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成立那天,布党便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铁腕。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发生罢工,列宁当即下令,罢工工人应作流氓处理。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就该逮捕他们。他责备苏维埃政权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系统的“登记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
“这个登记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有像样的衣着鞋袜能让他到处走动,有个温暖的住处,应当自觉地工作;无赖(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牢里,或是以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当然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下场。”
在1918年4月出版的《苏维埃权力目前的任务》中,他强调指出:“专政是铁的权威,在镇压剥削者以及流氓的时刻,它必须具有革命的大胆、迅速与无情。”“任何工厂、农场、企业中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人都对饥饿与失业负有罪责”,“必须学会怎样发现这些有罪的人,将其送交法庭,予以无情惩罚。”当工人遵循多年来的传统,不顾布党禁令,在5月的“圣尼古拉节”休息而不来上班时,他拒绝向传统屈服,命令:“与‘尼古拉’ 节妥协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让契卡全部出动,枪毙那些因为‘尼古拉’节而不来上班的人。”他还要求,类似的“预防性暴力”也该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准备好。
“(人民委员会)向全俄粮食供应委员会以及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提出:加紧派出政治委员们以及人数众多的武装工作队,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进行运载、征集和分配谷物等的运动;加强与投机倒把者的无情斗争,直接向地方苏维埃提出就地枪决抓到的投机倒把分子与破坏分子。”
列宁还命令在农村成立所谓的“贫农委员会”,由所谓“贫农”作卧底,领着“余粮征集队”去抢劫村里的“富农”。余粮征集队再把抢来的粮食分一点给那些所谓“贫农”,作为对他们的奖赏。
当时俄国农村已经搞过土改,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给村民,每户农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农村的贫富差别是勤劳与否造成的,所谓“富农”其实是勤农;而所谓“贫农”则是惰农。布党却依靠这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乡村二流子去抢夺勤劳苦干的农民,列宁甚至闹出理论笑话来,硬把“富农”说成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对马克思阶级划分理论的放肆嘲弄,与毛泽东异曲同工。与中国的痞子运动相似,俄国农村的“贫协”成了个藏垢纳污的去处,乡村二流子们仗恃政府的武力撑腰,在村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不但敲诈所谓“富农”,而且敲诈到中农头上去,丑闻频出,连布党内部都啧有烦言。列宁只好在这政策实行了大约一年后下令解散农村的“贫农委员会”。但他对农村“富农”们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并未消散。
布党的暴政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布党强抢谷物,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布党派出部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了几份电报。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英国史学家Robert Service从秘档中刨出来公诸于世。
关于你们最后到底采取了什么严厉措施,去无情镇压五个区的富农并没收他们的谷物,我至今毫无所闻,对此我极端愤怒。你们的无所作为是犯罪。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区,将该区的所有剩余谷物都抢光。任务完成后电复。”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re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sadist的语气,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传达出来的,起码我这票友没本事传达。尤其是人民颤抖着喊出来的话,无论怎么挑选字眼,都无法再现列宁想象中的那种恐惧入骨的呐喊,更无从表现出伊里奇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强烈欣快感。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列宁完全颠倒了的价值观,在他看来,处死无辜人质不是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行为。这恰是国际共运的最本质特点,它颠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价值观。他的名言是:“专政就是直接依赖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Dictatorship is the power relying directly on the power unbound by any laws)
这话其实说得不完整,“无产阶级专政”岂止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它同样也不受任何传统道德观念与一切文明原则的约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读书眉批中指出的那样:“软弱、懒惰与愚蠢是恶德,除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因此,为文明世界一致谴责的残暴、嗜杀、狠毒无情、欺骗、狡诈、背信弃义等等,只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激赏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爱、富于同情心、怜悯心等等,都被布党视为“软弱”,乃是最大的恶德。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是列宁最好的学生,都深得“革命坚定性”的要旨,是列宁要找的那种“真正坚强的人”,因此都临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两人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模一样——杀人杀到“阶级敌人”魂飞胆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为止。
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去,那儿是俄国的传统粮仓。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
法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 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
托洛茨基也是个“真正坚强的人”。内战爆发后,他出任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受命组建红军,去镇压白党的武装反抗。当时沙俄的军队早已不复存在,布党控制的一点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犹可,要去与白军作战则根本没用。托洛茨基于是把沙皇军队的旧军官们找来,称之为“军事专家”,把他们的家属当成人质扣押起来,派他们上前线去指挥作战。他还发明了政委制度,给每个军事指挥官派了个政委,规定任何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就无效。于是具有战斗力的红军就这么从无到有地组建起来了。
这些都还在正常范围内。在整顿军纪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坚强”的本色。他规定,对于脱逃、不守军纪以及怯懦,其惩罚都是枪毙。他强调指出:“训练我们的军队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任何过错都不能不惩罚,犯错之后必须立即惩罚。”他甚至引入了古罗马军队的“什一惩罚制”,在打了败仗的部队中每十人里挑出一个来枪毙。政委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毙人。如果他本人被上面发现不够尽力,就连他也要被枪毙。因为枪毙了许多政治委员,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尔什维克们,但列宁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我们主张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该坦率地承认。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有什么争辩还能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一家工厂去向工人演讲。演讲结束后,他走向自己的豪华轿车,却被一个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处向他连开三枪,有两枪打中了他。杀手被该厂的工人制服,交给了契卡,而列宁的司机则把伊里奇拉回了克里姆林宫。因为害怕再度遭到暗杀。列宁没到医院去,而是把大夫召进宫来作了治疗。这就是老帮菜在《列宁在1918》上看到的官方版本。
那杀手名叫卡普兰,是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个老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干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杀。这卡普兰当年就曾因谋刺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被判终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获释。她在牢里搞坏了眼睛,几乎等于个盲人。然而她被捕后却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说那是她一人干的,与他人无关,而且拒绝说出手枪是谁给的。就连神通广大的契卡都无法粉碎她的坚强意志,逼她供出同伙来,只好在三天后把她枪毙了。这案件到现在也有争论,因为卡普兰几乎是个盲人,要完成暗杀任务简直就没有可能。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就是她干的,说正因为她几乎是盲人,才会在距离三步之处开枪还无法杀死列宁。本人觉得这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既然几乎是盲人,她还怎么能认出谁是列宁?但此事与主题无关,按下不表。
从这点上最能看出新旧政权的本质区别来。前文介绍过,1881年,俄国的改革明君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党人炸死。当时大臣们极度悲愤,曾考虑过是否实行连坐法,以后不管哪个革命党人犯罪,都要让所有的革命党人负责,但他们毕竟有所不为,最后还是没敢这么做。
“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锻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以及乌里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弗洛达尔斯基的鲜血(芦注:弗洛达尔斯基是《红色公报》的主编,于是年6月底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但季诺维也夫一直活到30年代才被斯大林枪毙,不知此处为何以他的鲜血作借口),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
这可不是虚声恫吓。共产党人历来是“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早在纳粹出世之前,他们就发明了人质制度,并大规模枪毙人质。乌里茨基被刺案发生后,契卡立即枪决了500名人质,他们的全部罪责就是“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人”,还在喀琅施塔德枪决了400名前军官。同月,根据列宁开出的名单,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长和高高官, 765 名沙俄军官在莫斯科被枪决。内务人民委员别特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在其著名的《关于人质的命令》中规定:
据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披露,各地的契卡竞相比赛杀人。当时最常见的告示是:“只要有反革命活动的任何轻微迹象,下列人将立即被枪决”,接下来的就是长长的人质名单。他从秘档中找到的一份《契卡周报》中说:“在许多城镇中,大规模处决人质(mass executions of hostages)已经得到执行。这很好。在这种问题上,不彻底的措施是最糟的,它只能惹恼而不能削弱敌人。”据拉津斯基说,契卡当时流行的做法,便是将某个丈夫抓来作人质,等他的妻子上门来用自己的肉体赎回丈夫的性命。此时喝得烂醉的契卡官员便把那丈夫叫来,请他参加他们与那妻子的狂欢。
列宁本人就是这种讹诈恐吓的高手,深具这方面的才能。在内战期间,当外高加索的石油城巴库有受到白军攻击的危险时,他向巴库当局下令:“立即准备好一切,在有受到进攻的危险时,就将巴库烧成平地”。他还让当局将这决定写成告示,在城内到处张贴,以吓阻城内敢于与白军合作的人。
“必须逮捕全体宪政民主党党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以先发制人地打击密谋。他们——整个一群人——有能力帮助密谋者。不逮捕他们就是犯罪。让几十几百个知识分子在牢里服刑要比一万人挨打更好。哦,哦!更好!”(注:着重号是原有的)
“非常重要的是干掉尤登尼奇(说的就是干掉:给他一个彻底的打击)。如果(他的)攻势已经开始,能否动员2万工人和一万资产阶级分子,将大炮放在他们后面,枪毙数百人,以此给尤登尼奇一个巨大的冲击?” (注:着重号是原有的)
这些文献因为内容实在敏感,一直到苏联解体才终于曝光。同时曝光的,还有列宁就如何镇压Shuia发生的僧侣反抗事件,于1922年3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列宁本人也知道那内容见不得人,因此特地在信的开头说明只许政治局委员传阅,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制。委员们若有什么评论就直接写在那份文件上。这文件的英文本就放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查阅,这儿摘译两段: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不容置疑的结论:现在我们必须最决绝地、最无情地粉碎黑色僧侣百人团( the Black Hundreds clergy),必须以如此的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们将给这些‘听众’准确地上一堂课,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这就是捷尔任斯基同志说的“有组织的恐怖”,它的目的是吓得一切胆敢持异议的人肝胆俱裂,终生不敢抵抗,只敢乖乖臣服。必须承认,这套手段确实行之而有奇效,它也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涵义,而这就是为何共党国家都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国家政权的柱石。离开有组织的恐怖,共党政府连一天都无法维持下去。
红色恐怖的功能并不限于此。托洛茨基在解释为何要谋杀沙皇一家时,说:“它能向我们的队伍击一猛掌,告诉他们再也没有了回头路。前面不是全面胜利,就是全面灾难。”因此,红色恐怖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咱们水泊梁山早就有的“投名状”战略——逼着或诱导大家都去犯罪,最后就断了众人的回头路,只有跟党干到底。
如同在中国戡乱战争(我党所谓“解放战争”)中后来发生的那样,这投名状战略是一种恶性互动的罪犯战略,一旦一方开始有组织的恐怖,必然引来对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而刺激出双方的深仇大恨,使得兽行越来越疯狂。
在俄国内战中,白军也照样搞白色恐怖,照样大规模枪毙、活埋战俘,甚至使用诸如挖眼、断肢、割生殖器等毒刑折磨战俘,使得本来就是野蛮世界的俄罗斯彻底沦为中世纪杀戮场。但白军有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懂“阶级斗争”学说,总觉得对方是自己的同胞,下不了手,因此总是把仇恨发泄在犹太人身上(因为当时俄共领袖中有许多犹太人)。而布尔什维克则根本不管是同族还是异族,只要不是“阶级兄弟”,那就是根本不是人,而是活该被屠宰野兽,被无情扫除的垃圾。
总而言之,俄国内战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残暴血腥的一章,凡是看过《静静的顿河》的读者都该有点印象。哪怕从高尔基的小说中都能看出俄国普罗大众的野蛮兽性来。当这种沉睡的兽性被布党政府有意识地激发出来并加以娴熟的驾驭与利用,那就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
直到内战临近结束,这种大规模的genocide与atrocities都还在持续。那位后来成了苏联第一批元帅之一、至今还被歌颂为苏联军事天才的图哈切夫斯基杀起平民和战俘来也同样能干。在镇压塔姆波夫暴动中,他命令:
为此目的,他给负责指挥的军官送去了250桶氯气。在整个战役中,图哈切夫斯基动用了4万5千名士兵,706挺重机枪,铁甲列车,以及18架飞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区的一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二)
斯大林时代:一个人的革命
西方历史学界以及若干当代俄国历史学家一致公认,布尔什维克党人虽然同意了列宁的主张,发动了十月革命,但对这冒险是否能成功,他们开头也心中无数。用党魁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那时是“坐在手提箱上”,随时准备向国外逃亡。据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的研究,契卡谋杀了沙皇全家后(他的孩子们先被刺刀捅,后被契卡人员用枪顶住脑勺枪毙),把他们身上价值连城的珠宝搜刮一空,由负责指挥行刑的契卡头子带到莫斯科去,交给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用作布党党魁在万一失败、逃亡国外时的生活费。
布党之所以硬着头皮死撑下去,乃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在创造历史,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指明方向,新政权哪怕只能坚持一天,都能像巴黎公社那样永垂史册。一旦上了这贼船,那就开弓再无回头箭了,面对全国“阶级敌人”的汹汹反扑,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困兽一般拼死血战到底,什么冷血手段都能毫不犹豫地使出来。
1918年,内战在全国爆发,沙俄的军官们在列强支持下,组建了各式各样的“白军”,狼烟四起,布党控制的地域迅即缩小到当年莫斯科大公国的版图。然而出乎所有西方观察家的预料,一支匆匆建立起来的红军,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竟然击败了由沙俄将军们率领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不但歼灭了白军,把白党领袖们赶出国去,而且无情镇压了乌克兰和其他新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再度占领业已丢掉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诸共和国,使得版图恢复到接近革命前水平(除波兰、芬兰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外。列宁在内战结束后想抢回波兰,但红军在华沙城下吃了败仗,只好同意媾和。斯大林在30年代想抢回芬兰,同样吃了败仗,只好同意媾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则在30年代由斯大林经希特勒同意后派兵占领)。
这是为什么?已有学者作过大量分析。俄国学者拉津斯基认为,首先是因为白党的倒行逆施,他们想恢复革命前的秩序,把农民分掉的土地抢回来,再度骑在百姓头上当老爷,因而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次是白军军纪败坏;第三则是白军将领彼此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互不策应;第四则是他们总觉得对方也是“自己人”,内战是兄弟相残,并不是杀外族。屠杀同胞的念头总是在他们心底引起无从抑制的厌恶与恐惧,因而下不了辣手。而布尔什维克则用“党性”彻底取代了人性,用“阶级仇恨”消解了同族情。只要是“阶级敌人”,那就是理应被无情屠宰的妖魔。不杀光他们,劳苦大众就永远没有好日子过,红军将士因而把滥杀同胞当成了神圣的宗教义务。
在我看来,红党取胜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的主观优势。所谓“白军”,其实是个大杂烩,反革命阵营里云集着根本无法调和的各派势力:保皇党人、自由派、民族解放运动志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被布党的无情镇压赶到一起去的,如果没有布党,他们本身就要自相残杀——保皇党人岂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事?即使是在面临共同的死敌时,他们仍然不可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仍然要大打出手,例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无法容忍乌克兰独立运动,要千方百计去暗杀该运动的领导人。这种各怀异志、四分五裂的大杂烩,当然只会被布党各个击破。
反过来,布党则是高度团结的宗教军队,它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必胜信念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能鼓励基层战士为之献身;它奉行铁的纪律,由中央那个神经中枢如臂使手一般实行统一指挥;它由一群业已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意志如钢、目标明确、百折不挠、心狠手毒的职业革命家领导。人类历史上还从未见过这种可怕的“先锋队”。论主观优势,它确实是无敌于天下。
在我看来,这才是共党取胜的真正秘诀所在,就是那个革命前俄国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小的党,那支在二月革命初期无足轻重的政治势力,竟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胜出的原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不是“庶民的胜利”,而是职业革命家们意志的胜利,说穿了就是唯意志论的胜利,乃是对所谓“唯物史观”的无情嘲弄。纳粹自吹他们的胜利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这在布党面前可谓关云长面前舞大刀——和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比起来,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等人绝对是意志软骨病患者。
