔大帝”岂非笑话？可叹的是某些无文化的文人不知道这“大帝”纯属洋货，竟然照猫画虎，弄出什么“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等滑稽称谓来。我在承德避暑山庄就曾见到“康熙大帝”的铜像，这也不在话下。

彼得大帝统治俄国的时间是1682-1725年。他秉承了既往沙皇武力扩张的下流传统，在任上发动一系列战争，极大地扩张了俄国的幅员，还首次宣称俄国是帝国（Empire），使得俄国成了个世界强国。但他与前任的不同，乃是意识到了俄国的野蛮落后，因而试图从西方引入先进文化作为弥补。他到欧洲考察学习了18个月，与欧洲的政客、学者、商人、工匠等三教九流的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回国后便仿照西方模式，对国家结构进行了改建，在俄国首先设省（中国人早在千年前就知道这么干了），成立元老院、参议会等议政机构，并终止了政教合一的做法。他还建立了彼得堡科学院，用重金礼聘欧洲学者到该院工作。著名瑞士数学家欧拉就是在彼得死后被礼聘到该院去的。此所以苏联人出的书都一律要称欧拉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让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欧拉是俄国人。彼得大帝甚至推行西式服装，命令臣民剪去引以为傲的大胡子，并禁止了包办婚姻。

彼得的改革将科学与文化首次引入了俄国，因而培育出了俄国自己的学者，罗蒙诺索夫就是被毛子吹上天的“俄国文化之父”，他据说是物质不灭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人（其实能量守恒定律的确立是19世纪的事，涉及到多个领域内的科学家的共同贡献），不过似乎国际上并不承认。但有点似乎不能抹杀，那就是罗的语文改革活动，他在1755年为俄国人首次制定了语法，并写出了几十首作为示范的颂诗（Odes），使得俄语成了一种比较现代的语言。

彼得大帝之后，叶卡捷琳娜女皇（在位期间1762-1796）算是第二位推动了俄国文化发展的明君。叶卡捷琳娜乃是个德国人，原名凯瑟琳，“叶卡捷琳娜”乃是俄国的等价人名。她来自一个先进国家，到了野蛮国家后自然会热心提倡文化、艺术、科学与教育。在她的扶持与推动下，所谓“俄国启蒙运动”（Russian Enlightenment）得以发生，野蛮的俄国在此期间建立了第一所大学，第一个图书馆，第一个戏院，第一个博物馆，以及相对独立的报刊。

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在位）则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面作了重大改革。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他下令解放农奴；仿照西方模式设立地方自治议会与自治政府；按法国蓝本改建司法制度；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军制，仿照西方建立预备役与征兵制，划分军区，修建战略铁路。他的一系列开明改革打破了身份藩篱，让原来地位低下的平民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其中的才俊之士得以脱颖而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列宁他爹靠勤奋努力爬上了四等文官的高位，跻身贵族之列。

最后一位改革家便是斯托雷平，此公曾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手下任内政大臣（1904年-1905年）和首相（大臣会议主席，1906年-1911年），其改革颇有些像邓小平的改革。

斯托雷平出任首相时，俄国刚刚爆发过革命，全国动荡不安。老斯认识到 “发展才是硬道理”，俄国的进步只能靠经济繁荣实现。因此，他一面加剧对革命乱党的监控与镇压，一面采取了若干自由化措施以刺激经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超过老邓的地方是，他认识到，俄国的发展只能靠中产阶级的发育与壮大，为此进行了土地改革。

俄国的土地制度非常奇怪，大概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吧。除了贵族拥有大量地产之外，俄国农村并不实行土地私有制而是某种原始的公有制。村民们都属于所谓的“村社”，所有的土地都为村社所有。村社再将土地均分给村民栽种。这种制度颇像咱们的“大包干”，亦即农民有村社分给的份地的使用权，但并没有所有权。

这种原始制度，妨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便是俄国为何有那么多“社会主义革命家”，他们都觉得俄国国情与欧洲不同，早已在农村实行了集体化。因此，俄国可以不走西方的老路，绕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直接进入“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主张为当时许多革命政党共有，并不光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严格说来，参与二月革命的那些革命乱党中，还真找不出右派来。就连被十月革命推翻的临时政府的首脑克伦斯基，也是一个相当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人。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规定，村社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在法律上属于使用者所有，因此农民有权退出村社，独家经营，农民银行必须扶持这些试图脱离村社单干的农民。1911年，也就是他被暗杀的那一年，政府还进一步公布了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进行土地规划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动变为私产。斯托雷平的指望是，农民富裕起来后，便会变成现行制度的热心支持者。出于类似考虑，他还在城市试图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为此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权力。

斯托雷平的改革获得了极大成功，俄国经济在短期内便繁荣起来。据前苏联异议学者的研究，苏联后来的GDP增长率从未达到那个时期的水准。俄国的一点工业基础，基本上就是那个时代铺下的。正因为此，改革使得列宁极度恐慌。他生怕改革成功使得俄国能避免暴力革命。许多德国政客也担心，俄国的成功的经济改革若再进行几十年，则德国在欧陆的霸主地位将会因之动摇。有的历史学家因而怀疑，德国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就是想在俄国富强起来前先将之击败。在我看来，这种猜疑毫无证据，乃是阴谋论思维定式。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穷兵黩武、扩张成性的野蛮国家，但它乃是典型的一穷二白的泥足巨人，无论是政治、经济、工业、科技、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极度落后。它是一个标准的原始农业国，资本主义从未有机会发展起来。绝大部分俄国人民是文盲农民，实行的是一种无比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它的文化完全是从西方断断续续引进的，并无原生文化，基本属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贵族。俄罗斯的文化巨人诸如格林卡、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从小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他们的作品与俄国平民实在没什么相干，并不为文盲大众理解和欣赏。这和中国都还是两回事，中国的文化基本还是平民而非贵族创造的。

这种本质上是舶来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达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但在时间上、地理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度不均，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移植文化，并不曾深入宿主庞大的躯体深处。在时间上，俄国文化精品都是19世纪创作出来的，此前是一片蛮荒，俄国人的“古典作品”其实是近代作品。在地理上，革命前的俄国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几个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则是一片荒野。即使是在那几个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与广大百姓毫不相干。真正的俄罗斯人的生活，还是《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上描写的那些真实野兽风情，其中公公强奸儿媳成了标准常规。

这种奇特的文化风景，很像共党后来搞的“橱窗文化”，亦即只开放北京、上海等地供好奇的外宾窥视，让他们看到与内地大众毫不相干的幸福生活。虽然沙皇并未有意这么做，然而俄罗斯文化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橱窗文化。毛子那些不逊于欧洲任何一个大师的杰作，令中国读者神迷心醉之余，常常让他们误以为俄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这说来也不足为奇。就连西方的力薄儒都还以为“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幸福生活代表了全国农民，何况是没到过俄国的中国读者们？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二）

前文贴出后，争议颇大，若干网友指出，俄罗斯文化灿烂辉煌，并不是我说的那么不堪，不能将人家称为野蛮国家，有的网友则引用秦晖教授关于斯托雷平改革的论述，认为斯托雷平的改革是“肮脏的进步”，似乎是后来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要答复这些问题，恐怕远远超出了我的学力。但不管怎样，还是尽力而为吧，好在这儿不过是论坛，并非学术刊物，胡说八道是允许的，只要不是太邪乎：）

关于“野蛮国家”之谥，我自觉已经在前文说明白了。其实诸位用不着来说服我俄罗斯文化是何等灿烂辉煌，那是我少年和青年时代唯一能接触的东西。我不但看过所有翻译过来的俄罗斯文学大师们的巨著，就连俄国在蛮荒时代（19世纪以前）写的前文化作品，我也曾系统攻读过。此所以我后来曾厚颜自吹，如果我的俄文好，完全可以去拿一个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因此，在这点上我与诸位并无什么分歧。

我想告诉诸位的，不过是一个事实：有两个俄国，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而诸位只看见了那个橱窗里的俄国。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留下了世代传颂的名言：

“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has so much been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

直译是：

“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欠了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情。”

有趣的是，若用英文表达，它一点都不蹩嘴，而用中文表达则成了绕口令。这是什么原因？留待吴耐去研究吧。

这话是什么意思涅？不列颠空战是在英国上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如果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则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去解放台湾，而英国根本抵挡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线生机，就系在一小撮空军儿郎身上。这种先例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我看俄罗斯文化也就是这么回事，从未见过哪个别的文盲国家靠一小撮贵族创造出一种如此精致绝伦的文化来，以致它掩盖了无边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错觉，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是个文明国家。

实际上，走出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几个文化橱窗，您见到的只会是那个生活在中世纪的贫穷愚昧野蛮的农村俄国。它的社会基本组织方式非常像中国，然而比中国还落后万倍，那就是村社（Мир）制度。

村社制度是从13世纪就传下来的俄国民族遗产，是标准的俄国生产与生活方式，得到政治上两极的一致喝彩，它不但被沙皇视为沙皇制度的柱石，而且被革命党人视为俄国的特殊优越性与未来希望所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吊诡现象，在其他国家还似乎不曾有过。

那么，村社是什么玩意涅？俄国的土地分为私有与国有两部分。私有土地属于贵族大地主，大地主拥有大批农奴（称为“灵魂”）替他们耕作。农奴和公社社员一样，都没有人身自由（不是说像苦役犯一样戴着脚镣手铐干活，而是不能离开居住地），一生交给农奴主安排，栽种领主的土地，干活所得的1/3要交给农奴主（好像比公社社员待遇优厚些）。其不如公社社员的地方，乃是不能自由婚嫁，婚姻必须由领主决定。农奴的子女世世代代是农奴，绝无希望变成自由人，这点与公社社员也一样。

国有土地则有两类，一类直接属于沙皇，也由农奴耕种，另一类则由所谓村社耕种，实际上为集体所有。村社是农民的共同组织体，由德高望重的长老实行家族统治，决定社区内的一切公共事务，很像咱们的宗法统治。它与后者的区别，只在于咱们的家族虽然也有共同的族产，但族人仍然可以自由购买田地。村社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种原始社会的共耕组织。土地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集体。村社把土地均分给每家农户耕作，各家有土地使用权，但并无所有权。过上一段时间，村社就要把分给各户的土地收回，重新分配，这目的是为了避免贫富分化，确保大伙儿一样穷。

村社文化（或更准确地说，是无文化）的特点，乃是它惊人的稳定、封闭与保守。对绝大多数村民而言，村社就是整个世界，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中，万事不求人，根本没有与社区外的人交通的必要，一切都自给自足。老帮菜大概还记得《列宁在1918》上那个去跟列宁找“农民的真理”的“富农”吧？记得他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城市供给，你们不给我们洋布我们穿土布，不给我们皮鞋我们穿草鞋，而我们若不给你们粮食你们就得饿死。于是伊里奇大怒，质问道：难道你今天来，就是代表农民向我们宣战么？农民当然抵挡不住布尔什特（bullshit）的快枪，在饿死泰半后自然屈服了。

这位“宣战”的老农说的其实就是俄国革命前的基本状况，农民与古代中国农村一样，穿的是自织的土布衣服，不过不是穿草鞋，而是野蛮毛子特有的用桦树皮制成的树皮鞋。村社有自己的铁匠铺，负责修理制造农具。农民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互通有无，与市场经济彻底绝缘。据说直至18世纪末，俄国还没有面包的交易。中国再落后，也不曾到这个地步吧？说这种国家是野蛮国家，哪有什么夸张不实之处？当然，小衲他岳父母那些前嬉皮士坚决不会同意：）

不夸张地说，村社就是俄罗斯之魂，它哺育出了俄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彻底堵死了个性解放标新立异的一切空间，使得他们养成了崇拜并无条件服从尊长的天性。沙皇既是他们的大家长（所谓“小父亲”——毛子用的昵称），又是活在世间的上帝。这种原始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将俄国卓有成效地冻结在中世纪。

这儿顺便解释一下，所谓集体主义似乎被国人视为好东西，上次记不得是老哈还是老泉追究过这问题。集体主义价值观，就是认定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相对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渺不足道，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无条件牺牲。被西方视为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权利，在俄国、纳粹德国、中国和日本等国百姓看来一钱不值。这就是专制制度乃至极权制度在这些国家盛行的基本原因，也是它们在英美毫无感召力的原因。

其实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极端的集体主义，其共同点便是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为了集体的长远福利，独裁者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去对个人干出一系列西方人认为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如今的俄罗斯，集体主义仍然是主流价值观。中国就不必说了，许多识字分子包括八九学运的参加者（如本区网友卡城老李）都坚定地认为，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是可以杀掉一部分人。而如今的俄国青年也对着西方电视记者坚定地说，俄国恢复往昔的大国尊严才是最重要的事，个人的自由可以后一步解决。普京也承认：

“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于通过自己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要改变这种习惯是很缓慢的。我们且不去回答这样做是好还是坏。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情绪，而且它很盛行，因此不能不重视。”

俄国若没有村社，中国若没有宗法统治，很难设想两国会形成如此执着持久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无法理解为何俄国人与中国人都有同样的“社会主义热情”。两国人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都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世界”。这种相似似乎不是偶然的。

类似地，俄国人以“追求真理”为执拗传统，但俄语的“真理” Пра?вда‎ 其实来源于基辅罗斯君主“伟大的弗拉基米尔”制定的第一部法典Правда Роусьская，因此并不是西方truth的等价物，而是一种由统治者主观规定的行为规范，这与中国人的真理观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离开两国共同的文化背景，似难解释这种雷同现象。

其实沙皇与革命家赞扬村社都没错，他们看到的其实是同一个“优点”。村社文化训练出来的个体毫无个性与自由，使得大多数国民养成了绝对服从权威的奴性，它们的确构成了沙皇专制统治的精神柱石。但反过来，国民的奴性也为一小撮意志如钢的革命家提供了广阔的冒险天地。正如俄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特卡乔夫准确观察到的那样，俄国的革命必须由一小撮精英使用恐怖手段驱赶奴性十足的大众去进行。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人长期流亡国外，只是在二月革命后才匆忙回国。在夺取政权后，他们在广大基层完全没有什么根基，全靠那精英党采用恐怖手段强迫广大人民乖乖就范。这与中共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我党在夺取政权前，毕竟还在广大华北农村实行了有效控制。

这种原始生活方式最大的优点，是为一个孤立系统提供高度的稳定性，正是陆放翁所谓“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但若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它立即就要因与其他制度比较而出现生存危机。因此，俄国在近代遇到的挑战与危机，与中国非常之相似，而它的命运更是与中国相像到极点——两者都是统治者改革找死。不改革，则无法与西方强国竞争；一改革，则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把魔鬼从胆瓶中放出来，直接造成了专制君主的速死。它们留给后人的教训，便是令人丧气的“不改革可以苟活，改革则导致速死”。Believe me, I hate what I’ve just said, but that was what I observed。

网友贴出了秦晖教授的有关评论，我不是很同意，觉得秦教授有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意思。当然他的苦衷可感，但似乎不能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去穿凿历史。当然，我对俄国历史远不如秦教授及其夫人熟悉。不过据我的一点道听途说，俄国的改革史似乎并不是如秦教授说的那样黑白分明，一目了然。斯托雷平要比邓小平、朱镕基等同志高得多。两者之间似乎不是个简单类比的关系。

前文已经介绍过，俄国近代的改革，是亚历山大二世启动的。在登基前，亚历山大二世就曾到欧洲考察过，知道俄国与欧洲强国的巨大差距。1853-1856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俄国与土耳其、英法等国开战，是为“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使得俄国体制的弱点暴露无遗，因而直接启动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内政改革。他不但将工业引入俄国，启动了俄国的工业化，而且还察觉，农奴制度与资本主义不兼容，俄国若要富强，就必须走资，而要走资，就必须解放农奴。在这点上，这位改革皇帝的决心可谓前无古人——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都知道农奴制度的落后，但都不敢动那俄罗斯的命脉，亚历山大二世却毅然动了，于1861年发布了农奴解放命令。

关于这场改革，至今在西方还各说不一，争议很大，秦教授似乎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但我认为责之过苛。改革必然都是不彻底的，必然有着各种弊端，只能看其大致走向是否符合国家进步的大方向。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还是斯托雷平的改革，都是俄国走资的前提。不进行这两场改革，则俄国根本无望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而迅速富强起来。俄国和晚清的区别是，俄国不改革也能苟安下去，只是不能如意扩张，而晚清不改革就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更有主动精神，更值得肯定。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方案是，让农奴既获得人身自由，又能得到一份土地。这设想本身倒很周全，盖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是给农奴以自由，却不为他们提供生活手段，则解放的农奴只会饿死。如果要把地主的土地强行分给他们，则不但侵犯了私人产权，还要引来贵族的强烈反抗，很可能引发大规模骚乱，到最后谁也没好处。因此，他的方案是，农奴无条件地获得公民权，变成自由人，从此可以自由安排婚姻大事，购置产业，有权去做买卖，等等，不必再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就是说，农民不必交赎身费，就能从领主的财产免费变成自由人。这严格说来也是国家对私产的侵犯，不过是一种人道的侵犯。

但被解放的农奴要获得一份地产，就必须靠自己买了。买的方法是，农奴个人交1/4的地价，由国家代付3/4。国家代付的款项，由农民以纳税方式，在49年内还本付息赔清。被解放的农奴被组织入村社，实行连环保。他们自己花钱买来的土地属于村社。但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份地卖给村社，到城里去打工。

以上规定适用于私有农奴，亦即原来给领主种地的农奴，不适用于领主的家奴（所谓household serf），也就是那些不种地为领主干家务的仆人。他们得到的只是自由身，却无权分到土地。1866年，为国家所有（也就是为沙皇所有）的农奴也得到了解放，他们分的地要比私有农奴的好得多，盖没有地主捣鬼。

这方案设计的初衷是好的。但如同一切改革一样，它必然要被既得利益集团钻空子而发生流弊。这流弊便是，地主当然只会把坏地卖给农民，把好地留给自己。而且，他们怕农民成了自耕农后便不租种自己的土地，于是在卖地时便有意造成农民的地与自己的地犬牙交错的状况，迫使农民为了耕作方便，不能不向地主租地，使得自己的土地能连在一起。沙皇的农奴则没有这种特殊问题，因此得到了较好的待遇。而最糟的则是那些不种地的家奴，他们得到的只是自由身，却没有养活自己的生产资料。

许多人把这场改革视为地主对农民的赤裸裸的掠夺。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地主也没得到什么好处。这场改革的特点，是它得罪了所有的人。亚历山大二世以为他这方案面面俱到，能同时获得地主与农奴的感激，结果是两面不讨好。从地主那边来说，改革使得他失去了大量土地，换来的只是国家支付的一堆债券（国家不用现金而是以国债方式作偿还手段）。当他卖出那债券时，常常发现它们已经大幅度贬值了。为了维持原有的奢侈生活方式，地主便被迫出卖土地以弥补亏空。

从被解放的农奴那边看来，他获得的自由只是一种潜能（potential）而不是实惠，而对习惯于作奴隶的人而言，实惠重于空洞的自由。更何况为了这抽象空洞的自由，被解放的农奴必须缴纳沉重税收，以偿还地价。那地价明显估计过高，因此常常使得农民在卖出谷物纳税后两手空空。于是农民们当然要怨声载道，油然而生“今不如昔”之感，觉得过去当农奴种的地比现在的还多还好，收入还高，解放倒把他们弄穷了。

因此，改革反而激起了广大农民与地主对政府的不满，骚乱时有发生。更严重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开明政策打破了身份制度的藩篱，使得许多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有机会读到过去无法看到的自由主义的读物，于是便哺育出了一批平民革命分子，恐怖主义的祖宗。这些人的蠢动，逆转了俄国的进步过程。亚历山大二世本来已下定决心实行宪政，却被民粹党人暗杀在大街上。那其实也是他自己找死。杀手投掷的第一个炸弹只是炸伤了他的卫兵，他不赶快逃跑，却下车去察看卫兵伤势，以示欧洲君主的胆量。哪知恐怖分子安排的是连环杀手，一击不中再来一击，于是老亚就被第二个炸弹炸上了西天。宪政也随着他的死亡烟消云散。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有个弊病，那便是它并没有解决村社那烂污制度问题。斯托雷平的改革就是瞄准着这大锅饭而去的。谁都看得出来，村社把农民捆死在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原始世界中，使得市场经济无可能产生，农民既不可能通过良性兼并土地变成资本家，也不可能因破产而流入城市去做无产阶级。要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当然必须打破这实行了几百年的大锅饭制度。

斯托雷平的土改内容我已经在前文简介过了。那主旨就是“允许土地私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秦晖教授引用斯托雷平本人的语录“助强凌弱”，认为那是“肮脏的进步”，是国家对农民的赤裸裸的掠夺。我不这么看。斯托雷平确实说过那话，但他的原意是要打破大锅饭，意思是国家必须扶持有能力的人先富起来。为了鼓励农民的创业精神，他规定农业银行必须向那些退社单干的农民发放他们能够支付的贷款，鼓励他们创办大规模的现代农场，在农村引入纯粹的经济合作体——合作社，以取代村社那种宗教政治经济合为一体的原始怪物，还提倡发展农业教育，引进新的农业技术。最主要的还是，他废除了被解放的农奴欠下的国家代偿债务，使得农民从不堪承受的重税下解放出来。将这些改革措施视为类似朱镕基实行的“改制”那种由权贵对普罗大众的赤裸裸地抢夺，我认为有失公平。这两者之间实在没什么可比性。
斯托雷平改革虽然引出了迅速的经济繁荣，但他触犯了俄国的命根：村社那个均穷主义（亦即一般所说的“共产主义”）象征，于是便走上了亚历山大二世的道路，在基辅歌剧院身中两枪。凶手伯格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огров）既是社会革命党人，又是沙俄秘密警察局特务。这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在俄国那种下流国家，改革派必然两面不是人。而俄国与中国之下流，正在于它们都容不得和平改革，要“一步到位”，最后闹出个空前横暴专制的极权制度来，从此天下太平，万籁俱寂。

说到底，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是谢德林寓言里的那个池塘。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三）

网友“秋风萧瑟”引用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上对俄罗斯民族的批判，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深具自省意识，说明这样的民族已经开始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他这话说出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深具自省意识的民族，还会成为世界上最邪恶的民族，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呢？

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无比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尤以托尔斯泰为然。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他曾称卢梭为“18世纪欧洲的良心”）。他创作的主人公列文与聂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时时在内心无情地剖析自己，并把内心深处的每个肮脏念头公诸于世，似乎有一种内心的煎熬逼迫他们这么做。列文曾在婚后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吉蒂，后者读后无比震惊与困惑。她满面泪痕地把日记交还给列文，说她不需要知道这些，请他不要再用这种事困扰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尔斯泰甚至在亲人去世的时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种时刻，仍然怕在别人眼中显得不够沉痛，因此就连他的悲伤也有虚伪的成份！

这种内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种心理分析。陀氏的书似乎可以视为心理分析的病例记录，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白吃》等巨著中那难以穿透的凄凉、绝望、阴郁与沉重，读者不难感受到他那为苦难磨锐了的良心与无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对一个健康的社会与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学似乎可以称为“良心文学”，其共同特点是作家们对俄罗斯苦难的感同身受的敏锐，对建立一种更干净、更纯洁、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道德原则的执着，对功利的鄙弃，以及理想主义的近乎偏执的反复表现。大师们风格不同，描写对象各异，然而都有着一种得到群体救赎的共同的执着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浓烈气息。事实上，《白吃》的主角（梅特金公爵？记不得了）身上就颇有些耶稣基督的气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对革命的朦胧企盼。作为一个整体，俄国文学家们表达的不光是现实的丑恶，更集体诉说了对一种乌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绝对纯净的，与世俗功利彻底绝缘。

这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也是俄罗斯文学有别于19世纪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他巨著的明显特征。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大师们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种独特的俄国“良心气息”。看一眼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也暴露社会的丑恶，然而却不曾向俄国大师们那样整个灵魂都卷了进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满荆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将那斑斑血迹洒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泪凝成的。

我想，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说的“走向反面”，或道家的“物极必反”。良心太过敏锐，道德感太发达，对集体救赎的理想太执着，太鄙视功利与理性，就难免堕落为宗教狂热分子，把理想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心甘情愿的，到最后便难免出现布尔什维克那种反文明怪物，为了一个无比崇高的理想，什么道德代价人命代价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付出。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上描绘了一个纯洁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来他为了砥砺自己的革命气节，特地制作了一个钉床，然而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躺在那些尖锐锋利的钉尖上。

这种自虐似乎很极端，然而我相信那是当时的革命家们普遍追求的理想行为规范。那就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个人什么牺牲都可以做出，什么苦难都可以忍受，与那个伟大的理想比起来，革命者个人的安危福祉一钱不值，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集体救赎而牺牲。既然连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这结果便是我在《人高于神》中说的，把某种理想抬到无限的高度，便将个体的位置彻底挤了出去。革命本来是为了结束人民大众的苦难，然而到后来受苦受难本身竟然变成了革命家们追求的目标，成了全民完成道德净化的必需洗礼，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引用的俄国谚语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干净了。”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性决策，而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圣战，[此种宗教，是集体的宗教，实用的宗教，非自由的宗教。]革命引来的苦难则是人民大众集体肉身成佛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俄罗斯文学大师们流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之内的，[我一点不觉得悲天悯人是人道主义，我认为同情心是万恶之源，我鄙视悲天悯人，我欣赏冷嘲热讽。]他们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种理想的集体生活方式。阅读那些名著，您只会感到深重的良心压力，驱使您投入改变那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们可能会促使您养成内省习惯，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然而却不会促进你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让你感受到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需求。19世纪是俄国文化的辉煌顶峰，然而它并不是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甚至也不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肯定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humanism）启蒙无关。

在这点上，俄国与古代中国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类似。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以表露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著称，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系列杰作。[中国其实不大有俄国那种悲天悯人的作品，杜甫也不是。芦笛老师肯定没读过杜诗。]而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符合圣贤们提出的道德原则的理想社会，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千年努力目标。两国的文化里缺乏的，都是由《独立宣言》界定的个体权利观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俄国文化里的基督教成份使得良心家们更真诚，更狂热，更执着，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从这个背景来透视，不难看出毛子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呓情有独钟，对“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所有当道者都蜕化为“犬儒”之后，“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是执政者不敢随便抛弃的基本教义，而那并不完全是为了在全球称霸，确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成份在内。在本质上，国际共运是一种脱胎于基督教的国际宗教运动。它之所以在俄国首先勃兴，恰是因为它迎合了俄国人民对弥赛亚带来的集体救赎的渴望。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个人对俄国文化乃至俄国知识分子的一点穿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还真想不明白为何一个知识分子良心超发达的民族会堕落为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邪恶民族。

毛子的另一个问题为文化后进国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政客们势必分为两派：主张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假洋鬼子与排外的阿Q，后者因为迎合庸众的虚荣心，很容易便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历史上狂热的所谓“民族主义国家”都是文化后进国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产痞子斯大林为何轻易战胜西化海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民族尊严，统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话，将自己的民族吹嘘为人类文明的发明者。因此，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etc, etc。

也是出于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与“扬眉吐气”的强烈感情需要，人民倾向于认同“国威重似泰山，民命轻于鸿毛”。只要能让祖国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划算的。要赢得人民的欢心，政客们最简便的手段便是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斯大林最是这种高手，30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时也非常海皮，因为不断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报上传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温层跳伞成功，第一次开破冰船到北极探险，国家派飞机营救北极探险人员成功，etc，etc。中国现在搞的这套名堂，完全是斯大林玩剩的。到最后竟然到了这种荒谬的地步，一场战争（如朝鲜战争）哪怕给国家带来不可胜数的灾难，但仅仅是因为它给了人民某种廉价快感，它就是值得打、应该打的伟大战争。

这种民族文化自卑心态的最大恶果，还是它很容易发展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轻易进入“以一人敌天下”（此乃马悲鸣的豪言壮语）的悲情角色而沉醉于其中，为野心勃勃的大独裁者与文明世界为敌提供民意基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之所以有助于斯大林构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为共党据此通知全民：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包围。苏维埃国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国家，代表着正义与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则由阶级敌人统治，代表着邪恶与黑暗。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完全地历史地落在苏维埃人的双肩之上。离开俄国的落后文化背景与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难设想与全人类为敌反而会唤起苏联人民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当然，要将俄国的邪恶化归结于俄罗斯文学良心的过份发达与民族进攻性的自卑心理，未免过于片面与轻率。大概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俄国文化里先天缺乏抵抗极权制度的传统，却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土壤，有着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潜能（potentials）。然而如果不是机缘凑巧，毛子也未必会堕落为大众熟知的世上最邪恶的民族。

毛子的堕落，始于沙皇被推翻，而这基本是尼古拉二世的过错，并不是什么“历史潮流”决定的必然。

如前文所述，沙皇在毛子百姓心目中，既是慈祥仁厚果决的大家长，又相当于活在世间的上帝或起码是宗教圣徒。毛子的宗教游行举的不但有圣像，也有沙皇的画像，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在愚昧的毛子百姓心目当中，沙皇几乎相当于达赖喇嘛，其权威根本就是无从动摇的。此所以毛子的“农民起义”与中国的不同，普加乔夫只能冒充被叶卡捷琳娜大帝谋杀的彼得三世，他的“起义”才能得到大批人民的拥护，以致几乎颠覆了叶卡捷琳娜的统治.