革命成功了,奇迹创造出来了,内战结束了,那又该怎么办?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列宁对马克思理论的独特贡献,乃是“把列宁主义的马车放在马克思主义的马的前面”。马克思的所谓“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这构成了列宁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焦点。孟什维克党人认为,俄国是个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并无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列宁也同意这点,然而他认为那毫不是问题,先把政权抢过来,再动用权力把那经济基础补上不就行了么?这就叫“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
这些学术争论都是在革命前进行的,等内战结束后,列宁才发现他征服的是一个残破的国家,工农业都饱受战祸,经济一蹶不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比革命前更薄弱了。于是他别无选择,只好宣布放弃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抢夺制度,改行所谓“新经济政策”,也就是靠走资来救命,赢得喘息空间。
我在回忆录中说,咱们的社会主义每逢搞到破产之时,就只能靠走资来救命。这种事我党一共干过两次,第一次是大饥荒后的“三自一包”,第二次则是文革后老邓的改革开放。没说的是,这其实也是从老大哥那儿学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老邓的改革开放也差不多:废除谷物强行征集制,代之以农业税,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进城“投机倒把”,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与西方做生意,等等。
这突兀的政策U转,赢得了浅薄的西方观察家们的好评,我记得连胡适都称赞过。一厢情愿盼望共党恢复人性的海外白俄更是心花怒放,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盛赞“那个辽阔的农民国家”终于恢复了常识,欢呼:“列宁是我们中的一个。列宁是俄罗斯真正的儿子。列宁是民族英雄。”
列宁公开保证,新经济政策要长期执行下去,然而他却在给克拉辛(我在《斯大林生父之谜及其他》介绍过此公)的信中说:“以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结束恐怖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将再度依靠恐怖,而且要依靠经济恐怖。外国人正在贿买我们的官员。……我亲爱的先生们,当时机到来时,我将为此吊死你们。”
尽管直到列宁死时,新经济政策都没有废除,然而那是迟早的事,只有盲人才看不出来。其理由有两条:
第一,如时任地方小官的赫鲁晓夫观察到的,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国营企业根本无法与个体企业竞争。新经济政策确能创造奇迹,让俄国经济特别是农业在短期内便起死回生,然而那只能导致私有企业的繁荣,并不可能自动造出社会主义经济来。相反,它越繁荣,国有企业便越没前途。布党决不能容忍这种事发生,迟早要动用权力“破私立公”,用暴力把一切私有企业干掉,让人为扶植的国营企业独霸天下。
第二,新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繁荣是按经济规律发展的,它只会制造出一个均衡发展的经济体系来,不可能单科独进,在短期内使得俄国变成一个军火工业大国,而这正是斯大林追求的战略目标。从伊凡雷帝起,老毛子便自命东罗马帝国的传人,以“解放全世界”特别是“解放欧洲”的拯救者自居,野心勃勃地要征服全世界。马列主义的“世界革命”学说为俄国人的这种民族病提供了时髦“科学包装”。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克里姆林宫新沙皇,斯大林害的这种民族病比正宗俄罗斯人还严重。这就是他何以一面强烈认同伊凡雷帝与彼得大帝(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m), 一面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点上,他与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如出一辙。
既然要解放全人类,那手里当然得有干货。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大区别就在这里。我在旧作中说过,革命战争与权力斗争筛选出来的赢家,一定是权术天才,是控制人与伤害人的高手,然而这种人是否有治国才能,就全得靠撞大运了。苏联和中国的区别,乃是斯大林不但是毫无人性的犯罪天才,而且具有出众的组织能力、治国才能与外交才能,不愧是政治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大师,而毛泽东虽然是权术高手,不幸却是治国白吃。因为深信从中国古书中能找到一切现实问题的答案,他毫无现代常识,也拒绝学会任何现代常识,因而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连“没有那个肚,别喝那碗醋”的民间谚语都不曾听说过,手中没有干货,还想作全世界人民的领袖,那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斯大林可是完全两样,他敏锐地把握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知道从一战开始,战争便成了所谓total war,比拼的不光是传统战争那些指标,诸如兵力、训练、战略战术、统帅与将领的指挥能力等等,更是国家的工业生产力(特别是重工业生产力)、运输能力、能源供给、科技水平等等。如果不让俄国的工业实现一个“量子跃迁”(也就是毛说的大跃进),在最短的期间实现工业化,则俄国根本无法维持原有的军事强国地位。事实上,从19世纪下半叶起,俄国的军事实力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根本原因就是这个。
在那段广为国人引用而又不知其来源的著名语录中,他把这心事说得清清楚楚:
“放慢(工业化的)步骤意味着落后,而落后者就要挨打。旧俄国的历史显示,因为她的落后,她一直在挨打:被蒙古大汗、被土耳其酋长、被瑞典封建贵族、被波兰-立陶宛士绅、被英法资产阶级打。挨打是因为落后——军事、文化、政治、工业和农业的落后……你们记得诗人的诗句:‘你贫穷而又富有,你强大而又无助,俄罗斯母亲。”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赶上。要么我们做到这点,要么他们粉碎我们。”
粗知俄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斯大林在这儿歪曲了历史,俄国打人的次数,要远远超过它被打的次数,因此它的幅员才会高达世界领土的六分之一。无论是蒙古大汗,是土耳其酋长,是瑞典贵族,还是波兰-立陶宛士绅,最后都被俄国打得落花流水,有的国家甚至变成了俄国的一部分。所以,“旧俄国”根本不是斯大林为了刺激俄罗斯沙文主义骄傲感而特地打扮出来的可怜巴巴的样子。
但斯大林也确实把他的心事说得清清楚楚:因为受到文明世界理所当然的一致敌视,苏共一直生活在外国武装干涉或入侵的恐惧中,又饱受“解放全人类”的野心煎熬。因此,无论是从自保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实现经过“马克思科学包装”的征服世界野心来看,苏联都必须在十年内实现工业化,获得强大的现代国防能力。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他这话是在1931年讲的,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恰在他开出来的时间表内,这预言之准确令人骇然。而正是在这十年内,苏联基本完成了工业化,靠庞大的军火工业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才最终赢得了二战那“引擎的战争”。如果苏联不曾这么干,那必然要如他说的那样,被纳粹粉碎了。
这就是斯大林的“一个人自上而下的革命”,兰博不可能发动“一个人的战争”(One man’s war),而斯大林凭着他天生的毫无人性,凭着他钢铁一般的意志,倒确实以一人之力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战争,不但彻底粉碎了俄国传统民间社会残余,而且砸烂了旧有的党国机器,把党国改塑为只有一个意志、只有一种想法、只有一个大脑的军队式组织。这代价就是无边的血海,俄罗斯人民因此遭受的浩劫,恐怕要远远超过被纳粹征服。
当然,这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贡献。他本是革命之子,是列宁同志的好学生,其国策处处闪耀着列宁主义的光辉。列宁以及其他布党理论家都是科盲,惟其如此,他们才秉承了19世纪的“拜科学教”的优良传统,个个是死硬的科学教徒。
所谓科学教,指的是用科学取代上帝,以“铁的客观规律”代替“上帝的旨意”(在中国则是“天命”)。这种浅薄思潮在19世纪颇为盛行,马克思就是在这大背景下大言不惭地将他的理论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
列宁和斯大林那俩科盲奉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个触目的特点,没有“人”的位置。在他们看来,人不过是“铁的客观规律”行使自身时使用的工具。因此,人的存在价值,只由他与“客观规律”的互动关系而决定。如果他的存在有利于“客观规律”发挥作用,那他就获得了存在价值。如果他的存在不利于“客观规律”发挥作用,则他就理应被无情消灭。把他干掉其实是客观规律自己在起作用,并不属于谋杀。因此,如果客观规律决定必须牺牲一半公民去换取社会进步,那顺应客观规律的先知先觉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除掉那一半生灵。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指出的光辉真理:如果全人类死了三分之一,换来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胜利,那还是合算的。
这就是苏式“理性共产主义”令人不寒而栗的特点:它极度 “理性”,绝对不受人类七情六欲的羁绊,超冷静地把人看成了类似砖石泥瓦的东西。斯大林的名言将这点说得清清楚楚:“我们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人,都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不是什么比喻,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与机器零件、生产原料等并无区别,是否需要某人存在,完全看他对那机器运转的作用如何。
据此,到了30年代,斯大林超冷静的理性判定,无论是老布尔什维克,是广大农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妨碍俄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绊脚石,都该搬走和砸碎,于是上千万生灵便为了俄国的腾飞,以令人发指的方式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三)
简短截说,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就是把一个人类社会改造成一台功能单一的庞大机器,为此对全社会实行了程映虹女士所谓“原子化”。
在苏联问世之前,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人类社会,总是由许多自然形成的民间社会组成的。所谓“民间社会”,就是把某种特定的人群组织于其中,实行自我管理的社会自治单元。例如欧洲从中世纪起就有各种各样的行会,把各行业的工匠、商人们组织于其中,行会领袖则代表整个团体对外争利。中国则实行所谓“宗法统治”,整个家族组织在一起,实施自我管理。
旧式统治者一般都通过这些民间社会来间接实施对国民的统治。官府充其量只能管理控制民间社会的头目,而民间社会内部则实行自治。官府一般并没有能力直接去干涉民间社会内部的事务,更不可能实行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
这种民间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控制力,要远远超过浮在社会顶端的朝廷或政府,其生存力也远远超过朝代的寿命。“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君王们来了又去了,如同走马灯一般更换,然而江流石不转,自然形成的民间社会(包括黑社会)却永世长存。哪怕是异族入主也无法打破草根社会的自治。满族入主中原,虽能强迫人民变发易服,却不可能废除各个家族奉行了几千年的宗法自治,更不可能改变或废除他们业已奉行几千年的行为规范(亦即“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斯大林却缔造出了一个与一切过往人类社会截然不同的崭新“国家机器”(光这用语都能看出马列的机械脑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丝毫不考虑人性,居然把人当成一种可以再生产的商品,可以化为符号,代入数学运算,整个忽略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各种各样的复杂动机,堪称人类历史上“隧道眼思维”之最)。在这种机器中再也没有了各式各样的民间社会,只有一个人脑,那就是国家领袖的,以及无数忠实的导线,将领袖的大脑与所有的“齿轮和螺丝钉”连接起来。
为了建成这史无前例的新机器,斯大林便不能不毁党造党,毁国造国,毁民造民,彻底粉碎俄国的一切民间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传统纽带统统切断,把杀剩下来的人改造为处在党组织全面监控之下、只与党导线连接的“齿轮和螺丝钉”。
如前文所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发明了革命党这个威力无穷的夺权武器,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则是把这个革命党改建成了一个强大的统治机器,这个机器不但控制了一切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全面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而且绝对没有自己的initiatives、立场和想法,唯一的功能就是绝对忠实地执行上面传下来的每一个指令,比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还更“机械化”些。
这个毁党造党的伟大任务是分两步完成的。第一步是把党变成真正的权力中枢。斯大林在担任了总书记之后,不动声色地把权力逐渐集中在党的手中,让自己的心腹当上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使得党组织不但主宰了国家命运,而且成了他个人的权力基础。靠这个强大的表决机器,他轻而易举地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越飞、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等众多的竞争对手,把他们赶出了党中央。
在这个阶段,他动用的是“合法手段”,亦即列宁收拾立宪会议的那一手。当年立宪会议开会时,观众席里坐的全是布党派去的丘八和工人们,不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说什么,他们都在下面鼓噪喝倒彩。后来斯大林在与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形成的反对派在中央全会或党代会上辩论时,中央委员或党代表们根本就不给反对派领袖发言机会。只要那些人往台上一站,下面就骂成一片:“滚下去!”“住嘴!”以及层出不穷的毛子下流话。说起来,斯大林在这方面还比列宁体面些,盖那些人还不是旁听者,都是有表决权的与会者。
但这种“合法手段”并不是“人已死,心不在”的彻底革命,因此他的第二步便是炮制基洛夫暗杀案,以此为借口大兴冤狱,举行了一场又一场的公开审判,枪毙了所有反对派领袖,成功地干掉了列宁所有的老战友,只留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那种当年的小角色作点缀。此后他更把冤狱扩大到各级党组织,先用内务部(NKVD,克格勃前身)大杀党官们,再依靠党组织大杀内务部的秘密警察,把全国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绞肉机。然后再把十月革命后才入党的新进提上来充任各级高官。
根据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苏共17大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捕,占总数56%,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98人在1937—1938年被枪决,占总数70%。经过这场血淋淋的大换血,列宁党便变成了斯大林党。两个党在人员组成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延续关系,与今日俄国共产党与20年代的苏共也差不多。
列宁党的特点是,第一,它是个“群雄党”。列宁只是最高领袖,下面还有众多领袖。这些人对治国有自己一套看法,当意见与列宁不同时还能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形成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列宁虽然在晚年有取缔这种“党内民主”的迹象,通过了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但终他之世,那种群雄并起的局面并未终结,左派反对派与右派反对派一直延续到大清洗之前。第二,除了党领袖之外,大部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都是文盲或准文盲,不具备实行“技术治国”的能力。
斯大林党则完全不同。首先,它是个“一人党”,奉行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大脑,一个意志,一种主张,一个声音”。第二,它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受过点技术训练的技术官僚。
这第二点之所以能实现,乃是斯大林开展“文化革命”的结果。这文化革命不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文化”倒确实有点相干。斯大林把那些参加过内战的青年大老粗送到技术学院去,加以打磨抛光。其宗旨便是,第一,树立对斯大林本人的绝对忠诚。第二,让他们获得点起码的科技知识,能作个称职的技术官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都是这种“文化革命”的产物。
不过这“文化革命”跟“文化”虽有点相干,但基本是负相干,因为它忽略了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人文情怀。相反,学生们接受的是反文明训练,被灌输的乃是与文明世界完全颠倒的价值观,例如将残忍视为坚强,将狡诈视为机智,将善良视为软弱,将慈爱视为伪善,将背叛视为忠诚,将忠诚视为背叛,将告密视为光荣,等等,等等。如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的那样,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在其中秘密警察竟然成了无数文艺作品歌颂的英雄好汉,而大批公民都以背叛亲友、向官府告密为荣,如当时的报刊骄傲地宣称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契卡战士”。
这其中最典型的,大概当数少年英雄巴维尔•莫罗佐夫(Па?ве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оро?зов)的故事。把英文维基百科的有关介绍翻译如下:
关于巴维尔•莫罗佐夫的最常见的说法如下:他出生于叶卡捷琳娜堡(当时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东北350公里的小村庄杰拉希莫夫卡的一个贫农家庭,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学校少先队的领导,也是斯大林集体化的支持者。1932年,13岁的莫罗佐夫向政治警察(格伯乌,芦注,即契卡后身,NKVD和克格勃的前身)报告了他的父亲。他父亲特洛费姆•莫罗佐夫是村苏维埃主席,据说“一直在伪造文件并卖给土匪以及苏维埃国家的敌人”。特洛费姆被判处十年劳改,后被处决。巴维尔的家庭不能容忍他的行为。同年9月3日,他叔叔、祖父、奶奶和一个堂兄弟谋杀了他和他弟弟。除了他叔父之外,所有的人都被格伯乌抓了起来,被判采用“最高级的社会防卫措施”——以行刑队枪决。
从苏联各地发出的几千份电报敦促法官不要对杀害巴维尔的凶手心存怜悯。苏联政府宣告巴维尔•莫罗佐夫为被反动派谋害的光荣的烈士。苏联各地竖起了他的塑像,许多学校和青年团体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歌颂他写出了一部歌剧和许多歌曲。他上过的杰拉希莫夫卡学校变成了圣地,苏联各地的儿童在学校外出旅游时前往该地参观。
在特洛费姆•莫罗佐夫案件调查过程中,他的妻子、巴维尔之母塔嘉娜•莫罗佐娃说,特洛费姆•莫罗佐夫经常打她,还把出售伪造文件得到的贵重物品带回家来。巴维尔那时才13岁,只不过是证实了他妈给出的证据。
苏联解体后,关于虚构巴维尔•莫罗佐夫一事出现了证据。
80年代中期,被苏联作协开除的异议作家尤里•朱日尼科夫(Yuri Druzhnikov)进行了调查,采访了还活着的目击证人,写了一部关于巴维尔的记实书籍。……英译本首次出现于1996年,书名是《1号告密者:巴维尔•莫罗佐夫神话》。在书中,朱日尼科夫全面驳斥了关于巴维尔一生的官方说法。例如对巴维尔的年龄、被杀害的日期,不同来源的苏联文学有不同的说法;苏联教科书上的巴维尔的不同照片显示那是几个不同的男孩;巴维尔被杀时不是少先队员;根据官方说法,巴维尔的祖父应对谋杀巴维尔负责。但朱日尼科夫说,他祖父因巴维尔之死而心碎,当那男孩失踪时组织了寻找,在审判中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尽管没有直说,朱日尼科夫暗示巴维尔是被一个格伯乌官员杀害的,朱日尼科夫在作调查时还见到了那个人。
卡特里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在她于2005年出版的《巴维尔同志:一个苏联少年英雄的兴衰》中同意朱日尼科夫的说法,认为官方说法几乎全是虚构的,证据粗略,绝大部分基于自称是证人的第二手报告。她说,巴维尔并没有告发父母,而是在一场无聊吵闹中被谋杀。凯利还指出,官方版本的重点随着时间转移,以符合当时的宣传路线:在某些说法中,巴维尔之父的罪行并不是伪造文件,而是囤积谷物;在其他说法中,他不是被报告给秘密警察,而是被报告给学校老师。在某些说法中,巴维尔被害的方式是用锯子锯下了头颅。他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显示了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跟雕像以及儿童教科书上的照片几乎一点都不像。还有人说,他几乎是个文盲,是在他父亲抛弃了家庭后,被他母亲威逼着告发父亲的。
凯利能够接触该案的官方档案,她说,朱日尼科夫关于格伯乌杀害了巴维尔的说法不太可能(unlikely,not impossible。中文完全无法区分这二者)。朱日尼科夫指控凯利大量抄袭了他的书,还说凯利“依赖于那些让她接触档案的人”,也就是格伯乌后身FSB的雇员们。
根据最近的调查,在苏联媒体中,杰拉希莫夫卡被描述为“富农窝”,那是因为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该村全体村民都拒绝加入由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当邻居干了什么错事时,包括他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家庭,巴维尔就告发他们。尽管巴维尔想加入少先队,但他不是队员。没有证据显示他的家庭参与了谋杀他的罪行。那事可能是一群挺能杰儿们干的,他们为一支枪与巴维尔发生了争吵。
熟悉我党宣传的同志不难立即认出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原型是哪儿来的。中国人缺乏原创力,什么都得从国外进口。苏联有卓娅,咱们就有刘胡兰;苏联有用胸膛挡机枪的马特洛索夫,咱们就有一模一样的黄继光。黄继光的英雄形象已被穆正新先生捅了个大窟窿,刘文学同志的真情如何,还有待史学家们去调查。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四)