然而1905年那个“血腥的星期天”发生的屠杀，却在沙皇这个传统形象上戳了个大窟窿。是年1月22日，彼得堡的百姓在“社会主义教士”乔治•加蓬的带领下，到冬宫向沙皇集体请愿。他们高举着圣像、沙皇的画像，唱着宗教赞美诗与沙俄国歌，和平地向冬宫进发，却在冬宫前遭到拱卫该宫殿的哥萨克骑兵的万枪轰击，当场死伤多人。据官方事后发表的数据是死亡92人，受伤数百名。然而这数字却在口口相传中被放大了多倍。

这事件与六四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当局事前精心策划的谋杀，而是示威群众试图进入冬宫，使得军队因恐慌而开枪，说起来是一桩未经预谋的不幸事故。沙皇事前虽然批准了部下建议，同意加强治安的措施，但并未预见到事故的发生，更未蓄意策划谋杀示威民众。事发时他根本不在冬宫，事后他深感震惊与痛惜，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真实的感情。

然而百姓可不会这么看，经此一举，沙皇那“至公至正为民做主”的传统青天形象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俄国百姓中引起了强烈的幻灭心理，因而加剧了原来就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得全国各地先后爆发骚乱，酿成1905年的革命。

在这期间，俄国知识分子以及上层社会反复提出实行宪政的要求，尼古拉二世一度表示让步，然而却不肯真的放权。相反，他重用斯托雷平，实行铁腕统治，一度解散了匆匆成立的国家杜马（俄国的准国会），镇压民间反对派，与此同时实行经济改革，造成了俄国经济的迅速繁荣。

这段历史呈现出与晚清乃至现代中国的相似性，两者面临的都是我在旧作中说过的“放狼难题”。对统治者来说，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是一种风险很大的勾当，弄不好就会失控而事与愿违。统治者必须采取主动，最好能在“狼”觉醒前便开始解放他们，最忌讳的便是在“狼”的威逼下被迫还给他们权利。当革命行将发生或甚至已经发生之后，再放狼便来不及了，那只会导致全局失控。清廷的倾覆就是证明。尼古拉的错误，是他在危机过后未能吸取教训，兑现原来的放狼诺言，更不该不知俄国脆弱，轻率地把俄国投入战祸。

斯托雷平的改革果然使得朝廷转危为安。经济繁荣掩盖了深重的社会危机，百姓似乎忘记了尼古拉二世欠下的血债，国家杜马也被斯托雷平娴熟的政治技能驯服了。当保守派占了多数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集会时，尼古拉二世对它相当满意。看来一切都很如意，尼古拉二世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爆发了，色便青年在萨拉热窝暗杀了奥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奥国因此对塞尔维亚宣战。同为斯拉夫人，老毛子认为自己是色便人的庇护者，于是便下令动员，这反过来又刺激奥国的盟国德国下动员令。当时欧洲列强给锁死在所谓“集体安全”的多种双边或多边条约中，又没有一个国联或联合国式的国际组织提供沟通平台，及时化解危机，于是各国君主一齐进入恶性互动的怪圈，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纷纷向对方宣战，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俄国宣战后，俄国为沙文主义狂潮席卷，尼古拉二世的声望如日中天，达到了最高峰。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涌向皇宫，高唱国歌，山呼万岁。尼古拉二世多次出现在阳台上向革命群众亲切挥手致意，更是使得大众的爱国激情达到了沸点。

然而俄国根本没有准备好打这场现代战争，它是道地的泥足巨人纸老虎，其重工业的规模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铁路密度还不如德国的十分之一，公路等基础设施直到希特勒入侵时都还处于原始状态，只是莫斯科附近有点柏油路，军队装备和训练都绝非德军对手。德军很快在东线便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俄军遭到惨重伤亡，丢掉了波兰（当时波兰是俄罗斯帝国的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给军民的士气带来沉重打击。更严重的是，脆弱的俄国经济无法承受战争的重荷，大量机车损坏，铁路运输中断，致使物价飞涨，供应困难，大城市缺乏燃料和食物供应，居民陷入饥寒交迫，整个国家面临着崩解危局。

更糟糕的是皇后亚历山德拉还在雪上加霜。此人是嫁到俄国的德国人。这在欧洲皇室中很常见。事实上罗曼诺夫王朝就有着德国根，著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亦即叶卡捷琳娜大帝，俄国的改革明君之一）就是个纯粹的德国人。她的俄国话是嫁到俄国后才现学的，跟嫁给尼古拉二世的亚历山德拉一模一样。然而此时两国成了死敌，俄国人民便一致认定她是德国派来的奸细，俄国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民众蒙受的战祸都是她造成的。

这其实是不白之冤，亚历山德拉哪会不做皇后，去当外国奸细？把俄国搞垮对她有何好处？然而这种阴谋论最能满足愚民对替罪羊的迫切市场需求。别说是愚昧的俄国，就连英国王室（也是德国种，德国似乎专门为别国提供王室）都遭到百姓普遍猜疑，吓得国王赶快公开声明放弃德国姓氏，改用温莎城堡的名称作姓，这才算蒙混过关。

可惜俄国皇室与英国王家虽然是亲戚，行事却完全是两种风格，丝毫不把民意当回事。亚历山德拉不但不知韬晦，还和妖僧拉斯普丁（又译为拉斯普京，后者发音更准确，不过不多见）不明不白地搞在一起，把宫廷变成了魏忠贤控制下的明廷。正是《四书》说的：“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拉斯普丁的传奇就是这警句的最好脚注。

好莱坞曾拍过这妖僧的电影，不知道同志们是否看过。这妖僧原是西伯利亚的一个文盲烂人，因具有某种特异功能而迅速出名，得以混迹上流社会。尼古拉二世的独儿子从他外婆英国维多利亚女皇那儿遗传了血友病，血液没有凝结能力，因此若稍微受伤，哪怕是创口再小也罢，都会流血直到流干为止。皇储的这种致命遗传病，成了尼古拉二世和皇后最大的心事。过去小王子几次病危，都被拉斯普丁以特异功能救活（有次竟然是通过发电报实行的远距离治疗）。亚历山德拉因此对老拉至为感激崇拜，敬之若神明，于是拉斯普丁便以国师爷的身份在宫廷行走，把它变成了一个丑声四溢的猪圈。

据拉斯普丁女儿的回忆录，老拉生具异禀，跟秦始皇他妈的男宠嫪毐一般，那话儿特别长。根据时人的回忆，他还对女人具有某种特殊的精神控制力，能让原来憎恶鄙视他的贵族女子变成忠实的性奴，跪在他面前，脱掉他的树皮鞋，为他洗散发着恶臭的脏脚。老拉充分利用了这种特异功能，把彼得堡的贵族沙龙变成了广交会。据他说，放纵自己的罪孽其实是得到救赎的捷径。所以，他不是放荡堕落，而是实行某种奇特的道德升华。

这结果，便是民间流传着无数亚历山德拉与妖僧之间的风流佳话。据现代学者考证，那些谣传都是子虚乌有，盖亚历山德拉深爱自己的丈夫。然而谣言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众普遍相信它。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德拉完全处在妖僧的控制之下，对之言听计从。她听从妖僧的劝告，说服沙皇解除了富有经验的出色将领尼古拉大公的总司令职务，由沙皇本人自任总司令，驻节在千里之外的统帅部，而把朝政留给亚历山德拉打理。

据西方学者分析，这是个致命错误。尼古拉二世从此失去超然地位，必须为一切战事失利承担直接责任，使得自己变成民愤焦点。人斯大林就充分吸取了这一教训。如赫鲁晓夫在其秘密报告中指出的，在苏德战争初期，斯大林从来不敢在战争命令与文告上签名，直到战局开始好转，“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名字才出现在此类文件上。

此举的另一致命恶果，是尼古拉跑到远离俄国政治中心的统帅部去（位于白俄罗斯东部的小城莫吉廖夫），从而割断了自己与俄国政治脉动的联系，失去了对全局的把握，因而在危机到来时还蒙在鼓里，不能及时采取有效应变措施。而他留下的事实上的“摄政”却是那个被妖僧牢牢控制的德国蠢妇人。她忠实执行妖僧的最高指示，按他的意愿提拔那些行贿者，贬斥忠贞耿亮之士，弄得朝政日非，国将不国。

目睹此情此景，以尤苏波夫亲王为首的几个贵族便挺身出来挽救危亡。据说拉斯普丁早就在垂涎尤苏波夫的妻子。小尤也心中有数，便以此诱骗妖僧到他家做客，将他请入地下室，给他吃了含有大量氰化钾的点心与葡萄酒，那剂量大到足可毒死五个人。妖僧来者不拒，把三鹿奶粉吃喝得精光，却一点没事，令小尤大为骇然。他跑到楼上去找出左轮枪，跑回地下室，朝着妖僧的后背就是一枪。妖僧应声倒地。小尤便回去穿大衣，准备把妖僧的尸体扔到外面去。等到小尤返回地下室去察看妖僧时，妖僧却突然睁开眼睛，喃喃骂道“你这个坏孩子”，一把扼住小尤的脖子，扼得他如同《瞎子领路人》上的那个流浪儿一般，看见了银河系的全部星星。幸亏小尤的同谋此时也来了，见状立即向妖僧开枪。妖僧背上连中三枪，才颓然倒下。密谋者们上前查看，发现他竟然还活着，正想挣扎起来，于是立即棍棒齐下，还用哑铃猛击他的太阳穴，这才总算把他打昏过去。密谋者们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把他包在床单里，扔进了结冰的涅瓦河。三天后，警察发现了他的尸体，作了解剖，大夫们无限惊骇地发现，尽管妖僧服了大量毒药，连中四枪，被人用哑铃猛击太阳穴，被活活阉割，又被扔下了冰河，然而他入水后竟然没死，还试图从河里爬出。只是河被冰层封住，他没能找到当初把他扔下去的那个冰洞，给困在冰层下面，才最终被淹死了。您说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妖僧虽死，国祚已移，俄军在前线接连失利，国民经济近乎崩溃，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1917年2月间，二月革命在彼得堡自动爆发，彼得堡要塞驻防军相继哗变，国家杜马成立了临时政府，彼得堡还成立了平行的第二政权苏维埃。两个临时政权都要求沙皇退位，沙皇的将军们也如是劝他。沙皇鉴于妻儿落在了造反派手里，更怕他的抵抗将引发内战，让德军轻而易举地征服俄国，于是便听从了部下的劝告，放弃抵抗，乖乖退位，潘多拉盒子从此打开，全世界都为此承担了血的后果。

下流毛子留给后人的教训，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训差不多，那就是统治者和人民双方都不知进退，双方都是得寸进尺，不知道见好就收，及时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妥协，最后是谁都没有好下场。人民可以推翻优柔寡断、顾虑重重的懦弱无能的老统治者，却以暴力革命造成了一种强大的逆向筛选场，使得心狠手辣的杀人狂得以胜出，从此再不可能指望统治者发善心，对人民作出起码的让步。

比较一下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尼古拉二世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便能立即看出两者的本质差别：尼古拉二世怕妻儿受人折磨，怕内战爆发让德国坐收渔人之利，最后的结果是全家被谋杀在西伯利亚，而列宁则能毫不犹豫地接受德国人的巨额金钱资助，以搞垮俄国政府、促成俄国失败为革命者至高无上的道德责任，此后又毫不犹豫地签订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卖国条约——布列斯特和约，把俄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割让给德国、奥国、土耳其等国，还同意向德国支付60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为的不过是能集中全力打内战，保住侥幸抢到手的政权。这种毫无任何底线、毫无道德约束的超级下流统治者，难道还会如亚历山大二世那样，采取主动措施，促进俄国的进步甚至准备实行宪政。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四）

二月革命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搅S运动，我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因为它把胆瓶打开，把魔鬼放了出来，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谁最下流谁就能胜出”的逆向竞争平台，谁不择手段，谁最不要脸，谁最心狠手毒，谁最不讲信义，谁最敢不顾大局，不怕鱼死网破，谁最能跟传统道德彻底决裂，谁就能最终胜出。布尔什维克党人就是这种优胜者，在掌握政权后把俄罗斯成功地改造为反文明世界。

基督教有所谓“反基督”一说，这科学预言是否有道理，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确实代表反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共运虽然毫无疑义脱胎于基督教，但它推出的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反基督列宁，大概可以算是一种镜像对称吧。

网友问我，什么是文明？我早就说过了，文明就是远离丛林，就是扬弃兽性。所谓文明，说到底不过是一堆做人行事治国的规矩。人类要缔结成可以和谐运转的社会，就必须压制人类的兽性，遵守一整套为全社会公认的规矩，这就叫体面，这就叫文明。不管社会处于何种状态，是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只要是人类社会，就一定有共通的永恒的行为准则，例如诚实、守信、廉洁、慈悲、仁爱、顾全大局等等。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它们都是被人类普遍肯定的基本文明原则，都是做人做事从政的起码规矩。蔑视践踏抛弃这些全人类承认并行之几千年的规矩，就必然回归兽性，建立起一个魔鬼世界来，而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光辉道路。

列宁主义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敢于并善于与这些传统文明观念彻底决裂。列宁主义只有一个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有一个是非标准：“能否达到目的。”而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夺取政权。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无论什么下作手段都是正义的，无论何等可怕的血的代价都是合理支出。

根据瓦列恩基诺夫（Nicholai Valentinov）的证词，列宁曾对他说：“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只意味着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连一个鹦鹉都能做到这点。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必须具备合适的心态，也就是人们说的雅各宾主义……雅各宾主义意味着，为了达到你的目标，必须无所畏惧地采用一切坚定的行动去战斗……不是带着白手套去战斗……不要害怕使用断头台……对雅各宾主义的态度的区别正是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划分为两个阵营——革命者与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

无独有偶，前段俄国披露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也说：

“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 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的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 ）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 。但是未来卻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

 

同一份文献还指出：

“列宁……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

“我不想充当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么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

（芦按：老普死早了，所以只看到布党半年内查封的杂志超过整个罗曼诺夫皇朝的总和，没能看到在布党当国之后短短五年中，契卡处决了至少20万人，而沙皇政权在垮台前的50年内，也才处决了一共１万４千人。）

“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人，也是列宁的恩师。虽然我对《遗嘱》的真实性存疑，但不能不承认它对列宁以及列宁主义的观察实在是入木三分，而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强大战斗力所在。二月革命之所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搅S运动，便是它为列宁主义提供了充分的用武之地，让它的战斗力得以充分发挥出来，这搅S的总司令，便是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

前文说到，二月革命发生后，沙皇听从将军们的劝告退位。他先想把皇位传给12岁的太子阿列克赛，但旋即改了主意，觉得让那血友病患者离开家庭的照料去打理国事，只会迅速送命，于是他发布了第二份诏书，宣布传位给御弟米海尔大公（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根据俄国的《基本法》（第一部事实宪法），米海尔于尼古拉退位当天，便自动变成新沙皇米海尔二世。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接受了皇上这一决定，并将这一消息在军队和某些城市中作了传达。

但米海尔次日却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必须实行普选，由选出来的代表召开立宪会议，由该会议制定宪法，决定国体，建立政府。只有当人民愿意他执掌最高权力时，他才会登基。

这就是说，俄国是采用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国，完全由通过普选选出来的立宪会议决定。只有人民要米海尔当皇帝，他才肯当。如果人民愿意采用共和国体，那他也乐意做一个普通公民。在举行普选前，临时政府只是一个过渡权力机构，等到立宪会议选出正式政府之后，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这点上，二月革命颇有点像咱们的辛亥革命，满清是“让国”，沙皇也是“让国”。从法理来说，两国新政府的权力都是旧统治者转赠的。临时政府的首脑颇有点像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两者都不是民选出来的，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僭主。俄国的情势更微妙：米海尔并没有正式放弃皇冠，也没有决定国体，而是把一切都留给人民去决定。因此，最后的政府是否合法，端看它是不是制宪会议选出来的。

米海尔的这一决定，大出赶去游说他的克伦斯基的意外，老克盛赞他这一行动非常高尚。的确如此，制宪与政府民选一直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梦。老米这一决定反映了民意。

1905年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的一个要求就是召开制宪会议，实行君主立宪。尼古拉二世一度让步，签署了《十月宣言》，保证赋予俄国人民以公民的基本权利，诸如人身安全、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自由等，沙皇还保证扩大杜马的代表性、试行男性公民普选，并宣布法律若未经杜马批准即无效。但等危机过后，尼古拉又不愿放权了。在选出来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前夕，他匆忙地发布了《基本法》，规定任何新法律若未经国家杜马、上院（国家杜马是下院，上院称为“国务院”——State Council，其组成比英国上院还民主，只有一半成员由沙皇指定）和皇帝的批准均为无效，还为《十月宣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上了限制，那就是必须符合帝国的法律。

 

这样，国家杜马虽然有立法功能，沙皇却拥有否决权。而且行政内阁由沙皇指定，国家杜马无权干预阁员任命。因此，就其功能而言，国家杜马主要还是一个咨询顾问机构，其立法权力有限，而且毫无行政权力。

但即使如此，与后来的苏俄相比，尼古拉治下的沙俄可算自由的乐园了。连革命乱党都能在国家杜马中拥有席位：布尔什维克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拥有19席，在第四届中拥有15席；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竟然拥有37席。在此后两届中虽无席位，但那是因为该党抵制国家杜马造成的，并不是沙皇不许他们参加。

您说这是何等滥好人？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社会革命党人，都以推翻政府为目的，都以暴力甚至恐怖行动作为革命方式，都有大量的刑事犯罪，而这种职业犯罪家，居然也能堂而皇之地坐在国会里，利用议员的豁免权，大发反政府议论，大力鼓吹推翻政府的暴力革命！

不管怎样，和羡慕西方先进文明的中国人一样，宪政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永久的梦与永久的痛。因此，不能不说米海尔大公这一决定非常高尚，而这就决定了他的悲剧结局。1918年6月12日，根据列宁的命令，契卡的皮夹克同志们秘密逮捕了米海尔大公和他的英国秘书，把他们绑架到郊外枪毙了。他比他哥尼古拉二世还不如，尸骨至今都未找到。

“高尚者最倒霉，卑鄙者最成功”，这就是列宁开创的反文明世界的第一条原则。我党最热衷向学童宣讲的《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逼真写照。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老统治者都是农夫和东郭先生，而苏共和中共都是列宁同志哺育出来的毒蛇与恶狼。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五）

二月革命是群众的自发革命，惟其如此，它就一定只会是缘木求鱼的蠢动，其最大特点是诉求与手段截然相反。二月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人民大众不堪沙皇的压迫剥削，而是因为一次世界大战与既往所有的战争都不同，是全面比拼内力（尤其是工业生产力与运输能力）的所谓“总体战”，俄国落后的经济以及原始的基础设施无法承受这一重荷，国民经济脆弱的脊梁被压断了，人民再也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艰难困苦，因此最先垮了下来（第二个垮掉的是次弱的奥匈帝国，接着是德国）。所以，人民之所以要起来造反，其根本动机是为了结束战祸，与追求自由民主什么的毫不相干。

在这点上，二月革命与辛亥革命再次表现出了相似性。已经反复讲过了，辛亥时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外患而不是内忧，解决那危机的办法只能是实行内政改革，把中国迅速改建为一个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能有效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资源去抵御外侮的现代国防国家。只有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白吃如孙文者，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以革命止瓜分”的神妙主张，以使国家陷入无穷内乱、彻底丧失起码的国防能力来解决对外民族危机。

二月革命也与此相类似，它在强敌压境、前线节节失利的严峻时刻，不失时机地在国内开辟了“第二战场”，正是革命歌曲《到敌人后方去》唱的“两路夹攻才能打得赢”。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便彻底失去了战胜德国的希望，唯一的出路是单方面媾和，集中精力先把内部问题料理妥当再说。然而既然爆发了宏大内讧，俄国也就失去了谋求体面和平的全部筹码，只能接受德国单向强加的苛刻条件，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以割地赔款的方式退出战争，而这就是列宁后来干的事。

但毛子虚矫的民族自尊心决定了俄罗斯人民没有承受这种失败的心理能力。每次俄国对外战争失败，都要引起国内强烈反弹。如前文所述，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改革，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直接刺激出来的。而1905年之所以爆发革命，也是因为俄国输掉了日俄战争。

这就是临时政府钻不出来的困境：欲战不能，欲和不敢。临时政府最先通过的法令中，就有一个是废除以死刑惩罚逃兵与哗变部队的。这使得军队彻底失去了纪律约束，成千上万的士兵逃亡回家。在奢谈“平等”的革命气氛下，临时政府还剥夺了军官的权威，代之以“民主选举”的“士兵委员会”决定一切。这使得大批的军官被士兵枪毙与私刑处死，军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

然而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下，临时政府还想打下去。这就是上文说过的负筛选的问题：越是decent的政治家便越被动，越是毫无底线的流氓便越是拥有主动权。一个讲究责任伦理的政治家，必然要考虑到他的决策给国家利益的影响，因而不愿意割地赔款，即使要和，也必须是不割地不赔款的体面的和平；他也必然要讲究政府的国际信义，努力遵守对盟国的义务；更要顾忌到民意的反弹，不敢罔顾民意一意孤行……。这许许多多顾虑，限制了他们的决策空间，使得他们不可能像列宁那样，作一个彻底的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约束，不遵守任何文明规矩，敢于并善于无视全民的反对，敢想敢说敢干，具有无限的行动自由。

 

说白了，列宁主义的强大战斗力，和敢于和善于自伤的旧社会天津混混也差不多。此所以它总是在国家民族遇到重大危难时出来大显神通。毛泽东趁抗战崛起，大打内战，而老蒋不敢声张，只能吃哑巴亏，靠的完全就是这一无赖优势：老毛不怕亡国，随便怎么折腾都毫不在乎，而老蒋最怕的就是亡国，因此不能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除了这些，临时政府还有一个考虑：俄国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急需盟国援助。如果俄国撕毁当初向盟国作出的诺言，单方面与德国媾和，必然要引来协约国的经济制裁，使得俄国经济雪上加霜。这就是为何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向盟国保证，新政府将继续承担它的国际义务，将战争进行到底。
列宁可没这些“阿克琉斯足踵”，相反，早在大战爆发之初，他就提出失败主义（defeatism）的伟大号召，主张各国革命家应该尽一切努力促成自己的国家战败，化外战为内战，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这种毫无起码底线的烂污号召，就连当时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容忍，列宁因此与第二国际决裂，反出了教门。

然而德国政府的态度则完全两样，他们无限欣慰地看到列宁的主张非常符合帝国的利益，从此开始秘密资助他。据克伦斯基披露，列宁与柏林参谋本部之间的关系开始于一九一五年底。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外交部的机密档案中有详细记载。这批档案资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落入英国政府手中。负责与列宁打交道的德国谍报机关的大间谍自称巴伏斯，眞名是希尔芬博士。他全力支持列宁，是列宁一切活动的幕后牵线人。巴伏斯与当时的德国驻丹麦大使兰佐伯爵合作，拟了一项分化俄国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支持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国内的一股强大势力，使得他们能把德俄之间的“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变为俄国内部的“阶级战争”。

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正在瑞士居住，无法回国。德国政府为把列宁这WMD（大规模杀伤武器）放回俄国去捣乱，想出了个掩耳盗铃的办法——把他的专列从外面封起来（亦即著名的“sealed train”）。火车从瑞士出发，穿越德国到瑞典，再经芬兰到达彼得格勒。列宁不负“德望”，下车后第一个演说便主张立即与德国媾和，提出三个响亮的口号：“面包，和平与土地”，可惜他忘记告诉大家这三样东西该怎么去争取，代价又是什么。

据说，本人“特别有文革才”，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允许我引用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同志当时在英国国会的光辉演说：

“Lenin was sent into Russia … in the same way that you might send a vial containing a culture of typhoid or of cholera to be poured into the water supply of a great city, and it worked with amazing accuracy. No sooner did Lenin arrive than he began beckoning a finger here and a finger there to obscure persons in sheltered retreats in New York, Glasgow, in Berne,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he gathered together the leading spirits of a formidable sect, the most formidable sect in the world … With these spirits around him he set to work with demoniacal ability to tear to pieces every institution on which the Russian State depended.”

硬译如下：
“以与运送一个含有伤寒或霍乱病菌培养物的试管，以投入某个大城市的水源相同的方式，列宁被送回俄国去了，其作用是惊人的准确。他一到之后，便开始召唤那些隐蔽在纽约、格拉斯哥、伯尔尼以及其他国家的暧昧人物，将这个世界上最可畏的派别的领导精英们聚集于麾下。他依靠周围的精英们，以一种魔鬼的能力，将俄国赖以立国的所有机构都撕成碎片。”

无论读者政治立场如何，大概都不能不承认老邱这话说得非常形象生动而且客观准确——就靠那么一小撮人，列宁便轻易撕碎了俄国赖以立国的所有文明硬件与软件，而且更在此后砸毁了若干国家赖以立国的所有文明硬件与软件。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与一切既有文明观念对着干的崭新的革命。

完成这奇迹当然也离不开德国人的慷慨资助。据克伦斯基披露，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一共从德国人那儿领取了高达八千万马克的援助，其中四千万是帮助他夺取政权的，四千万则用于帮助他巩固布尔什维克政府。这些钱由德国人存入斯德哥尔摩一家瑞典银行，再汇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银行，该行在俄国各地都有分行，布尔什维克可以毫不费事地提款，拿去创办刊物，发展组织，准备暴动。

克伦斯基说的款项似乎太高，然而似乎也不是太离谱。2007年12月，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了《皇帝陛下的革命家》（Revolutionaer seiner Majestaet）一文。该文根据德国学者对德国档案的调查，披露了德皇政府对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资助，网页如下：

http://wissen.spiegel.de/wissen/dokument/dokument-druck.html?id=54230885&top=SPIEGEL

可叹本人不懂德文，能做的便是把该文拷贝下来，用google翻译成英文（若翻译成中文便成了天书，浑不可解）。好在本区有的是德文高手，逼迫“期译”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老穆的双肩之上。即使无法逼师爷翻译，Stefan 那儿总能逼出来吧？他似乎也是德语高手。当然，本人只负责指认受害人，具体施暴的可不是我，请大家一定要把仇恨集中在副统帅头上，谢谢！

爱你喂，透过翻译机器的强大噪音，我的朦胧理解是，截至 1917 年年底，德国外交部至少给列宁提供了两千六百万金马克，相当于今天七千五百万欧元。作者认为，没有德皇威廉二世的慷慨援助，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同样地，没有德国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也就无法在夺权之后最关键的第一年内维持统治，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古拉格中那千百万无辜冤魂，很可能也就不会出现。

这结论与克伦斯基的完全一致，他在接见记者时曾说：“当时只要有办法截断列宁从德国手中获取的援助及大量金钱，就有可能制止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而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一点都不知道列宁与德国人的勾结。直到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七月政变失败后，列宁逃亡芬兰，临时政府搜查了他在彼得格勒的住所 ，查获了许多重要文件，包括列宁他与西伯利亚银行的银钱往来关系，以及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组织计划，等等，这才知道列宁与德国人的秘密勾结。

克伦斯基在此撒谎了，他早就得知了列宁与德国人的肮脏交易。根据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传》，早在布尔什维克党人试图发动7月政变之前，临时政府就对此事作了秘密调查，而且那调查是由克伦斯基亲自掌握的。这是因为某个叶甫盖尼•叶尔莫连科（Evgeny Yermolenko）穿过战线归来，向临时政府举报，德国人曾试图招募他在俄国后方煽动和平运动。据他所知，列宁也被德国人招募了，同意尽一切努力动摇人民对临时政府的信心。根据这一情报，最高统帅部军情处对列宁进行了秘密监视，截获的电报表明，列宁的确从国外接收了大量的金钱。

作为临时政府的重要人物（时任战争部长），克伦斯基最先得知这情报，但他对之作了严密封锁，企图把这丑闻捂住。他是社会革命党人，本人是左派，一向把右派（诸如保皇党人）视为最大的敌人。过去他鼓吹“左派中无敌人”，蓄意纵容扶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急剧扩张。当他得知这秘密后，立即决定严加封锁，以免被军队或保守派利用，使得整个左派阵营遭到毁灭性打击。他甚至连他自己的党以及盟友孟什维克都不曾通知。直到7月间，布尔什维克党人推翻临时政府夺权的密谋暴露，媒体又把列宁是德国间谍的消息捅了出去，他才不得不决定通缉逮捕列宁等布党党魁。因此，严格来说，他也是列宁的共犯。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六）

 

克伦斯基这么做，倒也不是想帮助德国人征服自己的国家，他不过是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被不幸推到最关键的地位上去的最无能的领袖罢了。从本质来说，他的性格很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貌似非常聪明，能说会写，口才一流，恰是斯大林的反面。若是在常态民主国家，他一定会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议会政治家，然而在那个大动乱的时代，他却缺乏铁血人物的fibre ，注定只能惹出大乱子来。

凑巧的是，克伦斯基与他的对手列宁同志有通家之谊。他老爹是列宁的中学校长，两家非常熟识，经常互相走动。与列宁一样，克伦斯基也是个外省的明星学生。后来他考入彼得堡大学，毕业后成了律师。这点也和列宁一样，当然他的大学比列宁的喀山大学好多了，而且列宁实际是蒙沙皇看在他死去的老爹的面上给予特殊恩赐，以同等学力参加毕业考试的。此后老克被选入国家杜马，在政坛上一直很活跃，是社会革命党党魁，二月革命后便成了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

当时首都有两个政权并立，一个是国家杜马成立的临时政府（最先是临时委员会），从法理上来说更具备统治资格，那是因为它一是国会选出来的，二有米海尔大公的授权。前文已经说过，本来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诏书是把大位传给米海尔，但米海尔毅然“让国”，决定由临时政府暂时掌管，正式的国体以及政府须待普选产生的立宪大会决定。因为这两重关系，临时政府更具备统治全俄的资格，起码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是这样。

初期的临时政府比较具备代表性，首相是无党派的李沃夫亲王（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阁员主要由宪政民主党、十月党和进步党人组成，是个联合政府，基本政治倾向中庸温和，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民主政府的架构，然而在那个非常时代，这也就决定了它在无情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另一个政权则是彼得堡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它完全是个革命政权，既不具备法统上的延续性，也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它基本由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控制，是个左派政权，但不如布尔什维克那样极端，反对列宁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实行民主。一开头布尔什维克只有两个苏维埃执行委员：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因此，虽然有着德国人的雄厚的金钱资助，布尔什维克党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力，在临时政府中毫无席位，在苏维埃则是绝对少数。

列宁回国后不久，便在党内提出了《四月提纲》，主张立即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把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党内同志都觉得他的主张太冒险。列宁急于找到同道，便去与号称freelance revolutionary的托洛茨基结盟。老托与布尔什维克毫无渊源，过去还曾和列宁打过笔仗，互相恶毒辱骂，然而因为他鼓吹“不断革命论”（其实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论”），正符合列宁发动二次革命的激进主张，为人又极有才干，因此老托从美国回来后不久，老列便不惜前去移樽就教，杯酒言欢，尽释前嫌，把他拉入布党，成了自己的有力臂援。

这种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很反常。克伦斯基如果有点眼光，就该迅速结束这反常局面，然而他因为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他本人还兼任苏维埃的副主席，便听任这两个政权同时存在，全然无视苏维埃既不是国会，也不是政府，整个是个四不象。

列宁目光敏锐，看到了苏维埃的利用价值。虽然布党在其中的势力无足重轻，但总还是有几个代表，不像临时政府连脚都插不进去。他据此制定了夺权的战略，那便是把苏维埃当成夺权的跳板，用它的名义将权力从临时政府手中夺过来，成立布尔什维克政府，再把苏维埃当橡皮图章加以背书。他提出的第一个行动口号，便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Meanwhile，临时政府不断陷入政府危机。4月间，外交部长米留科夫给各盟国发了照会，保证把战争进行到底。布党迅即抓住这捣乱时机，在彼得堡发动了盛大的工兵抗议示威，要求外长下台。外长和战争部长只好辞职。内阁改组，克伦斯基变为战争部长，社会革命党人的势力得到加强。因为克伦斯基想以苏维埃作为他的权力基础，两家政权并立的反常局面仍未结束，而且临时政府内部还因为剧烈的派斗丧失了实际执政能力。

克伦斯基当上战争部长后，便不得不处理战争问题。上街游行的庸众缺乏人类常识，不知道外战可不是自己想停就能停下来的，德国人并不会因为俄国爆发革命便停止进攻。何况当时因为动乱，大批企业关闭，俄国经济一塌糊涂，一线希望全在于盟国支援。而要获得盟国援助，就必须在东线作出点战绩来。

于是克伦斯基上任伊始，便亲历前线，把他天花乱坠的口才使出来，到处视察部队，发表演说，激励官兵的士气。他昏庸到不知道，因为废除了军官的权威，凡事都由所谓“士兵委员会”决定，又废除了对逃兵与哗变者的死刑惩罚，俄国军队已经不再是什么战争机器。原来就不是德国人的对手，何况现在处于这种乌烟瘴气的混乱状态中？

这种倒行逆施当时就备受军官们的嘲笑，他由此得到了“总说服”的诨名（persuader-in-chief vs commander-in-chief）。这讽刺的意味很难翻译过来，军官们的意思是，指挥打战不是搞政治，不能只靠口才去说服部下，而克伦斯基那个名义上的总司令却不懂这个起码的常识，把总说服当成了总指挥。

然而总说服同志却毅然于六月间发动了所谓“克伦斯基攻势”，攻势一开头还颇顺利，然而德军和奥军旋即发动大规模反攻，俄军一败涂地，遭受了惨重损失。克伦斯基见势不妙，又下令恢复在前线执行死刑，然而已经太晚了。

这灾难触发了临时政府的又一轮危机，首相李沃夫亲王辞职，宪政民主党人也退出了临时政府，克伦斯基当上了首相，阁员主要由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充任，基本上成了个左派政府，其实和苏维埃的组成也无太大区别了。

七月间，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了第一次夺权努力，组织了士兵的武装“和平”示威。彼得堡外围有个名叫喀琅施塔得（Кроншта?дт）的海军要塞，乃是彼得大帝修建的，其战略作用是从海上拱卫彼得堡。二月革命期间，驻防该要塞的水兵哗变起到了关键作用，被誉为“革命元勋”。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人迅即渗透入该要塞，影响和控制了水兵们。

旧历（儒略历）7月3日，在基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煽动下，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水兵准备到彼得堡举行和平示威。他们去请示《真理报》主编斯大林，是带还是不带武器。斯大林圆滑地说：我是个记者，笔就是我的武器，我上哪儿去都带着它，你们呢？于是次日水兵们便全副武装上了船，一共1万2千余人，每人发了5到10粒子弹。他们坐船到了彼得堡市区，上街游行示威，高喊列宁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他们先后去见了些大人物，包括列宁在内，还一度几乎逮捕了社会革命党党魁切尔诺夫。

下午3点左右，当示威队伍快要走到潘杰列蒙诺夫斯卡亚大街时，有人从路旁的楼上向他们开枪，整个杀气腾腾的游行队伍立即陷入恐慌。水兵们从未上过前线打过仗，那是他们第一次“战斗洗礼”，于是纷纷扔下手中的枪支，抱着头到处躲藏，过后他们又因为恐慌，向路旁的楼上窗户胡乱开枪，打死打伤大约几百人。过后示威者发了声明，对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遗憾，但解释那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某些用心恶毒的挑衅者引发的。到底是谁在楼上开枪，引发了这事件，真相一直未能查明。但此事却被布党在掌权后歪曲得面目全非，声称那是临时政府派兵镇压，就连维基百科都收入了这虚假信息（此段根据Kronstadt 1917-1921: The Fate of a Soviet Democracy，by Israel Getzl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临时政府倒确实在当天便从前线调回了军队以维持首都治安。调来的大兵们对从未上过前线一直躲在后方的水兵满怀恨意，巴不得无情收拾他们。军队包围了水兵们占据的某个大厦以及著名的彼得与保罗要塞，准备武力解决里面的“德国间谍们”。全靠扮演温和派的苏维埃执行委员斯大林同志出来打躬作揖，施展他的外交才干，请求政府千万不要制造流血事件，说服水兵们放弃无望的抵抗，水兵们才乖乖缴械，撤出他们占据的地方，返回喀琅施塔得要塞。

同日，司法部长宣布，政府正在调查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德国的秘密联系，并初步公布了一些情况。斯大林赶快去找他的格鲁吉亚老乡，某位对临时政府颇有影响的著名的孟什维克党人（懒得打他那奇怪的格鲁吉亚名字了），请他禁止媒体在调查完毕之前发表报道，那老乡同意了，但某家报纸《活世界》（LivingWorld）却不听中宣部招呼，发表了两位老革命家（其中一位曾是列宁的战友）的公开信，谴责列宁和他的同志们都是德国间谍。

7月6日，临时政府签发了逮捕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卢那察尔斯基的命令。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与卢那察尔斯基都被抓进了监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却逃走了，成功地转入地下。

 

俄国革命党人的传统，乃是“且把刑场当战场，畅谈革命斥贼党，揭谎言，明真相，驱迷雾，迎曙光，驱迷雾，迎曙光，将火种布向那万里山乡”（Oh，God, how I love this splendid revolutionary Peking Opera as well as the heroine Yang Chunxia!）。

每个真正的革命家，都应该盼望而不是逃避法庭审判，在那儿慷慨陈词，揭穿敌人的诬陷，证明自己无罪，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后来在“国会纵火案”审判中做的那样，使得莱比锡法庭不能不宣布他无罪，当庭释放。通过这一壮举，季米特洛夫不但洗清了自己的名字，也保卫了德国共产党人乃至国际共运。

伊里奇深知这传统，更知道作为革命领袖，在党的声誉遭受毁灭性打击时他该怎么做，可惜他有个小小的弱点：怕死。据俄国作家拉津斯基分析，这与他的兄长因参与暗杀沙皇的密谋被处决有关。他于是想出了个绝妙的高招，请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奥尔忠尼启则去向苏维埃打听，伊里奇能指望在监狱里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斯大林一听就说：决不能让列宁同志去蹲牢！伊里奇还走不到监牢，德国人半道上就会把他干掉的！俄共中央委员会于是便通过一项决定：“鉴于列宁的生命遇到危险，他不能出庭受审。”于是列宁同志便与季诺维也夫一道，名正言顺地奉党的命令逃命，逃到芬兰去了。

列宁虽然逃走了，布党却溃不成军。按临时政府秘密调查所获证据以及搜查列宁住宅查获的大量证据，临时政府完全可以提起公诉，查明案情，依法严惩敌军间谍托洛茨基等人。据拉津斯基说，布党所有的党魁都与德国金马克脱不了干系，唯一抓不到把柄的只有斯大林同志。因此，若间谍案审判完毕，大概只有斯大林能逃脱惩罚，其他同志不是被处决便是终生流亡国外，那也就没有几个月后的十月革命了。

然而在这关键时刻，“总说服”却变成了“总搅S”，于是事态急转直下，布尔什维克咸鱼翻生，历史便于此拐点飞流直下，再也无法挽回了。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七）

二月革命也与辛亥革命一样，促成了国家解体，少数民族地区闹起了独立运动。乌克兰的脱离直接导致了第一届临时政府垮台，首相李沃夫与宪政民主党阁员一道辞职，新政府折腾了好多天才组成。它也落入了革命前沙皇面临的困境：迟迟不能带给人民和平，也迟迟不能开展土地改革，无法及时满足农民的要求。比沙皇的处境更糟的是，如今到处有着布尔什维克拿着德国金马克到处煽动捣乱（据当时人的回忆，布党甚至像发传单一样给过路人塞硬币，动员他们去参加布党集会），煽起工人士兵对政府的仇恨。布党行将发动暴动的流言甚至登在报刊上，人民惴惴不安，社会秩序日益恶化。更糟的是，德军攻占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首都，使得秩序更混乱了。

目睹此情此景，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将军觉得军队有责任恢复首都和后方的治安，粉碎布党的夺权阴谋，于是便请求克伦斯基授权让他恢复前线和后方的秩序。克伦斯基开头持赞同态度，希望军队能帮他维持临时政府的统治，平定乱局，但他给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却含混不明。科尔尼洛夫以为得到了他的同意，便于9月初命令克里莫夫将军率第三骑兵军团向彼得堡进发，去恢复首都治安，并严惩布党那些德国间谍。

这反过来却又吓坏了克伦斯基那总搅S，他生怕演出“董卓进京”那一幕来，大军一进京都，他就得靠边站。尽管战争部副部长鲍里斯•萨文科夫（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винков）曾提醒他，这当中可能有误会，还是先查明情况再说，然而克伦斯基置若罔闻。他公开谴责科尔尼洛夫发动了旨在建立军人独裁的叛乱，宣布解除科尔尼洛夫的总司令职务，由他本人自任俄军总司令，还号召“所有的民主力量”包括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内，都起来抵抗科尔尼洛夫“叛军”，保卫革命。

躲藏在芬兰的列宁立即抓住这千载难逢之机，慷慨地向克伦斯基承诺提供援助。克伦斯基竟然答应了。他召集布尔什维克党人去保卫冬宫，给他们发了军火。布党趁机将全城的党徒都武装起来。在克伦斯基的同意下，他们还派出大批鼓动人员渗透到前线军队中去。当“叛乱”最终被“制止”后，克伦斯基还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等布党领袖从监牢里放了出来，让他们及时回到颠覆临时政府的重要工作岗位上去。

 

然而这所谓“叛变”，乃是克伦斯基蓄意跟自己过不去的自惊自吓。克里莫夫率领骑兵第三军团走到彼得格勒附近的卢加，就收到克伦斯基要他立即停止前进的电报，当即遵命止步，克里莫夫甚至自杀了。科尔尼洛夫却以为首都发生了政变，克伦斯基已沦为布尔什维克的阶下囚，他发布的命令是被迫作出的，于是便号召全民起来拯救垂危的祖国，同时亲自率军向彼得堡进发。然而彼得堡苏维埃派出的代表很快就来到了军中，他们告诉士兵们科尔尼洛夫正在利用他们去镇压革命。士兵们被说服了，科尔尼洛夫和其他几个军官被捕。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从监狱中逃出，后来活跃在内战战场上，成了顿河流域“志愿军”总司令，在内战中阵亡。其尸体被得胜的布尔什维克从坟墓里刨出来，在垃圾堆上焚骨扬灰。

人类历史上还真难见到第二例如此愚蠢的自伤蠢动。总搅S克伦斯基被他想象的敌人吓得去向致命的死敌求救，不但是饮鸩止渴，而且是直接动用政府权力大批量生产毒药。经他这一蠢动，布党不但获得了大量武装，而且其势力恶性急剧膨胀，既在工人和士兵们中间赢得了大批的支持者，又在苏维埃中崛起。托洛茨基爬上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位。布党在苏维埃中再不是当初那无足轻重的政治势力了。

那么，到底科尔尼洛夫有没有发动叛乱？在191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克伦斯基仍然坚持“叛乱”说，指责科尔尼洛夫试图逼宫，甚至暗示该事件是英国人的阴谋。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当初他确实同意从前线调一支部队到首都来供临时政府差遣，以便在彼得格勒实行军管，那是因为里加陷落使得彼得格勒更靠近前线，难民大量涌入，他正在考虑把政府机构搬迁到莫斯科去。不过他说，临时政府曾特地指明不许调高加索的“野蛮师”来，因为政府认为该师不可靠，而且不许克里莫夫指挥该军。据他说，科尔尼洛夫完全同意了这些要求，然而在勤王军出发后，临时政府才发现克里莫夫正是向京师进发的第三骑兵兵团的指挥，而那高加索“野蛮师”恰是该军的先锋，这才下令该军立即停止前进。他说，因为第三骑兵军团在整个叛乱密谋中起关键作用，所以科尔尼洛夫在听说克里莫夫自杀后，才决定放弃冒险活动，云云。

这段介绍实在太离奇，连傻子恐怕都蒙不过去：如果克里莫夫乃是政府忌讳的危险人物，而他率领的又是一支与政府作对的野蛮部队，那他为什么还会在彼得格勒的大门口乖乖听命停下来，甚至因此自杀？真要是叛将叛军，岂会被克伦斯基一封电报挡住，而不一鼓作气杀入京师？克里莫夫真要那么干，克伦斯基又有何本事去抵挡？

但老克在晚年毕竟还是说了实话。在回答记者采访中，他承认经过50多年的反复思考，他“发觉在处理柯尼洛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柯尼洛夫事件也许是我的政府的致命伤。”那事件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临时政府中的许多人疑神疑鬼，以为军事政变已迫在眉睫”。他还承认“柯尼洛夫毫无抗拒地交出兵权，并与另外几名涉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军官一起锒铛入狱”，该事件“对士兵们、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会党的领袖们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响，他们对临时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为削弱”。

克伦斯基没有解释，该事件为何会降低了人们对临时政府的信心，削弱了政府的地位。这在他来说也是自然的遮丑之举。事实上，当时许多人都知道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是克伦斯基召来的。与克伦斯基过从甚密的诗人季娜依达•吉皮乌斯（Зинаи?д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Ги?ппиус）就曾指出，当时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随时可能暴动，有必要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师是为了克伦斯基开来的，是根据他的一个非正式的命令，他完全知道这事。”

然而克伦斯基却临事而惧，出尔反尔，反过来说奉旨勤王的军队是叛军，把总司令抓进大牢里去！干出这种烂事来之后，他怎么还可能指望军队下次还会帮他的忙？十月革命爆发后，克伦斯基占着身子骨滑溜，只身逃出彼得格勒，呼吁军队迅速出动，镇压叛军，却应者寥寥。我想那大概也就是他首次反思这一致命错误的痛苦时刻吧。

布党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据克伦斯基在191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披露，布党到处宣传那“叛乱”乃是临时政府中的右派们与科尔尼洛夫共同炮制的，然而克伦斯基却背叛了他们。据克伦斯基说，这宣传如同炸弹一样，在几天内便摧毁了士兵们对临时政府的信心，使得军纪彻底瓦解。

 

到此地步，克伦斯基还嫌不够，竟然在9月15日宣布俄国为共和国，使得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二月革命之所以没像十月革命那样引起内战，右派政客、将军们乃至保皇党人都接受临时政府的统治，没有起来叛乱，乃是因为米海尔大公主动“让国”，声明俄国的前途完全由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决定。这就给了保皇党人、君主立宪派等右翼一个希望——将来全民选出的立宪会议仍有可能决定保留沙皇，将国家改建为君主立宪制。即使立宪会议决定未来的俄国是民主共和国，那也是全民的决定，他们无话可说。然而如今克伦斯基未经全民同意，竟然擅自宣布更改俄国的国体，这就使得他们完全对临时政府失去了信任，在它灭顶之际只会隔岸观火。

无耻的是，克伦斯基在晚年答记者问时，还说什么：“这（临时政府）是一个温和的政府，有意建立君主立宪制，仍保持王位，但必须有一个比较开明的人担任国王。”给人的印象是，他作为临时政府的首脑，也是“有意建立君主立宪制”的！

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德军攻占了波罗的海中若干岛屿，喀琅施塔得要塞和彼得格勒随时都可能遭到攻击，临时政府准备疏散彼得格勒的居民，迁都到莫斯科去。城里的治安崩溃了，到处发生抢劫。亚历山大•米海尔洛维奇大公的宫殿、安德烈•弗拉基米尔诺维奇大公的宫殿、皇室居住地亚历山大宫等都遭到洗劫。金银珠宝钻石瓷器等赃物公开在市场上出售。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人抓紧每一分钟大发国难财。他们开始在各地的苏维埃夺权。从牢里放出来的托洛茨基当上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他抓住彼得格勒卫戍区防务空虚的良机，在苏维埃中成立了个革命军事委员会，说那是为了动员军民去“保卫彼得格勒不受德军入侵，抵抗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其他反动派的进攻”，却把它变成了准备布尔什维克暴动的合法的参谋部。

10月10日，布党秘密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仍然潜伏在地下的列宁出席了会议，告诉大家武装起义不可避免，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党必须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大多数中央委员开头不免犹豫，但被列宁的滔滔雄辩说服，投票赞成了列宁的主张。但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反对暴动，说它必然要失败。他俩对7月间布党第一次试图夺权招来的重挫记忆犹新，不想再蹈覆辙。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高尔基主办的报纸《新生活》发表了声明，说他和季诺维也夫都反对武装暴动，认为那必然要失败。列宁大怒，立即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指控他俩出卖了党的机密，要求中央把他们驱逐出党。季诺维也夫为此写信给斯大林主编的《真理报》（当时改名为《工人之路》，因《真理报》在7月间被政府查封了），声称他和列宁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那事不过是个误会。有趣的是，斯大林不但发表了他那封信，还加了个编者按，对季诺维也夫表示支持，甚至轻微地责备了列宁。

据当代学者研究，当时布党要暴动已经是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加米涅夫那声明根本算不上什么泄密。耐人寻味的是斯大林为何要出来保护他们。据多位学者猜测（只能说是猜测，因为并无证据），斯大林这么做，一是为了联合这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对付新来的强人托洛茨基，二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后路——万一暴动失败，他可以像七月间那样再次滑脱，尽管他在中央全会上也投了赞成票。据说，这就是他基本没有参加十月革命的武装暴动的原因。据说列宁也同意这么做，以防暴动失败后党魁被一网打尽。若是斯大林以清白面目出场，他便可以如在七月间那样，作为二线队伍保留下来。

列宁决定暴动必须在10月25日前发动，这是因为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在那天召开，列宁必须先从临时政府那儿把权夺过来，造成既成事实，再迫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承认。更糟糕的是，形势已经开始对发动武装暴乱不利。10月24日，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克伦斯基表示不信任，决定立即与德国媾和，并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一旦这项法案生效后，列宁就失去了号召群众的理由，因此他必须趁着克伦斯基还在台上，临时政府处于威信最低点时起事。10月25日，暴动终于发动了。

暴动由托洛茨基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进行，总部设在斯莫尔尼宫。该地原来是一所贵族女子中学，此时却成了暴乱大本营。托洛茨基受到革命老前辈王希哲在2004年陈水扁再次当选时向全台湾人民发出武装起义的庄严号召的启发，派出“红卫兵”（当时翻译为“赤卫队”，由水兵、士兵和工人组成），分头出发去攻占电报局、火车站、军火仓库等要害部门（这就是王希哲2004年向台湾人民发布的命令，只是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台湾红卫兵在哪里。这么大的年纪还出这种丑，你说这人到底有什么毛病？那阵子他来本网站《罕见奇谈》发命令时，我请教他这个问题，他还很不耐烦地斥道：我有无数军机大事急待处理，没空跟你说废话！）。

十月革命的真实情景与无数党电影党小说描写的完全不一样，暴乱进展得相当顺利，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抵抗。王希哲指定的战略目标都被红卫兵们兵不血刃地一一占领，电报局小姐们也不曾如《列宁在十月》上描写的那样昏过去。到了下午，除了冬宫以外，全城都落在乱党手里。然而负责前线指挥没有王司令的胆气，第一不敢下令枪毙火线临敌投降者，第二不敢立即开始攻打冬宫，却准备长围久困，让里面的守军自动投降。

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原订于当天下午2时召开，代表们齐集会场，然而列宁决定要等攻下冬宫来才开会，于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便托词拖延。列宁暴跳如雷，催促立即发动对冬宫的进攻，然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不为所动，认为克伦斯基已经逃走，孤零零的冬宫并不构成什么威胁，不妨继续围困，直到守军逃走或投降为止。

到了夜里10点半，大会实在无法再拖延下去了，于是大会主席宣布开会。尽管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过去得到了急剧扩张，代表人数仍然不过半（大会代表共670人，布党代表300人）。因此，列宁操控该大会的唯一希望，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为表示抗议离开会场。但他很谨慎，一直没在会上露面，而是让副统帅托洛茨基同志去率领布党代表团。

大会开始后，孟什维克国际派党魁马尔托夫提出紧急动议，要求立即开始谈判，以期迅速结束当天发生的危机。大会代表纷纷赞同这动议。可惜此后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党人以及犹太社区代表等等相继发言，强烈谴责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城中的暴行。骂到兴起，社会革命党人便如列宁期望的那样，集体退场表示抗议。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吃晚饭，大多数代表又如老芦一般害了医不好的胃溃疡，觉得有如在那会场里捂着腹部冒着虚汗吵架，还不如回家去喝杰米杨的汤。马尔托夫一看人数众多的社会革命党人都走了，其他党派也纷纷跟着离去，光他那个派别已经无法扭转大局，按他的计划逼迫布党迅速停火，和平解决危机，于是只好长叹一声，也率部下忿然离场，回家喝杰米杨的汤去了。于是会场便如列宁所愿，成了清一色的布党天下。

Meanwhile，攻击冬宫的行动终于开始了。晚上9点45分，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发射了一枚空包弹，作为开始攻击的信号，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彼得与保罗要塞也发了几炮，但都没有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只是从参谋总部拱门发射的一枚炮弹损害了冬宫的山墙。

尽管守卫冬宫的只有妇女营和寥寥几个士官生（不要命的色鬼？待考），然而地面进攻却出奇地缓慢，直到26日凌晨1点50分，冬宫才被最终占领。妇女营的军士长玛丽雅•波查尔尼科娃事后忿忿地说：“布尔什维克那晚取得的胜利是对女人的胜利。”

英勇地战胜女人的抵抗之后，总指挥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沃夫谢延科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来，按江总书记的模式梳了梳头，然后吹吹梳子，对大厅里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说：“先生们，你们的公事完了，永远地完了。”（此处根据经典电影《列宁在十月》）

那部红色经典忘记提的是，部长们被送去彼得与保罗要塞去关押。当他们被押到院子里时，看到红卫兵们正在忠实执行伟大导师列宁同志的教导：“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他们纷纷将宫殿的珍贵物品搬出来（据那部经典电影，有位同志在宫殿的大理石楼梯上指着旁边的雕像告诉大家：“同志们，这是爱神。”原话可能是：“同志们，这玩意难以搬运，又没法卖钱，还是去抢小巧贵重的玩意吧。”）。许多人冲进地窖，把酒桶、火腿等等搬到广场上，当场开怀痛饮，还有许多人不嫌麻烦，竟然把酒桶拖过了路障，大概是准备拿回家去作为酒店开张的原始投资吧。

据那位玛丽雅•波查尔尼科娃说，妇女营的同志们运气一开头还行，被俘后并没有被强奸，只有一位同志被打死，其余的人都被解除了武装，被命令各自回家。不幸的是，她们解散后各自回家，手中没有武器，许多人便在路上遭到了喝醉了的士兵和水兵的袭击。他们强奸了她们之后，便把她们从高楼上扔到大街上去活活摔死（典型的毛子风格，后来苏联红色强奸犯大军奸遍了整个东欧占领区以及中国的东北。难道这种下流国家竟然能称为文明国家？）。波查尔尼科娃虽然侥幸逃过了这厄运，后来却在内战中被红军抓住枪毙了。因为她没能活下来写她最后的经历，因此她生前是否受过毛子兽兵的侮辱，便是永远无法查知的秘密了。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八）

列宁同志没有参加暴动的组织与指挥，一直潜伏在地下，整个事件都在副统帅托洛茨基同志领导下进行。列宁同志这种“诸葛一生唯谨慎”很有个人特色，盖他从来是个大胆的冒险家与赌博家，从回国以来一直在极不耐烦地鞭策催促全党赶快发动武装暴乱。然而当事涉他本人的安全时，他却再谨慎也不觉得过分。自所谓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因为克伦斯基的乱命，布党又恢复了合法地位，所有的党魁都在大摇大摆公开活动，只有列宁同志从未浮出水面，一直潜伏在彼得格勒市区。他剃去了胡子，戴上了假发，那易容术之高明，即使他亲娘见了也未必能认出来。

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暴动计划相当周密，事先安排好了失败的退路：如果暴动总部斯莫尔尼宫被攻占，则他们还有个二线总部设在彼得与保罗要塞里，可以接替指挥。类似地，他们还在三个地方设了前敌指挥部，若一个被攻占还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去。

伊里奇则一直潜藏在彼得格勒某个住宅里，通过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万一暴动失败，则他就按斯大林早就安排好的逃路再度逃出国去。但到了10月24日夜间，他再也无法忍耐了，便在头上扎了个手绢，遮住面颊，装成牙痛病人的样子，偷偷溜到斯莫尔尼宫去。他在那儿起到的作用便是给部下加压，催促他们迅速把冬宫打下来。据托洛茨基说，即使是在那儿，他也不敢拿掉伪装，还是戴着那眼镜，扎着手绢，生怕被人认出来。据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介绍，直到冬宫被攻下的消息传来，他才除去伪装，拿下了假发。即使如此，据英国历史学家Robert Service介绍，当某位孟什维克领袖偶然听到他演说时，在很长时间内还是没能认出那剃光了胡子的秃头是谁，最后是从他的语调中认出了他，可见伊里奇的易容术是何等高明。此后他便学梅兰芳蓄须明志，直到他的山羊胡子商标长出来后，才许记者拍照。

当天深夜，布党中央在斯莫尔尼宫开会，敲定了新政府人选。列宁和托洛茨基模仿法国大革命模式，将新政府命名为“人民委员会”，各部部长称为“人民委员”。列宁假意推举托洛茨基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托洛茨基立即推辞，说他是犹太人，不便担任此职，请伊里奇出任，于是也有犹太血统的伊里奇便当仁不让了。托洛茨基成了外交人民委员，而斯大林任民族委员（通译“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那是因为他是个格鲁吉亚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全俄苏维埃执行主席则由加米涅夫出任。这名单在次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布党政府就这样被“选举”出来了。

上任伊始，列宁便签发了一系列法令。其中最有名的是《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向参战各国提出立即停火，停火期不得少于三个月，以使各国能完成必要的谈判，而各国人民得以在此期间组成代表民意的会议（assemblies of popular representatives of all countries），最终批准和平的条件。

这法令是什么意思涅？列宁使用他的“科学世界观”，英明地预见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行将爆发，而俄国的十月革命不过是个导火索。他无数次向同志们担保，说世界革命即将到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俄国人先动手，德、奥、英、法等国的无产阶级立即就会跟上，而世界大战也就会立即结束，这就叫“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他还多次告诉同志们，敌人并不会抵抗，革命一定会成功。他之所以能说服半心半意的同志们发动暴动，靠的全是这些“科学预言”。

现在俄国革命既然成功了，大家自然都在期待欧洲阶级兄弟立即跟上来。世界革命如果不是几小时内的事，那也是几天内的事，最多不过几个月，但绝不需要等上几年。伊里奇从不缺乏自信，他本人就最坚定地相信他的“科学预见”。

这和平法令表达的其实就是伊里奇本人的梦呓。他使用了春秋笔法，隐晦地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起来，推翻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组成“代表民意的会议”，结束战争，实现世界和平。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同志想来都能看出它的可笑：它不是某个国家政府发布的法令，而是某个梦幻中的“世界政府”给世界各国（还是所有的国家，并不光是欧洲国家）政府与人民发布的命令。

《土地法令》则是最能体现“模糊治国”的经典。它只是宣布废除地主、皇室、教会拥有的土地的产权，但“基层农民”（rank-and-file peasants）的土地产权则不受侵犯。亏列宁同志还当过律师，竟然写出这种集模糊语言之大成的经典作品来，他第一没有规定到底是哪个机构去负责没收并均分土地；第二没有界定何谓“基层农民”，划定标准是什么。

这法令只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它为一直在农村中发生的农民自动没收并瓜分地主的土地作了合法性背书。因为没有指定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机构，它其实是号召或鼓励农民去自行没收并瓜分地主的财产。村社历来是俄国农村唯一有效的权威，于是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没收与分割都是在村社主持下进行的。因此，俄国的土改在两点上与中国的不同：首先，它不是由布党领导而是由村社主持进行的自发土改。其次，从理论上说，是村社而不是农民获得了地主的土地。土地并不由农民私有而是由村社共有。这是对斯托雷平改革的一个反动。第二，它促进了俄军的彻底瓦解。俄国士兵基本是由农民组成的，当这些穿上军装的农民听说老家正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哄的一声便作鸟兽散，成群结队地坐上火车，回家 “分田分地真忙”去了。这结果便是后来德国再度发动攻势时如入无人之境，根本没有军队去抵抗。

另一个法令就不是那么广为人知了，而正是它显示了新政权与既往一切政权截然不同的特点。10月27日发布的言论法令规定实行言论检查制度，任何报刊如果“煽动对人民委员会的抵抗”，或是“通过明显的诽谤性的歪曲事实而传播混乱的种子”都要被查封。该法令还规定由国家垄断一切由媒体发布的公共信息与通讯。从此以后，俄国人民便只有了一个消息来源：官方通讯社。

那么，什么是 “通过明显的诽谤性的歪曲事实而传播混乱的种子”涅？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发表了作家扎米亚金的讽刺小品，说某位“乌里扬·彼得洛维奇”的儿子前去视察某个爆发了霍乱的村庄，当即宣布禁止霍乱，凡是患病者都要施以肉刑惩罚。可惜不久全村村民都“反政府”地死了，于是该法令便未能执行。此文一出，报纸立刻被查封，印刷厂被捣毁。不久后，全国报纸便只剩下了两家：《真理报》与高尔基的《新生活》。俄国人民从此只能从《真理报》上找真理，《消息报》上找消息（此乃前苏联政治笑话：《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而就在几个月以前，布尔什维克还在嚷嚷言论自由，说他们是民主自由的捍卫者。

首都居民对新政权采取了普遍的消极抵抗。新政权成立后，所有的公务员都罢工回家，邮局和银行职员也如此。虽然列宁宣布银行全部国有化，然而新政权却无法从罢工的银行中提出款来。与此同时，只身逃出彼得堡的克伦斯基跑到了第三骑兵军团（也就是那个他曾怀疑前来逼宫的勤王军），找到了中将师长克拉斯诺夫，封其为俄军总司令，请他率部前去平叛。克拉斯诺夫是个保皇党人，对克伦斯基极度鄙视，但他觉得布尔什维克更糟糕，于是便率军向彼得格勒挺进。

更糟的是，“工人阶级说话了”。前文已经介绍过，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唯一的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都是社会主义政党，而十月革命却造出了一个一党专制的政权。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警告新政权：如果不迅速形成一个包括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新政府，则他们就要举行全国罢工。加米涅夫和其他布党温和领袖为此与铁路工会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开展了谈判，同意成立包括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而且，准备成立的新政府成员名单中竟然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

处在内外交困的逆境中，列宁忍住没有发作，直到战场捷报传来，他才开始报复。克伦斯基与克拉斯诺夫率领的哥萨克骑兵开向彼得格勒途中，万能的布党鼓动者们便大量渗入。他们告诉哥萨克骑兵们，这是俄罗斯人之间的纠纷，跟哥萨克人没什么关系，犯不上为俄罗斯人当枪使（这种宣传策略倒很像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用过的，当时美国人也告诉印第安土著居民，独立战争乃是白人自家兄弟的纠纷，跟他们没什么事）。哥萨克骑兵们的士气因此瓦解。当军队前进到彼得格勒附近的普尔科沃时，便被布党控制的军队击败。克拉斯诺夫作了俘虏，但那身子骨极度滑溜的克伦斯基又再度逃脱了。他在国内躲了几个星期后，终于逃到了法国，把自己的祖国留在他一手制造的粪坑之中。鉴于他犯下的重大罪孽，纽约东正教会在他死后拒绝让他埋骨教会墓地乃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等前线危险过去后，伊里奇判断全俄铁路工会并没有准备好发动全国罢工，他便全力出击了。在托洛茨基的全力支持下，他逼得加米涅夫和其他四位布党领袖从党中央与政府中辞职。加米涅夫辞去了全俄苏维埃执行主席的职务，由斯维尔德洛夫接任。几位人民委员也或是辞职，或是宣布他们不赞成列宁反对成立由全体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列宁解决这危机的方式，是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入内阁，充任不重要的职位，以装点“联合政府”的门面，但他绝不同意与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咸与维新。自始至终，他打的都是一党专政的主意，绝不容许他人分享自己夺来的政权。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本是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一伙极端分子，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后已经和社会革命党的主流分道扬镳，准备另外成立一个政党。他们之所以能暂时充当布党的小喽啰，为后者装点“联合门面”，乃是他们也喜欢由国家机器制造的恐怖统治。出任司法人民委员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腾堡（Исаак Нахман Штейнберг）曾对列宁说：“我们何必有什么司法委员会？干脆管它叫‘社会消灭委员会’（Commissariat for Social Annihilation ），那样大家都能参加进来。”列宁答道：“说得好！……正该如此，但这不能由我们先开始。”可笑的是这位施腾堡同志作法自毙，等到后来布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翻脸，他面临被暗杀的危险，只好逃出国外。

所以，列宁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天堂，就是一个实行社会消灭的机器。只有无情消灭了一切文明残余，新天堂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伟大领袖“不破不立”的来源）。但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歼灭，必须是伟大领袖擅长的“后发制人”，在动手大规模杀人之前，布党必须有个借口。

不过，所谓“后发制人”也只是理论上说说而已。12月间，列宁命令建立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由波兰人捷尔任斯基任主席。作为“革命的惩罚之剑”，契卡超越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约束，甚至连中央都未必能控制，它只听命于党领袖个人。契卡把各种各样的“颠覆者”抓进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大牢里去，在施刑室中毒打贵族、官员和罢工的公务员们。最恶劣的是，契卡把女贵族或官员们的妻女也投入女牢，与妓女、小偷等关在一起。罪犯们花点钱便能在半夜被放进女牢，尽情享用过去如同天仙一般可望不可即的贵妇人们。这就是俄国版的“天仙配”。

布党的“社会消灭”战略并不是变态心理的集体爆发，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群体犯罪，它是基于深思熟虑的冷静地制定的“科学战略”，显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家们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把握，托洛茨基把这点说得很清楚：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窝囊废……一旦认识了我们的政权的强大之后，就会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在彼得格勒郊区粉碎了克拉斯诺夫的进攻后，第二天就出现了大量的同情者。小资产阶级寻找的是能让他们俯首帖耳的强权。谁要不懂这点，就什么都不懂。”

托洛茨基在此再准确不过地总结了列宁主义的要旨。那就是，一个革命政权必须充分利用贱民心理，首先必须让百姓吓得灵魂出窍，然后才能谈得上赢得他们的效忠。

这一套果显神效，公务员的罢工停止了，一度瘫痪的服务部门重新开始运转。工会再也不敢如在沙皇时代那样动辄罢工，因为列宁签署了法令，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集中营，把所有的罢工工人悉数投入劳改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没有罢工权利的“工人阶级乐园”便这样建立起来了。

列宁主义在俄国和中国取得的辉煌胜利，似乎证明了这两国的百姓基本是贱民。正如托洛斯基指出的，他们寻找的是能让他们俯首帖耳的强权，崇拜的是敢于果敢屠民的血腥强人，鄙视的是温良恭俭让的统治者。谁杀人越多，谁就越会被捧为人民救星，而不敢毫无顾忌地杀人的统治者则一无例外地被谴责为屠夫，无论是俄国的尼古拉二世还是咱们的蒋光头，都因此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九）

列宁接下来便收拾了立宪会议。前文已经介绍过，宪政是俄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永恒的梦与永恒的痛。1905年革命的一个主要要求就是实行宪政，沙皇当时也让了步，签发了《十月宣言》，赋予公民一系列基本人权，但在危机过后，他又推出了《基本法》作为俄国的第一部宪法，不但继续垄断行政权，而且把新成立的国家杜马拥有的立法权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那当然也是宪政，但不是自由知识分子们心目中的民主宪政，而是类似战前日本的宪政，其宪法的前提是忠于皇室。

二月革命发生后，沙皇退位，接位的米海尔大公顺应民意，推迟就任，提出让临时政府暂时接管，但临时政府必须在全国开展普选，选出代表，召开立宪会议，再由这个唯一的最高权威来制定宪法，决定国体，选出正式政府。这一决定得到了临时政府以及苏维埃的赞同，可谓为左中右各派一致接受的社会共识。此所以临时政府要自称“临时”，那意思就是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召开前代拆代行，当立宪会议选出正式政府来之后，他们的历史使命也就终结了。

然而在9月间，搅S大王克伦斯基竟然撕毁君子协议，悍然宣布俄国为共和国，这使得他同时被政治上各派唾弃。保皇党人认为他言而无信，布党则认为他藉此增加个人威望，试图向苏维埃夺权。布党为此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攻击临时政府迟迟不召开全国立宪会议。这甚至成了列宁用以说服全党必须立即夺权的理由。9月间，他在给布党中央的信说，他们不能再坐等立宪会议召开，因为克伦斯基等人总能推迟它的召开。“我们党在独自夺取权力后，就能确保立宪会议召开，然后党便能指控其他党派延宕（立宪会议的召开），并能充实这种指控。”

哪怕在布党夺权成功后，11月5日，他还在《对农民问题的回答》的文告中宣布，布党建立的是一个“工农临时政府”，“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在等待立宪会议召开期间，享有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威”（译自英文版《列宁全集》第26卷，300页）。