从官方对儿童莫罗佐夫的表彰不难看出,斯大林缔造的新社会只有一个美德,那就是无限忠于他本人。只要做到这一点,则父兄可弑,亲人可卖,师友可诬,为一切其他形式的人类社会所强烈谴责的伤天害理的烂事都成了圣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背叛家庭”居然成了一种由政府公开提倡表彰奖励的美德,这种“新人类”真正实行了与人性的彻底决裂。
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斯大林那位前神学院学生的灵感来自于《马太福音》:“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在我看来,斯大林把这段经文改成了“爱我之所爱,恨我之所恨。我让你爱谁你就爱谁,让你恨谁你就恨谁。你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只能由我主宰。”领袖不但能任意支配子民的身体,更要如上帝一样,占有他们的全部灵魂。
在控制了一切宣传工具与信息来源之后,要在广大青少年中培养出这种邪恶的宗教情怀并不困难,然而对思想相对复杂、有机会接触神本人的党官特别是高官,光靠这种宗教忠诚显然就不够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发明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权贵阶级,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将控制或享受社会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资源都精细量化为一种严格按职位分配的特权,其中甚至包括常态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公民基本权利(诸如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
在这种奇特的制度下,高官们过着类似西方亿万富翁的生活,拥有宫殿般豪华的住所与别墅,各式各样的名车,庞大的奴仆队伍与保镖队伍,对国内外时事能享受西方普通公民的知情权。然而这一切都是职位决定的。在名义上,高官们乃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一旦失去职位,他们就变得比西方破产的资本家还不如,在瞬间内沦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卡冈诺维奇的孩子们在老爸被赶出中央后突然惊奇地发现,他们家连件家具都没有,原有的一切奢华享受都是国家免费提供的。类似地,罗点点在其回忆录中也说,所有在文革中倒霉的高官中就只有刘少奇家还有家具,因为那是王光美娘家的私产,并不是由国家免费提供的。这就是林副统帅为何要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
这种无比巧妙的设计,使得党官僚们享受到的一切都完全来自于斯大林的个人恩惠,而且是随时可以撤回的圣恩。西方政客和官员的权力与财富是分开的,丢掉权位并不会导致个人财产丧失,个人财务破产也不会影响拥有的权力。斯大林发明的新社会却实行了权与财的一元化,将财富变成了权力的内容之一,而能否保有权力,则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好恶。
这是胡萝卜,大棒则是“革命的惩罚之剑”——秘密警察的监控与严惩。斯大林把列宁发明的以特务治国发展为以特务治党,用特务机关去整肃党政军内一切他怀疑不够忠诚或是有碍于革命事业的人。只有在这个崭新的社会里,特务机关才超越了一切法规,凌驾于一切权力机构之上,获得了在任何其他社会中无从想象的空前的权力,而且还变成了为全民一致歌颂感激的革命英雄。所有的高官都处在特务们的严密监控之下,谈话都被监听,私生活细节都存在格伯乌的秘密档案中。据说特务头子叶若夫甚至有斯大林的档案。只要斯大林示意,任何高官在任何时候都会于瞬间内沦为阶下囚,不但失去全部家产,本人还要备受毒刑拷打,在公开审判中尽情糟蹋自己,歌颂斯大林,然后被枪决,其家人也常常被连坐,不是被枪决(如托洛茨基全家),就是死在劳改营里。
这种制度确保了党官僚们对斯大林个人的绝对忠诚,也哺育出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现行制度的坚定决心,构成了整个国家机器的坚强支柱。斯大林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发明家,其发明完全达到了原设计目的,党机器的每个成员都只有一个信念:作党的驯服工具,一切按最高指示办,保住既有权位,向上一级阶梯攀登。为了使得这信念长存,斯大林还周期性地肉体消灭高官们,为野心勃勃的新进们制造晋升机会。
毁党造党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皮雅塔科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的个人经历最能说明这一点。他原来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后来成了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他的名言是:“为了党的缘故,你能够而且必须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之内,便改变你的全部信念,强迫你自己相信黑的就是白的。”Sadly,这表白并没能救他于灭顶,1937年1月,他被判为外国间谍被枪毙。
斯大林的“毁民造民”的社会改建工程也同样取得了辉煌胜利,所有的城市居民都给纳入了无作不在的党组织监控网,处在四面八方的持续监控下。几乎所有的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当了告密者,向特务机关告发亲友邻居的一切可疑言行。
改造的重点当然是知识分子。列宁还能容忍所谓“同路人”作家存在,那就是说,只要讴歌布尔什维克及其革命,作家们尚保留了自由职业者身份,并不一定被纳入党组织的监控网。而且,只要作品的大方向正确,作家们还可以尝试不同的风格流派。到了斯大林手上,便“同路”也不准了,作家和艺术家们被统统编入作协和各种艺术家协会,不但自己成了官僚机构的配件,而且变成了 “人类灵魂工程师”,按党下达的任务去批量制造“齿轮和螺丝钉”。
对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斯大林则采用了具有浓厚毛子特色的“限制利用改造”政策。他发明了“监狱研究所”,把富有才华的发明家和设计师们抓进监牢去,让他们在里面潜心发明创造。著名的图波列夫设计局就是开在监狱里的,别特里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етляко?в)乃是该局的骨干,他们一道设计出了苏联最优秀的战术轰炸机图-2。另一位有名的飞机设计师波里加尔波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ика?рпов)甚至被判处过死刑。
斯大林的思路很简单:把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抓进大牢去,使得他们处于戴罪立功的惶恐处境,就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党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他们给关在牢里,就没有家务的烦扰,没有了任何私生活,可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还能日夜和同行在一起切磋,必然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来。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
有趣的是,斯大林一面谴责他们是国家的敌人,甚至可以判他们的死刑,然而在他们做出成绩来之后,又能为这些“人民的敌人”授勋,甚至把最高级的荣誉授给他们。例如“工业党”的“要犯”拉姆辛(Леони?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амзи?н)是莫斯科热能技术研究所所长,在1930年的审判中被判枪决,旋即改为监禁,在牢里继续他的研究,两年后获释,最终官复原职,并先后得到斯大林奖金、列宁勋章与红旗劳动勋章。上面提到的飞机设计师们也曾获得类似荣誉。
这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整个治国战略:让国家持续处于类似对外交战的紧急状态中,以渲染国内外假想敌的威胁制造恐怖气氛,使得每个人都有瞬间内被严惩的充分可能,因而处于戴罪立功的恐惧中,同时诱之以荣誉和物质奖励,以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的能量,将之用于建设。如果说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人的贪婪,那么驱动斯大林式共产社会的动力就要复杂得多:宗教激情、因彻底缺乏人身安全感而产生的入骨的恐惧以及对荣誉与物质奖励的渴求。
在“毁民造民”的社会工程中,斯大林面对的最大挑战,还是构成了人口的80%的俄国农民。
前文已经介绍过,有两个俄国: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橱窗俄国引入了西方文化,并由本国天才作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发展。但这不过是点缀在茫茫大漠上的几丛鲜花,除此之外更是农村俄国那无限广阔的天地。这两个俄国毫不相似,彼此并不搭界。生活在农村俄国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村民们,实行的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从未听说过本国的文化巨人们,遑论读过或欣赏过他们的杰作。农村俄国有自己的原始文化,奉行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橱窗俄国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世界。这与中国还不一样。如所周知,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名人都来自于乡绅之家。
最重要的是,农村俄国实际上是由村社统治的,那个村民自治体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其成员游离于国家权力网络之外,信奉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权威,不能被国家直接操控。对斯大林要构建的那个新式国家机器,它显然构成了最大的障碍。
这就是斯大林发动“消灭富农”和集体化两大运动的政治原因。一般学者只注意到了它们的经济原因,亦即使得农村沦为城市的殖民地,以疯狂掠夺农民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这当然不错,20年代苏联有个经济学派,提出的就是这个主张,而斯大林完全接受了该理论。布哈林在与加米涅夫的密谈中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加米涅夫:
“斯大林的路线是,资本主义是以牺牲殖民地为代价发展起来的。我们没有殖民地,而且没人会给我们贷款,因此,我们得靠勒索自己的农民。斯大林知道会遇到反抗,因此他的理论是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对它的抵抗也就会越来越激烈。”
这话再次显示了列宁和斯大林那种毫无人味的“超冷静的理性思维方式”。令人惊讶地是,这种思维方式跟中国许多识字分子竟然不谋而合。尽管今日中国国情与当年苏联截然不同,中国已经成了吸纳外资的强大黑洞,而且业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经济业已起飞,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却一再独立发现斯大林早在20年代便发现的“真理”。摩登帝师温铁军限制农民入城的一个理由,便是发达国家之所以能避免贫富分化,乃是这些国家向殖民地输出了贫民。而中国没有殖民地,因此,为了避免城市出现像南美和印度那种贫民窟,必须把贫民留在农村,不许他们入城。而老金他们学校的那位经济学家经过几十年的独立思考与反复求索,也得出斯大林的结论,主张必须坚决维护城乡居民之间的制度性不平等,确保“低人权优势”,以无情压榨农村贱民来发展国民经济,把“奴隶社会主义”做大做强。
这的确是斯大林对农村俄国宣战的经济原因。那思路也很明快直接:将农民悉数纳入由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场,使得国家能绝对控制粮食的流通,任意决定征粮数量,任意决定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所谓“剪刀差”),使得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变成制度,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去有意 “谷贱伤农”,用这种制度性掠夺将农民的血汗悉数搜刮入国库,换回外汇,购买工业起飞必需的设备,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说便是:
“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
连伟大领袖都知道,“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确,直到斯大林死,苏联的粮食产量都一直未达到革命前的平均水平。在世界历史上,除了“社会主义阵营”,还从未见过有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如此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地掠夺殖民地,使得其农村全部破产。而这居然是对本国农民干出来的!咱们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在津津乐道“羊吃人的西欧圈地运动”时,为何偏偏忘记了苏联和一系列卫星国的“党吃人”运动?
比起基于政治原因的种族灭绝来,经济上的掠夺温柔得有如天鹅绒。这政治上的原因,国内学者似乎只有秦晖教授看出来,他还没能直截了当地说出,那就是,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其实是一场旨在彻底粉碎农村民间社会,建立党对所有农民的直接监控的政治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它相当于中国的暴力土改,两者都是将农村“原子化”,粉碎既有的一切农村组织,并从根本上剥夺农民组织起来的可能,将整个农村纳入党撒下的天罗地网,使得农民彻底丧失主动或被动抵抗的能力。
如布哈林披露的那样,斯大林预见到了这必然是场血腥的战争,为此甚至发明了“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就越激烈”的理论,作为发动这场战争的舆论准备。如他过去向列宁保证的那样:“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他无与伦比的铁石心肠与超人的意志,决定了他为达目的使出来的恐怖手段,将令革命后的红色恐怖相形见绌,而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则处处“血雨随心翻作浪,白骨着意化为樵”。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五)
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布置了新的一年的任务:消灭富农阶级,在一两年内实现全国农业集体化。
农民们大吃一惊,他们还记得, 1925年4月14日的《真理报》发表了布哈林同志的文章,对农民发出庄严号召:“致富吧,增加你们的财产,不要担心它们会被人从你们那儿拿走。”那还仅仅是4年前的事。
而且,那不光是布哈林的主张,也得到了斯大林的全力支持。那阵子斯大林同志为粉碎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匪帮,与右派布哈林结盟,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季、加两人主张实行农业集体化,而布、斯坚决反对。在激烈的论战中,季、加被斯大林嘲笑得体无完肤。没想到等两人被打倒后,斯大林却原模原样地重复了季诺维也夫的话,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政策主张。
这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同志“随机应变信如神”的高度的革命灵活性,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如出一辙。托洛茨基是提出结束“新经济政策”、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人。他还提出了若干设想,诸如修建第聂伯河水电站,却遭到斯大林的无情嘲笑,说一个农业国把钱花在那上头,犹如农民买部留声机而不是买头牛一般。然而在他击败托洛茨基后,最先搞的大项目就是请美国人来修建那个水电站。
布哈林明明见过这种把戏,然而还是要深感震惊,当他在1928年7月间得知斯大林作了那个“大转变”之后,忍不住跟老斯大吵一架,然后去秘密会见他当初伙同斯大林打倒的加米涅夫,大骂:“斯大林是成吉思汗,是个为了掌权不惜牺牲一切的毫无顾忌的阴谋家……他根据下一步要搞掉谁而随时改变理论。”并提出要与季、加联手把斯大林搞下去。可惜加米涅夫知道斯大林的厉害,立即向斯大林告发,最后是谁都没好下场,统统给斯大林枪毙了。当然这也不能怪老加,即使没他告发,格伯乌(苏联特务机关,先后名称为契卡-GPU-NKVD-KGB)也早把他们的秘密接触查得清清楚楚了。
布哈林的垮台,意味着斯大林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他对农民的革命战争了。那是一场四面出击的伟大的歼灭战,同时在几个战线上展开:消灭富农;消灭宗教;消灭民族主义;消灭民间文化;彻底铲除农村民间社会,代之以由党操控的集体农庄;以及用人造大饥荒彻底粉碎农民的反抗意志。
消灭富农贯穿了集体化运动的始终。在共党国家生活过的人不难立即看出这伟大部署的多重目的:第一,它和中国的“土改”一样,旨在煽起农村的“阶级仇恨”,撕裂族群,以此铲除农村的民间社会,实现农村“原子化”。第二,它能起到杀鸡训猴的作用,造成普遍的恐怖气氛,使得农民因恐惧而“被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第三,它为无情镇压反抗者提供了方便的罪名,任何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管富裕程度如何,瞬间内便能被贴上富农标签而遭到整肃。正是为了这一点,斯大林有意采取“模糊治国”的高招,对什么是富农(кула?к)从未给出明确划分标准。
消灭富农与集体化由地方的三驾马车领导进行(也就是咱们的“三结合”):格伯乌、地方党委、地方苏维埃的一把手组成该地区的领导班子。除此之外,党还动员了城市的大批积极分子,让那些对农业一无所知的愤青们接受两周的培训,随即派往农村参加消灭富农、组建集体农庄、抢夺谷物等一系列革命活动,最后便留下来作集体农庄主席。
消灭富农的具体过程是,先发动村子里的贫农,让他们监视富农,不许他们逃跑,然后再由格伯乌部队以及工人积极分子将所有的富农抓起来,净身出户,连炊具衣物都不许带,集中后押上运载牲口的货车。车顶安装了探照灯,车厢内有武装哨兵,以防犯人逃跑。犯人们被火车拉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某个地方后,再被武装押送步行到交通闭塞的不毛之地去,就此被扔在那儿,任其自生自灭。一位前德国共产党人Wolfgang Leonhard曾遇到一位幸存者,后者描述了他们在哈萨克斯坦的“定居地”:
“地上钉了些桩子,上面写着:‘五号定居地’,‘六号定居地’,等等。农民被带到这儿,被告知他们现在得自己照料自己了。于是他们只好在地上掘洞(作为栖身之地)。大批的人在最初几年内就死于饥寒交迫。”
这种土拨鼠式的穴居方式似乎深骇物议,然而在文明的俄罗斯并不罕见。二战中大量民居被毁,许多resourceful的俄国人就住在这种洞穴里。喜欢看《历史频道》的同志应能在文献片上看到这种镜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外国记者是怎么逃过特务机关无作不在的监视,把它拍下来的。
有的苏联经济学家(大概就是想出“剪刀差”的无耻勾当的那伙人吧)觉得应该苏维埃政权应该利用废物,建议让富农们去开垦处女地。这就是典型的“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他们不知道斯大林此举根本不是出于经济考虑,他要的是肉体消灭那群假想敌。后来他在与丘吉尔的会谈里坦率承认了这一点。
根据丘吉尔的回忆录,他问斯大林,苏德战争是不是与集体化一样艰难。斯大林说:“不,集体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那意思就是集体化更可怕。丘吉尔说他也想到了这点,因为斯大林要对付的是几百万平民。斯大林纠正道:“是一千万,真可怕,它持续了四年。但那对俄国是绝对必需的,如果我们想避免周期性饥荒,想用拖拉机耕地的话,我们必须实现农业机械化。如果我们把拖拉机交给农民,他们在几个月内就会把它搞坏。只有集体农庄的车间能使用拖拉机。我们花了很多麻烦去说服农民。但跟他们讲理根本就没用。等你对一个农民讲完了所有的话后,他说他得回家问问老婆,问问他的牧人。等他和他们谈完后,他总是回答说,他不想要集体农庄,不需要拖拉机。”
“这些人就是你们叫的富农么?”丘吉尔问道。
“对”,过了一阵,斯大林说,“整件事都很坏,而且很难——但那是必要的。”
“那些人结果如何?”丘吉尔问道:
“嗯,”斯大林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意跟我们走。有些人在托姆斯克或是伊尔库茨克省或是更北面的地方分到了自己的耕地。但大部分人名声太臭,被他们的雇工消灭了。”
对外国人,斯大林倒很痛快,直接承认所谓“富农”就是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而说服动员对他们毫无用处,只能采用暴力消灭。其实许多“富农”情愿献出所有的家产,只求不要流放他们,然而当局毫不手软。而且他还承认,大部分人都“被自己的雇工消灭了”。斯大林同志忘记了,犯人怎么还可能有雇工?丘吉尔想到千百万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个冷颤。而负责翻译这段对话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尽管毫无证据,却坚持说他们是被NKVD小分队干掉的。
其实何必烦劳特务们?借俄国严酷的大自然之手岂不更省事?这就是斯大林的原设计目的。无衣无食无住所无生产工具,被扔到暴风雪肆虐的旷野上去,只有大罗金仙才能活下来。据历史学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干在北极圈内的“定居点”内的所有的人,连同看守他们的格伯乌警卫在内,都给活活冻死了。
消灭宗教的战争与消灭富农同时打响。大部分村庄的教堂都被关闭或索性被拆毁,屋顶上的十字架被敲了下来。修道院被关闭,僧侣们统统被捕。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历史建筑就毁在这个时期。
消灭民族主义的主战场则在乌克兰。前文介绍过,俄国最早的国家雏形乃是公元880年建立的“基辅罗斯”,它要比莫斯科公国的成立早500多年,比伊凡雷帝建立的帝国早667年。因此,论历史,乌克兰比俄罗斯还悠久,而且一直是个独立国家,直到18世纪才被俄国吞并。乌克兰人乃是俄国第二大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而且民族意识很强烈,在内战期间曾争取过民族独立。因此便被坚持大一统的克里姆林宫新沙皇视为眼中钉,一直是他反复清洗的重点对象。那儿开展的集体化运动当然要以此为主要目的。
打击的首要对象当然是民族精英,运动一开始,格伯乌便逮捕了5000多名乌克兰知识分子,将该国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一网打尽,接下来便是消灭民间文化。乌克兰一个重要民族文化遗产,就是它的大批的流浪民间艺人。这些人多是盲人,类似我们的说书先生,到处流浪,靠演唱民歌与民间史诗为生,歌颂乌克兰英雄,将历史以口述方式代代相传,告诉人民他们作为独立国家的光荣的过去。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存在,构成了乌克兰的重要的民族认同,当然不能为社会帝国主义所容。于是几百名盲人艺术家便被当局邀请去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去了后却统统被捕,绝大多数被枪决。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愤怒地谴责道:
“(流浪民间艺人保留下来的)所有那些歌,那些音乐,那些诗歌,是活的博物馆,是国家活的历史。然而他们却几乎全都被枪决了,那些可怜的盲人几乎全被杀害了……伤害一个盲人——世上还有比这更卑鄙的事么?”