所以，连布党自己都承认，他们夺权，夺的只不过是临时政府的权，并没有永久性夺权，成立的是一个暂时掌管权力的过渡政府，正式政府必须待立宪会议选出。

然而不久后列宁便开始反悔。他敏锐地察觉，虽然俄罗斯各地的苏维埃相继承认了他在彼得格勒建立的“临时工农政府”是中央政府，自己是地方政府，布尔什维克也赢得了大城市多数工人的支持，然而在农村却没有什么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布党不过是少数人。如果真要按原计划实行普选，选出立宪会议来，则布党必然要被选下台。于是他便试图说服党内同志不要召开立宪会议，但同志们都觉得布党过去在这上头作的宣传太多，不便公开反悔，于是选举便在11月份举行了。这是苏联解体前俄国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相对自由的普选，据说有60%以上的俄国公民参与投票，考虑到当时俄国若干地区被德军占领，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如列宁所期，布党确实不为多数民意支持，只获得了175席，而社会革命党人获得最多的选票，取得了370席，孟什维克16席，宪政民主党17席。按人口比例算，布尔什维克获得了25%左右的选民支持，社会革命党获得58%选民支持，成了多数党，如果再加上他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联盟，则他们获得了62%选民的支持，成了未来国会的决定性势力。

这说明什么捏？说明俄国人民确实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那样：“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在当时中国那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或许是屁话，但在俄罗斯则绝对是真理。社会革命党获得最多的选票乃是最好的民意测验，生动地反映了俄国人民的政治取向。

在我看来，这社会革命党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是所谓民粹党人的传人，主张实行所谓“农业社会主义”，亦即利用俄罗斯村社的“优越性”，在农村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跳过资本主义的罪恶阶段，一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革命诉求，其革命手段则是暗杀一类恐怖活动。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的区别，在于他们毕竟还是愿意实行西式民主，反对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统治。与布党不同，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的所谓“无产阶级”，主张的是土地集体所有（也就是村社所有），而布党按照马克思留下的公式，认定土地不能是商品，只能收归国有。

正因为社会革命党的政纲深符广大农民伯伯的意愿，而农民又占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社会革命党人才会轻松愉快地胜出。这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后来何以如此痛恨农民，必欲对之实行三光政策的缘故。

这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不相似之处，中国是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而俄国则是“城市征服农村”，农民从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大的敌人与持续的镇压对象。列宁斯大林的所谓“阶级战争”，其实主要是工人与农民两大阶级的生死大搏斗。这战争一直进行到30年代的所谓“集体化”，在农民遭受了空前的genocide，侥幸活下来的人不得不屈服之后，才以布尔什维克的全面胜利告终。此后苏联的广大农村便成了帝国的殖民地，让城市主子们任意榨取血汗，工农差别完全成了梁漱溟说的“九天九地”之别。

总而言之，苏共和中共的党徽都是锤子镰刀，但其实多画了一件东西：苏共只有锤子（重庆话），中共则只有镰刀。当然无论是锤子还是镰刀，在两党上台后都不过是图案点缀而已，但至少在早期是这样。

从这个难得的民意调查还能看出，即使布党不夺权，二月革命也未必能在俄国实现西式民主。作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如同咱们的辛亥革命一样，是一种时代的偶然逼出来的“早产的民主革命”。它必然要经历一个负筛选过程，回落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政治结构上去，不是变左便是变右，才能再度进入稳态。

这个趋势早在十月革命发生前便已显示出来了，看一眼历届临时政府的组成便能洞见这点。第一届临时政府乃是最理想的西式民主政府架构，它的阁员主要由宪政民主党、进步党、十月党组成，社会革命乱党只有一席，就是克伦斯基那超级搅屎棒。前三个党都比较温和，宪政民主党和进步党主要由知识分子与力薄儒组成，而十月党则主张君主立宪。用西方眼光来看，此乃比较理想的政府结构，然而它却因为缺乏民意依托，既无法靠民主手段胜出，又尊重游戏规则，不能像布党那样以下流手段夺权，于是便只能被淘汰。等到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立时，宪政民主党只剩一席，其他阁员完全由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包办。

普选结果也表明，宪政民主党作为最能体认西式民主价值的最理想的民主势力，反而最不受人民欢迎，只得了少得可怜的17席。它是最先被布党取缔的民主政党，其罪名竟然是大而无当的“人民的敌人”，然而它被镇压却没有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弹。

不仅如此，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温和人道的孟什维克的得票数要远远小于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为什么？因为孟什维克有所不为，对文明规则有所尊重，因而不能为工人群众提供无法无天的“解放感”。只有在布什维克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充分体验“当家做主”的巨大快感。至于后来他们沦落到连起码罢工权利都被剥夺，仅仅因被指责为“怠工”或“游手好闲”就会被送到北极圈内的劳改营里去，那时他们可还没那特异功能预见到这悲惨前景呢。

选举结果出来后，布党内部才再次发现伟大导师列宁同志的高瞻远瞩，一致同意“我们不理睬他”（此处据英国历史学家Robert Service，有的学者则认为布党内部仍有温和派，主张还是按期召开立宪会议，他们还一度占了上风，只是在最后才被列宁说服）。11月28日，布党政府取缔了宪政民主党，逮捕了该党的领袖，宣布延期召开立宪会议。

12月26日，列宁出尔反尔，推出《论立宪会议》的烂文章，宣称苏维埃是更高的民主形式，立宪会议选出的代表并不真正代表民意，“这次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的正式权利”。“任何直接或间接地从正式的法律的角度、在普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框架内考虑立宪会议的问题，无视阶级斗争和内战，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都采取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译自英文版《列宁全集》卷26）

请注意，列宁的谬论的出发点完全是马克思阶级斗争那一套，既然彻底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框架”，认为从正式的法律的角度考虑这种重大国事问题是犯罪，那还有什么共同话语系统？还能有什么文明游戏规则？在任何文明国家，这种烂人都只会被立即踢出局去。然而这一套无耻话语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端出来in the first place，恰是因为布党的政敌也是社会主义者，也同样反对“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比较温和罢了。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终于在彼得格勒的塔夫里切斯基宫殿（Таврический дворец）召开了。

布党控制了彼得格勒卫戍区的部队（主要是拉脱维亚步枪团以及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当即把这些部队派去团团围住该宫殿。每条街上都站满了忠于布党的大兵。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群众试图靠近宫殿，当即遭到士兵们的无情射击。

下午4点钟，大会终于召开了。观众席上坐满了布党的大兵，保留下来的录音显示，他们的任务便是在观众席里高喊，尽情侮辱民意代表们。布尔什维克代表首先提出动议，要会议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这一动议被大会以多数票否决。类似地，大会还以多数票选出社会革命党党魁切尔诺夫作为会议主席。

布党眼看控制不了会议，便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召开了政府会议，决定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党的海军委员在会上宣读了一个声明，随即率本党代表团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团退出会场。列宁在走前指示道：用不着把会议驱散，让他们去讲个够好了，他们总要散会的。等到他们明天回来时，我们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场就行了。

民意代表们做梦也想不到列宁会布置下如此下流的勾当，还在会场里尽情奢谈国事。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点钟左右。负责“保卫”会议的卫队长捷联兹尼雅科夫（Zheleznyakov）走上台去，拍了拍会议主席的肩膀，留下了历史性的话语：“卫兵们都累了，回家吧。”

会议主席切尔诺夫不疑有他，觉得时间也确实不早了，于是便匆匆念了该党拟的“土地法”和其他重要决议草案，代表们决定当日（1月6日）下午5点再度集会，讨论这些议案，于是便纷纷打道回府睡觉。等到下午5点钟再去，surprise！宫殿给锁上了，门口贴着布尔什维克政府解散立宪会议的布告。穷凶极恶的大兵守在门口，不许他们靠近。政治家们正是秀才遇上了兵，再滔滔雄辩的千言万语也没有刺刀锋利。于是俄国知识分子盼望了十多年的立宪会议，就只活了13个小时便在超级流氓的刺刀下夭折了。

此后民意代表们很是折腾了一阵子，却无限痛苦地发现俄国之大，竟然找不到一个聚会场所。他们甚至在内战期间流亡到西伯利亚去，试图在那儿完成被暴力打断的历史使命，最后却发现自己如孙中山一般，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招牌门面而已。内战结束后，他们逃亡到了巴黎，成立了个流亡议会，然而那对俄国的政治现实已经毫无影响了，最后只能无疾而终。严格说来，从诞生那天起，俄国立宪会议就不曾对俄国现实起到过丝毫影响。

Meanwhile，列宁通过他控制的苏维埃代表会议，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非法行径作了背书，他的政府再也不是“临时政府”了，它由一种“更高级的民主形式”——橡皮图章“议会”——赋予了“合法性”与“永久性”。只是就连对这“更高级的民主形式” ，列宁也践踏了他当初许下的诺言。当年他争辩说，苏维埃代表会议之所以是更高级的民主形式，乃是因为代表们可以随时被选民撤换，而资产阶级议会的代表选出来后要几年后才能撤换。他倒是确实随时“撤换”了大批属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委员们，可惜是用契卡的枪杆子去撤换的。这两个党都控制了许多地方苏维埃，都被列宁动用武力无情地镇压了。

这就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原则：“强权即公理”，也就是老金总结的“军刀说了算”，其国产版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样是革命乱党，社会革命党还讲究点规矩，不敢使用下流手段踢翻赌桌，让谁都玩不成文明博弈。活在那个“谁的拳头大谁有理”的乱世，他们在吃足苦头后还不知道要抓武装，还要去跟共党玩“议会道路”，为此在立宪会议被取缔后又重返苏维埃，指望靠合法手段胜出，或起码能与共党分一杯羹，那当然只有自取灭亡了。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

前文已经说过，列宁说服全党发动武装暴乱的理由，是假定俄国革命必然引发世界革命，只要俄国人打响第一枪，欧洲兄弟立马就会跟上来。不仅他自己这么真诚地相信，而且全党也都对此坚信不移。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从未设想过“社会主义在一国内胜利”，盖马克思曾经特地作过论证，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爆发才能获得胜利。而且，根据所谓“唯物史观”，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饱和状态时，社会主义革命才会爆发。当时俄国乃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怎么也轮不到它来干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本人就对俄国极度鄙视，他认为，论文明的发展程度，德国第一，英法次之，美国更次，其次是瑞典，再次是芬兰，然后才是俄国。他本人从来也就没想过由他看不起的落后的俄国独立建成社会主义天堂，而是“寄大的希望”于欧洲文明国家特别是德国的阶级兄弟们。俄国革命不过是个引发欧洲地雷连爆的导火索罢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俄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全在于隔壁先进的德国老大哥拉一把。

正因为布党上下沉浸在这种幻觉中，托洛茨基才会认为他出掌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是最不重要的部门。他认为，反正世界革命马上就要爆发了，到时全球便成立“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哪里还有什么外交工作可言？外交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职能之一，马上就要消亡。

对常备军，布党也同样采取了这种常人无从想象的浪漫态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的很清楚，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机器包括常备军在内就要消亡。因此，面对俄军的全面自动瓦解，布党非但没有阻止反而乐观其成。

可惜世界革命并没有按列宁的指望立即爆发，德国人的进攻倒是来了。1918年1月，托洛茨基前往布列斯特和德国人谈判，火车快到站时，代表团副团长拉狄克从车窗中探出身来，向窗外狂扔革命传单，呼吁德军弟兄起来推翻他们的资产阶级老爷，实现世界大同。谈判开始后，托洛茨基给德国官员们作了一场雄辩的革命讲演，宣布帝国主义的末日业已来临。德国官员们耐心地听完那讲课，然后递给他一份最后通牒，通知他如果俄国政府不按上面的要求乖乖签字，则德军就要发动大规模进攻。

托洛茨基带着那份通牒回到彼得格勒，列宁凭他的政客本能，立刻就看出他们别无选择，只有乖乖签字。如果不签字，德国人肯定要发动攻势，那时条件就更苛刻了。托洛茨基不同意，提出了“不战不和”的高招，说那可以尽量拖延时间，在此期间，德国革命就会爆发。布哈林等人则提出，俄国应该为了世界革命作出牺牲，奋起开展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列宁则告诉大家，“不战不和”战略绝不会奏效，而“革命战争”论只能招来灾难，因为他们连军队都没有。当然，革命必然要在德国爆发，这点毫无疑义，但那还在怀孕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发动革命自卫战争只能将德国革命胎儿扼杀在母腹中。

As always，伊里奇不兴论证，因此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何苏俄发动对德自卫战争不会促成德国革命爆发，反而会把那宝贝婴儿扼杀在母腹中。倒是斯大林脑袋比较清醒，插话说，世界革命只是一种潜能，不能把潜能当成资本。这话刺痛了坚信世界革命必然爆发的伊里奇，他狠狠地训了斯大林几句，于是斯大林便很明智地闭嘴了。

大多数中央委员们同意了托副统帅的“不战不和”高招，于是老托便返回布列斯特，再度给德国官员们开了一次政治课。官员们再度耐心地听完他的滔滔雄辩，接着递给他又一份最后通牒，敦促他立即签字，否则德军就要发动进攻。托洛茨基当即起立宣布，俄国单方面退出这场战争，接着率团傲然退场，让德方代表面面相觑，不知道遇上了什么怪物。

老托回到彼得格勒后，布党中央再次卷入白热化的争论。列宁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他们必须签字，不然德军就会前来把他们的政府扫在一边，跟另外一个政府签字。然而这简单的常识却说服不了众人。Meanwhile，德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停下来，又给布党政府下了一份最后通牒，不出列宁的预料，这次要价更高了。

彼得格勒危在旦夕，布党大员们还在争论不休。列宁发出警告：“这些条款必须立即签字。如果你们不签，那你们就是签发了革命政权三周内的死亡状”。到最后他甚至威胁如果再不签字，他就要辞职，于是总算获得了多数，布党代表乖乖地在臭名昭著的布列斯特和约上签了字。

条约使得俄国放弃了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主权，“这些地区的未来当由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当地人民的同意后决定”，从阿达罕（Ardakhan）、卡尔斯（Kars）、巴图米（Batumi）等地撤出，并保证以后不得干涉这些地区的事务，这些地区未来的归属必须由当地人民在取得土耳其的同意后决定。条约使得俄国失去了一半工农业资源和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德国因此能将大量部队从东线抽调到西线，发动了凌厉攻势。看来，德国参谋总部当初千方百计把列宁送回国，又不惜重金扶持，还真是做了个有利的投资。

因为这事实在太丑，谁都不愿在那卖国条约上签字，最后竟然是由财政人民委员索科里尼科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去签的字。

无可否认，布党中央荟萃了一群人才，为什么他们会连人类常识都没有，干出这种难以想象的蠢事来？如果布党领袖不搞垮自己的军队，那好歹还跟德国人有点讨价还价的筹码。即使要搞垮自家军队也罢，当德国人第一次下最后通牒时便签字，不也能减小损失？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认为，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战略其实是演戏，其目的是证明布党与德国人并无勾结，他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话作为证据：“我认为，在我们签订合约之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向欧洲工人提供清楚的证据，以证明我们和德国统治者处于敌对状态。”换言之，整个事件不过是安排出来证明布党是在德国人的刺刀下被迫签字的。

然而就连拉津斯基本人都承认，列宁虽然获取了大量德国人的秘密资助，他并不真是一般意义上的德国间谍。列宁领取大量的德国金马克颠覆自己的国家，促使本国打败，化外战为内战，完全是出自他无比高尚的革命理想。那理想之崇高，使得一切文明原则、道德底线都渺小得微不足道。他之所以出卖大量的国家土地与资源换取政权的苟延残喘，其理由他已经向同志们解释清楚了：和约只是为苏维埃政权换取喘息时间。只要布党能靠卖国生存下来，挨到世界革命爆发，德国的阶级兄弟掌了权，暂时的损失就能得到弥补。

如果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政策真是列宁策划的作秀，那布党内部就不会有严重的争论，甚至激烈到列宁非得以扬言辞职来压服布哈林的“左翼反对派”。而且，这种作秀能否起到托洛茨基说的作用，我深表怀疑。在我看来，托洛茨基不过是为自己干的蠢事文过饰非罢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生活在世界革命立即就要爆发的群体梦幻中，而就是这一群体梦游使得极度狡诈的布党党魁们竟然统统失去了庸人都有的判断力。

说到底，马列主义理论家们的可笑，在于他们都是科盲，因而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可救药的科学教徒，坚定不移地深信他们的理论真是“科学”，而他们确有科学家的预见力。直到1919年3月间，在一战结束、各国革命风潮也陆续平息之后，列宁还在梦中预言历史走向：

“法国正准备扑到意大利身上去，他们没有分享到（一战的）战利品。日本正准备武力对付美国……巴黎、伦敦和纽约的工人阶级已经把‘苏维埃’这个词翻译成了自己的语言……我们不久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诞生。”

总而言之，德国人与布党之间不过是互相利用，双方都认为智胜了对方，把对方玩弄于小指间。这颇像共军过江前以金条收买江阴要塞炮台的指挥官，让他在共军过江时不要开炮。那指挥官便如约行事。待到大军过了江，首长在接见他时笑着问：那金条该还给我们了吧？

当然，拉津斯基还是说对了件事：德国人确实不希望布党政府垮台。据他披露，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男爵（Baron Mirbach）在给德皇的密件中提到德国给俄国的金钱援助，说他不认为布党政权能长期维持下去，有鉴于此，他想得到对下列问题的指示：“使用大量的金钱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吗？如果布尔什维克坚持不下去，我们该支持哪种势力？”柏林的回答是：“布尔什维克能维持政权最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据此，拉津斯基说，布党用不着吓得迁都到莫斯科去，其实德国人根本不希望布党垮台，被一个民族主义政府取代，领导俄国人民与德国人打持久战。确实如此，德国人把这点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此后还在延续对布党的金钱资助。也不能说德国人被布党耍了，在这上头干了蠢事。虽然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因为德国战败，布党趁机毁约，收回了大部分失地，但那并不证明列宁的“理论”真有科学预见力。相反，那与德国乃至全欧的阶级兄弟毫无关系，不是列宁预言的世界革命爆发的结果，而是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使用枪炮坦克作出的伟大贡献。

布列斯特和约在国内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虽然布党垄断了信息来源，控制了一切舆论工具，得以在人类历史上成功首创黑箱外交、秘密卖国的崭新篇章，并将它变成了一切共党国家的优秀传统，使得人民大众根本不知道祖国丧失了那么多的土地和资源，但这消息毕竟瞒不了“联合政府”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小兄弟。作为所谓“农业社会主义者”，他们本来就对列宁的“余粮征集制”不满。待到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他们就更怀疑布党确实是德国间谍。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留姆金（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люмкин）拿着契卡的通行证（他本人就是契卡的一个特务），进入莫斯科德国大使馆（当时布党生怕德国人不守和约，迁都到了莫斯科），枪杀了德国大使，企图引起两国战火复燃。

列宁闻讯后，立即赶往德国大使馆表示沉痛哀悼，同时下令逮捕所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并责成捷尓任斯基负责此事。奇怪而有趣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参加了契卡，其党部是由该党的契卡人员守卫的。捷尓任斯基赶去逮捕该党中央委员会，却自投罗网，反被守卫党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契卡部队抓了起来。

列宁立即派出布党的忠实部队拉脱维亚步枪团去攻击左派社会革命党总部。该团在次日顺利完成任务，把该党所有的中央委员都投入大牢，还成功地救出了捷尓任斯基。尽管捷尓任斯基毫发无损，而且也无证据表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确实涉嫌卷入了德国大使暗杀案，列宁和捷尓任斯基还是决定枪毙该党的一个中央委员，以向德国人表示布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布列斯特和约的决心。7月9日，捷尓任斯基本人完成了列宁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亲手枪毙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亚历山大洛维奇。

蹊跷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们被一网打尽，悉数抓进了大牢，而那个闯下大祸的杀手布留姆金却神奇地逃出了莫斯科，跑到了乌克兰，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设在基辅的契卡，试图暗杀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此后他又投向布尔什维克，不但得到了捷尓任斯基的赦免，而且还被派去暗杀白军总司令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此后他又加入了红军的反间谍组织，在多个国家继续冒险生涯，直到1929年底，他才被斯大林当成托洛茨基分子枪毙。

这传奇简直是神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难怪拉津斯基认为，布留姆金乃是布党的provocateur，这个词在中文里没有对应物，通译为“奸细、坐探、内奸”，但都不能表达原意。这么说吧，30年代主张“抗日”的共党、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等等，不管真实动机如何，在客观效果上就是日本人的provocateur，也就是以故意挑衅引发有利于己的事变。斯大林就是这么看张学良的，应该说他一点都没看错。

爱你喂，拉津斯基认为，列宁深知刺杀德国大使并不会诱发战争，因为德国利益需要布党政权挺下来，而此举能给他一个一举除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借口。这当然是没有直接证据的阴谋论，然而布留姆金的传奇遭遇，却提示它确实是一个有相当可能性的合理猜测。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一）

从政府成立那天，布党便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铁腕。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发生罢工，列宁当即下令，罢工工人应作流氓处理。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就该逮捕他们。他责备苏维埃政权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系统的“登记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

“这个登记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有像样的衣着鞋袜能让他到处走动，有个温暖的住处，应当自觉地工作；无赖（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牢里，或是以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当然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下场。”

在1918年4月出版的《苏维埃权力目前的任务》中，他强调指出：“专政是铁的权威，在镇压剥削者以及流氓的时刻，它必须具有革命的大胆、迅速与无情。”“任何工厂、农场、企业中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人都对饥饿与失业负有罪责”，“必须学会怎样发现这些有罪的人，将其送交法庭，予以无情惩罚。”当工人遵循多年来的传统，不顾布党禁令，在5月的“圣尼古拉节”休息而不来上班时，他拒绝向传统屈服，命令：“与‘尼古拉’ 节妥协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让契卡全部出动，枪毙那些因为‘尼古拉’节而不来上班的人。”他还要求，类似的“预防性暴力”也该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准备好。

对工人如此，对农民又如何？由于布党对粮食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农民不愿以贱价出售粮食，城里出现粮荒，列宁便于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装抢粮队到农村去抢夺粮食：

“（人民委员会）向全俄粮食供应委员会以及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提出：加紧派出政治委员们以及人数众多的武装工作队，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进行运载、征集和分配谷物等的运动；加强与投机倒把者的无情斗争，直接向地方苏维埃提出就地枪决抓到的投机倒把分子与破坏分子。”

列宁还命令在农村成立所谓的“贫农委员会”，由所谓“贫农”作卧底，领着“余粮征集队”去抢劫村里的“富农”。余粮征集队再把抢来的粮食分一点给那些所谓“贫农”，作为对他们的奖赏。

当时俄国农村已经搞过土改，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给村民，每户农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农村的贫富差别是勤劳与否造成的，所谓“富农”其实是勤农；而所谓“贫农”则是惰农。布党却依靠这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乡村二流子去抢夺勤劳苦干的农民，列宁甚至闹出理论笑话来，硬把“富农”说成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对马克思阶级划分理论的放肆嘲弄，与毛泽东异曲同工。与中国的痞子运动相似，俄国农村的“贫协”成了个藏垢纳污的去处，乡村二流子们仗恃政府的武力撑腰，在村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不但敲诈所谓“富农”，而且敲诈到中农头上去，丑闻频出，连布党内部都啧有烦言。列宁只好在这政策实行了大约一年后下令解散农村的“贫农委员会”。但他对农村“富农”们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并未消散。

布党的暴政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布党强抢谷物，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布党派出部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了几份电报。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英国史学家Robert Service从秘档中刨出来公诸于世。

8月11日列宁发的电报如下：

“同志们！应无情镇压五个富农地区发生的暴乱。整个革命的利益需要这么做，这是因为与富农的‘最后的决战’现在正在各地展开，必须为此树立个榜样。

1、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们的名字。

3、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

4、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

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那些吸血的富农们，他们正在被绞死，并将窒息而死。’

收到电报后回电告知并报告执行情况。

你的，

列宁

找到一些真正坚强的人”

8月19日，列宁又发电催促：

“古别尔尼亚执行委员会
奔萨
抄送古别尔尼亚共产党委员会

关于你们最后到底采取了什么严厉措施，去无情镇压五个区的富农并没收他们的谷物，我至今毫无所闻，对此我极端愤怒。你们的无所作为是犯罪。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区，将该区的所有剩余谷物都抢光。任务完成后电复。”

本人的翻译水平太差，无法传达出原文的神韵来，例如上述第一份电报中那段话，英文译稿是：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re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sadist的语气，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传达出来的，起码我这票友没本事传达。尤其是人民颤抖着喊出来的话，无论怎么挑选字眼，都无法再现列宁想象中的那种恐惧入骨的呐喊，更无从表现出伊里奇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强烈欣快感。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列宁完全颠倒了的价值观，在他看来，处死无辜人质不是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行为。这恰是国际共运的最本质特点，它颠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价值观。他的名言是：“专政就是直接依赖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Dictatorship is the power relying directly on the power unbound by any laws）

这话其实说得不完整，“无产阶级专政”岂止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它同样也不受任何传统道德观念与一切文明原则的约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读书眉批中指出的那样：“软弱、懒惰与愚蠢是恶德，除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因此，为文明世界一致谴责的残暴、嗜杀、狠毒无情、欺骗、狡诈、背信弃义等等，只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激赏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爱、富于同情心、怜悯心等等，都被布党视为“软弱”，乃是最大的恶德。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是列宁最好的学生，都深得“革命坚定性”的要旨，是列宁要找的那种“真正坚强的人”，因此都临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两人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模一样——杀人杀到“阶级敌人”魂飞胆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为止。

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去，那儿是俄国的传统粮仓。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

法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 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

斯大林确实做到了他在给列宁的电报中作出的保证：“请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源源不绝地运往莫斯科。

托洛茨基也是个“真正坚强的人”。内战爆发后，他出任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受命组建红军，去镇压白党的武装反抗。当时沙俄的军队早已不复存在，布党控制的一点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犹可，要去与白军作战则根本没用。托洛茨基于是把沙皇军队的旧军官们找来，称之为“军事专家”，把他们的家属当成人质扣押起来，派他们上前线去指挥作战。他还发明了政委制度，给每个军事指挥官派了个政委，规定任何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就无效。于是具有战斗力的红军就这么从无到有地组建起来了。

这些都还在正常范围内。在整顿军纪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坚强”的本色。他规定，对于脱逃、不守军纪以及怯懦，其惩罚都是枪毙。他强调指出：“训练我们的军队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任何过错都不能不惩罚，犯错之后必须立即惩罚。”他甚至引入了古罗马军队的“什一惩罚制”，在打了败仗的部队中每十人里挑出一个来枪毙。政委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毙人。如果他本人被上面发现不够尽力，就连他也要被枪毙。因为枪毙了许多政治委员，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尔什维克们，但列宁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因此，从布党上天那天起，红色恐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它本身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存在前提，正如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在1918年7月14日回答记者采访时说的那样：

“我们主张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该坦率地承认。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有什么争辩还能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但布党公开宣布要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还是1918年9月1日的事，其借口是两桩暗杀案。

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一家工厂去向工人演讲。演讲结束后，他走向自己的豪华轿车，却被一个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处向他连开三枪，有两枪打中了他。杀手被该厂的工人制服，交给了契卡，而列宁的司机则把伊里奇拉回了克里姆林宫。因为害怕再度遭到暗杀。列宁没到医院去，而是把大夫召进宫来作了治疗。这就是老帮菜在《列宁在1918》上看到的官方版本。

那杀手名叫卡普兰，是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个老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干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杀。这卡普兰当年就曾因谋刺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被判终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获释。她在牢里搞坏了眼睛，几乎等于个盲人。然而她被捕后却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说那是她一人干的，与他人无关，而且拒绝说出手枪是谁给的。就连神通广大的契卡都无法粉碎她的坚强意志，逼她供出同伙来，只好在三天后把她枪毙了。这案件到现在也有争论，因为卡普兰几乎是个盲人，要完成暗杀任务简直就没有可能。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就是她干的，说正因为她几乎是盲人，才会在距离三步之处开枪还无法杀死列宁。本人觉得这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既然几乎是盲人，她还怎么能认出谁是列宁？但此事与主题无关，按下不表。

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头子乌里茨基被一位青年士官生暗杀。那杀手是为了他的朋友和军官被无辜处决而复仇。这两件暗杀案，便成了布党公开推行“红色恐怖”的借口。

从这点上最能看出新旧政权的本质区别来。前文介绍过，1881年，俄国的改革明君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党人炸死。当时大臣们极度悲愤，曾考虑过是否实行连坐法，以后不管哪个革命党人犯罪，都要让所有的革命党人负责，但他们毕竟有所不为，最后还是没敢这么做。

革命政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1918年9月1日，布党的报纸《红色公报》宣布将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红色恐怖，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誓言：

“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锻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以及乌里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弗洛达尔斯基的鲜血（芦注：弗洛达尔斯基是《红色公报》的主编，于是年6月底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但季诺维也夫一直活到30年代才被斯大林枪毙，不知此处为何以他的鲜血作借口），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

这可不是虚声恫吓。共产党人历来是“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早在纳粹出世之前，他们就发明了人质制度，并大规模枪毙人质。乌里茨基被刺案发生后，契卡立即枪决了500名人质，他们的全部罪责就是“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人”，还在喀琅施塔德枪决了400名前军官。同月，根据列宁开出的名单，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长和高高官， 765 名沙俄军官在莫斯科被枪决。内务人民委员别特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在其著名的《关于人质的命令》中规定：

“必须将大量的资产阶级分子抓为人质，在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必须集体枪决这些人质。……不要为因实施恐怖而犹豫。”

据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披露，各地的契卡竞相比赛杀人。当时最常见的告示是：“只要有反革命活动的任何轻微迹象，下列人将立即被枪决”，接下来的就是长长的人质名单。他从秘档中找到的一份《契卡周报》中说：“在许多城镇中，大规模处决人质（mass executions of hostages）已经得到执行。这很好。在这种问题上，不彻底的措施是最糟的，它只能惹恼而不能削弱敌人。”据拉津斯基说，契卡当时流行的做法，便是将某个丈夫抓来作人质，等他的妻子上门来用自己的肉体赎回丈夫的性命。此时喝得烂醉的契卡官员便把那丈夫叫来，请他参加他们与那妻子的狂欢。

列宁本人就是这种讹诈恐吓的高手，深具这方面的才能。在内战期间，当外高加索的石油城巴库有受到白军攻击的危险时，他向巴库当局下令：“立即准备好一切，在有受到进攻的危险时，就将巴库烧成平地”。他还让当局将这决定写成告示，在城内到处张贴，以吓阻城内敢于与白军合作的人。

当白军将领尤登尼奇威胁着彼得格勒时，列宁下令：

“必须逮捕全体宪政民主党党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以先发制人地打击密谋。他们——整个一群人——有能力帮助密谋者。不逮捕他们就是犯罪。让几十几百个知识分子在牢里服刑要比一万人挨打更好。哦，哦！更好！”（注：着重号是原有的）

“非常重要的是干掉尤登尼奇（说的就是干掉：给他一个彻底的打击）。如果（他的）攻势已经开始，能否动员2万工人和一万资产阶级分子，将大炮放在他们后面，枪毙数百人，以此给尤登尼奇一个巨大的冲击？” （注：着重号是原有的）

这些文献因为内容实在敏感，一直到苏联解体才终于曝光。同时曝光的，还有列宁就如何镇压Shuia发生的僧侣反抗事件，于1922年3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列宁本人也知道那内容见不得人，因此特地在信的开头说明只许政治局委员传阅，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制。委员们若有什么评论就直接写在那份文件上。这文件的英文本就放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查阅，这儿摘译两段：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不容置疑的结论：现在我们必须最决绝地、最无情地粉碎黑色僧侣百人团（ the Black Hundreds clergy），必须以如此的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们将给这些‘听众’准确地上一堂课，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因此，风传老邓在六四前说“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如果传闻是真，那小平同志确实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

这就是捷尔任斯基同志说的“有组织的恐怖”，它的目的是吓得一切胆敢持异议的人肝胆俱裂，终生不敢抵抗，只敢乖乖臣服。必须承认，这套手段确实行之而有奇效，它也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涵义，而这就是为何共党国家都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国家政权的柱石。离开有组织的恐怖，共党政府连一天都无法维持下去。

红色恐怖的功能并不限于此。托洛茨基在解释为何要谋杀沙皇一家时，说：“它能向我们的队伍击一猛掌，告诉他们再也没有了回头路。前面不是全面胜利，就是全面灾难。”因此，红色恐怖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咱们水泊梁山早就有的“投名状”战略——逼着或诱导大家都去犯罪，最后就断了众人的回头路，只有跟党干到底。

如同在中国戡乱战争（我党所谓“解放战争”）中后来发生的那样，这投名状战略是一种恶性互动的罪犯战略，一旦一方开始有组织的恐怖，必然引来对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而刺激出双方的深仇大恨，使得兽行越来越疯狂。