最重要的任务,当然还是以集体农庄代替村社,实行公民的原子化。和毛泽东发动公社化时一模一样,斯大林同样只号召组织“突击队”,发动集体化战争,但他却不告诉下面该怎么去打这场仗。关于集体农庄如何组织,规模多大,如何结算,如何发工资等问题都未作具体规定,运动便这样轰起来了。
集体化引来了农民的强烈抵抗,若干地区的农民甚至揭竿而起,使得当局不得不动用正规军镇压。当主动抵抗无效后,农民便采用消极抵抗,大肆宰杀牲畜。仅在1930年头两个月内,农民便宰掉了一千四百万头牛,占全国养牛总数的1/5,占总数1/3的猪和占总数1/4的山羊与绵羊。由此造成的损失,苏联在此后25年内都没能恢复。
斯大林对死人毫不在乎,但损失国家财产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于是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谴责下面的干部“过度热心”,违反了“自愿加入”的原则,搞强迫命令。他恩准农民可以自由退社,还让格伯乌审判和枪决了若干积极执行他的指示的积极分子们。
既然恩准退社,农民哪还会跟你客气?立即就有许多农户申请退出,可惜他们很快就发现,百姓是怎么也玩不过共党的。退给他们的土地并不是他们入社时被拿走的那些,而是边远的废地,不是沼泽,就是荒地,而且牲畜和农具都不发还,种子粮也迟迟不发下来,政府派给他们的农业税还特别重,单干根本就活不下去,于是他们只好再度“被焕发”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再度“被自愿”加入农庄。
就这样,到了1931年,斯大林规定的战略目标业已基本完成:大部分农户都入了社。然而根据他的“社会主义越进步,阶级敌人的反抗也就越激烈,阶级斗争也就越激烈” 的公式(这其实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他好像忘记那些人都死在极北苦寒之地了)、反革命、外国间谍、民族主义者渗透进了集体农庄乃至各级党委,从内部破坏颠覆革命事业,抗粮抗捐,瞒产私分,企图在城里制造饥荒,迫使共党屈服。于是他断然决定给农民上一堂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课,从此知道什么叫“饥荒”。
时任政治局委员、乌克兰第一书记的柯西沃尔(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在1930年夏季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
“农民们采用了新战术。他们拒绝收获庄稼,想让麦子烂在地里,让饥荒扼杀苏维埃政府。但敌人估计错了。我们将向他们显示什么是饥荒。你们的任务是制止富农破坏收获,把最后一粒粮食收进来并立即交到交粮处。农民们没在干活,他们指望靠藏在地窖里的旧粮为生。我们必须强迫他们打开那些地窖。”
这证词得到了叛逃到西方去的克拉夫钱科(Викт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равченко)的证实,据他说,当他被派到乌克兰去开展集体化运动时,发现当地谷仓里有大量的储备粮,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却在活活饿死。他于是违反党的指示,借给农民一点粮食,中央委员哈达耶维奇却带着一伙人却来找他,对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是个未来的工程师,也是个好党员,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一场无情斗争正在农民和我们的政权之间进行。这是一场生死斗争。今年是对我们的力量和他们的耐受力的一场考验。需要一场饥荒来告诉他们谁是这儿的主人。这饥荒已经使得数百万人丧生,但集体农庄制度就是要在这儿存在下去。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斯大林作了一系列严密的部署:调兵封锁了乌克兰-俄罗斯边境,不许饥民流出,严禁外面的人带粮食进去;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内部护照”亦即身份证,只有城市居民可以拥有身份证,凭证获得定量供应,而农民则没有,因此只能终生呆在出生地(其实也就是咱们的户口制度);派出工作队去挖地三尺,把农民最后的一粒粮食抢走。一位后来忏悔了的工作队员在《一个真正的信徒接受的教育》中回忆了他的一次抢劫经历:
“我听到孩子们在呛咳、尖叫。我看到男人们的眼光:恐惧,哀求,充满仇恨,迟钝的冷漠,那仇恨或是会被绝望熄灭,或是会被半疯狂的大胆的蛮力燃起。‘拿走吧,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吧。炉子上还有一罐甜菜汤。它是素的,没有肉,不过还有点甜菜、洋白菜和土豆在里面,还有盐!公民同志们,你们还是把它拿走吧!给你!等等,等我把鞋子脱了。这双鞋补了又补,不过兴许对无产阶级,对我们亲爱的苏维埃还有点用处。’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完全是酷刑折磨,参加这烂事就更糟糕了……我说服自己,向自己解释:我不能心慈手软,我们是在完成历史的必然。我们必须尽到革命的职责,我们是为社会主义祖国获取粮食……
我看到了‘全面集体化’意味着什么——他们怎么把人定为富农又怎么消灭,他们在1932-33年冬天怎么无情地剥夺农民。我自己参加了这场运动,洗劫乡村,到处寻找藏着的粮食,用铁棒敲击地面去找埋着的粮食。与其他人在一起,我倒空了老人们的储藏柜,对孩子们的哭喊无动于衷……
在1933年那个可怕的春天,我看到人们因饥饿死去,我看到肚子膨胀的女人和孩子变成青色的,他们仍在呼吸,但目光空虚,了无生气。还有那些死尸——穿着破烂的绵羊皮袄和廉价的毡靴的死尸;农舍里的死尸;沃洛格达融雪里的死尸;哈尔科夫桥下的死尸……我看到了这一切,但我并没有发疯。我也没有诅咒那些人,他们在冬天派我去抢走农民谷物,在春天又派我去说服那些步履维艰、骨瘦如柴或是肿胀的人到地里去,‘以突击队员的作风完成布尔什维克的播种计划’。我也不曾失去我的信仰。就像过去一样,我相信,因为我想相信。”
饿成那样,为何不偷庄稼?斯大林同志早就深谋远虑地想到这点了。1932年7月间,他发布了法令,任何胆敢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都要被枪决或是判十年徒刑,而且不许被赦。这法令被农民称为“五穗法”,意思就是只要偷盗了五穗麦子就得被枪毙或是判处十年徒刑。这法令得到了雷厉风行的执行。光是哈尔科夫(乌克兰当时的首府)一地,一个月内便判了1000多人的死刑。
于是农民不管怎么饿得受不了,都只敢吃自己的孩子而不敢去碰集体的粮食。当地苏维埃为此印制了大量招贴,忠告农民:“吃自己的孩子是一种野蛮行为。”何等红色幽默!原来,在无产阶级领袖看来,俄国人民有吃自己的孩子的野蛮习惯,需要他们耐心教育,移风易俗!
不过这陈规陋俗还真难破除,二战后乌克兰再次发生饥荒。赫鲁晓夫的下属敖德萨党委书记告诉他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下乡视察,在一家农舍里见到一位农妇把儿子的尸体放在桌上切,一边忙活一边聊天:“我们已经吃了马涅契卡(女孩爱称),现在我们要把万涅契卡(男孩爱称)腌起来,这能让我们过上一阵子。”
国际社会听到饥荒发生,主动组织援救。国家元首加里宁和外长李维诺夫却出来坚决否认饥荒存在,《真理报》连续发表集体农庄庄员们的决议,歌颂乌克兰的大丰收,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诽谤,坚决拒绝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援助。英国小说家萧伯纳被苏联政府请到乌克兰去,访问了一家“模范集体农庄”,回国后到处说所谓饥荒是造谣。然而仍有极少的外国人设法到了乌克兰,报道说乌克兰的万里良田完全成了长满了杂草的荒地,那是因为农民饿得再不可能下地干活了。
饥荒于1932-33年冬发生,于1933年5月到达高潮。但斯大林毕竟还是需要出口谷物挣外汇,而乌克兰乃是全欧洲著名的粮仓。因此他一方面将俄国的农民移居进去,以补充当地大量损耗的劳动力,一方面从1933年2月底起便开始向乌克兰发放种子粮。4月间,他批准发放一点储备粮,让农民恢复点体力去从事春播,5月间,他总算允许地方当局发放点救济粮,为灾民提供医疗救护,并为集体农庄提供牲口饲料,于是死剩的农民又逐渐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
不过乌克兰人民似乎还是没学会斯大林试图教给他们的那一课,仍然梦想独立,为此在二战期间发动了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直到50年代初才最终被苏军镇压下去。几十年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脱离了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
尽管其他一些地区也受了害,大饥荒主要发生在乌克兰,于是世界历史上在希特勒的Holocaust之外,又多出了个斯大林的Holodomor (乌克兰语Голодомор)的专用名词,那意思是“以饥饿手段进行的谋杀”。无可争议的是,那饥荒不是歉收引起来的——1932年在乌克兰是个丰收年。学界有争议的是两点,一是死亡人数。二是那到底是政府的工作失误造成的,还是蓄意进行的冷血谋杀。
对死亡人数估计出入很大,最低为1百万,最高为一千万,多数采用的数字是7百万。我个人认为这恐怕是个无法查清的问题,因为那年头死亡原因实在是五花八门:饿死的,被政府枪决的,受酷刑扛不住死掉的,劳改死的,被流放到死亡地带去冻饿而死的……谁有本事能查清光是饿死的究竟有多少人?能肯定的就是,斯大林亲口承认流放了一千万“富农”,而其中大部分都死掉了。但那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农,并不光是乌克兰一国的,也不是在乌克兰饿死的。
第二个问题也有争论,即使是斯大林的辩护者,现在也不敢再否认乌克兰发生过大饥荒,只是把它说成工作失误,犹如咱们的大饥荒一般(咱们的大饥荒之所以发生,乃是领袖是个惊天动地的白吃,倒不是蓄意谋杀,虽然客观效果令乌克兰的Holodomor黯然失色,但论主观动机则跟斯大林的故意犯罪毕竟不同)。
乌克兰的独立使得这个问题脱出了单纯的学术范畴:俄罗斯绝不会接受乌克兰的指控,亦即那是斯大林故意进行的种族灭绝。普京同志已经把这点说得很清楚了:一个国家不能糟蹋自己的过去,必须尽可能加以粉饰,否则就会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
不管怎样,2003年11月10日,25个国家包括俄国、乌克兰与美国,在联合国签署了纪念Holodomore70周年的联合声明,其序言说:
“在前苏联,几百万(millions,英文数词很模糊,此词泛指从几百万到几亿,今姑译为“几百万”)男女儿童作为牺牲者,倒在了极权政体的残酷的行动与政策之下。1932-1933年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Holodomor)夺去了7百万到1千万无辜生灵的性命,变成了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悲剧。为此,我们注意到纪念这场饥荒70周年的追思仪式,尤其是乌克兰政府组织的仪式。
在追悼乌克兰悲剧的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也纪念在伏尔加河地区、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以及前苏联的其他地方的死去的几百万(millions, 可以是几千万,无法准确翻译)俄国人、哈萨克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代表,他们因内战和强迫性集体化而死去,在后来人的良心上留下了深刻的伤疤。”
最后一句话我难以同意:毛子有什么良心?真有良心的民族,还会出列宁斯大林那种怪物么?