在俄国内战中，白军也照样搞白色恐怖，照样大规模枪毙、活埋战俘，甚至使用诸如挖眼、断肢、割生殖器等毒刑折磨战俘，使得本来就是野蛮世界的俄罗斯彻底沦为中世纪杀戮场。但白军有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懂“阶级斗争”学说，总觉得对方是自己的同胞，下不了手，因此总是把仇恨发泄在犹太人身上（因为当时俄共领袖中有许多犹太人）。而布尔什维克则根本不管是同族还是异族，只要不是“阶级兄弟”，那就是根本不是人，而是活该被屠宰野兽，被无情扫除的垃圾。

总而言之，俄国内战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残暴血腥的一章，凡是看过《静静的顿河》的读者都该有点印象。哪怕从高尔基的小说中都能看出俄国普罗大众的野蛮兽性来。当这种沉睡的兽性被布党政府有意识地激发出来并加以娴熟的驾驭与利用，那就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

直到内战临近结束，这种大规模的genocide与atrocities都还在持续。那位后来成了苏联第一批元帅之一、至今还被歌颂为苏联军事天才的图哈切夫斯基杀起平民和战俘来也同样能干。在镇压塔姆波夫暴动中，他命令：

“被击溃的匪帮的残余现在聚集在森林中。……我在此命令你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

为此目的，他给负责指挥的军官送去了250桶氯气。在整个战役中，图哈切夫斯基动用了4万5千名士兵，706挺重机枪，铁甲列车，以及18架飞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区的一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二）

斯大林时代：一个人的革命

西方历史学界以及若干当代俄国历史学家一致公认，布尔什维克党人虽然同意了列宁的主张，发动了十月革命，但对这冒险是否能成功，他们开头也心中无数。用党魁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那时是“坐在手提箱上”，随时准备向国外逃亡。据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的研究，契卡谋杀了沙皇全家后（他的孩子们先被刺刀捅，后被契卡人员用枪顶住脑勺枪毙），把他们身上价值连城的珠宝搜刮一空，由负责指挥行刑的契卡头子带到莫斯科去，交给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用作布党党魁在万一失败、逃亡国外时的生活费。

布党之所以硬着头皮死撑下去，乃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在创造历史，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指明方向，新政权哪怕只能坚持一天，都能像巴黎公社那样永垂史册。一旦上了这贼船，那就开弓再无回头箭了，面对全国“阶级敌人”的汹汹反扑，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困兽一般拼死血战到底，什么冷血手段都能毫不犹豫地使出来。

1918年，内战在全国爆发，沙俄的军官们在列强支持下，组建了各式各样的“白军”，狼烟四起，布党控制的地域迅即缩小到当年莫斯科大公国的版图。然而出乎所有西方观察家的预料，一支匆匆建立起来的红军，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竟然击败了由沙俄将军们率领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不但歼灭了白军，把白党领袖们赶出国去，而且无情镇压了乌克兰和其他新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再度占领业已丢掉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诸共和国，使得版图恢复到接近革命前水平（除波兰、芬兰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外。列宁在内战结束后想抢回波兰，但红军在华沙城下吃了败仗，只好同意媾和。斯大林在30年代想抢回芬兰，同样吃了败仗，只好同意媾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则在30年代由斯大林经希特勒同意后派兵占领）。

这是为什么？已有学者作过大量分析。俄国学者拉津斯基认为，首先是因为白党的倒行逆施，他们想恢复革命前的秩序，把农民分掉的土地抢回来，再度骑在百姓头上当老爷，因而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次是白军军纪败坏；第三则是白军将领彼此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互不策应；第四则是他们总觉得对方也是“自己人”，内战是兄弟相残，并不是杀外族。屠杀同胞的念头总是在他们心底引起无从抑制的厌恶与恐惧，因而下不了辣手。而布尔什维克则用“党性”彻底取代了人性，用“阶级仇恨”消解了同族情。只要是“阶级敌人”，那就是理应被无情屠宰的妖魔。不杀光他们，劳苦大众就永远没有好日子过，红军将士因而把滥杀同胞当成了神圣的宗教义务。

在我看来，红党取胜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的主观优势。所谓“白军”，其实是个大杂烩，反革命阵营里云集着根本无法调和的各派势力：保皇党人、自由派、民族解放运动志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被布党的无情镇压赶到一起去的，如果没有布党，他们本身就要自相残杀——保皇党人岂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事？即使是在面临共同的死敌时，他们仍然不可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仍然要大打出手，例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无法容忍乌克兰独立运动，要千方百计去暗杀该运动的领导人。这种各怀异志、四分五裂的大杂烩，当然只会被布党各个击破。

反过来，布党则是高度团结的宗教军队，它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必胜信念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能鼓励基层战士为之献身；它奉行铁的纪律，由中央那个神经中枢如臂使手一般实行统一指挥；它由一群业已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意志如钢、目标明确、百折不挠、心狠手毒的职业革命家领导。人类历史上还从未见过这种可怕的“先锋队”。论主观优势，它确实是无敌于天下。

在我看来，这才是共党取胜的真正秘诀所在，就是那个革命前俄国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小的党，那支在二月革命初期无足轻重的政治势力，竟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胜出的原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不是“庶民的胜利”，而是职业革命家们意志的胜利，说穿了就是唯意志论的胜利，乃是对所谓“唯物史观”的无情嘲弄。纳粹自吹他们的胜利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这在布党面前可谓关云长面前舞大刀——和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比起来，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等人绝对是意志软骨病患者。

革命成功了，奇迹创造出来了，内战结束了，那又该怎么办？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列宁对马克思理论的独特贡献，乃是“把列宁主义的马车放在马克思主义的马的前面”。马克思的所谓“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这构成了列宁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焦点。孟什维克党人认为，俄国是个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并无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列宁也同意这点，然而他认为那毫不是问题，先把政权抢过来，再动用权力把那经济基础补上不就行了么？这就叫“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

这些学术争论都是在革命前进行的，等内战结束后，列宁才发现他征服的是一个残破的国家，工农业都饱受战祸，经济一蹶不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比革命前更薄弱了。于是他别无选择，只好宣布放弃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抢夺制度，改行所谓“新经济政策”，也就是靠走资来救命，赢得喘息空间。

我在回忆录中说，咱们的社会主义每逢搞到破产之时，就只能靠走资来救命。这种事我党一共干过两次，第一次是大饥荒后的“三自一包”，第二次则是文革后老邓的改革开放。没说的是，这其实也是从老大哥那儿学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老邓的改革开放也差不多：废除谷物强行征集制，代之以农业税，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进城“投机倒把”，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与西方做生意，等等。

这突兀的政策U转，赢得了浅薄的西方观察家们的好评，我记得连胡适都称赞过。一厢情愿盼望共党恢复人性的海外白俄更是心花怒放，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盛赞“那个辽阔的农民国家”终于恢复了常识，欢呼：“列宁是我们中的一个。列宁是俄罗斯真正的儿子。列宁是民族英雄。”

列宁公开保证，新经济政策要长期执行下去，然而他却在给克拉辛（我在《斯大林生父之谜及其他》介绍过此公）的信中说：“以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结束恐怖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将再度依靠恐怖，而且要依靠经济恐怖。外国人正在贿买我们的官员。……我亲爱的先生们，当时机到来时，我将为此吊死你们。”

尽管直到列宁死时，新经济政策都没有废除，然而那是迟早的事，只有盲人才看不出来。其理由有两条：

第一，如时任地方小官的赫鲁晓夫观察到的，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国营企业根本无法与个体企业竞争。新经济政策确能创造奇迹，让俄国经济特别是农业在短期内便起死回生，然而那只能导致私有企业的繁荣，并不可能自动造出社会主义经济来。相反，它越繁荣，国有企业便越没前途。布党决不能容忍这种事发生，迟早要动用权力“破私立公”，用暴力把一切私有企业干掉，让人为扶植的国营企业独霸天下。

第二，新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繁荣是按经济规律发展的，它只会制造出一个均衡发展的经济体系来，不可能单科独进，在短期内使得俄国变成一个军火工业大国，而这正是斯大林追求的战略目标。从伊凡雷帝起，老毛子便自命东罗马帝国的传人，以“解放全世界”特别是“解放欧洲”的拯救者自居，野心勃勃地要征服全世界。马列主义的“世界革命”学说为俄国人的这种民族病提供了时髦“科学包装”。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克里姆林宫新沙皇，斯大林害的这种民族病比正宗俄罗斯人还严重。这就是他何以一面强烈认同伊凡雷帝与彼得大帝（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m）， 一面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点上，他与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如出一辙。

既然要解放全人类，那手里当然得有干货。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大区别就在这里。我在旧作中说过，革命战争与权力斗争筛选出来的赢家，一定是权术天才，是控制人与伤害人的高手，然而这种人是否有治国才能，就全得靠撞大运了。苏联和中国的区别，乃是斯大林不但是毫无人性的犯罪天才，而且具有出众的组织能力、治国才能与外交才能，不愧是政治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大师，而毛泽东虽然是权术高手，不幸却是治国白吃。因为深信从中国古书中能找到一切现实问题的答案，他毫无现代常识，也拒绝学会任何现代常识，因而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连“没有那个肚，别喝那碗醋”的民间谚语都不曾听说过，手中没有干货，还想作全世界人民的领袖，那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斯大林可是完全两样，他敏锐地把握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知道从一战开始，战争便成了所谓total war，比拼的不光是传统战争那些指标，诸如兵力、训练、战略战术、统帅与将领的指挥能力等等，更是国家的工业生产力（特别是重工业生产力）、运输能力、能源供给、科技水平等等。如果不让俄国的工业实现一个“量子跃迁”（也就是毛说的大跃进），在最短的期间实现工业化，则俄国根本无法维持原有的军事强国地位。事实上，从19世纪下半叶起，俄国的军事实力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根本原因就是这个。

在那段广为国人引用而又不知其来源的著名语录中，他把这心事说得清清楚楚：

“放慢（工业化的）步骤意味着落后，而落后者就要挨打。旧俄国的历史显示，因为她的落后，她一直在挨打：被蒙古大汗、被土耳其酋长、被瑞典封建贵族、被波兰－立陶宛士绅、被英法资产阶级打。挨打是因为落后——军事、文化、政治、工业和农业的落后……你们记得诗人的诗句：‘你贫穷而又富有，你强大而又无助，俄罗斯母亲。”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赶上。要么我们做到这点，要么他们粉碎我们。”

粗知俄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斯大林在这儿歪曲了历史，俄国打人的次数，要远远超过它被打的次数，因此它的幅员才会高达世界领土的六分之一。无论是蒙古大汗，是土耳其酋长，是瑞典贵族，还是波兰－立陶宛士绅，最后都被俄国打得落花流水，有的国家甚至变成了俄国的一部分。所以，“旧俄国”根本不是斯大林为了刺激俄罗斯沙文主义骄傲感而特地打扮出来的可怜巴巴的样子。

但斯大林也确实把他的心事说得清清楚楚：因为受到文明世界理所当然的一致敌视，苏共一直生活在外国武装干涉或入侵的恐惧中，又饱受“解放全人类”的野心煎熬。因此，无论是从自保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实现经过“马克思科学包装”的征服世界野心来看，苏联都必须在十年内实现工业化，获得强大的现代国防能力。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他这话是在1931年讲的，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恰在他开出来的时间表内，这预言之准确令人骇然。而正是在这十年内，苏联基本完成了工业化，靠庞大的军火工业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才最终赢得了二战那“引擎的战争”。如果苏联不曾这么干，那必然要如他说的那样，被纳粹粉碎了。

这就是斯大林的“一个人自上而下的革命”，兰博不可能发动“一个人的战争”（One man’s war），而斯大林凭着他天生的毫无人性，凭着他钢铁一般的意志，倒确实以一人之力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战争，不但彻底粉碎了俄国传统民间社会残余，而且砸烂了旧有的党国机器，把党国改塑为只有一个意志、只有一种想法、只有一个大脑的军队式组织。这代价就是无边的血海，俄罗斯人民因此遭受的浩劫，恐怕要远远超过被纳粹征服。

当然，这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贡献。他本是革命之子，是列宁同志的好学生，其国策处处闪耀着列宁主义的光辉。列宁以及其他布党理论家都是科盲，惟其如此，他们才秉承了19世纪的“拜科学教”的优良传统，个个是死硬的科学教徒。

所谓科学教，指的是用科学取代上帝，以“铁的客观规律”代替“上帝的旨意”（在中国则是“天命”）。这种浅薄思潮在19世纪颇为盛行，马克思就是在这大背景下大言不惭地将他的理论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

列宁和斯大林那俩科盲奉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个触目的特点，没有“人”的位置。在他们看来，人不过是“铁的客观规律”行使自身时使用的工具。因此，人的存在价值，只由他与“客观规律”的互动关系而决定。如果他的存在有利于“客观规律”发挥作用，那他就获得了存在价值。如果他的存在不利于“客观规律”发挥作用，则他就理应被无情消灭。把他干掉其实是客观规律自己在起作用，并不属于谋杀。因此，如果客观规律决定必须牺牲一半公民去换取社会进步，那顺应客观规律的先知先觉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除掉那一半生灵。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指出的光辉真理：如果全人类死了三分之一，换来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胜利，那还是合算的。

这就是苏式“理性共产主义”令人不寒而栗的特点：它极度 “理性”，绝对不受人类七情六欲的羁绊，超冷静地把人看成了类似砖石泥瓦的东西。斯大林的名言将这点说得清清楚楚：“我们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人，都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不是什么比喻，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与机器零件、生产原料等并无区别，是否需要某人存在，完全看他对那机器运转的作用如何。

据此，到了30年代，斯大林超冷静的理性判定，无论是老布尔什维克，是广大农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妨碍俄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绊脚石，都该搬走和砸碎，于是上千万生灵便为了俄国的腾飞，以令人发指的方式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三）

简短截说，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就是把一个人类社会改造成一台功能单一的庞大机器，为此对全社会实行了程映虹女士所谓“原子化”。

在苏联问世之前，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人类社会，总是由许多自然形成的民间社会组成的。所谓“民间社会”，就是把某种特定的人群组织于其中，实行自我管理的社会自治单元。例如欧洲从中世纪起就有各种各样的行会，把各行业的工匠、商人们组织于其中，行会领袖则代表整个团体对外争利。中国则实行所谓“宗法统治”，整个家族组织在一起，实施自我管理。

旧式统治者一般都通过这些民间社会来间接实施对国民的统治。官府充其量只能管理控制民间社会的头目，而民间社会内部则实行自治。官府一般并没有能力直接去干涉民间社会内部的事务，更不可能实行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

这种民间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控制力，要远远超过浮在社会顶端的朝廷或政府，其生存力也远远超过朝代的寿命。“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君王们来了又去了，如同走马灯一般更换，然而江流石不转，自然形成的民间社会（包括黑社会）却永世长存。哪怕是异族入主也无法打破草根社会的自治。满族入主中原，虽能强迫人民变发易服，却不可能废除各个家族奉行了几千年的宗法自治，更不可能改变或废除他们业已奉行几千年的行为规范（亦即“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斯大林却缔造出了一个与一切过往人类社会截然不同的崭新“国家机器”（光这用语都能看出马列的机械脑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丝毫不考虑人性，居然把人当成一种可以再生产的商品，可以化为符号，代入数学运算，整个忽略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各种各样的复杂动机，堪称人类历史上“隧道眼思维”之最）。在这种机器中再也没有了各式各样的民间社会，只有一个人脑，那就是国家领袖的，以及无数忠实的导线，将领袖的大脑与所有的“齿轮和螺丝钉”连接起来。

为了建成这史无前例的新机器，斯大林便不能不毁党造党，毁国造国，毁民造民，彻底粉碎俄国的一切民间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传统纽带统统切断，把杀剩下来的人改造为处在党组织全面监控之下、只与党导线连接的“齿轮和螺丝钉”。

如前文所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发明了革命党这个威力无穷的夺权武器，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则是把这个革命党改建成了一个强大的统治机器，这个机器不但控制了一切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全面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而且绝对没有自己的initiatives、立场和想法，唯一的功能就是绝对忠实地执行上面传下来的每一个指令，比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还更“机械化”些。

这个毁党造党的伟大任务是分两步完成的。第一步是把党变成真正的权力中枢。斯大林在担任了总书记之后，不动声色地把权力逐渐集中在党的手中，让自己的心腹当上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使得党组织不但主宰了国家命运，而且成了他个人的权力基础。靠这个强大的表决机器，他轻而易举地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越飞、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等众多的竞争对手，把他们赶出了党中央。

在这个阶段，他动用的是“合法手段”，亦即列宁收拾立宪会议的那一手。当年立宪会议开会时，观众席里坐的全是布党派去的丘八和工人们，不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说什么，他们都在下面鼓噪喝倒彩。后来斯大林在与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形成的反对派在中央全会或党代会上辩论时，中央委员或党代表们根本就不给反对派领袖发言机会。只要那些人往台上一站，下面就骂成一片：“滚下去！”“住嘴！”以及层出不穷的毛子下流话。说起来，斯大林在这方面还比列宁体面些，盖那些人还不是旁听者，都是有表决权的与会者。

但这种“合法手段”并不是“人已死，心不在”的彻底革命，因此他的第二步便是炮制基洛夫暗杀案，以此为借口大兴冤狱，举行了一场又一场的公开审判，枪毙了所有反对派领袖，成功地干掉了列宁所有的老战友，只留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那种当年的小角色作点缀。此后他更把冤狱扩大到各级党组织，先用内务部（NKVD，克格勃前身）大杀党官们，再依靠党组织大杀内务部的秘密警察，把全国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绞肉机。然后再把十月革命后才入党的新进提上来充任各级高官。

根据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苏共17大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捕，占总数56％，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98人在1937—1938年被枪决，占总数70％。经过这场血淋淋的大换血，列宁党便变成了斯大林党。两个党在人员组成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延续关系，与今日俄国共产党与20年代的苏共也差不多。

列宁党的特点是，第一，它是个“群雄党”。列宁只是最高领袖，下面还有众多领袖。这些人对治国有自己一套看法，当意见与列宁不同时还能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形成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列宁虽然在晚年有取缔这种“党内民主”的迹象，通过了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但终他之世，那种群雄并起的局面并未终结，左派反对派与右派反对派一直延续到大清洗之前。第二，除了党领袖之外，大部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都是文盲或准文盲，不具备实行“技术治国”的能力。

斯大林党则完全不同。首先，它是个“一人党”，奉行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大脑，一个意志，一种主张，一个声音”。第二，它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受过点技术训练的技术官僚。

这第二点之所以能实现，乃是斯大林开展“文化革命”的结果。这文化革命不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文化”倒确实有点相干。斯大林把那些参加过内战的青年大老粗送到技术学院去，加以打磨抛光。其宗旨便是，第一，树立对斯大林本人的绝对忠诚。第二，让他们获得点起码的科技知识，能作个称职的技术官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都是这种“文化革命”的产物。

不过这“文化革命”跟“文化”虽有点相干，但基本是负相干，因为它忽略了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人文情怀。相反，学生们接受的是反文明训练，被灌输的乃是与文明世界完全颠倒的价值观，例如将残忍视为坚强，将狡诈视为机智，将善良视为软弱，将慈爱视为伪善，将背叛视为忠诚，将忠诚视为背叛，将告密视为光荣，等等，等等。如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的那样，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在其中秘密警察竟然成了无数文艺作品歌颂的英雄好汉，而大批公民都以背叛亲友、向官府告密为荣，如当时的报刊骄傲地宣称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契卡战士”。

这其中最典型的，大概当数少年英雄巴维尔•莫罗佐夫（Па?ве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оро?зов）的故事。把英文维基百科的有关介绍翻译如下：

关于巴维尔•莫罗佐夫的最常见的说法如下：他出生于叶卡捷琳娜堡（当时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东北350公里的小村庄杰拉希莫夫卡的一个贫农家庭，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学校少先队的领导，也是斯大林集体化的支持者。1932年，13岁的莫罗佐夫向政治警察（格伯乌，芦注，即契卡后身，NKVD和克格勃的前身）报告了他的父亲。他父亲特洛费姆•莫罗佐夫是村苏维埃主席，据说“一直在伪造文件并卖给土匪以及苏维埃国家的敌人”。特洛费姆被判处十年劳改，后被处决。巴维尔的家庭不能容忍他的行为。同年9月3日，他叔叔、祖父、奶奶和一个堂兄弟谋杀了他和他弟弟。除了他叔父之外，所有的人都被格伯乌抓了起来，被判采用“最高级的社会防卫措施”——以行刑队枪决。

从苏联各地发出的几千份电报敦促法官不要对杀害巴维尔的凶手心存怜悯。苏联政府宣告巴维尔•莫罗佐夫为被反动派谋害的光荣的烈士。苏联各地竖起了他的塑像，许多学校和青年团体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歌颂他写出了一部歌剧和许多歌曲。他上过的杰拉希莫夫卡学校变成了圣地，苏联各地的儿童在学校外出旅游时前往该地参观。

在特洛费姆•莫罗佐夫案件调查过程中，他的妻子、巴维尔之母塔嘉娜•莫罗佐娃说，特洛费姆•莫罗佐夫经常打她，还把出售伪造文件得到的贵重物品带回家来。巴维尔那时才13岁，只不过是证实了他妈给出的证据。

苏联解体后，关于虚构巴维尔•莫罗佐夫一事出现了证据。

80年代中期，被苏联作协开除的异议作家尤里•朱日尼科夫（Yuri Druzhnikov）进行了调查，采访了还活着的目击证人，写了一部关于巴维尔的记实书籍。……英译本首次出现于1996年，书名是《1号告密者：巴维尔•莫罗佐夫神话》。在书中，朱日尼科夫全面驳斥了关于巴维尔一生的官方说法。例如对巴维尔的年龄、被杀害的日期，不同来源的苏联文学有不同的说法；苏联教科书上的巴维尔的不同照片显示那是几个不同的男孩；巴维尔被杀时不是少先队员；根据官方说法，巴维尔的祖父应对谋杀巴维尔负责。但朱日尼科夫说，他祖父因巴维尔之死而心碎，当那男孩失踪时组织了寻找，在审判中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尽管没有直说，朱日尼科夫暗示巴维尔是被一个格伯乌官员杀害的，朱日尼科夫在作调查时还见到了那个人。

卡特里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在她于2005年出版的《巴维尔同志：一个苏联少年英雄的兴衰》中同意朱日尼科夫的说法，认为官方说法几乎全是虚构的，证据粗略，绝大部分基于自称是证人的第二手报告。她说，巴维尔并没有告发父母，而是在一场无聊吵闹中被谋杀。凯利还指出，官方版本的重点随着时间转移，以符合当时的宣传路线：在某些说法中，巴维尔之父的罪行并不是伪造文件，而是囤积谷物；在其他说法中，他不是被报告给秘密警察，而是被报告给学校老师。在某些说法中，巴维尔被害的方式是用锯子锯下了头颅。他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显示了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跟雕像以及儿童教科书上的照片几乎一点都不像。还有人说，他几乎是个文盲，是在他父亲抛弃了家庭后，被他母亲威逼着告发父亲的。

凯利能够接触该案的官方档案，她说，朱日尼科夫关于格伯乌杀害了巴维尔的说法不太可能（unlikely，not impossible。中文完全无法区分这二者）。朱日尼科夫指控凯利大量抄袭了他的书，还说凯利“依赖于那些让她接触档案的人”，也就是格伯乌后身FSB的雇员们。

根据最近的调查，在苏联媒体中，杰拉希莫夫卡被描述为“富农窝”，那是因为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该村全体村民都拒绝加入由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当邻居干了什么错事时，包括他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家庭，巴维尔就告发他们。尽管巴维尔想加入少先队，但他不是队员。没有证据显示他的家庭参与了谋杀他的罪行。那事可能是一群挺能杰儿们干的，他们为一支枪与巴维尔发生了争吵。

熟悉我党宣传的同志不难立即认出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原型是哪儿来的。中国人缺乏原创力，什么都得从国外进口。苏联有卓娅，咱们就有刘胡兰；苏联有用胸膛挡机枪的马特洛索夫，咱们就有一模一样的黄继光。黄继光的英雄形象已被穆正新先生捅了个大窟窿，刘文学同志的真情如何，还有待史学家们去调查。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四）

从官方对儿童莫罗佐夫的表彰不难看出，斯大林缔造的新社会只有一个美德，那就是无限忠于他本人。只要做到这一点，则父兄可弑，亲人可卖，师友可诬，为一切其他形式的人类社会所强烈谴责的伤天害理的烂事都成了圣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背叛家庭”居然成了一种由政府公开提倡表彰奖励的美德，这种“新人类”真正实行了与人性的彻底决裂。

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斯大林那位前神学院学生的灵感来自于《马太福音》：“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在我看来，斯大林把这段经文改成了“爱我之所爱，恨我之所恨。我让你爱谁你就爱谁，让你恨谁你就恨谁。你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只能由我主宰。”领袖不但能任意支配子民的身体，更要如上帝一样，占有他们的全部灵魂。

在控制了一切宣传工具与信息来源之后，要在广大青少年中培养出这种邪恶的宗教情怀并不困难，然而对思想相对复杂、有机会接触神本人的党官特别是高官，光靠这种宗教忠诚显然就不够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发明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权贵阶级，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将控制或享受社会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资源都精细量化为一种严格按职位分配的特权，其中甚至包括常态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公民基本权利（诸如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

在这种奇特的制度下，高官们过着类似西方亿万富翁的生活，拥有宫殿般豪华的住所与别墅，各式各样的名车，庞大的奴仆队伍与保镖队伍，对国内外时事能享受西方普通公民的知情权。然而这一切都是职位决定的。在名义上，高官们乃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一旦失去职位，他们就变得比西方破产的资本家还不如，在瞬间内沦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卡冈诺维奇的孩子们在老爸被赶出中央后突然惊奇地发现，他们家连件家具都没有，原有的一切奢华享受都是国家免费提供的。类似地，罗点点在其回忆录中也说，所有在文革中倒霉的高官中就只有刘少奇家还有家具，因为那是王光美娘家的私产，并不是由国家免费提供的。这就是林副统帅为何要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

这种无比巧妙的设计，使得党官僚们享受到的一切都完全来自于斯大林的个人恩惠，而且是随时可以撤回的圣恩。西方政客和官员的权力与财富是分开的，丢掉权位并不会导致个人财产丧失，个人财务破产也不会影响拥有的权力。斯大林发明的新社会却实行了权与财的一元化，将财富变成了权力的内容之一，而能否保有权力，则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好恶。

这是胡萝卜，大棒则是“革命的惩罚之剑”——秘密警察的监控与严惩。斯大林把列宁发明的以特务治国发展为以特务治党，用特务机关去整肃党政军内一切他怀疑不够忠诚或是有碍于革命事业的人。只有在这个崭新的社会里，特务机关才超越了一切法规，凌驾于一切权力机构之上，获得了在任何其他社会中无从想象的空前的权力，而且还变成了为全民一致歌颂感激的革命英雄。所有的高官都处在特务们的严密监控之下，谈话都被监听，私生活细节都存在格伯乌的秘密档案中。据说特务头子叶若夫甚至有斯大林的档案。只要斯大林示意，任何高官在任何时候都会于瞬间内沦为阶下囚，不但失去全部家产，本人还要备受毒刑拷打，在公开审判中尽情糟蹋自己，歌颂斯大林，然后被枪决，其家人也常常被连坐，不是被枪决（如托洛茨基全家），就是死在劳改营里。

这种制度确保了党官僚们对斯大林个人的绝对忠诚，也哺育出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现行制度的坚定决心，构成了整个国家机器的坚强支柱。斯大林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发明家，其发明完全达到了原设计目的，党机器的每个成员都只有一个信念：作党的驯服工具，一切按最高指示办，保住既有权位，向上一级阶梯攀登。为了使得这信念长存，斯大林还周期性地肉体消灭高官们，为野心勃勃的新进们制造晋升机会。

毁党造党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皮雅塔科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的个人经历最能说明这一点。他原来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后来成了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他的名言是：“为了党的缘故，你能够而且必须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之内，便改变你的全部信念，强迫你自己相信黑的就是白的。”Sadly，这表白并没能救他于灭顶，1937年1月，他被判为外国间谍被枪毙。

斯大林的“毁民造民”的社会改建工程也同样取得了辉煌胜利，所有的城市居民都给纳入了无作不在的党组织监控网，处在四面八方的持续监控下。几乎所有的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当了告密者，向特务机关告发亲友邻居的一切可疑言行。

改造的重点当然是知识分子。列宁还能容忍所谓“同路人”作家存在，那就是说，只要讴歌布尔什维克及其革命，作家们尚保留了自由职业者身份，并不一定被纳入党组织的监控网。而且，只要作品的大方向正确，作家们还可以尝试不同的风格流派。到了斯大林手上，便“同路”也不准了，作家和艺术家们被统统编入作协和各种艺术家协会，不但自己成了官僚机构的配件，而且变成了 “人类灵魂工程师”，按党下达的任务去批量制造“齿轮和螺丝钉”。

对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斯大林则采用了具有浓厚毛子特色的“限制利用改造”政策。他发明了“监狱研究所”，把富有才华的发明家和设计师们抓进监牢去，让他们在里面潜心发明创造。著名的图波列夫设计局就是开在监狱里的，别特里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етляко?в）乃是该局的骨干，他们一道设计出了苏联最优秀的战术轰炸机图-2。另一位有名的飞机设计师波里加尔波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ика?рпов）甚至被判处过死刑。

斯大林的思路很简单：把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抓进大牢去，使得他们处于戴罪立功的惶恐处境，就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党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他们给关在牢里，就没有家务的烦扰，没有了任何私生活，可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还能日夜和同行在一起切磋，必然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来。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

有趣的是，斯大林一面谴责他们是国家的敌人，甚至可以判他们的死刑，然而在他们做出成绩来之后，又能为这些“人民的敌人”授勋，甚至把最高级的荣誉授给他们。例如“工业党”的“要犯”拉姆辛（Леони?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амзи?н）是莫斯科热能技术研究所所长，在1930年的审判中被判枪决，旋即改为监禁，在牢里继续他的研究，两年后获释，最终官复原职，并先后得到斯大林奖金、列宁勋章与红旗劳动勋章。上面提到的飞机设计师们也曾获得类似荣誉。

这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整个治国战略：让国家持续处于类似对外交战的紧急状态中，以渲染国内外假想敌的威胁制造恐怖气氛，使得每个人都有瞬间内被严惩的充分可能，因而处于戴罪立功的恐惧中，同时诱之以荣誉和物质奖励，以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的能量，将之用于建设。如果说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人的贪婪，那么驱动斯大林式共产社会的动力就要复杂得多：宗教激情、因彻底缺乏人身安全感而产生的入骨的恐惧以及对荣誉与物质奖励的渴求。

在“毁民造民”的社会工程中，斯大林面对的最大挑战，还是构成了人口的80%的俄国农民。

前文已经介绍过，有两个俄国：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橱窗俄国引入了西方文化，并由本国天才作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发展。但这不过是点缀在茫茫大漠上的几丛鲜花，除此之外更是农村俄国那无限广阔的天地。这两个俄国毫不相似，彼此并不搭界。生活在农村俄国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村民们，实行的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从未听说过本国的文化巨人们，遑论读过或欣赏过他们的杰作。农村俄国有自己的原始文化，奉行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橱窗俄国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世界。这与中国还不一样。如所周知，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名人都来自于乡绅之家。

最重要的是，农村俄国实际上是由村社统治的，那个村民自治体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其成员游离于国家权力网络之外，信奉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权威，不能被国家直接操控。对斯大林要构建的那个新式国家机器，它显然构成了最大的障碍。

这就是斯大林发动“消灭富农”和集体化两大运动的政治原因。一般学者只注意到了它们的经济原因，亦即使得农村沦为城市的殖民地，以疯狂掠夺农民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这当然不错，20年代苏联有个经济学派，提出的就是这个主张，而斯大林完全接受了该理论。布哈林在与加米涅夫的密谈中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加米涅夫：

“斯大林的路线是，资本主义是以牺牲殖民地为代价发展起来的。我们没有殖民地，而且没人会给我们贷款，因此，我们得靠勒索自己的农民。斯大林知道会遇到反抗，因此他的理论是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对它的抵抗也就会越来越激烈。”

这话再次显示了列宁和斯大林那种毫无人味的“超冷静的理性思维方式”。令人惊讶地是，这种思维方式跟中国许多识字分子竟然不谋而合。尽管今日中国国情与当年苏联截然不同，中国已经成了吸纳外资的强大黑洞，而且业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经济业已起飞，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却一再独立发现斯大林早在20年代便发现的“真理”。摩登帝师温铁军限制农民入城的一个理由，便是发达国家之所以能避免贫富分化，乃是这些国家向殖民地输出了贫民。而中国没有殖民地，因此，为了避免城市出现像南美和印度那种贫民窟，必须把贫民留在农村，不许他们入城。而老金他们学校的那位经济学家经过几十年的独立思考与反复求索，也得出斯大林的结论，主张必须坚决维护城乡居民之间的制度性不平等，确保“低人权优势”，以无情压榨农村贱民来发展国民经济，把“奴隶社会主义”做大做强。