2008年3月间,乌克兰和其他19个国家的政府认定,苏联政府的行为是种族灭绝(genocide)。2008年10月23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认定Holodomore是反人道罪行。乌克兰政府之所以要在国际舞台上折腾此事,乃是因为毛子政府最近赖账,说那并不光是针对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也一样饿死,因此说不上是种族灭绝。
我个人觉得,倒在那场大灾荒的人虽然主要是乌克兰人,但的确并不光是乌克兰人,而“种族灭绝”是专门针对某个民族的灭绝性屠杀,因此毛子的强辩也有点道理,不过毕竟还是不能成立,否则希特勒搞的也不是种族灭绝了——他并不光杀犹太人,同样也杀吉普赛人乃至本族的智障人士与精神病患者。
我觉得,争论这类术语似乎没太大意义,关键问题是必须确定,这场大饥荒是斯大林故意制造的,目的是大量饿死乌克兰农民,使得他们从此丧失反抗的胆量。此乃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以贯之的“有组织的恐怖”,为列宁同志亲自提倡,由捷尓任斯基同志亲切宣讲,斯大林同志不过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把大规模集体处决改为以饥荒杀人罢了。
必须承认,从设计构思来说,Holodomor要比Holocaust更巧妙百倍。它不但不需要繁难的技术,不需要任何硬件和交通设施,而且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抵赖。这就是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为他抵赖,说那饥荒不是故意制造的。的确,除非亮出他的手令来,否则谁也无法说他拿到了谋杀的真凭实据。而斯大林就是再傻,也绝不会去留下此类罪证。从这点来说,斯大林同志真是比希特勒同志高得多,是世上几百年才出一个的罪犯天才。据布哈林说,斯大林同志曾对他说:“你和我都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什么都不是。”在我看来,应该是斯大林对列宁同志说:“你和我都是喜马拉雅山,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诸小丑什么都不是。”
即使如此,在我看来,他的杀人动机仍然是昭如天日,连盲人都能看见。上文列举的证据不必说,只需看看苏共在此前此后发生的饥荒的应对措施就够了。革命前俄国发生过的最恶劣的饥荒,是1888的旱灾引发的,一共饿死了37.5-40万人。这与布尔什维克无关,只是给出来证明“新旧社会两重天”。布党执政后,1921年,伏尔加与乌拉尔地区发生大饥荒,估计饿死了五百万人。饥荒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长达六七年的战祸,其次是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使得农村破产,最后是时断时续的旱灾。
饥荒发生后,苏俄政府并未隐瞒,也未拒绝国际社会救助,因此饥荒的真实情况能被外国人报道出去,其可怕情景被拍了下来用作募捐广告。
列宁当然也在救灾中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冷血,例如最先提出援助的美国人要求自己能安排铁路运输,并能公平地将救济物资发到所有需要的人手里,列宁将此视为干涉内政而断然拒绝。但他后来还是同意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援助,只是布党实在太下流,一面接受国外运进来的救济粮,一面向国外出售谷物,使得国际救灾粮化为苏俄政府的外汇,国际慈善机构因此决定停止援助。但不管怎样烂污,列宁第一没有故意制造那饥荒,这饥荒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祸,但并不是蓄意制造的;第二不曾向国际社会隐瞒灾情;第三不曾无条件拒绝国际援助;第四布党政府虽然救灾不力,甚至把这当成创汇机会,但毕竟没有禁止他人救灾。
在此之后乌克兰也发生过饥荒,那就是上文提到的1946年因头年干旱导致的饥荒。斯大林将征购粮订得很高,让集体农庄连种子粮都没能留下。赫鲁晓夫眼看饥荒即将发生,冒死多次向斯大林进谏,请斯大林降低征粮定额,甚至还请斯大林批准向集体农庄庄员发放粮食定量卡。虽然他惹得斯大林龙颜大怒,被多次骂得狗血淋头,但斯大林最后还是同意批给赫鲁晓夫一些食物制品、种子粮和钱,让他去乌克兰开施粥厂(我这是借用传统中国的救灾方式,赫鲁晓夫办的是供应免费汤的食堂),因此侥幸避免了大饥荒再度发生。
1921年的饥荒还可以说是列宁当家。但1946年乌克兰的起码救荒措施却是斯大林批准的,说明他那次并不想故意饿死乌克兰人。因此,如果他真无杀人之意,地方长官犯颜直谏,让他认识到后果的严重,他还是会采取点起码救荒措施的。
然而1932-1933年发生的饥荒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地方长官包括上面说的那个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书记柯西沃尔与哈尔科夫区委第一书记捷列霍夫都曾向斯大林苦谏过,然而换来的却是大清洗。整个乌克兰共和国中,被撤换的地区书记高达237人,被撤换的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高达249人。就连柯西沃尔本人也在1938年被捕,于次年被枪决。
由此可见,斯大林对这两次饥荒的态度完全不同。第二次不是他故意制造的,倒确实是高估了产量,低估了灾情(据说是赫鲁晓夫报喜不报忧的结果),因此他在得知了真相后,尽管老大不愿意,毕竟还是同意救灾了。而他对第一次饥荒的反应表明他完全知道实际情况(否则就不会派部队封锁乌俄边境了),但不许别人说出真情,也不许国际社会援救,还坚持让部下把农民的粮食抢光。直到他觉得把农民教训得差不多了,才赶在春播前发放点种子粮,并发点粮食让幸存的农民恢复体力。这good timing本身就说明了那是事前计划得何等精密的冷血谋杀.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六)
首先更正前文的一个错误,在介绍斯大林与丘吉尔谈论消灭富农的运动时,我说:
“丘吉尔想到千百万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个冷颤。而负责翻译这段对话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尽管没有出示证据,却坚持说他们是被NKVD小分队干掉的。
其实何必烦劳特务们?借俄国严酷的大自然之手岂不更省事?这就是斯大林的原设计目的。无衣无食无住所无生产工具,被扔到暴风雪肆虐的旷野上去,只有大罗金仙才能活下来。据历史学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干在北极圈内的‘定居点’内的所有的人,连同看守他们的格伯乌警卫在内,都给活活冻死了。”
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忽略了 “消灭富农”的第二个步骤。那运动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将全国的“富农” 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不毛之地去。这一步据斯大林说花了四年功夫,那就是1930-1933年。在此期间,“富农”们的死亡主要是饥寒造成的,倒并不是直接被枪决。第二步则是肉体消灭与劳改。1937年7月 30日,NKVD发布 00447 号命令,下令在法外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该命令将镇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枪决,第二类是关进劳改营,并为各地区给出了两类镇压的指标,例如白俄罗斯预计将枪毙两千人,劳改一万人。然而这指标都被各地超额完成了。据统计,在1937年至1938年间,有669,929“前富农与反苏分子”被捕,其中376,202 人被处决,其余被劳改。
因此,我在前文说的不对,斯大林是以“多种经营”的方式来消灭“富农”的,既充分利用了俄国严酷的自然环境,又使用了所谓“专政工具”,先让“富农们”冻饿而死,再将幸存下来或枪决,或是用苦役折磨致死。此外,为国人熟知的“按指标镇反”、“按指标反右”的“计划政治”的发明权也不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属于斯大林。
红彤彤的新世界
斯大林一手发动的毁党造党、毁军造军、毁国造国、毁民造民、毁文造文的革命运动都取得了辉煌胜利,他终于用铁腕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锻造出了一个与一切已知文明社会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论毁党,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除了他的心腹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寥寥几个当年的小角色,都被干掉了。虽然出席苏共17大的代表中有44%弱逃过了1937-1938年的大清洗,第17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不到30%的人幸存下来,但这些人基本都是在十月革命后才参加革命的。十月革命时除列宁外的六名党领袖中,4名被处决,1名(托洛茨基)先被驱逐出境,后被斯大林派特工暗杀,活下来的只有斯大林一人。从十月革命后到列宁逝世前,除列宁与斯大林之外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4人被处决,1人自杀,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前文提到的那些老革命,诸如率领攻打冬宫的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沃夫谢延科、驱散立宪会议的卫队长捷联兹尼雅科夫、指挥谋杀沙皇全家的契卡特务头子等人,统统都在大清洗中给枪毙了。
总而言之,合全世界反动派之力,能杀掉的共产党人恐怕还不如斯大林杀掉的十分之一。他肉体消灭了全部俄国的革命乱党以及所有其他政党,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保皇党人等等与他们昔日的死敌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监狱里大团圆,携手同归西天极乐世界,因而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毫无政治反对派(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的)的“大同世界”。“只能服从,不能怀疑,更不能反对上级”从此成了俄国人民生死第一诫。
斯大林的造党则包括两方面,一是经过技术学院研磨抛光的新秀们(诸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提上去,取代被他干掉的老布尔什维克大老粗。坐着火箭上去的新秀们都是苏维埃掌权后才参加革命的。他们并不知道此前党的历史,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一无所知。与老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对国事党务并无独立主张与见解,只知狂热效忠斯大林,完全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驯服工具。老布尔什维克们是革命家,新贵们则是狂热虔诚的宗教信徒。随着这更新换代,苏共就彻底完成了向一神教教会的彻底转变。奥林比亚山上诸神纷纷凋谢,让位给斯大林那唯一的救世主。
此外,相对老布尔什维克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而言,新贵们好歹受过点技术教育。这些人当权,使得苏联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技术治国”的国家,也就是国政的决策丝毫不以民意为依归,而以所谓“科学规律”为指针(也就是咱们今日说的“科学执政”)。在那个官僚集团手中,治理一个国家便如同摆弄一部机器,只需按照操作规程即可,根本不用考虑“机器部件”们的主观意愿,此之谓“计划管理”。
造党的另一方面,是斯大林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面具,把党官僚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特的“新阶级”。
在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及其战友们还保留着革命者的清教徒作风与所谓“平民政治家”风度。尽管握有老统治者做梦也想不到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还讲究点“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列宁时常到工厂讲演,衣着朴素,接待内外访客也不讲究排场,随随便便地就从书房里走出来。斯大林的妻子在赫鲁晓夫那个学院上学,和平民一样挤公交车,而且还时常没钱用,写信跟斯大林要零用钱。看一眼革命领袖们留下来的照片,你就会发现那伙人完全是俺们公社里走出来的队干部,浑身散发着马厩的气息,与沙皇和贵族们的包装完全不同。
斯大林把老革命们统统枪毙后,便把党官僚改造成了个权钱高度统一的新阶级。新贵们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豪华的宫殿与别墅、有外国进口的最高级名车、有庞大的保镖与侍从队伍,有外人不得涉足的商店、宾馆、专列、专机、包厢等等,甚至垄断性地占有辖区内最好的大夫与护士,享受辖境内最优秀的医疗保健,这是老统治者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斯大林犹嫌不足,还仿效资本家,给身边的权贵发红包。除了斯大林和接受者之外,谁也不知道那钱是多少,也从来不入账。国库直接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钱包。
然而在名义上,这些人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一切连西方亿万富翁都无从指望的奢华享受完全来自于其权位,在名义上属于国家而非他们私人。而能否保有那权位则完全取决于斯大林对他们的好恶。一旦丧失权位,他们享有的一切财富便顿时化为乌有。这便造出了特殊的新阶级的两大特点:第一,权位高于性命。第二,深知“丧失政权便丧失一切”,无路可退,不能不背水一战,将现行制度维持到底。这保证了他们在当初的革命理想幻灭之后,仍能保持对现制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忠诚。
与老统治者截然不同的另一点是,新贵们骄奢淫逸的私生活完全笼罩厚厚的帷幕中。凡是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信息都是“军事绝密”,凡是他们居住的豪宅和度假别墅都是“军事禁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生活工作在“红色保险箱”里的统治集团,从国政到私生活都是民众无从窥测的最高机密,就连涉及国家领土和权益的外交谈判与条约的签订都是黑箱操作。
斯大林当国后,从未视察过一家工厂或集体农庄,遑论对工农作过一次演讲。在苏德战争中,他从未到前线去接见鼓励过将士,只是在战事好转后,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乘坐专列去前线某个指挥所呆了一晚,未接见任何人便回来了。那行动的唯一目的,是让他能在给罗斯福的电报里吹嘘他必须时时视察前线。他还特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弄了一个房间,每到天黑便点上长明灯,让莫斯科市民都知道那是斯大林在通宵办公,却根本不知道他自妻子自杀后便搬到莫斯科郊区的孔策沃别墅去居住了。
这种诡秘的躲在大墙后面秘密运作的统治集团,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如果不是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了,那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个疯狂的色狼,不但专门建了个内务部文工团作为他的后妃来源,而且竟然经常在街上开车游猎,见到个美人就把她抢回去迷奸。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贝利亚被他们拿下后,马林科夫的保镖头子立即向马举报,贝利亚曾经在街上见到他的继女,那女孩当时才是七年级学生(苏联彼时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那孩子大概14岁吧),为其美貌打动,当即让部下把她弄到贝利亚的住所去迷奸了。这种烂事,就连沙俄贵族都不敢干出来。
有趣的是,哪怕是对共产主义有深入理性认识并对之深恶痛绝的保守派政客丘吉尔,对铁幕后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了解。他在回忆录里说,他首次访苏前,苏军兵败如山,形势极度严峻,因此他们以为莫斯科正在饥馑之中,为此特地带了三明治,在飞机上吃饱了才下机前往克里姆林宫。然而苏方的盛大招待让他们大吃一惊,斯大林流露出来的顽强意志与必胜信念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知道,哪怕全苏联人民饿死了,克里姆林宫内照样能是酒池肉林。用英国统治者的作派去推测新沙皇,未免谬以万里。
待到二战期间,新贵们便在外表上也完成了对旧统治者的奢华生活作风的回归。这在苏军表现得最明显。肩章和军衔曾是投身十月革命的士兵们的憎恨对象,是旧制度的象征。然而斯大林在二战前便恢复了军衔制度,在二战期间更是参照沙俄时代军装给部队换装,使得等级制度的森严外在化,象征帝制的近卫军也恢复了。这就是乔治•奥威尔为何要在《动物农庄》的结尾让猪猡们用后脚站起来,模仿人类跳探戈、伦拜与华尔兹。
毁军造军的主要成就是清洗了五大元帅中的三个(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留赫尔),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186名师长中的154名,16名集团军政委的全部,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以及9名海军上将(海军最高军衔)中的8名。几乎整个红军的officer corps都被清洗了,没有哪次国际战争能取得如此赫赫战果。
对斯大林毁军造军运动,西方历来给予负面评价,认为它使得苏军丧失了战斗力,招致了苏军在苏芬战争以及二战初期的惨败。然而近年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斯大林清洗掉的高级将领们,除了个别人如图哈切夫斯基外,都是恪守陈规的内战英雄,根本没有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概念。如果那些人呆在指挥职位上,苏军反而要蒙受巨大挫败。
我个人认为此说无法成立。斯大林并不是以将领的观念是否陈旧,而是以个人忠诚度作为杀人标准的。他杀掉头脑最新潮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乃是因为后者当年在波兰战役中与他有过节(在该战役中,斯大林自行其是,拒绝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北上策应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致使后者在华沙城下溃败)。罗科索夫斯基也曾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判死刑。在审讯期间,他的九个牙齿被打掉,三根肋骨被打断,指甲被拔光,还被假枪毙了三次,在牢里蹲了快三年,才因为准备对德战争而被释放出狱。如果他死在牢里,那苏德战争中又少了一位名将。就连朱可夫都险些倒在屠刀下。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逃过清洗,乃是适逢日本人在蒙满边境搞事,他给派去指挥那场战役,立了大功才幸免于难。
反过来,内战骑兵英雄布琼尼与伏罗希洛夫脑袋僵化,才能低下,都顶多只配指挥一个营,斯大林却委以重任,先后招致苏芬战争以及苏德战争早期的惨败,尤以二战初期失败最为惨痛——布琼尼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在乌曼战役和基辅战役中被包围全歼,150万官兵阵亡或被俘。
因此,所谓毁军反而能“吐故纳新”、把具有现代战争观念的将领提上来之说,窃以为无法成立。其实战争本身就有淘汰作用。统帅完全可以根据战绩撤换不称职的将领。不分良莠乱杀一气只能毁掉军队的战斗力。斯大林的毁军造军运动完全是以对他的个人忠诚为出发点,以疑神疑鬼捕风捉影的变态心理为动力,乃是一种“为了确保个人权位不顾国家安危”的疯狂自伤行为,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证明那举动在功利上的合理性。
毁国造国则是指斯大林将落后的农业国强制性改造为工业国的苏式“大跃进”。通过疯狂掠夺压榨农村殖民地,斯大林为工业化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资本,开始推行所谓五年计划。
与农村集体化运动相比,工业化运动的人命代价与资源代价也不遑多让,造成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是惊人的。斯大林发扬光大了列宁同志发明的劳改经济,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栋梁。如所周知,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就是全靠无偿的奴隶劳动完成的,投入的15万劳改犯死得只剩5万人。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也使用了10万劳改犯,死亡人数不详。劳改经济构成了苏维埃经济的重要支柱,以致在1938年,当大清洗的狂潮消退后,最高苏维埃讨论是否提前释放表现好的劳改犯,斯大林否决了这提议,说这从经济上考虑很不明智,那样只会把最好的犯人放掉,留下来的都是坏人。翌年,他通过最高苏维埃下了命令,规定所有的犯人都必须服满刑期。
而且,与毛泽东一样,斯大林也流露出了急不可待,巴不得一蹴而就的狂躁心理,制定的指标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样便逼着下属弄虚作假,在纸上“放卫星”。然而它与咱们的土跃进有个根本区别:斯大林还有足够常识,知道只能靠建工厂去搞工业,不会蠢到发动全民修“土高炉”去炼钢。这结果当然就完全不同了。毛的土跃进使得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而斯大林的洋跃进则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据西方学者Richard Overy提供的数据:
“在10年中,钢产量从1928年的4百30万吨增加到1千8百10万吨。煤从3千5百万吨增加到1亿3千3百万吨。卡车从微不足道的700辆增加到1938年的18万2千辆。在1928年初,红军只有92辆坦克,到了1935年1月便有了10,180架。1928年空军只有1394架不同种类的飞机,到1935年便有了6672架。从1930年到1934年,战斗机产量增加了5倍,轰炸机产量增长了4倍。” (Russia’s War, R. Overy, TV Books Inc, 1997)。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统计数字是极大地夸张了,苏联在战前的钢产量并不超过1千万吨,估计为7百万吨左右。窃以为这似乎低估了苏联的工业实力。二战就是对苏联重工业的严峻考验,苏联在失去了一部分领土后,还能先后生产出5万7千多部T-34坦克来,这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苏联当时的军火工业实力。因此,个人认为,斯大林的工业化(准确来说是重工业化)虽然造成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但基本是成功的。没有它,苏联绝无可能在二战中获胜。
但斯大林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发展模式也弊端无穷。它完全无视民生需要,以牺牲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代价,单打一地发展军火工业,使得苏联的轻工、化工、电子工业等行业远远落在西方国家甚至某些不发达国家的后面。这种畸形发展的国家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发达国家。直到苏联解体时,苏联人民还在被迫承受斯大林的沉重遗产,这才会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中国“国际倒爷”把在中国滞销的轻工业产品运到苏联去高价出售,居然还能引起抢购风潮。据那些同志说,直到90年代初,苏联的电视机还在用电子管,别说是集成电路,就连晶体管都不曾引入。这种咄咄怪事在一个发达国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工业化也带来了城市化,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许多新城市诞生,这改变了传统俄国的社会结构。
这发展趋势当然也受到斯大林的视野的严重制约。他和列宁一样,是“机械唯物主义”信徒,崇拜大规模,崇拜机器,崇拜烟囱,认为无论是工程还是企业,都越大越好。斯大林这毛病还传染给了中国弟子,据梁漱溟回忆,建国初期,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满怀豪情地跟他说,将来在城楼上目之所及,视野中将全是一片烟囱,让梁惊得失语。
因此,列宁斯大林理想中的俄国农村便是“农业城”,农民们搬到城市型的住宅去集中居住,使用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器干农活。斯大林为此在农村各地建立了拖拉机站,使之成为剥削农民的利器——集体农庄必须交给拖拉机站极高的报酬,才能让拖拉机来耕地。
这结果是“走向反面”:集体农庄从未变成英美式以工业方式经营的农场,个体小生产反倒成了农业的栋梁。1937年,农民的自留地供应了多于全国产量一半的土豆、蔬菜与水果,高于70%的肉食与牛奶。这奇特状况一直大致保持到苏联解体。然而这“农业城”之梦却一直做到赫鲁晓夫时代。赫鲁晓夫的一个改革就是“集村并屯”建农业城。不用说,它再一次失败了。直到苏联解体,该国一直是个农业残废、重工业畸形发达的跛脚鸭。
毁国造国当然也有光明面,那就是至少城市居民享受了普遍的福利,诸如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带薪度假等等。尽管特权阶级奢侈腐化,但那是藏在大墙后面的,草民无从得知,而旧社会上的贫富分化确实在表面上给消除了,这也就构成了“苏维埃新人”的快感的主要来源。
毁民造民的“毁民”,是指彻底摧毁一切民间社会,将社会“原子化”。这意味着杀掉一切民间社会领袖或是可能成为领袖的人,铁腕整肃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使得人民彻底丧失形成独立于政府的组织的可能,让万能的党的触角伸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使得每个公民都处在四面八方被持续监控的状态里,从而永久生活在恐惧之中。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国进民退”,国家把每个子民都牢牢攒在手心里的崭新社会。
如所周知,民族主义乃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建立单一(homogeneous)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因此自然成了斯大林的镇压对象。他在人类历史上首创了将某个民族全体流放的壮举。伏尔加地区历来有大量的日耳曼人居住,在1924年该地区还成立了个“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怕该区的人民与入侵者里应外合,便于是年8月28日解散了该共和国,把所有日耳曼居民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与西伯利亚等地去,在离开该区约有1600至2000英里之遥的穷乡僻壤分散安置他们。39万人因此被迫离开故土,迁移到不毛之地去。
北高加索的回族、卡尔梅克人以及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后两者都是蒙古人)都享受过这种待遇。预定享受类似待遇的,还有境外芬兰人以及境内的犹太人。斯大林曾在苏芬战争前对部下说,芬兰人口并不多,要全部移居该国人民并非难事。可惜红军未能打下芬兰,于是这全国人民大搬家的壮举终未实现。而苏联境内的全体犹太人之所以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则全亏斯大林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时地死了。
毁民造民的“造民” ,则是说按统治者的意愿来任意设计模塑新一代,也就是林思云所谓“善意的思想改造”。斯大林把无法改造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或是杀掉或是投入大牢,然后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制造出一代人来取代他们。这洗脑工程的前提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封闭社会的发明。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全面信息封锁与控制的国家。无论是对国外还是国内发生的事件,所有的公民都被剥夺了知情权,只能获得经过统治者精心挑选甚至编造的信息。党领袖成了独一无二的精神权威。党更建立了以国家资源为后盾的宣传机器,使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通过人类摄入信息的一切渠道,将中宣部炮制出来的“杰米杨的汤”反复灌给青少年一代,其重点便是彻底消灭个人主义观念甚至个人意识,以“集体观念”代替之,使得受教育者彻底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与独立的思想感情,只允许他们有一种感情取向:党让爱谁便爱谁,党让恨谁便恨谁。最高的美德就是对斯大林和党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感激,以及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为了忠于斯大林那个活着的上帝,父兄可弑,亲友可卖,无论犯下什么为传统道德强烈谴责的罪孽都是应该的。前文介绍的那个举报父亲的莫罗佐夫,就是为此目的树立起来的少年英雄。
毁文造文运动构成了毁民造民运动的重要内容。斯大林对文化界与知识界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血腥整肃。20年代到30年代,两千多名作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被逮捕囚禁,其中1500名死于监牢或劳改营。受害者包括大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大作家伊扎克•巴别尔(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作家鲍里斯•皮里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戏剧家梅耶荷德(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Мейерхольд),诗人巴维尔•华西列夫(Pavel Vasiliev)。几乎全部俄罗斯文化精英都倒在了屠刀下。
这些案例中,最能反映斯大林的性格的大概是哲学家Jan Sten(抱歉,我未能查到中文译名和俄文原名)之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留下来的传统,是革命领袖本人必须是理论家。可惜斯大林当学生时上的是外省的神学院,对哲学一无所知。为了充当领袖,他便如毛泽东一样恶补了一番哲学,在1925 年到1928年期间特地请了Jan Sten去给他开小灶,每周上两次课。然而他怎么也无法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观念,偏偏黑格尔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在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便干脆枪决了他的西席老夫子,免得他智力上的缺陷为人得知。
尽管“毁文”运动也整肃了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然而斯大林的打击重点还是在社会科学与文艺界。至于科技人员特别是那些对国防工业有用的人,即使被抓进大牢去,一般也未必会被杀害,而是在牢里继续搞他们的研究,这点已在上文做过介绍。例外的是1936年到1938年期间,有27名天文学家被处决,而早在此前的1933年,气象局就因未能预报当年对农业生产有害的气象而遭到血腥整肃。但这些人毕竟不是直接影响国防工业与技术的研究人员。由此可见斯大林的冷静的“理性”。这一条也被中共学过来了。我当年之所以从未想过学文史,就是因为知道那种行当极不安全。
“造文”运动的内容则非常之多,首先是伪造历史特别是党史。大导演爱森斯坦在拍摄反映十月革命的影片后,得到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斯问爱,影片里有没有托洛茨基?爱答有,斯大林当即下令道:剪掉!爱于是乖乖照办。从此,这位在十月革命中毫无贡献的伟大领袖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与指挥者。
斯大林更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党史改为“路线斗争史”,也就是斯大林战胜一系列反动路线头子诸如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破坏和颠覆,赢得革命胜利的历史。据说没有这一系列“路线斗争”,则布党也就没有可能夺权掌权,遑论在地球上建起“最自由的国家”来。据国内学者高华先生研究,这本书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启发,他一连看了四遍,是他发动延安整风的灵感之一。从此中共党史也就变成了“路线斗争史”,所有的革命胜利都归于一人,而所有的失败都由反动路线头子承担。
据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披露,在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小传》中,斯大林嫌作者吹捧他还不够,亲手加进了对自己的无耻谀称,诸如“最伟大的领袖”、“一切时代与一切国家的卓越的战略天才”,并亲手写下了连篇累牍的无耻自吹话语,这里只引两段:
“斯大林同志阐明了战争的理论,诸如关于决定战争的永久作用的因素,积极防御和反攻和进攻的规律,现代战争一切部门与武器的协同配合,现代战争中大规模坦克集群与空军的作用,以及作为战争中最可畏的力量的火炮的作用。在战争中的不同阶段,斯大林的天才总是能找到考虑到形势的一切方面的正确的解决方案。”
“在进攻与防御之中,斯大林都表现了军事大师的才干。斯大林的天才使得他识破敌人的计划并击败他们。斯大林同志指挥的苏军的战役是行动中的军事技术的辉煌范例。”
最幽默的还是他亲手写下的这段话:
“尽管斯大林以完美的技术完成了他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并获得全体苏维埃人民毫无保留的拥护,然而他决不容许他的工作被一丝一毫虚荣、自负与自吹自擂玷污。”
党史如此,国家的历史自不待言。我中学时代学的乃是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什么都是俄国人发现或发明的: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世界历史更是恶心得看不下去:俄罗斯人从蒙古人手上拯救了欧洲,苏军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欧洲,等等,等等。
造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革命”。尽管史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的文化革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展开的,历时四年,亦即从1928年至1931年,但我认为这运动早就开始了。内战结束后,布党政府对国民基础教育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开展了扫盲运动,派出所谓“文化列车”到各地巡回宣传教育,并举办了大批扫盲班、训练班与速成中学和速成学院。虽然这些教育一无例外是共产邪教教育,但它毕竟还是普遍提高了国民的文化水平。
到了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文化革命,其目的是整肃旧知识分子,培养一代可靠的新知识分子去取代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还使用共青团愤青们组成的“文化军”(这组织原来成立起来是为了给工农大众扫盲),去冲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诸如党政机关、学校、剧院、文化展览,还肆意袭击并关闭教堂,等等。
与中国文革不同的是,斯大林并没靠那些愤青去打倒老干部,那任务留待几年后由NKVD的枪杆子去解决。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斯大林的非人类的“冷静理性”。和毛泽东不同,他能看到以后好几步棋,知道愤青们并不能“打江山坐江山”,他们的捣乱破坏只能起到制造普遍的恐怖气氛、慑服旧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愤青们在造出气势来后,便被斯大林收入袖筒里了。某些积极分子还在运动后期遭到了惩办。斯大林发动文革的重点,还是训练出一批技术干部来,去接替那些他准备在未来枪毙的老干部。
为了这个目的,大批工农被送进各种技术学院培训,毕业后便充当各级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超过一百五十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进入了白领阶层,15万工农和党员完成了高等教育。这批人便构成了未来新社会的权贵精英。
与此同时,苏共还在工厂农村发动了广泛的文化教育,让野蛮的人民建立卫生习惯,注意在公众场合的文明举止,谈吐优雅,穿着大方,保持优雅仪表,以及获得对俄罗斯古典文学艺术的基本鉴赏力,等等。
客观说来,这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野蛮的俄罗斯人民的浅表文化素养。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最大区别,还是他没搞蔑视践踏一切既有文明成果的反智主义。布党官员从不相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也不以“大老粗”为光荣头衔。相反,他们始终保持了对文化的敬重,对科学采取一种宗教崇拜态度。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人都力图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经常带全家去看话剧、芭蕾舞等演出,还聘请私人教师去家里教孩子学英语和其他外语。苏联的文化革命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基本保留了俄罗斯文明成果,甚至还把这些成果吹嘘到“兄弟国家”去,以致中国学生对俄罗斯文艺作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从整体来看,苏联的“文化革命”起到了“削平补齐”的普及作用,改变了革命前“橱窗俄国”与“原始俄国”的两极分化状态。国家实行了文化领域里的“杀富济贫”,把尖子削平了,把低的提上来,使得全民共享一个肤浅而普及的文化。在普及的意义上,这社会改造工程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果。
据赫鲁晓夫回忆,十月革命初,他和工人们进驻了某个贵族的宫殿,直接就在里面拉屎撒尿,拉到超饱和程度,以致后来无人能在里面下脚。由此可见革命前的普罗大众是何等的野蛮人,根本不是《列宁在十月》上攻打冬宫的那些赤卫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爱护宫内雕塑的情景。但经过“苏维埃文化整容手术”后,苏联公民的外在文化修养得到了普遍提高。如今去俄罗斯游览的中国游客,都对当地人在公众场合的文明举止留下深刻印象,诸如说话彬彬有礼,不随地吐痰,尊重妇女特别是孕妇,女性特别注意仪表等等,因而误以为俄国人民的素质真的比中国人高得多。
可惜这不过是“文化美容术”,掩盖了内在的野蛮性。所谓“苏维埃文化”少了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humanism and humanitarianism)。所谓“苏维埃新人”缺的不是基本文化知识与技能,而是人的灵魂,他们不过是一部庞大机器的无生命的配件,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基本权利一无所知,其公民觉悟还不如沙俄时代的城市居民。
之所以如此,乃是斯大林毁文造文的结果。他以一种工业家的态度来处理文化问题,将所有的艺术家分门别类编成各种衙门(诸如作协、美协、戏剧家协会等等),将所有的艺术家都纳入组织网络,严格控制了他们的粮道,以布置生产任务的方式,责令那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根据党的中心任务,批量生产出文艺作品来,按斯大林的设计要求塑造一代新人的灵魂,更准确地说,是制造出一代又一代没有灵魂、没有个性、没有属于个人的良心、不受个人感情左右,只知忠实执行上级指令的机器人。
这结果便是彻底毁掉了俄罗斯文化。除了因某种原因获得斯大林的青睐或宽恕的寥寥几名作家和艺术家,诸如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之外,在长达70多年的光阴里,苏联再没出过文化巨人。我记忆中的苏联文学作品,只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堪与俄罗斯文学杰作比肩,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也勉强可算。其中《日瓦戈医生》还无法在苏联境内出版,是偷运到西方出版的,出版后在国内被禁多年。影视作品中只有丘赫莱伊的《士兵之歌》堪称杰作。除此之外,我看过的苏联文艺作品基本是垃圾。而美术界长期停留在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水平上,再未出过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那样的大师。戏剧界则从此再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文化艺术并不是唯一的重灾区,整个社会科学都被斯大林连根拔除了。所谓“社会科学”成了“马列主义”的同义语,而且那马列主义还是僵死固化、不容讨论、不容发展的教条,连中世纪经院哲学都不如,后者还能搞点宗教改革,对教义作出个人的诠释,官定的马列主义连这点弹性都没有。
自然科学本是马列崇拜的宗教,可惜去掉了灵魂的科学家也就丧失了创造的灵气,何况头上还有“辩证唯物主义”那个紧箍咒。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造出了一种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环境。分类学似乎是他的强项(不知道是否与神学院教育有关),因此他将大学和研究所分开,大学只管教学,研究所只管科研。大学又将理科、工科、医学、农学分开,敲锣卖糖,各管一行,老死不相往来。像牛津、剑桥那种提倡“远亲通婚”、将毫不相同的学科的学生混编在同一学院里,住在一起彼此交流的教学方法,在他那如中药铺装药的格子一般分门别类的脑袋里显然找不到位置。
最出奇的是“苏维埃科学体系”的构成方式,它的特点是“关起门来搞研究”,强调的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自成体系,决不能与整个国际科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否则科学家就有变成间谍坐牢杀头之虞。捕捉国外科研最新动态、赶上国外先进水平的任务主要落在NKVD和后来的KGB(克格勃)间谍们的双肩之上。这结果便是老金说的“西方资产阶级能有的,东方无产阶级照样有,而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永远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跑道上。若是间谍们的手脚慢了一点,则就连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未必能有。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迟迟未能引入苏联,以致狐蝠式(米格25战斗机)上装的还是电子管,我猜大概就是间谍们的疏懒所致。
这当然不是说苏联的科技就非常落后。Again,苏维埃的科学技术发展很不平衡,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物理学就相对其他学科要发达得多,但化学、生物学则相当落后。即使如此,老毛子的本事,是在一个封闭体系里也能搞出自己的一套来。我记得当年玩电子管收音机,那电子管的命名方式就完全是苏联人自创的,什么6П2П之类。他们甚至还在医学中为肺结核作出了“苏维埃病理分型”,那玩意一直传到文革期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去。
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工程师”,他用机械力学的办法制造了一个与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独立的自成一家的机器人社会,“苏维埃新(机器)人”的特点是有技术无文化,有智力无智慧,有实力无灵魂,有荣誉感无良心。在毫无先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斯大林独立创作出了这种人类畸胎,并将之扩散到国外去,为1/3人类留下了可能是永久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大林应该是世界史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