这的确是斯大林对农村俄国宣战的经济原因。那思路也很明快直接：将农民悉数纳入由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场，使得国家能绝对控制粮食的流通，任意决定征粮数量，任意决定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所谓“剪刀差”），使得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变成制度，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去有意 “谷贱伤农”，用这种制度性掠夺将农民的血汗悉数搜刮入国库，换回外汇，购买工业起飞必需的设备，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说便是：

“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

连伟大领袖都知道，“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确，直到斯大林死，苏联的粮食产量都一直未达到革命前的平均水平。在世界历史上，除了“社会主义阵营”，还从未见过有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如此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地掠夺殖民地，使得其农村全部破产。而这居然是对本国农民干出来的！咱们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在津津乐道“羊吃人的西欧圈地运动”时，为何偏偏忘记了苏联和一系列卫星国的“党吃人”运动？

比起基于政治原因的种族灭绝来，经济上的掠夺温柔得有如天鹅绒。这政治上的原因，国内学者似乎只有秦晖教授看出来，他还没能直截了当地说出，那就是，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其实是一场旨在彻底粉碎农村民间社会，建立党对所有农民的直接监控的政治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它相当于中国的暴力土改，两者都是将农村“原子化”，粉碎既有的一切农村组织，并从根本上剥夺农民组织起来的可能，将整个农村纳入党撒下的天罗地网，使得农民彻底丧失主动或被动抵抗的能力。

如布哈林披露的那样，斯大林预见到了这必然是场血腥的战争，为此甚至发明了“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就越激烈”的理论，作为发动这场战争的舆论准备。如他过去向列宁保证的那样：“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他无与伦比的铁石心肠与超人的意志，决定了他为达目的使出来的恐怖手段，将令革命后的红色恐怖相形见绌，而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则处处“血雨随心翻作浪，白骨着意化为樵”。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五）

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布置了新的一年的任务：消灭富农阶级，在一两年内实现全国农业集体化。

农民们大吃一惊，他们还记得， 1925年4月14日的《真理报》发表了布哈林同志的文章，对农民发出庄严号召：“致富吧，增加你们的财产，不要担心它们会被人从你们那儿拿走。”那还仅仅是4年前的事。

而且，那不光是布哈林的主张，也得到了斯大林的全力支持。那阵子斯大林同志为粉碎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匪帮，与右派布哈林结盟，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季、加两人主张实行农业集体化，而布、斯坚决反对。在激烈的论战中，季、加被斯大林嘲笑得体无完肤。没想到等两人被打倒后，斯大林却原模原样地重复了季诺维也夫的话，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政策主张。

这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同志“随机应变信如神”的高度的革命灵活性，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如出一辙。托洛茨基是提出结束“新经济政策”、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人。他还提出了若干设想，诸如修建第聂伯河水电站，却遭到斯大林的无情嘲笑，说一个农业国把钱花在那上头，犹如农民买部留声机而不是买头牛一般。然而在他击败托洛茨基后，最先搞的大项目就是请美国人来修建那个水电站。

布哈林明明见过这种把戏，然而还是要深感震惊，当他在1928年7月间得知斯大林作了那个“大转变”之后，忍不住跟老斯大吵一架，然后去秘密会见他当初伙同斯大林打倒的加米涅夫，大骂：“斯大林是成吉思汗，是个为了掌权不惜牺牲一切的毫无顾忌的阴谋家……他根据下一步要搞掉谁而随时改变理论。”并提出要与季、加联手把斯大林搞下去。可惜加米涅夫知道斯大林的厉害，立即向斯大林告发，最后是谁都没好下场，统统给斯大林枪毙了。当然这也不能怪老加，即使没他告发，格伯乌（苏联特务机关，先后名称为契卡－GPU－NKVD－KGB）也早把他们的秘密接触查得清清楚楚了。

布哈林的垮台，意味着斯大林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他对农民的革命战争了。那是一场四面出击的伟大的歼灭战，同时在几个战线上展开：消灭富农；消灭宗教；消灭民族主义；消灭民间文化；彻底铲除农村民间社会，代之以由党操控的集体农庄；以及用人造大饥荒彻底粉碎农民的反抗意志。

消灭富农贯穿了集体化运动的始终。在共党国家生活过的人不难立即看出这伟大部署的多重目的：第一，它和中国的“土改”一样，旨在煽起农村的“阶级仇恨”，撕裂族群，以此铲除农村的民间社会，实现农村“原子化”。第二，它能起到杀鸡训猴的作用，造成普遍的恐怖气氛，使得农民因恐惧而“被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第三，它为无情镇压反抗者提供了方便的罪名，任何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管富裕程度如何，瞬间内便能被贴上富农标签而遭到整肃。正是为了这一点，斯大林有意采取“模糊治国”的高招，对什么是富农（кула?к）从未给出明确划分标准。

消灭富农与集体化由地方的三驾马车领导进行（也就是咱们的“三结合”）：格伯乌、地方党委、地方苏维埃的一把手组成该地区的领导班子。除此之外，党还动员了城市的大批积极分子，让那些对农业一无所知的愤青们接受两周的培训，随即派往农村参加消灭富农、组建集体农庄、抢夺谷物等一系列革命活动，最后便留下来作集体农庄主席。

消灭富农的具体过程是，先发动村子里的贫农，让他们监视富农，不许他们逃跑，然后再由格伯乌部队以及工人积极分子将所有的富农抓起来，净身出户，连炊具衣物都不许带，集中后押上运载牲口的货车。车顶安装了探照灯，车厢内有武装哨兵，以防犯人逃跑。犯人们被火车拉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某个地方后，再被武装押送步行到交通闭塞的不毛之地去，就此被扔在那儿，任其自生自灭。一位前德国共产党人Wolfgang Leonhard曾遇到一位幸存者，后者描述了他们在哈萨克斯坦的“定居地”：

“地上钉了些桩子，上面写着：‘五号定居地’，‘六号定居地’，等等。农民被带到这儿，被告知他们现在得自己照料自己了。于是他们只好在地上掘洞（作为栖身之地）。大批的人在最初几年内就死于饥寒交迫。”

这种土拨鼠式的穴居方式似乎深骇物议，然而在文明的俄罗斯并不罕见。二战中大量民居被毁，许多resourceful的俄国人就住在这种洞穴里。喜欢看《历史频道》的同志应能在文献片上看到这种镜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外国记者是怎么逃过特务机关无作不在的监视，把它拍下来的。

有的苏联经济学家（大概就是想出“剪刀差”的无耻勾当的那伙人吧）觉得应该苏维埃政权应该利用废物，建议让富农们去开垦处女地。这就是典型的“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他们不知道斯大林此举根本不是出于经济考虑，他要的是肉体消灭那群假想敌。后来他在与丘吉尔的会谈里坦率承认了这一点。

根据丘吉尔的回忆录，他问斯大林，苏德战争是不是与集体化一样艰难。斯大林说：“不，集体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那意思就是集体化更可怕。丘吉尔说他也想到了这点，因为斯大林要对付的是几百万平民。斯大林纠正道：“是一千万，真可怕，它持续了四年。但那对俄国是绝对必需的，如果我们想避免周期性饥荒，想用拖拉机耕地的话，我们必须实现农业机械化。如果我们把拖拉机交给农民，他们在几个月内就会把它搞坏。只有集体农庄的车间能使用拖拉机。我们花了很多麻烦去说服农民。但跟他们讲理根本就没用。等你对一个农民讲完了所有的话后，他说他得回家问问老婆，问问他的牧人。等他和他们谈完后，他总是回答说，他不想要集体农庄，不需要拖拉机。”

“这些人就是你们叫的富农么？”丘吉尔问道。

“对”，过了一阵，斯大林说，“整件事都很坏，而且很难——但那是必要的。”

“那些人结果如何？”丘吉尔问道：

“嗯，”斯大林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意跟我们走。有些人在托姆斯克或是伊尔库茨克省或是更北面的地方分到了自己的耕地。但大部分人名声太臭，被他们的雇工消灭了。”

对外国人，斯大林倒很痛快，直接承认所谓“富农”就是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而说服动员对他们毫无用处，只能采用暴力消灭。其实许多“富农”情愿献出所有的家产，只求不要流放他们，然而当局毫不手软。而且他还承认，大部分人都“被自己的雇工消灭了”。斯大林同志忘记了，犯人怎么还可能有雇工？丘吉尔想到千百万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个冷颤。而负责翻译这段对话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尽管毫无证据，却坚持说他们是被NKVD小分队干掉的。

其实何必烦劳特务们？借俄国严酷的大自然之手岂不更省事？这就是斯大林的原设计目的。无衣无食无住所无生产工具，被扔到暴风雪肆虐的旷野上去，只有大罗金仙才能活下来。据历史学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干在北极圈内的“定居点”内的所有的人，连同看守他们的格伯乌警卫在内，都给活活冻死了。

消灭宗教的战争与消灭富农同时打响。大部分村庄的教堂都被关闭或索性被拆毁，屋顶上的十字架被敲了下来。修道院被关闭，僧侣们统统被捕。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历史建筑就毁在这个时期。

消灭民族主义的主战场则在乌克兰。前文介绍过，俄国最早的国家雏形乃是公元880年建立的“基辅罗斯”，它要比莫斯科公国的成立早500多年，比伊凡雷帝建立的帝国早667年。因此，论历史，乌克兰比俄罗斯还悠久，而且一直是个独立国家，直到18世纪才被俄国吞并。乌克兰人乃是俄国第二大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而且民族意识很强烈，在内战期间曾争取过民族独立。因此便被坚持大一统的克里姆林宫新沙皇视为眼中钉，一直是他反复清洗的重点对象。那儿开展的集体化运动当然要以此为主要目的。

打击的首要对象当然是民族精英，运动一开始，格伯乌便逮捕了5000多名乌克兰知识分子，将该国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一网打尽，接下来便是消灭民间文化。乌克兰一个重要民族文化遗产，就是它的大批的流浪民间艺人。这些人多是盲人，类似我们的说书先生，到处流浪，靠演唱民歌与民间史诗为生，歌颂乌克兰英雄，将历史以口述方式代代相传，告诉人民他们作为独立国家的光荣的过去。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存在，构成了乌克兰的重要的民族认同，当然不能为社会帝国主义所容。于是几百名盲人艺术家便被当局邀请去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去了后却统统被捕，绝大多数被枪决。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愤怒地谴责道：

“（流浪民间艺人保留下来的）所有那些歌，那些音乐，那些诗歌，是活的博物馆，是国家活的历史。然而他们却几乎全都被枪决了，那些可怜的盲人几乎全被杀害了……伤害一个盲人——世上还有比这更卑鄙的事么？”

最重要的任务，当然还是以集体农庄代替村社，实行公民的原子化。和毛泽东发动公社化时一模一样，斯大林同样只号召组织“突击队”，发动集体化战争，但他却不告诉下面该怎么去打这场仗。关于集体农庄如何组织，规模多大，如何结算，如何发工资等问题都未作具体规定，运动便这样轰起来了。

集体化引来了农民的强烈抵抗，若干地区的农民甚至揭竿而起，使得当局不得不动用正规军镇压。当主动抵抗无效后，农民便采用消极抵抗，大肆宰杀牲畜。仅在1930年头两个月内，农民便宰掉了一千四百万头牛，占全国养牛总数的1/5，占总数1/3的猪和占总数1/4的山羊与绵羊。由此造成的损失，苏联在此后25年内都没能恢复。

斯大林对死人毫不在乎，但损失国家财产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于是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谴责下面的干部“过度热心”，违反了“自愿加入”的原则，搞强迫命令。他恩准农民可以自由退社，还让格伯乌审判和枪决了若干积极执行他的指示的积极分子们。

既然恩准退社，农民哪还会跟你客气？立即就有许多农户申请退出，可惜他们很快就发现，百姓是怎么也玩不过共党的。退给他们的土地并不是他们入社时被拿走的那些，而是边远的废地，不是沼泽，就是荒地，而且牲畜和农具都不发还，种子粮也迟迟不发下来，政府派给他们的农业税还特别重，单干根本就活不下去，于是他们只好再度“被焕发”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再度“被自愿”加入农庄。

就这样，到了1931年，斯大林规定的战略目标业已基本完成：大部分农户都入了社。然而根据他的“社会主义越进步，阶级敌人的反抗也就越激烈，阶级斗争也就越激烈” 的公式（这其实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他好像忘记那些人都死在极北苦寒之地了）、反革命、外国间谍、民族主义者渗透进了集体农庄乃至各级党委，从内部破坏颠覆革命事业，抗粮抗捐，瞒产私分，企图在城里制造饥荒，迫使共党屈服。于是他断然决定给农民上一堂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课，从此知道什么叫“饥荒”。

时任政治局委员、乌克兰第一书记的柯西沃尔（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在1930年夏季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

“农民们采用了新战术。他们拒绝收获庄稼，想让麦子烂在地里，让饥荒扼杀苏维埃政府。但敌人估计错了。我们将向他们显示什么是饥荒。你们的任务是制止富农破坏收获，把最后一粒粮食收进来并立即交到交粮处。农民们没在干活，他们指望靠藏在地窖里的旧粮为生。我们必须强迫他们打开那些地窖。”

这证词得到了叛逃到西方去的克拉夫钱科（Викт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равченко）的证实，据他说，当他被派到乌克兰去开展集体化运动时，发现当地谷仓里有大量的储备粮，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却在活活饿死。他于是违反党的指示，借给农民一点粮食，中央委员哈达耶维奇却带着一伙人却来找他，对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是个未来的工程师，也是个好党员，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一场无情斗争正在农民和我们的政权之间进行。这是一场生死斗争。今年是对我们的力量和他们的耐受力的一场考验。需要一场饥荒来告诉他们谁是这儿的主人。这饥荒已经使得数百万人丧生，但集体农庄制度就是要在这儿存在下去。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斯大林作了一系列严密的部署：调兵封锁了乌克兰－俄罗斯边境，不许饥民流出，严禁外面的人带粮食进去；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内部护照”亦即身份证，只有城市居民可以拥有身份证，凭证获得定量供应，而农民则没有，因此只能终生呆在出生地（其实也就是咱们的户口制度）；派出工作队去挖地三尺，把农民最后的一粒粮食抢走。一位后来忏悔了的工作队员在《一个真正的信徒接受的教育》中回忆了他的一次抢劫经历：

“我听到孩子们在呛咳、尖叫。我看到男人们的眼光：恐惧，哀求，充满仇恨，迟钝的冷漠，那仇恨或是会被绝望熄灭，或是会被半疯狂的大胆的蛮力燃起。‘拿走吧，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吧。炉子上还有一罐甜菜汤。它是素的，没有肉，不过还有点甜菜、洋白菜和土豆在里面，还有盐！公民同志们，你们还是把它拿走吧！给你！等等，等我把鞋子脱了。这双鞋补了又补，不过兴许对无产阶级，对我们亲爱的苏维埃还有点用处。’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完全是酷刑折磨，参加这烂事就更糟糕了……我说服自己，向自己解释：我不能心慈手软，我们是在完成历史的必然。我们必须尽到革命的职责，我们是为社会主义祖国获取粮食……

我看到了‘全面集体化’意味着什么——他们怎么把人定为富农又怎么消灭，他们在1932-33年冬天怎么无情地剥夺农民。我自己参加了这场运动，洗劫乡村，到处寻找藏着的粮食，用铁棒敲击地面去找埋着的粮食。与其他人在一起，我倒空了老人们的储藏柜，对孩子们的哭喊无动于衷……

在1933年那个可怕的春天，我看到人们因饥饿死去，我看到肚子膨胀的女人和孩子变成青色的，他们仍在呼吸，但目光空虚，了无生气。还有那些死尸——穿着破烂的绵羊皮袄和廉价的毡靴的死尸；农舍里的死尸；沃洛格达融雪里的死尸；哈尔科夫桥下的死尸……我看到了这一切，但我并没有发疯。我也没有诅咒那些人，他们在冬天派我去抢走农民谷物，在春天又派我去说服那些步履维艰、骨瘦如柴或是肿胀的人到地里去，‘以突击队员的作风完成布尔什维克的播种计划’。我也不曾失去我的信仰。就像过去一样，我相信，因为我想相信。”

饿成那样，为何不偷庄稼？斯大林同志早就深谋远虑地想到这点了。1932年7月间，他发布了法令，任何胆敢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都要被枪决或是判十年徒刑，而且不许被赦。这法令被农民称为“五穗法”，意思就是只要偷盗了五穗麦子就得被枪毙或是判处十年徒刑。这法令得到了雷厉风行的执行。光是哈尔科夫（乌克兰当时的首府）一地，一个月内便判了1000多人的死刑。

于是农民不管怎么饿得受不了，都只敢吃自己的孩子而不敢去碰集体的粮食。当地苏维埃为此印制了大量招贴，忠告农民：“吃自己的孩子是一种野蛮行为。”何等红色幽默！原来，在无产阶级领袖看来，俄国人民有吃自己的孩子的野蛮习惯，需要他们耐心教育，移风易俗！

不过这陈规陋俗还真难破除，二战后乌克兰再次发生饥荒。赫鲁晓夫的下属敖德萨党委书记告诉他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下乡视察，在一家农舍里见到一位农妇把儿子的尸体放在桌上切，一边忙活一边聊天：“我们已经吃了马涅契卡（女孩爱称），现在我们要把万涅契卡（男孩爱称）腌起来，这能让我们过上一阵子。”

国际社会听到饥荒发生，主动组织援救。国家元首加里宁和外长李维诺夫却出来坚决否认饥荒存在，《真理报》连续发表集体农庄庄员们的决议，歌颂乌克兰的大丰收，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诽谤，坚决拒绝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援助。英国小说家萧伯纳被苏联政府请到乌克兰去，访问了一家“模范集体农庄”，回国后到处说所谓饥荒是造谣。然而仍有极少的外国人设法到了乌克兰，报道说乌克兰的万里良田完全成了长满了杂草的荒地，那是因为农民饿得再不可能下地干活了。

饥荒于1932-33年冬发生，于1933年5月到达高潮。但斯大林毕竟还是需要出口谷物挣外汇，而乌克兰乃是全欧洲著名的粮仓。因此他一方面将俄国的农民移居进去，以补充当地大量损耗的劳动力，一方面从1933年2月底起便开始向乌克兰发放种子粮。4月间，他批准发放一点储备粮，让农民恢复点体力去从事春播，5月间，他总算允许地方当局发放点救济粮，为灾民提供医疗救护，并为集体农庄提供牲口饲料，于是死剩的农民又逐渐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

不过乌克兰人民似乎还是没学会斯大林试图教给他们的那一课，仍然梦想独立，为此在二战期间发动了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直到50年代初才最终被苏军镇压下去。几十年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脱离了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

尽管其他一些地区也受了害，大饥荒主要发生在乌克兰，于是世界历史上在希特勒的Holocaust之外，又多出了个斯大林的Holodomor （乌克兰语Голодомор）的专用名词，那意思是“以饥饿手段进行的谋杀”。无可争议的是，那饥荒不是歉收引起来的——1932年在乌克兰是个丰收年。学界有争议的是两点，一是死亡人数。二是那到底是政府的工作失误造成的，还是蓄意进行的冷血谋杀。

对死亡人数估计出入很大，最低为1百万，最高为一千万，多数采用的数字是7百万。我个人认为这恐怕是个无法查清的问题，因为那年头死亡原因实在是五花八门：饿死的，被政府枪决的，受酷刑扛不住死掉的，劳改死的，被流放到死亡地带去冻饿而死的……谁有本事能查清光是饿死的究竟有多少人？能肯定的就是，斯大林亲口承认流放了一千万“富农”，而其中大部分都死掉了。但那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农，并不光是乌克兰一国的，也不是在乌克兰饿死的。

第二个问题也有争论，即使是斯大林的辩护者，现在也不敢再否认乌克兰发生过大饥荒，只是把它说成工作失误，犹如咱们的大饥荒一般（咱们的大饥荒之所以发生，乃是领袖是个惊天动地的白吃，倒不是蓄意谋杀，虽然客观效果令乌克兰的Holodomor黯然失色，但论主观动机则跟斯大林的故意犯罪毕竟不同）。

乌克兰的独立使得这个问题脱出了单纯的学术范畴：俄罗斯绝不会接受乌克兰的指控，亦即那是斯大林故意进行的种族灭绝。普京同志已经把这点说得很清楚了：一个国家不能糟蹋自己的过去，必须尽可能加以粉饰，否则就会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

不管怎样，2003年11月10日，25个国家包括俄国、乌克兰与美国，在联合国签署了纪念Holodomore70周年的联合声明，其序言说：

“在前苏联，几百万（millions，英文数词很模糊，此词泛指从几百万到几亿，今姑译为“几百万”）男女儿童作为牺牲者，倒在了极权政体的残酷的行动与政策之下。1932-1933年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Holodomor）夺去了7百万到1千万无辜生灵的性命，变成了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悲剧。为此，我们注意到纪念这场饥荒70周年的追思仪式，尤其是乌克兰政府组织的仪式。

在追悼乌克兰悲剧的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也纪念在伏尔加河地区、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以及前苏联的其他地方的死去的几百万（millions, 可以是几千万，无法准确翻译）俄国人、哈萨克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代表，他们因内战和强迫性集体化而死去，在后来人的良心上留下了深刻的伤疤。”

最后一句话我难以同意：毛子有什么良心？真有良心的民族，还会出列宁斯大林那种怪物么？

2008年3月间，乌克兰和其他19个国家的政府认定，苏联政府的行为是种族灭绝（genocide）。2008年10月23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认定Holodomore是反人道罪行。乌克兰政府之所以要在国际舞台上折腾此事，乃是因为毛子政府最近赖账，说那并不光是针对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也一样饿死，因此说不上是种族灭绝。

我个人觉得，倒在那场大灾荒的人虽然主要是乌克兰人，但的确并不光是乌克兰人，而“种族灭绝”是专门针对某个民族的灭绝性屠杀，因此毛子的强辩也有点道理，不过毕竟还是不能成立，否则希特勒搞的也不是种族灭绝了——他并不光杀犹太人，同样也杀吉普赛人乃至本族的智障人士与精神病患者。

我觉得，争论这类术语似乎没太大意义，关键问题是必须确定，这场大饥荒是斯大林故意制造的，目的是大量饿死乌克兰农民，使得他们从此丧失反抗的胆量。此乃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以贯之的“有组织的恐怖”，为列宁同志亲自提倡，由捷尓任斯基同志亲切宣讲，斯大林同志不过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把大规模集体处决改为以饥荒杀人罢了。

必须承认，从设计构思来说，Holodomor要比Holocaust更巧妙百倍。它不但不需要繁难的技术，不需要任何硬件和交通设施，而且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抵赖。这就是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为他抵赖，说那饥荒不是故意制造的。的确，除非亮出他的手令来，否则谁也无法说他拿到了谋杀的真凭实据。而斯大林就是再傻，也绝不会去留下此类罪证。从这点来说，斯大林同志真是比希特勒同志高得多，是世上几百年才出一个的罪犯天才。据布哈林说，斯大林同志曾对他说：“你和我都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什么都不是。”在我看来，应该是斯大林对列宁同志说：“你和我都是喜马拉雅山，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诸小丑什么都不是。”

即使如此，在我看来，他的杀人动机仍然是昭如天日，连盲人都能看见。上文列举的证据不必说，只需看看苏共在此前此后发生的饥荒的应对措施就够了。革命前俄国发生过的最恶劣的饥荒，是1888的旱灾引发的，一共饿死了37.5－40万人。这与布尔什维克无关，只是给出来证明“新旧社会两重天”。布党执政后，1921年，伏尔加与乌拉尔地区发生大饥荒，估计饿死了五百万人。饥荒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长达六七年的战祸，其次是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使得农村破产，最后是时断时续的旱灾。

饥荒发生后，苏俄政府并未隐瞒，也未拒绝国际社会救助，因此饥荒的真实情况能被外国人报道出去，其可怕情景被拍了下来用作募捐广告。

列宁当然也在救灾中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冷血，例如最先提出援助的美国人要求自己能安排铁路运输，并能公平地将救济物资发到所有需要的人手里，列宁将此视为干涉内政而断然拒绝。但他后来还是同意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援助，只是布党实在太下流，一面接受国外运进来的救济粮，一面向国外出售谷物，使得国际救灾粮化为苏俄政府的外汇，国际慈善机构因此决定停止援助。但不管怎样烂污，列宁第一没有故意制造那饥荒，这饥荒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祸，但并不是蓄意制造的；第二不曾向国际社会隐瞒灾情；第三不曾无条件拒绝国际援助；第四布党政府虽然救灾不力，甚至把这当成创汇机会，但毕竟没有禁止他人救灾。

在此之后乌克兰也发生过饥荒，那就是上文提到的1946年因头年干旱导致的饥荒。斯大林将征购粮订得很高，让集体农庄连种子粮都没能留下。赫鲁晓夫眼看饥荒即将发生，冒死多次向斯大林进谏，请斯大林降低征粮定额，甚至还请斯大林批准向集体农庄庄员发放粮食定量卡。虽然他惹得斯大林龙颜大怒，被多次骂得狗血淋头，但斯大林最后还是同意批给赫鲁晓夫一些食物制品、种子粮和钱，让他去乌克兰开施粥厂（我这是借用传统中国的救灾方式，赫鲁晓夫办的是供应免费汤的食堂），因此侥幸避免了大饥荒再度发生。

1921年的饥荒还可以说是列宁当家。但1946年乌克兰的起码救荒措施却是斯大林批准的，说明他那次并不想故意饿死乌克兰人。因此，如果他真无杀人之意，地方长官犯颜直谏，让他认识到后果的严重，他还是会采取点起码救荒措施的。

然而1932-1933年发生的饥荒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地方长官包括上面说的那个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书记柯西沃尔与哈尔科夫区委第一书记捷列霍夫都曾向斯大林苦谏过，然而换来的却是大清洗。整个乌克兰共和国中，被撤换的地区书记高达237人，被撤换的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高达249人。就连柯西沃尔本人也在1938年被捕，于次年被枪决。

由此可见，斯大林对这两次饥荒的态度完全不同。第二次不是他故意制造的，倒确实是高估了产量，低估了灾情（据说是赫鲁晓夫报喜不报忧的结果），因此他在得知了真相后，尽管老大不愿意，毕竟还是同意救灾了。而他对第一次饥荒的反应表明他完全知道实际情况（否则就不会派部队封锁乌俄边境了），但不许别人说出真情，也不许国际社会援救，还坚持让部下把农民的粮食抢光。直到他觉得把农民教训得差不多了，才赶在春播前发放点种子粮，并发点粮食让幸存的农民恢复体力。这good timing本身就说明了那是事前计划得何等精密的冷血谋杀.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六）

首先更正前文的一个错误，在介绍斯大林与丘吉尔谈论消灭富农的运动时，我说：

“丘吉尔想到千百万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个冷颤。而负责翻译这段对话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尽管没有出示证据，却坚持说他们是被NKVD小分队干掉的。

其实何必烦劳特务们？借俄国严酷的大自然之手岂不更省事？这就是斯大林的原设计目的。无衣无食无住所无生产工具，被扔到暴风雪肆虐的旷野上去，只有大罗金仙才能活下来。据历史学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干在北极圈内的‘定居点’内的所有的人，连同看守他们的格伯乌警卫在内，都给活活冻死了。”

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忽略了 “消灭富农”的第二个步骤。那运动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将全国的“富农” 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不毛之地去。这一步据斯大林说花了四年功夫，那就是1930-1933年。在此期间，“富农”们的死亡主要是饥寒造成的，倒并不是直接被枪决。第二步则是肉体消灭与劳改。1937年7月 30日，NKVD发布 00447 号命令，下令在法外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该命令将镇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枪决，第二类是关进劳改营，并为各地区给出了两类镇压的指标，例如白俄罗斯预计将枪毙两千人，劳改一万人。然而这指标都被各地超额完成了。据统计，在1937年至1938年间，有669,929“前富农与反苏分子”被捕，其中376,202 人被处决，其余被劳改。

因此，我在前文说的不对，斯大林是以“多种经营”的方式来消灭“富农”的，既充分利用了俄国严酷的自然环境，又使用了所谓“专政工具”，先让“富农们”冻饿而死，再将幸存下来或枪决，或是用苦役折磨致死。此外，为国人熟知的“按指标镇反”、“按指标反右”的“计划政治”的发明权也不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属于斯大林。

红彤彤的新世界

斯大林一手发动的毁党造党、毁军造军、毁国造国、毁民造民、毁文造文的革命运动都取得了辉煌胜利，他终于用铁腕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锻造出了一个与一切已知文明社会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论毁党，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除了他的心腹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寥寥几个当年的小角色，都被干掉了。虽然出席苏共17大的代表中有44％弱逃过了1937-1938年的大清洗，第17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不到30％的人幸存下来，但这些人基本都是在十月革命后才参加革命的。十月革命时除列宁外的六名党领袖中，4名被处决，1名（托洛茨基）先被驱逐出境，后被斯大林派特工暗杀，活下来的只有斯大林一人。从十月革命后到列宁逝世前，除列宁与斯大林之外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4人被处决，1人自杀，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前文提到的那些老革命，诸如率领攻打冬宫的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沃夫谢延科、驱散立宪会议的卫队长捷联兹尼雅科夫、指挥谋杀沙皇全家的契卡特务头子等人，统统都在大清洗中给枪毙了。

总而言之，合全世界反动派之力，能杀掉的共产党人恐怕还不如斯大林杀掉的十分之一。他肉体消灭了全部俄国的革命乱党以及所有其他政党，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保皇党人等等与他们昔日的死敌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监狱里大团圆，携手同归西天极乐世界，因而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毫无政治反对派（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的）的“大同世界”。“只能服从，不能怀疑，更不能反对上级”从此成了俄国人民生死第一诫。

斯大林的造党则包括两方面，一是经过技术学院研磨抛光的新秀们（诸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提上去，取代被他干掉的老布尔什维克大老粗。坐着火箭上去的新秀们都是苏维埃掌权后才参加革命的。他们并不知道此前党的历史，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一无所知。与老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对国事党务并无独立主张与见解，只知狂热效忠斯大林，完全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驯服工具。老布尔什维克们是革命家，新贵们则是狂热虔诚的宗教信徒。随着这更新换代，苏共就彻底完成了向一神教教会的彻底转变。奥林比亚山上诸神纷纷凋谢，让位给斯大林那唯一的救世主。

此外，相对老布尔什维克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而言，新贵们好歹受过点技术教育。这些人当权，使得苏联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技术治国”的国家，也就是国政的决策丝毫不以民意为依归，而以所谓“科学规律”为指针（也就是咱们今日说的“科学执政”）。在那个官僚集团手中，治理一个国家便如同摆弄一部机器，只需按照操作规程即可，根本不用考虑“机器部件”们的主观意愿，此之谓“计划管理”。

造党的另一方面，是斯大林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面具，把党官僚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特的“新阶级”。

在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及其战友们还保留着革命者的清教徒作风与所谓“平民政治家”风度。尽管握有老统治者做梦也想不到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还讲究点“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列宁时常到工厂讲演，衣着朴素，接待内外访客也不讲究排场，随随便便地就从书房里走出来。斯大林的妻子在赫鲁晓夫那个学院上学，和平民一样挤公交车，而且还时常没钱用，写信跟斯大林要零用钱。看一眼革命领袖们留下来的照片，你就会发现那伙人完全是俺们公社里走出来的队干部，浑身散发着马厩的气息，与沙皇和贵族们的包装完全不同。

斯大林把老革命们统统枪毙后，便把党官僚改造成了个权钱高度统一的新阶级。新贵们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豪华的宫殿与别墅、有外国进口的最高级名车、有庞大的保镖与侍从队伍，有外人不得涉足的商店、宾馆、专列、专机、包厢等等，甚至垄断性地占有辖区内最好的大夫与护士，享受辖境内最优秀的医疗保健，这是老统治者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斯大林犹嫌不足，还仿效资本家，给身边的权贵发红包。除了斯大林和接受者之外，谁也不知道那钱是多少，也从来不入账。国库直接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钱包。

然而在名义上，这些人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一切连西方亿万富翁都无从指望的奢华享受完全来自于其权位，在名义上属于国家而非他们私人。而能否保有那权位则完全取决于斯大林对他们的好恶。一旦丧失权位，他们享有的一切财富便顿时化为乌有。这便造出了特殊的新阶级的两大特点：第一，权位高于性命。第二，深知“丧失政权便丧失一切”，无路可退，不能不背水一战，将现行制度维持到底。这保证了他们在当初的革命理想幻灭之后，仍能保持对现制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忠诚。

与老统治者截然不同的另一点是，新贵们骄奢淫逸的私生活完全笼罩厚厚的帷幕中。凡是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信息都是“军事绝密”，凡是他们居住的豪宅和度假别墅都是“军事禁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生活工作在“红色保险箱”里的统治集团，从国政到私生活都是民众无从窥测的最高机密，就连涉及国家领土和权益的外交谈判与条约的签订都是黑箱操作。