普希金诗曰:“上天并没有赐给我们幸福,习惯就是我们的满足。”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与西方人想象相反,“苏维埃新人”虽然日日生活在恐惧中,但同样也非常海皮。对邻居的半夜失踪,他们学会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闻而不议,仿佛那些事从未发生过。拉津斯基有个邻居是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全家五六口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那科学家每天早上得去公厕门前排队,手持一张登满大好消息的报纸,一边哼着歌,一边非常海皮而耐心地等待轮到他的时刻到来,坚信他是幸运儿,得以降生在这乐园里而不是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世界。
作为过来人,我可以证实他观察到的现象极度真实,它证明在一个封闭系统里,人类几乎是完全可塑的,而卢梭观察到的人类一旦丧失自由之后,就再也不会感到它的可贵的确是真理。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六)
首先更正前文的一个错误,在介绍斯大林与丘吉尔谈论消灭富农的运动时,我说:
“丘吉尔想到千百万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个冷颤。而负责翻译这段对话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尽管没有出示证据,却坚持说他们是被NKVD小分队干掉的。
其实何必烦劳特务们?借俄国严酷的大自然之手岂不更省事?这就是斯大林的原设计目的。无衣无食无住所无生产工具,被扔到暴风雪肆虐的旷野上去,只有大罗金仙才能活下来。据历史学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干在北极圈内的‘定居点’内的所有的人,连同看守他们的格伯乌警卫在内,都给活活冻死了。”
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忽略了 “消灭富农”的第二个步骤。那运动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将全国的“富农” 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不毛之地去。这一步据斯大林说花了四年功夫,那就是1930-1933年。在此期间,“富农”们的死亡主要是饥寒造成的,倒并不是直接被枪决。第二步则是肉体消灭与劳改。1937年7月 30日,NKVD发布 00447 号命令,下令在法外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该命令将镇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枪决,第二类是关进劳改营,并为各地区给出了两类镇压的指标,例如白俄罗斯预计将枪毙两千人,劳改一万人。然而这指标都被各地超额完成了。据统计,在1937年至1938年间,有669,929“前富农与反苏分子”被捕,其中376,202 人被处决,其余被劳改。
因此,我在前文说的不对,斯大林是以“多种经营”的方式来消灭“富农”的,既充分利用了俄国严酷的自然环境,又使用了所谓“专政工具”,先让“富农们”冻饿而死,再将幸存下来或枪决,或是用苦役折磨致死。此外,为国人熟知的“按指标镇反”、“按指标反右”的“计划政治”的发明权也不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属于斯大林。
红彤彤的新世界
斯大林一手发动的毁党造党、毁军造军、毁国造国、毁民造民、毁文造文的革命运动都取得了辉煌胜利,他终于用铁腕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锻造出了一个与一切已知文明社会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论毁党,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除了他的心腹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寥寥几个当年的小角色,都被干掉了。虽然出席苏共17大的代表中有44%弱逃过了1937-1938年的大清洗,第17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不到30%的人幸存下来,但这些人基本都是在十月革命后才参加革命的。十月革命时除列宁外的六名党领袖中,4名被处决,1名(托洛茨基)先被驱逐出境,后被斯大林派特工暗杀,活下来的只有斯大林一人。从十月革命后到列宁逝世前,除列宁与斯大林之外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4人被处决,1人自杀,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前文提到的那些老革命,诸如率领攻打冬宫的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沃夫谢延科、驱散立宪会议的卫队长捷联兹尼雅科夫、指挥谋杀沙皇全家的契卡特务头子等人,统统都在大清洗中给枪毙了。
总而言之,合全世界反动派之力,能杀掉的共产党人恐怕还不如斯大林杀掉的十分之一。他肉体消灭了全部俄国的革命乱党以及所有其他政党,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保皇党人等等与他们昔日的死敌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监狱里大团圆,携手同归西天极乐世界,因而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毫无政治反对派(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的)的“大同世界”。“只能服从,不能怀疑,更不能反对上级”从此成了俄国人民生死第一诫。
斯大林的造党则包括两方面,一是经过技术学院研磨抛光的新秀们(诸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提上去,取代被他干掉的老布尔什维克大老粗。坐着火箭上去的新秀们都是苏维埃掌权后才参加革命的。他们并不知道此前党的历史,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一无所知。与老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对国事党务并无独立主张与见解,只知狂热效忠斯大林,完全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驯服工具。老布尔什维克们是革命家,新贵们则是狂热虔诚的宗教信徒。随着这更新换代,苏共就彻底完成了向一神教教会的彻底转变。奥林比亚山上诸神纷纷凋谢,让位给斯大林那唯一的救世主。
此外,相对老布尔什维克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而言,新贵们好歹受过点技术教育。这些人当权,使得苏联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技术治国”的国家,也就是国政的决策丝毫不以民意为依归,而以所谓“科学规律”为指针(也就是咱们今日说的“科学执政”)。在那个官僚集团手中,治理一个国家便如同摆弄一部机器,只需按照操作规程即可,根本不用考虑“机器部件”们的主观意愿,此之谓“计划管理”。
造党的另一方面,是斯大林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面具,把党官僚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特的“新阶级”。
在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及其战友们还保留着革命者的清教徒作风与所谓“平民政治家”风度。尽管握有老统治者做梦也想不到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还讲究点“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列宁时常到工厂讲演,衣着朴素,接待内外访客也不讲究排场,随随便便地就从书房里走出来。斯大林的妻子在赫鲁晓夫那个学院上学,和平民一样挤公交车,而且还时常没钱用,写信跟斯大林要零用钱。看一眼革命领袖们留下来的照片,你就会发现那伙人完全是俺们公社里走出来的队干部,浑身散发着马厩的气息,与沙皇和贵族们的包装完全不同。
斯大林把老革命们统统枪毙后,便把党官僚改造成了个权钱高度统一的新阶级。新贵们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豪华的宫殿与别墅、有外国进口的最高级名车、有庞大的保镖与侍从队伍,有外人不得涉足的商店、宾馆、专列、专机、包厢等等,甚至垄断性地占有辖区内最好的大夫与护士,享受辖境内最优秀的医疗保健,这是老统治者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斯大林犹嫌不足,还仿效资本家,给身边的权贵发红包。除了斯大林和接受者之外,谁也不知道那钱是多少,也从来不入账。国库直接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钱包。
然而在名义上,这些人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一切连西方亿万富翁都无从指望的奢华享受完全来自于其权位,在名义上属于国家而非他们私人。而能否保有那权位则完全取决于斯大林对他们的好恶。一旦丧失权位,他们享有的一切财富便顿时化为乌有。这便造出了特殊的新阶级的两大特点:第一,权位高于性命。第二,深知“丧失政权便丧失一切”,无路可退,不能不背水一战,将现行制度维持到底。这保证了他们在当初的革命理想幻灭之后,仍能保持对现制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忠诚。
与老统治者截然不同的另一点是,新贵们骄奢淫逸的私生活完全笼罩厚厚的帷幕中。凡是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信息都是“军事绝密”,凡是他们居住的豪宅和度假别墅都是“军事禁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生活工作在“红色保险箱”里的统治集团,从国政到私生活都是民众无从窥测的最高机密,就连涉及国家领土和权益的外交谈判与条约的签订都是黑箱操作。
斯大林当国后,从未视察过一家工厂或集体农庄,遑论对工农作过一次演讲。在苏德战争中,他从未到前线去接见鼓励过将士,只是在战事好转后,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乘坐专列去前线某个指挥所呆了一晚,未接见任何人便回来了。那行动的唯一目的,是让他能在给罗斯福的电报里吹嘘他必须时时视察前线。他还特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弄了一个房间,每到天黑便点上长明灯,让莫斯科市民都知道那是斯大林在通宵办公,却根本不知道他自妻子自杀后便搬到莫斯科郊区的孔策沃别墅去居住了。
这种诡秘的躲在大墙后面秘密运作的统治集团,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如果不是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了,那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个疯狂的色狼,不但专门建了个内务部文工团作为他的后妃来源,而且竟然经常在街上开车游猎,见到个美人就把她抢回去迷奸。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贝利亚被他们拿下后,马林科夫的保镖头子立即向马举报,贝利亚曾经在街上见到他的继女,那女孩当时才是七年级学生(苏联彼时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那孩子大概14岁吧),为其美貌打动,当即让部下把她弄到贝利亚的住所去迷奸了。这种烂事,就连沙俄贵族都不敢干出来。
有趣的是,哪怕是对共产主义有深入理性认识并对之深恶痛绝的保守派政客丘吉尔,对铁幕后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了解。他在回忆录里说,他首次访苏前,苏军兵败如山,形势极度严峻,因此他们以为莫斯科正在饥馑之中,为此特地带了三明治,在飞机上吃饱了才下机前往克里姆林宫。然而苏方的盛大招待让他们大吃一惊,斯大林流露出来的顽强意志与必胜信念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知道,哪怕全苏联人民饿死了,克里姆林宫内照样能是酒池肉林。用英国统治者的作派去推测新沙皇,未免谬以万里。
待到二战期间,新贵们便在外表上也完成了对旧统治者的奢华生活作风的回归。这在苏军表现得最明显。肩章和军衔曾是投身十月革命的士兵们的憎恨对象,是旧制度的象征。然而斯大林在二战前便恢复了军衔制度,在二战期间更是参照沙俄时代军装给部队换装,使得等级制度的森严外在化,象征帝制的近卫军也恢复了。这就是乔治•奥威尔为何要在《动物农庄》的结尾让猪猡们用后脚站起来,模仿人类跳探戈、伦拜与华尔兹。
毁军造军的主要成就是清洗了五大元帅中的三个(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留赫尔),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186名师长中的154名,16名集团军政委的全部,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以及9名海军上将(海军最高军衔)中的8名。几乎整个红军的officer corps都被清洗了,没有哪次国际战争能取得如此赫赫战果。
对斯大林毁军造军运动,西方历来给予负面评价,认为它使得苏军丧失了战斗力,招致了苏军在苏芬战争以及二战初期的惨败。然而近年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斯大林清洗掉的高级将领们,除了个别人如图哈切夫斯基外,都是恪守陈规的内战英雄,根本没有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概念。如果那些人呆在指挥职位上,苏军反而要蒙受巨大挫败。
我个人认为此说无法成立。斯大林并不是以将领的观念是否陈旧,而是以个人忠诚度作为杀人标准的。他杀掉头脑最新潮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乃是因为后者当年在波兰战役中与他有过节(在该战役中,斯大林自行其是,拒绝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北上策应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致使后者在华沙城下溃败)。罗科索夫斯基也曾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判死刑。在审讯期间,他的九个牙齿被打掉,三根肋骨被打断,指甲被拔光,还被假枪毙了三次,在牢里蹲了快三年,才因为准备对德战争而被释放出狱。如果他死在牢里,那苏德战争中又少了一位名将。就连朱可夫都险些倒在屠刀下。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逃过清洗,乃是适逢日本人在蒙满边境搞事,他给派去指挥那场战役,立了大功才幸免于难。
反过来,内战骑兵英雄布琼尼与伏罗希洛夫脑袋僵化,才能低下,都顶多只配指挥一个营,斯大林却委以重任,先后招致苏芬战争以及苏德战争早期的惨败,尤以二战初期失败最为惨痛——布琼尼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在乌曼战役和基辅战役中被包围全歼,150万官兵阵亡或被俘。
因此,所谓毁军反而能“吐故纳新”、把具有现代战争观念的将领提上来之说,窃以为无法成立。其实战争本身就有淘汰作用。统帅完全可以根据战绩撤换不称职的将领。不分良莠乱杀一气只能毁掉军队的战斗力。斯大林的毁军造军运动完全是以对他的个人忠诚为出发点,以疑神疑鬼捕风捉影的变态心理为动力,乃是一种“为了确保个人权位不顾国家安危”的疯狂自伤行为,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证明那举动在功利上的合理性。
毁国造国则是指斯大林将落后的农业国强制性改造为工业国的苏式“大跃进”。通过疯狂掠夺压榨农村殖民地,斯大林为工业化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资本,开始推行所谓五年计划。
与农村集体化运动相比,工业化运动的人命代价与资源代价也不遑多让,造成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是惊人的。斯大林发扬光大了列宁同志发明的劳改经济,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栋梁。如所周知,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就是全靠无偿的奴隶劳动完成的,投入的15万劳改犯死得只剩5万人。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也使用了10万劳改犯,死亡人数不详。劳改经济构成了苏维埃经济的重要支柱,以致在1938年,当大清洗的狂潮消退后,最高苏维埃讨论是否提前释放表现好的劳改犯,斯大林否决了这提议,说这从经济上考虑很不明智,那样只会把最好的犯人放掉,留下来的都是坏人。翌年,他通过最高苏维埃下了命令,规定所有的犯人都必须服满刑期。
而且,与毛泽东一样,斯大林也流露出了急不可待,巴不得一蹴而就的狂躁心理,制定的指标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样便逼着下属弄虚作假,在纸上“放卫星”。然而它与咱们的土跃进有个根本区别:斯大林还有足够常识,知道只能靠建工厂去搞工业,不会蠢到发动全民修“土高炉”去炼钢。这结果当然就完全不同了。毛的土跃进使得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而斯大林的洋跃进则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据西方学者Richard Overy提供的数据:
“在10年中,钢产量从1928年的4百30万吨增加到1千8百10万吨。煤从3千5百万吨增加到1亿3千3百万吨。卡车从微不足道的700辆增加到1938年的18万2千辆。在1928年初,红军只有92辆坦克,到了1935年1月便有了10,180架。1928年空军只有1394架不同种类的飞机,到1935年便有了6672架。从1930年到1934年,战斗机产量增加了5倍,轰炸机产量增长了4倍。” (Russia’s War, R. Overy, TV Books Inc, 1997)。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统计数字是极大地夸张了,苏联在战前的钢产量并不超过1千万吨,估计为7百万吨左右。窃以为这似乎低估了苏联的工业实力。二战就是对苏联重工业的严峻考验,苏联在失去了一部分领土后,还能先后生产出5万7千多部T-34坦克来,这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苏联当时的军火工业实力。因此,个人认为,斯大林的工业化(准确来说是重工业化)虽然造成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但基本是成功的。没有它,苏联绝无可能在二战中获胜。
但斯大林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发展模式也弊端无穷。它完全无视民生需要,以牺牲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代价,单打一地发展军火工业,使得苏联的轻工、化工、电子工业等行业远远落在西方国家甚至某些不发达国家的后面。这种畸形发展的国家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发达国家。直到苏联解体时,苏联人民还在被迫承受斯大林的沉重遗产,这才会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中国“国际倒爷”把在中国滞销的轻工业产品运到苏联去高价出售,居然还能引起抢购风潮。据那些同志说,直到90年代初,苏联的电视机还在用电子管,别说是集成电路,就连晶体管都不曾引入。这种咄咄怪事在一个发达国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工业化也带来了城市化,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许多新城市诞生,这改变了传统俄国的社会结构。
这发展趋势当然也受到斯大林的视野的严重制约。他和列宁一样,是“机械唯物主义”信徒,崇拜大规模,崇拜机器,崇拜烟囱,认为无论是工程还是企业,都越大越好。斯大林这毛病还传染给了中国弟子,据梁漱溟回忆,建国初期,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满怀豪情地跟他说,将来在城楼上目之所及,视野中将全是一片烟囱,让梁惊得失语。
因此,列宁斯大林理想中的俄国农村便是“农业城”,农民们搬到城市型的住宅去集中居住,使用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器干农活。斯大林为此在农村各地建立了拖拉机站,使之成为剥削农民的利器——集体农庄必须交给拖拉机站极高的报酬,才能让拖拉机来耕地。
这结果是“走向反面”:集体农庄从未变成英美式以工业方式经营的农场,个体小生产反倒成了农业的栋梁。1937年,农民的自留地供应了多于全国产量一半的土豆、蔬菜与水果,高于70%的肉食与牛奶。这奇特状况一直大致保持到苏联解体。然而这“农业城”之梦却一直做到赫鲁晓夫时代。赫鲁晓夫的一个改革就是“集村并屯”建农业城。不用说,它再一次失败了。直到苏联解体,该国一直是个农业残废、重工业畸形发达的跛脚鸭。
毁国造国当然也有光明面,那就是至少城市居民享受了普遍的福利,诸如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带薪度假等等。尽管特权阶级奢侈腐化,但那是藏在大墙后面的,草民无从得知,而旧社会上的贫富分化确实在表面上给消除了,这也就构成了“苏维埃新人”的快感的主要来源。
毁民造民的“毁民”,是指彻底摧毁一切民间社会,将社会“原子化”。这意味着杀掉一切民间社会领袖或是可能成为领袖的人,铁腕整肃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使得人民彻底丧失形成独立于政府的组织的可能,让万能的党的触角伸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使得每个公民都处在四面八方被持续监控的状态里,从而永久生活在恐惧之中。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国进民退”,国家把每个子民都牢牢攒在手心里的崭新社会。
如所周知,民族主义乃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建立单一(homogeneous)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因此自然成了斯大林的镇压对象。他在人类历史上首创了将某个民族全体流放的壮举。伏尔加地区历来有大量的日耳曼人居住,在1924年该地区还成立了个“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怕该区的人民与入侵者里应外合,便于是年8月28日解散了该共和国,把所有日耳曼居民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与西伯利亚等地去,在离开该区约有1600至2000英里之遥的穷乡僻壤分散安置他们。39万人因此被迫离开故土,迁移到不毛之地去。