斯大林当国后，从未视察过一家工厂或集体农庄，遑论对工农作过一次演讲。在苏德战争中，他从未到前线去接见鼓励过将士，只是在战事好转后，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乘坐专列去前线某个指挥所呆了一晚，未接见任何人便回来了。那行动的唯一目的，是让他能在给罗斯福的电报里吹嘘他必须时时视察前线。他还特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弄了一个房间，每到天黑便点上长明灯，让莫斯科市民都知道那是斯大林在通宵办公，却根本不知道他自妻子自杀后便搬到莫斯科郊区的孔策沃别墅去居住了。

这种诡秘的躲在大墙后面秘密运作的统治集团，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如果不是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了，那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个疯狂的色狼，不但专门建了个内务部文工团作为他的后妃来源，而且竟然经常在街上开车游猎，见到个美人就把她抢回去迷奸。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贝利亚被他们拿下后，马林科夫的保镖头子立即向马举报，贝利亚曾经在街上见到他的继女，那女孩当时才是七年级学生（苏联彼时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那孩子大概14岁吧），为其美貌打动，当即让部下把她弄到贝利亚的住所去迷奸了。这种烂事，就连沙俄贵族都不敢干出来。

有趣的是，哪怕是对共产主义有深入理性认识并对之深恶痛绝的保守派政客丘吉尔，对铁幕后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了解。他在回忆录里说，他首次访苏前，苏军兵败如山，形势极度严峻，因此他们以为莫斯科正在饥馑之中，为此特地带了三明治，在飞机上吃饱了才下机前往克里姆林宫。然而苏方的盛大招待让他们大吃一惊，斯大林流露出来的顽强意志与必胜信念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知道，哪怕全苏联人民饿死了，克里姆林宫内照样能是酒池肉林。用英国统治者的作派去推测新沙皇，未免谬以万里。

待到二战期间，新贵们便在外表上也完成了对旧统治者的奢华生活作风的回归。这在苏军表现得最明显。肩章和军衔曾是投身十月革命的士兵们的憎恨对象，是旧制度的象征。然而斯大林在二战前便恢复了军衔制度，在二战期间更是参照沙俄时代军装给部队换装，使得等级制度的森严外在化，象征帝制的近卫军也恢复了。这就是乔治•奥威尔为何要在《动物农庄》的结尾让猪猡们用后脚站起来，模仿人类跳探戈、伦拜与华尔兹。

毁军造军的主要成就是清洗了五大元帅中的三个（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留赫尔），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186名师长中的154名，16名集团军政委的全部，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以及9名海军上将（海军最高军衔）中的8名。几乎整个红军的officer corps都被清洗了，没有哪次国际战争能取得如此赫赫战果。

对斯大林毁军造军运动，西方历来给予负面评价，认为它使得苏军丧失了战斗力，招致了苏军在苏芬战争以及二战初期的惨败。然而近年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斯大林清洗掉的高级将领们，除了个别人如图哈切夫斯基外，都是恪守陈规的内战英雄，根本没有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概念。如果那些人呆在指挥职位上，苏军反而要蒙受巨大挫败。

我个人认为此说无法成立。斯大林并不是以将领的观念是否陈旧，而是以个人忠诚度作为杀人标准的。他杀掉头脑最新潮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乃是因为后者当年在波兰战役中与他有过节（在该战役中，斯大林自行其是，拒绝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北上策应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致使后者在华沙城下溃败）。罗科索夫斯基也曾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判死刑。在审讯期间，他的九个牙齿被打掉，三根肋骨被打断，指甲被拔光，还被假枪毙了三次，在牢里蹲了快三年，才因为准备对德战争而被释放出狱。如果他死在牢里，那苏德战争中又少了一位名将。就连朱可夫都险些倒在屠刀下。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逃过清洗，乃是适逢日本人在蒙满边境搞事，他给派去指挥那场战役，立了大功才幸免于难。

反过来，内战骑兵英雄布琼尼与伏罗希洛夫脑袋僵化，才能低下，都顶多只配指挥一个营，斯大林却委以重任，先后招致苏芬战争以及苏德战争早期的惨败，尤以二战初期失败最为惨痛——布琼尼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在乌曼战役和基辅战役中被包围全歼，150万官兵阵亡或被俘。

因此，所谓毁军反而能“吐故纳新”、把具有现代战争观念的将领提上来之说，窃以为无法成立。其实战争本身就有淘汰作用。统帅完全可以根据战绩撤换不称职的将领。不分良莠乱杀一气只能毁掉军队的战斗力。斯大林的毁军造军运动完全是以对他的个人忠诚为出发点，以疑神疑鬼捕风捉影的变态心理为动力，乃是一种“为了确保个人权位不顾国家安危”的疯狂自伤行为，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证明那举动在功利上的合理性。

毁国造国则是指斯大林将落后的农业国强制性改造为工业国的苏式“大跃进”。通过疯狂掠夺压榨农村殖民地，斯大林为工业化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资本，开始推行所谓五年计划。

与农村集体化运动相比，工业化运动的人命代价与资源代价也不遑多让，造成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是惊人的。斯大林发扬光大了列宁同志发明的劳改经济，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栋梁。如所周知，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就是全靠无偿的奴隶劳动完成的，投入的15万劳改犯死得只剩5万人。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也使用了10万劳改犯，死亡人数不详。劳改经济构成了苏维埃经济的重要支柱，以致在1938年，当大清洗的狂潮消退后，最高苏维埃讨论是否提前释放表现好的劳改犯，斯大林否决了这提议，说这从经济上考虑很不明智，那样只会把最好的犯人放掉，留下来的都是坏人。翌年，他通过最高苏维埃下了命令，规定所有的犯人都必须服满刑期。

而且，与毛泽东一样，斯大林也流露出了急不可待，巴不得一蹴而就的狂躁心理，制定的指标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样便逼着下属弄虚作假，在纸上“放卫星”。然而它与咱们的土跃进有个根本区别：斯大林还有足够常识，知道只能靠建工厂去搞工业，不会蠢到发动全民修“土高炉”去炼钢。这结果当然就完全不同了。毛的土跃进使得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而斯大林的洋跃进则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据西方学者Richard Overy提供的数据：

“在10年中，钢产量从1928年的４百30万吨增加到１千８百10万吨。煤从３千５百万吨增加到１亿３千３百万吨。卡车从微不足道的700辆增加到1938年的18万２千辆。在1928年初，红军只有92辆坦克，到了1935年１月便有了10,180架。1928年空军只有1394架不同种类的飞机，到1935年便有了6672架。从1930年到1934年，战斗机产量增加了５倍，轰炸机产量增长了４倍。” （Russia’s War, R. Overy, TV Books Inc, 1997）。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统计数字是极大地夸张了，苏联在战前的钢产量并不超过1千万吨，估计为7百万吨左右。窃以为这似乎低估了苏联的工业实力。二战就是对苏联重工业的严峻考验，苏联在失去了一部分领土后，还能先后生产出5万7千多部T-34坦克来，这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苏联当时的军火工业实力。因此，个人认为，斯大林的工业化（准确来说是重工业化）虽然造成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但基本是成功的。没有它，苏联绝无可能在二战中获胜。

但斯大林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发展模式也弊端无穷。它完全无视民生需要，以牺牲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代价，单打一地发展军火工业，使得苏联的轻工、化工、电子工业等行业远远落在西方国家甚至某些不发达国家的后面。这种畸形发展的国家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发达国家。直到苏联解体时，苏联人民还在被迫承受斯大林的沉重遗产，这才会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中国“国际倒爷”把在中国滞销的轻工业产品运到苏联去高价出售，居然还能引起抢购风潮。据那些同志说，直到90年代初，苏联的电视机还在用电子管，别说是集成电路，就连晶体管都不曾引入。这种咄咄怪事在一个发达国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工业化也带来了城市化，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许多新城市诞生，这改变了传统俄国的社会结构。

这发展趋势当然也受到斯大林的视野的严重制约。他和列宁一样，是“机械唯物主义”信徒，崇拜大规模，崇拜机器，崇拜烟囱，认为无论是工程还是企业，都越大越好。斯大林这毛病还传染给了中国弟子，据梁漱溟回忆，建国初期，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满怀豪情地跟他说，将来在城楼上目之所及，视野中将全是一片烟囱，让梁惊得失语。

因此，列宁斯大林理想中的俄国农村便是“农业城”，农民们搬到城市型的住宅去集中居住，使用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器干农活。斯大林为此在农村各地建立了拖拉机站，使之成为剥削农民的利器——集体农庄必须交给拖拉机站极高的报酬，才能让拖拉机来耕地。

这结果是“走向反面”：集体农庄从未变成英美式以工业方式经营的农场，个体小生产反倒成了农业的栋梁。1937年，农民的自留地供应了多于全国产量一半的土豆、蔬菜与水果，高于70%的肉食与牛奶。这奇特状况一直大致保持到苏联解体。然而这“农业城”之梦却一直做到赫鲁晓夫时代。赫鲁晓夫的一个改革就是“集村并屯”建农业城。不用说，它再一次失败了。直到苏联解体，该国一直是个农业残废、重工业畸形发达的跛脚鸭。

毁国造国当然也有光明面，那就是至少城市居民享受了普遍的福利，诸如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带薪度假等等。尽管特权阶级奢侈腐化，但那是藏在大墙后面的，草民无从得知，而旧社会上的贫富分化确实在表面上给消除了，这也就构成了“苏维埃新人”的快感的主要来源。

毁民造民的“毁民”，是指彻底摧毁一切民间社会，将社会“原子化”。这意味着杀掉一切民间社会领袖或是可能成为领袖的人，铁腕整肃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使得人民彻底丧失形成独立于政府的组织的可能，让万能的党的触角伸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使得每个公民都处在四面八方被持续监控的状态里，从而永久生活在恐惧之中。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国进民退”，国家把每个子民都牢牢攒在手心里的崭新社会。

如所周知，民族主义乃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建立单一（homogeneous）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因此自然成了斯大林的镇压对象。他在人类历史上首创了将某个民族全体流放的壮举。伏尔加地区历来有大量的日耳曼人居住，在1924年该地区还成立了个“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怕该区的人民与入侵者里应外合，便于是年8月28日解散了该共和国，把所有日耳曼居民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与西伯利亚等地去，在离开该区约有1600至2000英里之遥的穷乡僻壤分散安置他们。39万人因此被迫离开故土，迁移到不毛之地去。

北高加索的回族、卡尔梅克人以及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后两者都是蒙古人）都享受过这种待遇。预定享受类似待遇的，还有境外芬兰人以及境内的犹太人。斯大林曾在苏芬战争前对部下说，芬兰人口并不多，要全部移居该国人民并非难事。可惜红军未能打下芬兰，于是这全国人民大搬家的壮举终未实现。而苏联境内的全体犹太人之所以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则全亏斯大林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时地死了。

毁民造民的“造民” ，则是说按统治者的意愿来任意设计模塑新一代，也就是林思云所谓“善意的思想改造”。斯大林把无法改造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或是杀掉或是投入大牢，然后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制造出一代人来取代他们。这洗脑工程的前提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封闭社会的发明。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全面信息封锁与控制的国家。无论是对国外还是国内发生的事件，所有的公民都被剥夺了知情权，只能获得经过统治者精心挑选甚至编造的信息。党领袖成了独一无二的精神权威。党更建立了以国家资源为后盾的宣传机器，使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通过人类摄入信息的一切渠道，将中宣部炮制出来的“杰米杨的汤”反复灌给青少年一代，其重点便是彻底消灭个人主义观念甚至个人意识，以“集体观念”代替之，使得受教育者彻底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与独立的思想感情，只允许他们有一种感情取向：党让爱谁便爱谁，党让恨谁便恨谁。最高的美德就是对斯大林和党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感激，以及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为了忠于斯大林那个活着的上帝，父兄可弑，亲友可卖，无论犯下什么为传统道德强烈谴责的罪孽都是应该的。前文介绍的那个举报父亲的莫罗佐夫，就是为此目的树立起来的少年英雄。

毁文造文运动构成了毁民造民运动的重要内容。斯大林对文化界与知识界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血腥整肃。20年代到30年代，两千多名作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被逮捕囚禁，其中1500名死于监牢或劳改营。受害者包括大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大作家伊扎克•巴别尔（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作家鲍里斯•皮里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戏剧家梅耶荷德（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Мейерхольд），诗人巴维尔•华西列夫（Pavel Vasiliev）。几乎全部俄罗斯文化精英都倒在了屠刀下。

这些案例中，最能反映斯大林的性格的大概是哲学家Jan Sten（抱歉，我未能查到中文译名和俄文原名）之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留下来的传统，是革命领袖本人必须是理论家。可惜斯大林当学生时上的是外省的神学院，对哲学一无所知。为了充当领袖，他便如毛泽东一样恶补了一番哲学，在1925 年到1928年期间特地请了Jan Sten去给他开小灶，每周上两次课。然而他怎么也无法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观念，偏偏黑格尔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在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便干脆枪决了他的西席老夫子，免得他智力上的缺陷为人得知。

尽管“毁文”运动也整肃了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然而斯大林的打击重点还是在社会科学与文艺界。至于科技人员特别是那些对国防工业有用的人，即使被抓进大牢去，一般也未必会被杀害，而是在牢里继续搞他们的研究，这点已在上文做过介绍。例外的是1936年到1938年期间，有27名天文学家被处决，而早在此前的1933年，气象局就因未能预报当年对农业生产有害的气象而遭到血腥整肃。但这些人毕竟不是直接影响国防工业与技术的研究人员。由此可见斯大林的冷静的“理性”。这一条也被中共学过来了。我当年之所以从未想过学文史，就是因为知道那种行当极不安全。

“造文”运动的内容则非常之多，首先是伪造历史特别是党史。大导演爱森斯坦在拍摄反映十月革命的影片后，得到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斯问爱，影片里有没有托洛茨基？爱答有，斯大林当即下令道：剪掉！爱于是乖乖照办。从此，这位在十月革命中毫无贡献的伟大领袖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与指挥者。

斯大林更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党史改为“路线斗争史”，也就是斯大林战胜一系列反动路线头子诸如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破坏和颠覆，赢得革命胜利的历史。据说没有这一系列“路线斗争”，则布党也就没有可能夺权掌权，遑论在地球上建起“最自由的国家”来。据国内学者高华先生研究，这本书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启发，他一连看了四遍，是他发动延安整风的灵感之一。从此中共党史也就变成了“路线斗争史”，所有的革命胜利都归于一人，而所有的失败都由反动路线头子承担。

据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披露，在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小传》中，斯大林嫌作者吹捧他还不够，亲手加进了对自己的无耻谀称，诸如“最伟大的领袖”、“一切时代与一切国家的卓越的战略天才”，并亲手写下了连篇累牍的无耻自吹话语，这里只引两段：

“斯大林同志阐明了战争的理论，诸如关于决定战争的永久作用的因素，积极防御和反攻和进攻的规律，现代战争一切部门与武器的协同配合，现代战争中大规模坦克集群与空军的作用，以及作为战争中最可畏的力量的火炮的作用。在战争中的不同阶段，斯大林的天才总是能找到考虑到形势的一切方面的正确的解决方案。”

“在进攻与防御之中，斯大林都表现了军事大师的才干。斯大林的天才使得他识破敌人的计划并击败他们。斯大林同志指挥的苏军的战役是行动中的军事技术的辉煌范例。”

最幽默的还是他亲手写下的这段话：

“尽管斯大林以完美的技术完成了他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并获得全体苏维埃人民毫无保留的拥护，然而他决不容许他的工作被一丝一毫虚荣、自负与自吹自擂玷污。”

党史如此，国家的历史自不待言。我中学时代学的乃是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什么都是俄国人发现或发明的：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世界历史更是恶心得看不下去：俄罗斯人从蒙古人手上拯救了欧洲，苏军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欧洲，等等，等等。

造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革命”。尽管史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的文化革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展开的，历时四年，亦即从1928年至1931年，但我认为这运动早就开始了。内战结束后，布党政府对国民基础教育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开展了扫盲运动，派出所谓“文化列车”到各地巡回宣传教育，并举办了大批扫盲班、训练班与速成中学和速成学院。虽然这些教育一无例外是共产邪教教育，但它毕竟还是普遍提高了国民的文化水平。

到了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文化革命，其目的是整肃旧知识分子，培养一代可靠的新知识分子去取代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还使用共青团愤青们组成的“文化军”（这组织原来成立起来是为了给工农大众扫盲），去冲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诸如党政机关、学校、剧院、文化展览，还肆意袭击并关闭教堂，等等。

与中国文革不同的是，斯大林并没靠那些愤青去打倒老干部，那任务留待几年后由NKVD的枪杆子去解决。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斯大林的非人类的“冷静理性”。和毛泽东不同，他能看到以后好几步棋，知道愤青们并不能“打江山坐江山”，他们的捣乱破坏只能起到制造普遍的恐怖气氛、慑服旧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愤青们在造出气势来后，便被斯大林收入袖筒里了。某些积极分子还在运动后期遭到了惩办。斯大林发动文革的重点，还是训练出一批技术干部来，去接替那些他准备在未来枪毙的老干部。

为了这个目的，大批工农被送进各种技术学院培训，毕业后便充当各级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超过一百五十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进入了白领阶层，15万工农和党员完成了高等教育。这批人便构成了未来新社会的权贵精英。

与此同时，苏共还在工厂农村发动了广泛的文化教育，让野蛮的人民建立卫生习惯，注意在公众场合的文明举止，谈吐优雅，穿着大方，保持优雅仪表，以及获得对俄罗斯古典文学艺术的基本鉴赏力，等等。

客观说来，这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野蛮的俄罗斯人民的浅表文化素养。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最大区别，还是他没搞蔑视践踏一切既有文明成果的反智主义。布党官员从不相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也不以“大老粗”为光荣头衔。相反，他们始终保持了对文化的敬重，对科学采取一种宗教崇拜态度。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人都力图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经常带全家去看话剧、芭蕾舞等演出，还聘请私人教师去家里教孩子学英语和其他外语。苏联的文化革命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基本保留了俄罗斯文明成果，甚至还把这些成果吹嘘到“兄弟国家”去，以致中国学生对俄罗斯文艺作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从整体来看，苏联的“文化革命”起到了“削平补齐”的普及作用，改变了革命前“橱窗俄国”与“原始俄国”的两极分化状态。国家实行了文化领域里的“杀富济贫”，把尖子削平了，把低的提上来，使得全民共享一个肤浅而普及的文化。在普及的意义上，这社会改造工程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果。

据赫鲁晓夫回忆，十月革命初，他和工人们进驻了某个贵族的宫殿，直接就在里面拉屎撒尿，拉到超饱和程度，以致后来无人能在里面下脚。由此可见革命前的普罗大众是何等的野蛮人，根本不是《列宁在十月》上攻打冬宫的那些赤卫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爱护宫内雕塑的情景。但经过“苏维埃文化整容手术”后，苏联公民的外在文化修养得到了普遍提高。如今去俄罗斯游览的中国游客，都对当地人在公众场合的文明举止留下深刻印象，诸如说话彬彬有礼，不随地吐痰，尊重妇女特别是孕妇，女性特别注意仪表等等，因而误以为俄国人民的素质真的比中国人高得多。

可惜这不过是“文化美容术”，掩盖了内在的野蛮性。所谓“苏维埃文化”少了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humanism and humanitarianism）。所谓“苏维埃新人”缺的不是基本文化知识与技能，而是人的灵魂，他们不过是一部庞大机器的无生命的配件，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基本权利一无所知，其公民觉悟还不如沙俄时代的城市居民。

之所以如此，乃是斯大林毁文造文的结果。他以一种工业家的态度来处理文化问题，将所有的艺术家分门别类编成各种衙门（诸如作协、美协、戏剧家协会等等），将所有的艺术家都纳入组织网络，严格控制了他们的粮道，以布置生产任务的方式，责令那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根据党的中心任务，批量生产出文艺作品来，按斯大林的设计要求塑造一代新人的灵魂，更准确地说，是制造出一代又一代没有灵魂、没有个性、没有属于个人的良心、不受个人感情左右，只知忠实执行上级指令的机器人。

这结果便是彻底毁掉了俄罗斯文化。除了因某种原因获得斯大林的青睐或宽恕的寥寥几名作家和艺术家，诸如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之外，在长达70多年的光阴里，苏联再没出过文化巨人。我记忆中的苏联文学作品，只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堪与俄罗斯文学杰作比肩，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也勉强可算。其中《日瓦戈医生》还无法在苏联境内出版，是偷运到西方出版的，出版后在国内被禁多年。影视作品中只有丘赫莱伊的《士兵之歌》堪称杰作。除此之外，我看过的苏联文艺作品基本是垃圾。而美术界长期停留在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水平上，再未出过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那样的大师。戏剧界则从此再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文化艺术并不是唯一的重灾区，整个社会科学都被斯大林连根拔除了。所谓“社会科学”成了“马列主义”的同义语，而且那马列主义还是僵死固化、不容讨论、不容发展的教条，连中世纪经院哲学都不如，后者还能搞点宗教改革，对教义作出个人的诠释，官定的马列主义连这点弹性都没有。

自然科学本是马列崇拜的宗教，可惜去掉了灵魂的科学家也就丧失了创造的灵气，何况头上还有“辩证唯物主义”那个紧箍咒。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造出了一种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环境。分类学似乎是他的强项（不知道是否与神学院教育有关），因此他将大学和研究所分开，大学只管教学，研究所只管科研。大学又将理科、工科、医学、农学分开，敲锣卖糖，各管一行，老死不相往来。像牛津、剑桥那种提倡“远亲通婚”、将毫不相同的学科的学生混编在同一学院里，住在一起彼此交流的教学方法，在他那如中药铺装药的格子一般分门别类的脑袋里显然找不到位置。

最出奇的是“苏维埃科学体系”的构成方式，它的特点是“关起门来搞研究”，强调的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自成体系，决不能与整个国际科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否则科学家就有变成间谍坐牢杀头之虞。捕捉国外科研最新动态、赶上国外先进水平的任务主要落在NKVD和后来的KGB（克格勃）间谍们的双肩之上。这结果便是老金说的“西方资产阶级能有的，东方无产阶级照样有，而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永远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跑道上。若是间谍们的手脚慢了一点，则就连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未必能有。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迟迟未能引入苏联，以致狐蝠式（米格25战斗机）上装的还是电子管，我猜大概就是间谍们的疏懒所致。

这当然不是说苏联的科技就非常落后。Again，苏维埃的科学技术发展很不平衡，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物理学就相对其他学科要发达得多，但化学、生物学则相当落后。即使如此，老毛子的本事，是在一个封闭体系里也能搞出自己的一套来。我记得当年玩电子管收音机，那电子管的命名方式就完全是苏联人自创的，什么6П2П之类。他们甚至还在医学中为肺结核作出了“苏维埃病理分型”，那玩意一直传到文革期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去。

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工程师”，他用机械力学的办法制造了一个与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独立的自成一家的机器人社会，“苏维埃新（机器）人”的特点是有技术无文化，有智力无智慧，有实力无灵魂，有荣誉感无良心。在毫无先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斯大林独立创作出了这种人类畸胎，并将之扩散到国外去，为１／３人类留下了可能是永久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大林应该是世界史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

普希金诗曰：“上天并没有赐给我们幸福，习惯就是我们的满足。”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与西方人想象相反，“苏维埃新人”虽然日日生活在恐惧中，但同样也非常海皮。对邻居的半夜失踪，他们学会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闻而不议，仿佛那些事从未发生过。拉津斯基有个邻居是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全家五六口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那科学家每天早上得去公厕门前排队，手持一张登满大好消息的报纸，一边哼着歌，一边非常海皮而耐心地等待轮到他的时刻到来，坚信他是幸运儿，得以降生在这乐园里而不是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世界。

作为过来人，我可以证实他观察到的现象极度真实，它证明在一个封闭系统里，人类几乎是完全可塑的，而卢梭观察到的人类一旦丧失自由之后，就再也不会感到它的可贵的确是真理。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六）

首先更正前文的一个错误，在介绍斯大林与丘吉尔谈论消灭富农的运动时，我说：

“丘吉尔想到千百万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个冷颤。而负责翻译这段对话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尽管没有出示证据，却坚持说他们是被NKVD小分队干掉的。

其实何必烦劳特务们？借俄国严酷的大自然之手岂不更省事？这就是斯大林的原设计目的。无衣无食无住所无生产工具，被扔到暴风雪肆虐的旷野上去，只有大罗金仙才能活下来。据历史学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干在北极圈内的‘定居点’内的所有的人，连同看守他们的格伯乌警卫在内，都给活活冻死了。”

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忽略了 “消灭富农”的第二个步骤。那运动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将全国的“富农” 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不毛之地去。这一步据斯大林说花了四年功夫，那就是1930-1933年。在此期间，“富农”们的死亡主要是饥寒造成的，倒并不是直接被枪决。第二步则是肉体消灭与劳改。1937年7月 30日，NKVD发布 00447 号命令，下令在法外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该命令将镇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枪决，第二类是关进劳改营，并为各地区给出了两类镇压的指标，例如白俄罗斯预计将枪毙两千人，劳改一万人。然而这指标都被各地超额完成了。据统计，在1937年至1938年间，有669,929“前富农与反苏分子”被捕，其中376,202 人被处决，其余被劳改。

因此，我在前文说的不对，斯大林是以“多种经营”的方式来消灭“富农”的，既充分利用了俄国严酷的自然环境，又使用了所谓“专政工具”，先让“富农们”冻饿而死，再将幸存下来或枪决，或是用苦役折磨致死。此外，为国人熟知的“按指标镇反”、“按指标反右”的“计划政治”的发明权也不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属于斯大林。

红彤彤的新世界

斯大林一手发动的毁党造党、毁军造军、毁国造国、毁民造民、毁文造文的革命运动都取得了辉煌胜利，他终于用铁腕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锻造出了一个与一切已知文明社会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论毁党，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除了他的心腹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寥寥几个当年的小角色，都被干掉了。虽然出席苏共17大的代表中有44％弱逃过了1937-1938年的大清洗，第17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不到30％的人幸存下来，但这些人基本都是在十月革命后才参加革命的。十月革命时除列宁外的六名党领袖中，4名被处决，1名（托洛茨基）先被驱逐出境，后被斯大林派特工暗杀，活下来的只有斯大林一人。从十月革命后到列宁逝世前，除列宁与斯大林之外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4人被处决，1人自杀，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前文提到的那些老革命，诸如率领攻打冬宫的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沃夫谢延科、驱散立宪会议的卫队长捷联兹尼雅科夫、指挥谋杀沙皇全家的契卡特务头子等人，统统都在大清洗中给枪毙了。

总而言之，合全世界反动派之力，能杀掉的共产党人恐怕还不如斯大林杀掉的十分之一。他肉体消灭了全部俄国的革命乱党以及所有其他政党，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保皇党人等等与他们昔日的死敌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监狱里大团圆，携手同归西天极乐世界，因而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毫无政治反对派（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的）的“大同世界”。“只能服从，不能怀疑，更不能反对上级”从此成了俄国人民生死第一诫。

斯大林的造党则包括两方面，一是经过技术学院研磨抛光的新秀们（诸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提上去，取代被他干掉的老布尔什维克大老粗。坐着火箭上去的新秀们都是苏维埃掌权后才参加革命的。他们并不知道此前党的历史，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一无所知。与老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对国事党务并无独立主张与见解，只知狂热效忠斯大林，完全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驯服工具。老布尔什维克们是革命家，新贵们则是狂热虔诚的宗教信徒。随着这更新换代，苏共就彻底完成了向一神教教会的彻底转变。奥林比亚山上诸神纷纷凋谢，让位给斯大林那唯一的救世主。

此外，相对老布尔什维克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而言，新贵们好歹受过点技术教育。这些人当权，使得苏联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技术治国”的国家，也就是国政的决策丝毫不以民意为依归，而以所谓“科学规律”为指针（也就是咱们今日说的“科学执政”）。在那个官僚集团手中，治理一个国家便如同摆弄一部机器，只需按照操作规程即可，根本不用考虑“机器部件”们的主观意愿，此之谓“计划管理”。

造党的另一方面，是斯大林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面具，把党官僚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特的“新阶级”。

在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及其战友们还保留着革命者的清教徒作风与所谓“平民政治家”风度。尽管握有老统治者做梦也想不到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还讲究点“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列宁时常到工厂讲演，衣着朴素，接待内外访客也不讲究排场，随随便便地就从书房里走出来。斯大林的妻子在赫鲁晓夫那个学院上学，和平民一样挤公交车，而且还时常没钱用，写信跟斯大林要零用钱。看一眼革命领袖们留下来的照片，你就会发现那伙人完全是俺们公社里走出来的队干部，浑身散发着马厩的气息，与沙皇和贵族们的包装完全不同。

斯大林把老革命们统统枪毙后，便把党官僚改造成了个权钱高度统一的新阶级。新贵们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豪华的宫殿与别墅、有外国进口的最高级名车、有庞大的保镖与侍从队伍，有外人不得涉足的商店、宾馆、专列、专机、包厢等等，甚至垄断性地占有辖区内最好的大夫与护士，享受辖境内最优秀的医疗保健，这是老统治者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斯大林犹嫌不足，还仿效资本家，给身边的权贵发红包。除了斯大林和接受者之外，谁也不知道那钱是多少，也从来不入账。国库直接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钱包。

然而在名义上，这些人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一切连西方亿万富翁都无从指望的奢华享受完全来自于其权位，在名义上属于国家而非他们私人。而能否保有那权位则完全取决于斯大林对他们的好恶。一旦丧失权位，他们享有的一切财富便顿时化为乌有。这便造出了特殊的新阶级的两大特点：第一，权位高于性命。第二，深知“丧失政权便丧失一切”，无路可退，不能不背水一战，将现行制度维持到底。这保证了他们在当初的革命理想幻灭之后，仍能保持对现制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忠诚。

与老统治者截然不同的另一点是，新贵们骄奢淫逸的私生活完全笼罩厚厚的帷幕中。凡是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信息都是“军事绝密”，凡是他们居住的豪宅和度假别墅都是“军事禁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生活工作在“红色保险箱”里的统治集团，从国政到私生活都是民众无从窥测的最高机密，就连涉及国家领土和权益的外交谈判与条约的签订都是黑箱操作。

斯大林当国后，从未视察过一家工厂或集体农庄，遑论对工农作过一次演讲。在苏德战争中，他从未到前线去接见鼓励过将士，只是在战事好转后，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乘坐专列去前线某个指挥所呆了一晚，未接见任何人便回来了。那行动的唯一目的，是让他能在给罗斯福的电报里吹嘘他必须时时视察前线。他还特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弄了一个房间，每到天黑便点上长明灯，让莫斯科市民都知道那是斯大林在通宵办公，却根本不知道他自妻子自杀后便搬到莫斯科郊区的孔策沃别墅去居住了。

这种诡秘的躲在大墙后面秘密运作的统治集团，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如果不是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了，那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个疯狂的色狼，不但专门建了个内务部文工团作为他的后妃来源，而且竟然经常在街上开车游猎，见到个美人就把她抢回去迷奸。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贝利亚被他们拿下后，马林科夫的保镖头子立即向马举报，贝利亚曾经在街上见到他的继女，那女孩当时才是七年级学生（苏联彼时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那孩子大概14岁吧），为其美貌打动，当即让部下把她弄到贝利亚的住所去迷奸了。这种烂事，就连沙俄贵族都不敢干出来。

有趣的是，哪怕是对共产主义有深入理性认识并对之深恶痛绝的保守派政客丘吉尔，对铁幕后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了解。他在回忆录里说，他首次访苏前，苏军兵败如山，形势极度严峻，因此他们以为莫斯科正在饥馑之中，为此特地带了三明治，在飞机上吃饱了才下机前往克里姆林宫。然而苏方的盛大招待让他们大吃一惊，斯大林流露出来的顽强意志与必胜信念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知道，哪怕全苏联人民饿死了，克里姆林宫内照样能是酒池肉林。用英国统治者的作派去推测新沙皇，未免谬以万里。

待到二战期间，新贵们便在外表上也完成了对旧统治者的奢华生活作风的回归。这在苏军表现得最明显。肩章和军衔曾是投身十月革命的士兵们的憎恨对象，是旧制度的象征。然而斯大林在二战前便恢复了军衔制度，在二战期间更是参照沙俄时代军装给部队换装，使得等级制度的森严外在化，象征帝制的近卫军也恢复了。这就是乔治•奥威尔为何要在《动物农庄》的结尾让猪猡们用后脚站起来，模仿人类跳探戈、伦拜与华尔兹。

毁军造军的主要成就是清洗了五大元帅中的三个（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留赫尔），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186名师长中的154名，16名集团军政委的全部，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以及9名海军上将（海军最高军衔）中的8名。几乎整个红军的officer corps都被清洗了，没有哪次国际战争能取得如此赫赫战果。

对斯大林毁军造军运动，西方历来给予负面评价，认为它使得苏军丧失了战斗力，招致了苏军在苏芬战争以及二战初期的惨败。然而近年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斯大林清洗掉的高级将领们，除了个别人如图哈切夫斯基外，都是恪守陈规的内战英雄，根本没有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概念。如果那些人呆在指挥职位上，苏军反而要蒙受巨大挫败。

我个人认为此说无法成立。斯大林并不是以将领的观念是否陈旧，而是以个人忠诚度作为杀人标准的。他杀掉头脑最新潮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乃是因为后者当年在波兰战役中与他有过节（在该战役中，斯大林自行其是，拒绝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北上策应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致使后者在华沙城下溃败）。罗科索夫斯基也曾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判死刑。在审讯期间，他的九个牙齿被打掉，三根肋骨被打断，指甲被拔光，还被假枪毙了三次，在牢里蹲了快三年，才因为准备对德战争而被释放出狱。如果他死在牢里，那苏德战争中又少了一位名将。就连朱可夫都险些倒在屠刀下。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逃过清洗，乃是适逢日本人在蒙满边境搞事，他给派去指挥那场战役，立了大功才幸免于难。

反过来，内战骑兵英雄布琼尼与伏罗希洛夫脑袋僵化，才能低下，都顶多只配指挥一个营，斯大林却委以重任，先后招致苏芬战争以及苏德战争早期的惨败，尤以二战初期失败最为惨痛——布琼尼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在乌曼战役和基辅战役中被包围全歼，150万官兵阵亡或被俘。

因此，所谓毁军反而能“吐故纳新”、把具有现代战争观念的将领提上来之说，窃以为无法成立。其实战争本身就有淘汰作用。统帅完全可以根据战绩撤换不称职的将领。不分良莠乱杀一气只能毁掉军队的战斗力。斯大林的毁军造军运动完全是以对他的个人忠诚为出发点，以疑神疑鬼捕风捉影的变态心理为动力，乃是一种“为了确保个人权位不顾国家安危”的疯狂自伤行为，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证明那举动在功利上的合理性。

毁国造国则是指斯大林将落后的农业国强制性改造为工业国的苏式“大跃进”。通过疯狂掠夺压榨农村殖民地，斯大林为工业化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资本，开始推行所谓五年计划。

与农村集体化运动相比，工业化运动的人命代价与资源代价也不遑多让，造成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是惊人的。斯大林发扬光大了列宁同志发明的劳改经济，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栋梁。如所周知，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就是全靠无偿的奴隶劳动完成的，投入的15万劳改犯死得只剩5万人。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也使用了10万劳改犯，死亡人数不详。劳改经济构成了苏维埃经济的重要支柱，以致在1938年，当大清洗的狂潮消退后，最高苏维埃讨论是否提前释放表现好的劳改犯，斯大林否决了这提议，说这从经济上考虑很不明智，那样只会把最好的犯人放掉，留下来的都是坏人。翌年，他通过最高苏维埃下了命令，规定所有的犯人都必须服满刑期。

而且，与毛泽东一样，斯大林也流露出了急不可待，巴不得一蹴而就的狂躁心理，制定的指标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样便逼着下属弄虚作假，在纸上“放卫星”。然而它与咱们的土跃进有个根本区别：斯大林还有足够常识，知道只能靠建工厂去搞工业，不会蠢到发动全民修“土高炉”去炼钢。这结果当然就完全不同了。毛的土跃进使得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而斯大林的洋跃进则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据西方学者Richard Overy提供的数据：

“在10年中，钢产量从1928年的４百30万吨增加到１千８百10万吨。煤从３千５百万吨增加到１亿３千３百万吨。卡车从微不足道的700辆增加到1938年的18万２千辆。在1928年初，红军只有92辆坦克，到了1935年１月便有了10,180架。1928年空军只有1394架不同种类的飞机，到1935年便有了6672架。从1930年到1934年，战斗机产量增加了５倍，轰炸机产量增长了４倍。” （Russia’s War, R. Overy, TV Books Inc, 1997）。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统计数字是极大地夸张了，苏联在战前的钢产量并不超过1千万吨，估计为7百万吨左右。窃以为这似乎低估了苏联的工业实力。二战就是对苏联重工业的严峻考验，苏联在失去了一部分领土后，还能先后生产出5万7千多部T-34坦克来，这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苏联当时的军火工业实力。因此，个人认为，斯大林的工业化（准确来说是重工业化）虽然造成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但基本是成功的。没有它，苏联绝无可能在二战中获胜。

但斯大林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发展模式也弊端无穷。它完全无视民生需要，以牺牲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代价，单打一地发展军火工业，使得苏联的轻工、化工、电子工业等行业远远落在西方国家甚至某些不发达国家的后面。这种畸形发展的国家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发达国家。直到苏联解体时，苏联人民还在被迫承受斯大林的沉重遗产，这才会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中国“国际倒爷”把在中国滞销的轻工业产品运到苏联去高价出售，居然还能引起抢购风潮。据那些同志说，直到90年代初，苏联的电视机还在用电子管，别说是集成电路，就连晶体管都不曾引入。这种咄咄怪事在一个发达国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工业化也带来了城市化，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许多新城市诞生，这改变了传统俄国的社会结构。

这发展趋势当然也受到斯大林的视野的严重制约。他和列宁一样，是“机械唯物主义”信徒，崇拜大规模，崇拜机器，崇拜烟囱，认为无论是工程还是企业，都越大越好。斯大林这毛病还传染给了中国弟子，据梁漱溟回忆，建国初期，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满怀豪情地跟他说，将来在城楼上目之所及，视野中将全是一片烟囱，让梁惊得失语。

因此，列宁斯大林理想中的俄国农村便是“农业城”，农民们搬到城市型的住宅去集中居住，使用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器干农活。斯大林为此在农村各地建立了拖拉机站，使之成为剥削农民的利器——集体农庄必须交给拖拉机站极高的报酬，才能让拖拉机来耕地。

这结果是“走向反面”：集体农庄从未变成英美式以工业方式经营的农场，个体小生产反倒成了农业的栋梁。1937年，农民的自留地供应了多于全国产量一半的土豆、蔬菜与水果，高于70%的肉食与牛奶。这奇特状况一直大致保持到苏联解体。然而这“农业城”之梦却一直做到赫鲁晓夫时代。赫鲁晓夫的一个改革就是“集村并屯”建农业城。不用说，它再一次失败了。直到苏联解体，该国一直是个农业残废、重工业畸形发达的跛脚鸭。

毁国造国当然也有光明面，那就是至少城市居民享受了普遍的福利，诸如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带薪度假等等。尽管特权阶级奢侈腐化，但那是藏在大墙后面的，草民无从得知，而旧社会上的贫富分化确实在表面上给消除了，这也就构成了“苏维埃新人”的快感的主要来源。

毁民造民的“毁民”，是指彻底摧毁一切民间社会，将社会“原子化”。这意味着杀掉一切民间社会领袖或是可能成为领袖的人，铁腕整肃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使得人民彻底丧失形成独立于政府的组织的可能，让万能的党的触角伸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使得每个公民都处在四面八方被持续监控的状态里，从而永久生活在恐惧之中。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国进民退”，国家把每个子民都牢牢攒在手心里的崭新社会。

如所周知，民族主义乃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建立单一（homogeneous）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因此自然成了斯大林的镇压对象。他在人类历史上首创了将某个民族全体流放的壮举。伏尔加地区历来有大量的日耳曼人居住，在1924年该地区还成立了个“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怕该区的人民与入侵者里应外合，便于是年8月28日解散了该共和国，把所有日耳曼居民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与西伯利亚等地去，在离开该区约有1600至2000英里之遥的穷乡僻壤分散安置他们。39万人因此被迫离开故土，迁移到不毛之地去。

北高加索的回族、卡尔梅克人以及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后两者都是蒙古人）都享受过这种待遇。预定享受类似待遇的，还有境外芬兰人以及境内的犹太人。斯大林曾在苏芬战争前对部下说，芬兰人口并不多，要全部移居该国人民并非难事。可惜红军未能打下芬兰，于是这全国人民大搬家的壮举终未实现。而苏联境内的全体犹太人之所以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则全亏斯大林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时地死了。

毁民造民的“造民” ，则是说按统治者的意愿来任意设计模塑新一代，也就是林思云所谓“善意的思想改造”。斯大林把无法改造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或是杀掉或是投入大牢，然后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制造出一代人来取代他们。这洗脑工程的前提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封闭社会的发明。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全面信息封锁与控制的国家。无论是对国外还是国内发生的事件，所有的公民都被剥夺了知情权，只能获得经过统治者精心挑选甚至编造的信息。党领袖成了独一无二的精神权威。党更建立了以国家资源为后盾的宣传机器，使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通过人类摄入信息的一切渠道，将中宣部炮制出来的“杰米杨的汤”反复灌给青少年一代，其重点便是彻底消灭个人主义观念甚至个人意识，以“集体观念”代替之，使得受教育者彻底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与独立的思想感情，只允许他们有一种感情取向：党让爱谁便爱谁，党让恨谁便恨谁。最高的美德就是对斯大林和党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感激，以及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为了忠于斯大林那个活着的上帝，父兄可弑，亲友可卖，无论犯下什么为传统道德强烈谴责的罪孽都是应该的。前文介绍的那个举报父亲的莫罗佐夫，就是为此目的树立起来的少年英雄。

毁文造文运动构成了毁民造民运动的重要内容。斯大林对文化界与知识界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血腥整肃。20年代到30年代，两千多名作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被逮捕囚禁，其中1500名死于监牢或劳改营。受害者包括大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大作家伊扎克•巴别尔（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作家鲍里斯•皮里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戏剧家梅耶荷德（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Мейерхольд），诗人巴维尔•华西列夫（Pavel Vasiliev）。几乎全部俄罗斯文化精英都倒在了屠刀下。

这些案例中，最能反映斯大林的性格的大概是哲学家Jan Sten（抱歉，我未能查到中文译名和俄文原名）之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留下来的传统，是革命领袖本人必须是理论家。可惜斯大林当学生时上的是外省的神学院，对哲学一无所知。为了充当领袖，他便如毛泽东一样恶补了一番哲学，在1925 年到1928年期间特地请了Jan Sten去给他开小灶，每周上两次课。然而他怎么也无法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观念，偏偏黑格尔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在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便干脆枪决了他的西席老夫子，免得他智力上的缺陷为人得知。

尽管“毁文”运动也整肃了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然而斯大林的打击重点还是在社会科学与文艺界。至于科技人员特别是那些对国防工业有用的人，即使被抓进大牢去，一般也未必会被杀害，而是在牢里继续搞他们的研究，这点已在上文做过介绍。例外的是1936年到1938年期间，有27名天文学家被处决，而早在此前的1933年，气象局就因未能预报当年对农业生产有害的气象而遭到血腥整肃。但这些人毕竟不是直接影响国防工业与技术的研究人员。由此可见斯大林的冷静的“理性”。这一条也被中共学过来了。我当年之所以从未想过学文史，就是因为知道那种行当极不安全。

“造文”运动的内容则非常之多，首先是伪造历史特别是党史。大导演爱森斯坦在拍摄反映十月革命的影片后，得到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斯问爱，影片里有没有托洛茨基？爱答有，斯大林当即下令道：剪掉！爱于是乖乖照办。从此，这位在十月革命中毫无贡献的伟大领袖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与指挥者。

斯大林更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党史改为“路线斗争史”，也就是斯大林战胜一系列反动路线头子诸如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破坏和颠覆，赢得革命胜利的历史。据说没有这一系列“路线斗争”，则布党也就没有可能夺权掌权，遑论在地球上建起“最自由的国家”来。据国内学者高华先生研究，这本书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启发，他一连看了四遍，是他发动延安整风的灵感之一。从此中共党史也就变成了“路线斗争史”，所有的革命胜利都归于一人，而所有的失败都由反动路线头子承担。

据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披露，在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小传》中，斯大林嫌作者吹捧他还不够，亲手加进了对自己的无耻谀称，诸如“最伟大的领袖”、“一切时代与一切国家的卓越的战略天才”，并亲手写下了连篇累牍的无耻自吹话语，这里只引两段：

“斯大林同志阐明了战争的理论，诸如关于决定战争的永久作用的因素，积极防御和反攻和进攻的规律，现代战争一切部门与武器的协同配合，现代战争中大规模坦克集群与空军的作用，以及作为战争中最可畏的力量的火炮的作用。在战争中的不同阶段，斯大林的天才总是能找到考虑到形势的一切方面的正确的解决方案。”

“在进攻与防御之中，斯大林都表现了军事大师的才干。斯大林的天才使得他识破敌人的计划并击败他们。斯大林同志指挥的苏军的战役是行动中的军事技术的辉煌范例。”

最幽默的还是他亲手写下的这段话：

“尽管斯大林以完美的技术完成了他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并获得全体苏维埃人民毫无保留的拥护，然而他决不容许他的工作被一丝一毫虚荣、自负与自吹自擂玷污。”

党史如此，国家的历史自不待言。我中学时代学的乃是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什么都是俄国人发现或发明的：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世界历史更是恶心得看不下去：俄罗斯人从蒙古人手上拯救了欧洲，苏军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欧洲，等等，等等。

造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革命”。尽管史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的文化革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展开的，历时四年，亦即从1928年至1931年，但我认为这运动早就开始了。内战结束后，布党政府对国民基础教育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开展了扫盲运动，派出所谓“文化列车”到各地巡回宣传教育，并举办了大批扫盲班、训练班与速成中学和速成学院。虽然这些教育一无例外是共产邪教教育，但它毕竟还是普遍提高了国民的文化水平。

到了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文化革命，其目的是整肃旧知识分子，培养一代可靠的新知识分子去取代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还使用共青团愤青们组成的“文化军”（这组织原来成立起来是为了给工农大众扫盲），去冲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诸如党政机关、学校、剧院、文化展览，还肆意袭击并关闭教堂，等等。

与中国文革不同的是，斯大林并没靠那些愤青去打倒老干部，那任务留待几年后由NKVD的枪杆子去解决。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斯大林的非人类的“冷静理性”。和毛泽东不同，他能看到以后好几步棋，知道愤青们并不能“打江山坐江山”，他们的捣乱破坏只能起到制造普遍的恐怖气氛、慑服旧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愤青们在造出气势来后，便被斯大林收入袖筒里了。某些积极分子还在运动后期遭到了惩办。斯大林发动文革的重点，还是训练出一批技术干部来，去接替那些他准备在未来枪毙的老干部。

为了这个目的，大批工农被送进各种技术学院培训，毕业后便充当各级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超过一百五十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进入了白领阶层，15万工农和党员完成了高等教育。这批人便构成了未来新社会的权贵精英。

与此同时，苏共还在工厂农村发动了广泛的文化教育，让野蛮的人民建立卫生习惯，注意在公众场合的文明举止，谈吐优雅，穿着大方，保持优雅仪表，以及获得对俄罗斯古典文学艺术的基本鉴赏力，等等。

客观说来，这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野蛮的俄罗斯人民的浅表文化素养。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最大区别，还是他没搞蔑视践踏一切既有文明成果的反智主义。布党官员从不相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也不以“大老粗”为光荣头衔。相反，他们始终保持了对文化的敬重，对科学采取一种宗教崇拜态度。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人都力图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经常带全家去看话剧、芭蕾舞等演出，还聘请私人教师去家里教孩子学英语和其他外语。苏联的文化革命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基本保留了俄罗斯文明成果，甚至还把这些成果吹嘘到“兄弟国家”去，以致中国学生对俄罗斯文艺作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从整体来看，苏联的“文化革命”起到了“削平补齐”的普及作用，改变了革命前“橱窗俄国”与“原始俄国”的两极分化状态。国家实行了文化领域里的“杀富济贫”，把尖子削平了，把低的提上来，使得全民共享一个肤浅而普及的文化。在普及的意义上，这社会改造工程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果。

据赫鲁晓夫回忆，十月革命初，他和工人们进驻了某个贵族的宫殿，直接就在里面拉屎撒尿，拉到超饱和程度，以致后来无人能在里面下脚。由此可见革命前的普罗大众是何等的野蛮人，根本不是《列宁在十月》上攻打冬宫的那些赤卫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爱护宫内雕塑的情景。但经过“苏维埃文化整容手术”后，苏联公民的外在文化修养得到了普遍提高。如今去俄罗斯游览的中国游客，都对当地人在公众场合的文明举止留下深刻印象，诸如说话彬彬有礼，不随地吐痰，尊重妇女特别是孕妇，女性特别注意仪表等等，因而误以为俄国人民的素质真的比中国人高得多。

可惜这不过是“文化美容术”，掩盖了内在的野蛮性。所谓“苏维埃文化”少了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humanism and humanitarianism）。所谓“苏维埃新人”缺的不是基本文化知识与技能，而是人的灵魂，他们不过是一部庞大机器的无生命的配件，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基本权利一无所知，其公民觉悟还不如沙俄时代的城市居民。

之所以如此，乃是斯大林毁文造文的结果。他以一种工业家的态度来处理文化问题，将所有的艺术家分门别类编成各种衙门（诸如作协、美协、戏剧家协会等等），将所有的艺术家都纳入组织网络，严格控制了他们的粮道，以布置生产任务的方式，责令那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根据党的中心任务，批量生产出文艺作品来，按斯大林的设计要求塑造一代新人的灵魂，更准确地说，是制造出一代又一代没有灵魂、没有个性、没有属于个人的良心、不受个人感情左右，只知忠实执行上级指令的机器人。

这结果便是彻底毁掉了俄罗斯文化。除了因某种原因获得斯大林的青睐或宽恕的寥寥几名作家和艺术家，诸如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之外，在长达70多年的光阴里，苏联再没出过文化巨人。我记忆中的苏联文学作品，只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堪与俄罗斯文学杰作比肩，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也勉强可算。其中《日瓦戈医生》还无法在苏联境内出版，是偷运到西方出版的，出版后在国内被禁多年。影视作品中只有丘赫莱伊的《士兵之歌》堪称杰作。除此之外，我看过的苏联文艺作品基本是垃圾。而美术界长期停留在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水平上，再未出过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那样的大师。戏剧界则从此再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文化艺术并不是唯一的重灾区，整个社会科学都被斯大林连根拔除了。所谓“社会科学”成了“马列主义”的同义语，而且那马列主义还是僵死固化、不容讨论、不容发展的教条，连中世纪经院哲学都不如，后者还能搞点宗教改革，对教义作出个人的诠释，官定的马列主义连这点弹性都没有。

自然科学本是马列崇拜的宗教，可惜去掉了灵魂的科学家也就丧失了创造的灵气，何况头上还有“辩证唯物主义”那个紧箍咒。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造出了一种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环境。分类学似乎是他的强项（不知道是否与神学院教育有关），因此他将大学和研究所分开，大学只管教学，研究所只管科研。大学又将理科、工科、医学、农学分开，敲锣卖糖，各管一行，老死不相往来。像牛津、剑桥那种提倡“远亲通婚”、将毫不相同的学科的学生混编在同一学院里，住在一起彼此交流的教学方法，在他那如中药铺装药的格子一般分门别类的脑袋里显然找不到位置。

最出奇的是“苏维埃科学体系”的构成方式，它的特点是“关起门来搞研究”，强调的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自成体系，决不能与整个国际科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否则科学家就有变成间谍坐牢杀头之虞。捕捉国外科研最新动态、赶上国外先进水平的任务主要落在NKVD和后来的KGB（克格勃）间谍们的双肩之上。这结果便是老金说的“西方资产阶级能有的，东方无产阶级照样有，而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永远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跑道上。若是间谍们的手脚慢了一点，则就连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未必能有。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迟迟未能引入苏联，以致狐蝠式（米格25战斗机）上装的还是电子管，我猜大概就是间谍们的疏懒所致。

这当然不是说苏联的科技就非常落后。Again，苏维埃的科学技术发展很不平衡，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物理学就相对其他学科要发达得多，但化学、生物学则相当落后。即使如此，老毛子的本事，是在一个封闭体系里也能搞出自己的一套来。我记得当年玩电子管收音机，那电子管的命名方式就完全是苏联人自创的，什么6П2П之类。他们甚至还在医学中为肺结核作出了“苏维埃病理分型”，那玩意一直传到文革期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去。

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工程师”，他用机械力学的办法制造了一个与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独立的自成一家的机器人社会，“苏维埃新（机器）人”的特点是有技术无文化，有智力无智慧，有实力无灵魂，有荣誉感无良心。在毫无先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斯大林独立创作出了这种人类畸胎，并将之扩散到国外去，为１／３人类留下了可能是永久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大林应该是世界史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

普希金诗曰：“上天并没有赐给我们幸福，习惯就是我们的满足。”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与西方人想象相反，“苏维埃新人”虽然日日生活在恐惧中，但同样也非常海皮。对邻居的半夜失踪，他们学会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闻而不议，仿佛那些事从未发生过。拉津斯基有个邻居是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全家五六口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那科学家每天早上得去公厕门前排队，手持一张登满大好消息的报纸，一边哼着歌，一边非常海皮而耐心地等待轮到他的时刻到来，坚信他是幸运儿，得以降生在这乐园里而不是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世界。

作为过来人，我可以证实他观察到的现象极度真实，它证明在一个封闭系统里，人类几乎是完全可塑的，而卢梭观察到的人类一旦丧失自由之后，就再也不会感到它的可贵的确是真理。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七）

苏联道路对全世界的感召

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信念颠覆了文明世界的基本原则，除了别有用心的德国人外，新生的革命政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西方的敌视。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对苏俄组织了武装干涉，在干涉失败后又长期拒绝承认苏俄政权。苏俄一直处在文明世界的孤立和封锁中。

但西方的敌视并不能消除苏俄革命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吸引力。革命多是社会弊病无法以和平手段解决，长期累积形成社会危机而触发的。不发达国家多是烂污国家，社会组织方式有着严重问题，而统治者一般都贪得无厌，鼠目寸光，不愿意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化解危机，于是在这些国家中的浅薄知青心目中，革命自然便成了人民获得解放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共产党人要建立的是一个消灭压迫、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与人世间一切不平等的地上乐园。这美好而崇高的理想自然会对他们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吸引力。

一国内如此，全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所谓“世界革命”之所以有可能发生，同样也是因为国际社会政治结构中存在着重大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向不发达世界疯狂扩张，引起了不同文明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剧烈冲突。中国那愚弱的古老文明大国经不住西方文明的冲击，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在所谓“救亡”的热潮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苏俄。它同样遭到列强的敌视与侵略，然而不但击退了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还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奇迹，在短期内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变成了军事强国。从表面上看来，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强国提供了一条诱人的捷径，尤其这条路乃是咱们走熟了的轻车熟路——它并不需要建设性的智力以及旷日持久、滴水穿石的制度改革与建设，需要的只是造反杀人与阴谋诡计，而这从来是中国的国技。

列宁那不世出的战略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把第三世界国家看作是苏俄打破西方列强封锁的天然同盟军，抛出了“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理论。这理论彻底迷住了落后国家浅薄知青们，使他们更加向往那“人类的曙光”。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将这理论的巨大“启蒙作用”说得很清楚：在听到那阴谋论之前，中国知青们还未丧失神智，并未把西方列强看成是一个整体，中外冲突都是作为个案来看待的。而且他们也知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简单道理。要争取列强平等待我，就只能如日本那样自强起来。然而在学习了那阴谋论后，一切便在刹那间变得豁然开朗：原来帝国主义才是万恶之源，本国统治者不过是他们扶植起来的走狗而已，要打倒本国反动派，首先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与苏俄老大哥携手奋斗。

即使在发达国家，苏俄对左派知识分子们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时资本主义恰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马上就要垮台的样子。最强烈的是两次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30年代大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乃是工业国家首次倾全部经济力以搏的total war，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变成了机器大杀人，由此造成的巨额伤亡在历史上见所未见，令人民目瞪口呆。

在1916年7月间进行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先以强大炮火轰击德军阵地，每日发炮10万发，连续炮击长达7天之久，向25英里宽的阵地正面倾泻了70万发高效炮弹。炮击停止后，英军指挥官对士兵们说，上去吧，你们连枪都不必放，走过去占领阵地就是了，德国人全都死光了。于是大兵们便上去了。不料狡猾的德寇执行了伟大领袖的教导：“深挖洞，广积粮，要称霸。”在极深的地下坑道中耐心等待着风暴过去。等到敌方炮火开始延伸射击后，便一个个钻了出来，用重机枪狂扫前来送死的英军。发起攻击的第一天（七一建党节），英军伤亡高达5万8千人，开创了至今尚未被打破的战争单日伤亡最高纪录。战役持续了4个多月，直到11月18日才无结果而终。双方伤亡约134万人，其中英军45万余人，法军34万余人，德军53.8万人。英法军取得的唯一战果是将战线推进了9.7公里，平均每公里消耗13.8万人。

一战给人类带来了见所未见的巨额人命损失：1千6百万人死亡，2千1百万人负伤。参战诸国打得五痨七伤。战败国不必说，就连战胜国的人民也蒙受了巨大的牺牲。英国有许多村庄全村青年一道参军，编在同一个部队里。战后有的村庄竟然无一人生还。活下来的人也备受心理伤害，有的甚至是终生的。据战后拍摄的医用纪录片，有的士兵在战场上吓破了胆，从此哆嗦不停，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往桌子底下钻，完全成了废人。还有大批毒气中毒的后遗症患者，或失明，或终身为病痛折磨。

大战引起了欧洲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空前幻灭。此前知识界坚定地崇拜科学技术，认为那是社会进步的指针，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赋予了人类空前的自相残杀的能力，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左派队伍空前壮大。有的人甚至重新审视原来为他们鄙视的东方文明，将东方文明理想化，向往消极平和的东方哲学。这让某些中国知青很是自我陶醉了一番，我记得家里有几份旧书报的作者就曾因罗素盛赞中国而欣喜如狂。

大战后，欧洲平静了一些日子。到了20年代，经济开始繁荣（破窗理论？负帕累托效应？）。可惜好景不长，1928年，因苏联大量出口木材，国际市场木材价格暴跌。1929年，加拿大小麦生产过剩，拉动美国农产品跌价。农业衰退迅速波及股票市场。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票暴跌，美国金融界崩溃。灾难迅即波及至全世界，引起持续四年的世界性的大萧条。1932年，美国失业人数高达1370万，德国达560万，英国280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苏联却在危机中一枝独秀，没受到什么影响，正当美国在1932年工业生产力降到不到1929年的一半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却直线上升。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没落腐朽，而社会主义制度生机无限。

大萧条的冲击造成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公众的政治立场大幅度两极分化。民主政府在应对危机中显示出来的无能，以及自由资本主义显示出来的弊病，使得人们怀疑民主制度相对独裁制度是否真有优越性，而“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否合理。一时间，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两者看来都走到了穷途末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liberals）们纷纷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右派知识分子（conservatives）则为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吸引。这个趋势在受大萧条打击最沉重的德国表现得最明显。在大萧条发生前，无论是德国共产党还是纳粹得到的选票都很少。大萧条发生后，两党所获的选票都急剧上升。这说明民众普遍对软弱无能的民主政府丧失信心，希望能选出一个强大的独裁政府来结束灾难。

英国作家威尔斯在1934年访苏会见斯大林时对斯大林说的话似乎反映了当时力薄儒们的普遍心态：

“我对美国的访问刺激了我的脑筋。旧的金融世界正在崩溃，该国的经济生活正在按新的路线重新组织。列宁曾说：‘我们必须学会做生意’，从资本家那儿学。今天，资本家们必须向你们学习，以掌握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我看来，美国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深刻的重组，是创立计划经济亦即社会主义经济。你和罗斯福从不同的起点开始，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在想法上有无联系或是想法上的亲缘关系？我在华盛顿时，注意到他们在干与这儿相同的事：他们在建办公室，创立若干新的国家调控机构，组织长期需要的公务员服务。他们需要的和你们一样，都是指令的能力。”（笔者根据会谈记录译出）

有趣的是，这似乎也是右派的感觉。无论左右都把大萧条看成了民主资本主义的丧钟，都把国家干预经济看成了解决危机以及避免危机再度发生的唯一途径。个人认为，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极右的法西斯主义何以在意大利、德国与日本勃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极权国家，苏俄向全世界展示了“举国体制”应对危机的强大能力。这不但给意大利与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提供了灵感来源，也影响到善于捕捉西方动态并加以模仿的日本。据日本学者研究，同样遭到大萧条重创的日本对苏俄以及后来的德国的政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必须强化国家统制资源的权力成了朝野共识。善于学习西方的日本把苏俄和纳粹的模式看成了世界大趋势，认为未来的国际生产竞争就是抢夺资源的战争，而民主体制显然不能胜任这任务，日本就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因此，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苏俄的问世，启迪催生了国际法西斯运动。

苏俄的贡献还不光是思路上的。斯大林在击败了党内左右反对派之后，为共产国际制定了新方针。他把社会民主党人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说社会民主党其实是“社会法西斯党人”，理论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实践中却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并命令全世界共产党人与这“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是德国第一大党，德共的选票也不少，如果两党联合起来，完全可以在1932年的选举中击败希特勒。然而德国共产党奉命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使得纳粹在该次选举中脱颖而出，变成了德国第一大党。希特勒才能在次年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希特勒上台后，最先遭到摧毁的就是德国共产党。德共本是欧洲最大的共产党，从此一蹶不振。

过去史家都把斯大林这一政策视为蠢动，认为斯大林把自己的死仇扶上了台，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夏伊勒就持此观点。但近年俄国学者拉津斯基却提出，斯大林并未失算，他的原意就是要牺牲德共让希特勒上台，以打破西方对苏联的敌意与封锁。此说没有直接证据，但客观效果似乎确实如此。纳粹德国崛起后，引起了英法的担忧。为避免战争再度爆发，英法都开始接近苏联。而苏联则一跃而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明星，成了“集体安全”体系的最热心的鼓吹者。1934年，苏联加入国联并成了常任理事国，还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了盟国。

作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旗手”，苏联的国际威望迅速上升，吸引了大批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英国作家威尔斯、萧伯纳、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纪德先后访问了苏联。萧伯纳对苏联和斯大林赞扬备至。威尔斯虽不喜欢斯大林，但仍在回国后发表文章，说什么：“我从未见过一个（比斯大林）更公道、更坦率、更诚实的人。”罗曼罗兰虽然看出了底细，并把真实感受写在日记里，甚至在日记中愤怒地呼喊：

“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要写的欲望……”

但他却规定那日记在50年内不得发表，就连片段都不行。不仅如此，当纪德从苏联回来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说出了铁幕后的真情之后，罗曼罗兰还要骂他“丧尽良心”。罗曼罗兰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那还是出于投鼠忌器的需要。当时苏联正扮演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坚定的旗手。在他眼中，纳粹的威胁比苏联可怕多了，为了不影响世界反法西斯大业，当然只好为苏联隐恶扬善了。

可惜临近大战爆发时，“反法西斯旗手”却来了个U转。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秘密瓜分了波兰，纳粹并承认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两国为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1日，纳粹入侵波兰，二战爆发。苏军随之入侵波兰，于9月17日与德军在布列斯特会师，共同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

斯大林对此举非常得意。当时苏共宣传部门给基层下发的宣传资料上画了两个三角形，第一个三角形的顶端是英法，下面两个角分别为苏联和德国。图样下的解释是：英法帝国主义想让我们这样，那意思就是想挑拨德国与苏联打起来，他们好坐山观虎斗。第二个三角形的顶端是苏联，下面两个角则分别为英法与德国。图案下的解释是：斯大林同志把局势变成了这样，那意思就是斯大林略施小计，便让英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德国打起来了，而苏联则可坐山观虎斗。

斯大林此举，对苏联国家利益究竟是福是祸，还真难说清。但在当时，它使得苏联在西方的形象受到严重伤害。若干原来亲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对苏联感到幻灭，许多共产党员因此脱党。后来那个向尼克松检举苏联间谍希斯的钱伯斯，就是因为斯大林干的这桩烂事才愤而脱党的，此后便一直向联邦政府检举国务院官员希斯是他在共党内部的上司，也是莫斯科的间谍，但一直无人理睬，直到多年后找上了尼克松。

趁着英法向纳粹宣战，欧洲强国无暇旁骛，斯大林开始不动声色地扩张领土。1939年11月30日，苏联大举入侵芬兰。一个庞然大物竟然去入侵一个蕞尔小国，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1939年12月14日，苏联被国联开除。那个半年前还在口口声声主张“集体安全”、“制裁侵略者”的“世界反法西斯旗手”，如今却露出社会帝国主义的本相来，其国际声望跌到了最低点。

 

[縱橫客]

活脫一部真實版‘聯共布黨史’！看了此文才知道那些‘哈俄’的‘愛俄’的人錯在哪裡。不久前代表中國‘人民’給普丁帶上勳章的那個人，又是多麼幼稚可笑的左派幼稚病患者。此文太深刻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