北高加索的回族、卡尔梅克人以及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后两者都是蒙古人)都享受过这种待遇。预定享受类似待遇的,还有境外芬兰人以及境内的犹太人。斯大林曾在苏芬战争前对部下说,芬兰人口并不多,要全部移居该国人民并非难事。可惜红军未能打下芬兰,于是这全国人民大搬家的壮举终未实现。而苏联境内的全体犹太人之所以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则全亏斯大林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时地死了。
毁民造民的“造民” ,则是说按统治者的意愿来任意设计模塑新一代,也就是林思云所谓“善意的思想改造”。斯大林把无法改造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或是杀掉或是投入大牢,然后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制造出一代人来取代他们。这洗脑工程的前提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封闭社会的发明。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全面信息封锁与控制的国家。无论是对国外还是国内发生的事件,所有的公民都被剥夺了知情权,只能获得经过统治者精心挑选甚至编造的信息。党领袖成了独一无二的精神权威。党更建立了以国家资源为后盾的宣传机器,使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通过人类摄入信息的一切渠道,将中宣部炮制出来的“杰米杨的汤”反复灌给青少年一代,其重点便是彻底消灭个人主义观念甚至个人意识,以“集体观念”代替之,使得受教育者彻底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与独立的思想感情,只允许他们有一种感情取向:党让爱谁便爱谁,党让恨谁便恨谁。最高的美德就是对斯大林和党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感激,以及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为了忠于斯大林那个活着的上帝,父兄可弑,亲友可卖,无论犯下什么为传统道德强烈谴责的罪孽都是应该的。前文介绍的那个举报父亲的莫罗佐夫,就是为此目的树立起来的少年英雄。
毁文造文运动构成了毁民造民运动的重要内容。斯大林对文化界与知识界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血腥整肃。20年代到30年代,两千多名作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被逮捕囚禁,其中1500名死于监牢或劳改营。受害者包括大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大作家伊扎克•巴别尔(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作家鲍里斯•皮里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戏剧家梅耶荷德(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Мейерхольд),诗人巴维尔•华西列夫(Pavel Vasiliev)。几乎全部俄罗斯文化精英都倒在了屠刀下。
这些案例中,最能反映斯大林的性格的大概是哲学家Jan Sten(抱歉,我未能查到中文译名和俄文原名)之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留下来的传统,是革命领袖本人必须是理论家。可惜斯大林当学生时上的是外省的神学院,对哲学一无所知。为了充当领袖,他便如毛泽东一样恶补了一番哲学,在1925 年到1928年期间特地请了Jan Sten去给他开小灶,每周上两次课。然而他怎么也无法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观念,偏偏黑格尔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在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便干脆枪决了他的西席老夫子,免得他智力上的缺陷为人得知。
尽管“毁文”运动也整肃了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然而斯大林的打击重点还是在社会科学与文艺界。至于科技人员特别是那些对国防工业有用的人,即使被抓进大牢去,一般也未必会被杀害,而是在牢里继续搞他们的研究,这点已在上文做过介绍。例外的是1936年到1938年期间,有27名天文学家被处决,而早在此前的1933年,气象局就因未能预报当年对农业生产有害的气象而遭到血腥整肃。但这些人毕竟不是直接影响国防工业与技术的研究人员。由此可见斯大林的冷静的“理性”。这一条也被中共学过来了。我当年之所以从未想过学文史,就是因为知道那种行当极不安全。
“造文”运动的内容则非常之多,首先是伪造历史特别是党史。大导演爱森斯坦在拍摄反映十月革命的影片后,得到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斯问爱,影片里有没有托洛茨基?爱答有,斯大林当即下令道:剪掉!爱于是乖乖照办。从此,这位在十月革命中毫无贡献的伟大领袖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与指挥者。
斯大林更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党史改为“路线斗争史”,也就是斯大林战胜一系列反动路线头子诸如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破坏和颠覆,赢得革命胜利的历史。据说没有这一系列“路线斗争”,则布党也就没有可能夺权掌权,遑论在地球上建起“最自由的国家”来。据国内学者高华先生研究,这本书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启发,他一连看了四遍,是他发动延安整风的灵感之一。从此中共党史也就变成了“路线斗争史”,所有的革命胜利都归于一人,而所有的失败都由反动路线头子承担。
据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披露,在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小传》中,斯大林嫌作者吹捧他还不够,亲手加进了对自己的无耻谀称,诸如“最伟大的领袖”、“一切时代与一切国家的卓越的战略天才”,并亲手写下了连篇累牍的无耻自吹话语,这里只引两段:
“斯大林同志阐明了战争的理论,诸如关于决定战争的永久作用的因素,积极防御和反攻和进攻的规律,现代战争一切部门与武器的协同配合,现代战争中大规模坦克集群与空军的作用,以及作为战争中最可畏的力量的火炮的作用。在战争中的不同阶段,斯大林的天才总是能找到考虑到形势的一切方面的正确的解决方案。”
“在进攻与防御之中,斯大林都表现了军事大师的才干。斯大林的天才使得他识破敌人的计划并击败他们。斯大林同志指挥的苏军的战役是行动中的军事技术的辉煌范例。”
最幽默的还是他亲手写下的这段话:
“尽管斯大林以完美的技术完成了他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并获得全体苏维埃人民毫无保留的拥护,然而他决不容许他的工作被一丝一毫虚荣、自负与自吹自擂玷污。”
党史如此,国家的历史自不待言。我中学时代学的乃是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什么都是俄国人发现或发明的: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世界历史更是恶心得看不下去:俄罗斯人从蒙古人手上拯救了欧洲,苏军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欧洲,等等,等等。
造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革命”。尽管史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的文化革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展开的,历时四年,亦即从1928年至1931年,但我认为这运动早就开始了。内战结束后,布党政府对国民基础教育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开展了扫盲运动,派出所谓“文化列车”到各地巡回宣传教育,并举办了大批扫盲班、训练班与速成中学和速成学院。虽然这些教育一无例外是共产邪教教育,但它毕竟还是普遍提高了国民的文化水平。
到了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文化革命,其目的是整肃旧知识分子,培养一代可靠的新知识分子去取代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还使用共青团愤青们组成的“文化军”(这组织原来成立起来是为了给工农大众扫盲),去冲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诸如党政机关、学校、剧院、文化展览,还肆意袭击并关闭教堂,等等。
与中国文革不同的是,斯大林并没靠那些愤青去打倒老干部,那任务留待几年后由NKVD的枪杆子去解决。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斯大林的非人类的“冷静理性”。和毛泽东不同,他能看到以后好几步棋,知道愤青们并不能“打江山坐江山”,他们的捣乱破坏只能起到制造普遍的恐怖气氛、慑服旧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愤青们在造出气势来后,便被斯大林收入袖筒里了。某些积极分子还在运动后期遭到了惩办。斯大林发动文革的重点,还是训练出一批技术干部来,去接替那些他准备在未来枪毙的老干部。
为了这个目的,大批工农被送进各种技术学院培训,毕业后便充当各级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超过一百五十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进入了白领阶层,15万工农和党员完成了高等教育。这批人便构成了未来新社会的权贵精英。
与此同时,苏共还在工厂农村发动了广泛的文化教育,让野蛮的人民建立卫生习惯,注意在公众场合的文明举止,谈吐优雅,穿着大方,保持优雅仪表,以及获得对俄罗斯古典文学艺术的基本鉴赏力,等等。
客观说来,这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野蛮的俄罗斯人民的浅表文化素养。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最大区别,还是他没搞蔑视践踏一切既有文明成果的反智主义。布党官员从不相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也不以“大老粗”为光荣头衔。相反,他们始终保持了对文化的敬重,对科学采取一种宗教崇拜态度。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人都力图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经常带全家去看话剧、芭蕾舞等演出,还聘请私人教师去家里教孩子学英语和其他外语。苏联的文化革命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基本保留了俄罗斯文明成果,甚至还把这些成果吹嘘到“兄弟国家”去,以致中国学生对俄罗斯文艺作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从整体来看,苏联的“文化革命”起到了“削平补齐”的普及作用,改变了革命前“橱窗俄国”与“原始俄国”的两极分化状态。国家实行了文化领域里的“杀富济贫”,把尖子削平了,把低的提上来,使得全民共享一个肤浅而普及的文化。在普及的意义上,这社会改造工程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果。
据赫鲁晓夫回忆,十月革命初,他和工人们进驻了某个贵族的宫殿,直接就在里面拉屎撒尿,拉到超饱和程度,以致后来无人能在里面下脚。由此可见革命前的普罗大众是何等的野蛮人,根本不是《列宁在十月》上攻打冬宫的那些赤卫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爱护宫内雕塑的情景。但经过“苏维埃文化整容手术”后,苏联公民的外在文化修养得到了普遍提高。如今去俄罗斯游览的中国游客,都对当地人在公众场合的文明举止留下深刻印象,诸如说话彬彬有礼,不随地吐痰,尊重妇女特别是孕妇,女性特别注意仪表等等,因而误以为俄国人民的素质真的比中国人高得多。
可惜这不过是“文化美容术”,掩盖了内在的野蛮性。所谓“苏维埃文化”少了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humanism and humanitarianism)。所谓“苏维埃新人”缺的不是基本文化知识与技能,而是人的灵魂,他们不过是一部庞大机器的无生命的配件,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基本权利一无所知,其公民觉悟还不如沙俄时代的城市居民。
之所以如此,乃是斯大林毁文造文的结果。他以一种工业家的态度来处理文化问题,将所有的艺术家分门别类编成各种衙门(诸如作协、美协、戏剧家协会等等),将所有的艺术家都纳入组织网络,严格控制了他们的粮道,以布置生产任务的方式,责令那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根据党的中心任务,批量生产出文艺作品来,按斯大林的设计要求塑造一代新人的灵魂,更准确地说,是制造出一代又一代没有灵魂、没有个性、没有属于个人的良心、不受个人感情左右,只知忠实执行上级指令的机器人。
这结果便是彻底毁掉了俄罗斯文化。除了因某种原因获得斯大林的青睐或宽恕的寥寥几名作家和艺术家,诸如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之外,在长达70多年的光阴里,苏联再没出过文化巨人。我记忆中的苏联文学作品,只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堪与俄罗斯文学杰作比肩,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也勉强可算。其中《日瓦戈医生》还无法在苏联境内出版,是偷运到西方出版的,出版后在国内被禁多年。影视作品中只有丘赫莱伊的《士兵之歌》堪称杰作。除此之外,我看过的苏联文艺作品基本是垃圾。而美术界长期停留在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水平上,再未出过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那样的大师。戏剧界则从此再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文化艺术并不是唯一的重灾区,整个社会科学都被斯大林连根拔除了。所谓“社会科学”成了“马列主义”的同义语,而且那马列主义还是僵死固化、不容讨论、不容发展的教条,连中世纪经院哲学都不如,后者还能搞点宗教改革,对教义作出个人的诠释,官定的马列主义连这点弹性都没有。
自然科学本是马列崇拜的宗教,可惜去掉了灵魂的科学家也就丧失了创造的灵气,何况头上还有“辩证唯物主义”那个紧箍咒。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造出了一种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环境。分类学似乎是他的强项(不知道是否与神学院教育有关),因此他将大学和研究所分开,大学只管教学,研究所只管科研。大学又将理科、工科、医学、农学分开,敲锣卖糖,各管一行,老死不相往来。像牛津、剑桥那种提倡“远亲通婚”、将毫不相同的学科的学生混编在同一学院里,住在一起彼此交流的教学方法,在他那如中药铺装药的格子一般分门别类的脑袋里显然找不到位置。
最出奇的是“苏维埃科学体系”的构成方式,它的特点是“关起门来搞研究”,强调的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自成体系,决不能与整个国际科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否则科学家就有变成间谍坐牢杀头之虞。捕捉国外科研最新动态、赶上国外先进水平的任务主要落在NKVD和后来的KGB(克格勃)间谍们的双肩之上。这结果便是老金说的“西方资产阶级能有的,东方无产阶级照样有,而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永远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跑道上。若是间谍们的手脚慢了一点,则就连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未必能有。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迟迟未能引入苏联,以致狐蝠式(米格25战斗机)上装的还是电子管,我猜大概就是间谍们的疏懒所致。
这当然不是说苏联的科技就非常落后。Again,苏维埃的科学技术发展很不平衡,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物理学就相对其他学科要发达得多,但化学、生物学则相当落后。即使如此,老毛子的本事,是在一个封闭体系里也能搞出自己的一套来。我记得当年玩电子管收音机,那电子管的命名方式就完全是苏联人自创的,什么6П2П之类。他们甚至还在医学中为肺结核作出了“苏维埃病理分型”,那玩意一直传到文革期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去。
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工程师”,他用机械力学的办法制造了一个与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独立的自成一家的机器人社会,“苏维埃新(机器)人”的特点是有技术无文化,有智力无智慧,有实力无灵魂,有荣誉感无良心。在毫无先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斯大林独立创作出了这种人类畸胎,并将之扩散到国外去,为1/3人类留下了可能是永久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大林应该是世界史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
普希金诗曰:“上天并没有赐给我们幸福,习惯就是我们的满足。”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与西方人想象相反,“苏维埃新人”虽然日日生活在恐惧中,但同样也非常海皮。对邻居的半夜失踪,他们学会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闻而不议,仿佛那些事从未发生过。拉津斯基有个邻居是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全家五六口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那科学家每天早上得去公厕门前排队,手持一张登满大好消息的报纸,一边哼着歌,一边非常海皮而耐心地等待轮到他的时刻到来,坚信他是幸运儿,得以降生在这乐园里而不是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世界。
作为过来人,我可以证实他观察到的现象极度真实,它证明在一个封闭系统里,人类几乎是完全可塑的,而卢梭观察到的人类一旦丧失自由之后,就再也不会感到它的可贵的确是真理。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七)
苏联道路对全世界的感召
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信念颠覆了文明世界的基本原则,除了别有用心的德国人外,新生的革命政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西方的敌视。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对苏俄组织了武装干涉,在干涉失败后又长期拒绝承认苏俄政权。苏俄一直处在文明世界的孤立和封锁中。
但西方的敌视并不能消除苏俄革命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吸引力。革命多是社会弊病无法以和平手段解决,长期累积形成社会危机而触发的。不发达国家多是烂污国家,社会组织方式有着严重问题,而统治者一般都贪得无厌,鼠目寸光,不愿意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化解危机,于是在这些国家中的浅薄知青心目中,革命自然便成了人民获得解放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共产党人要建立的是一个消灭压迫、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与人世间一切不平等的地上乐园。这美好而崇高的理想自然会对他们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吸引力。
一国内如此,全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所谓“世界革命”之所以有可能发生,同样也是因为国际社会政治结构中存在着重大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向不发达世界疯狂扩张,引起了不同文明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剧烈冲突。中国那愚弱的古老文明大国经不住西方文明的冲击,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在所谓“救亡”的热潮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苏俄。它同样遭到列强的敌视与侵略,然而不但击退了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还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奇迹,在短期内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变成了军事强国。从表面上看来,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强国提供了一条诱人的捷径,尤其这条路乃是咱们走熟了的轻车熟路——它并不需要建设性的智力以及旷日持久、滴水穿石的制度改革与建设,需要的只是造反杀人与阴谋诡计,而这从来是中国的国技。
列宁那不世出的战略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把第三世界国家看作是苏俄打破西方列强封锁的天然同盟军,抛出了“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理论。这理论彻底迷住了落后国家浅薄知青们,使他们更加向往那“人类的曙光”。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将这理论的巨大“启蒙作用”说得很清楚:在听到那阴谋论之前,中国知青们还未丧失神智,并未把西方列强看成是一个整体,中外冲突都是作为个案来看待的。而且他们也知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简单道理。要争取列强平等待我,就只能如日本那样自强起来。然而在学习了那阴谋论后,一切便在刹那间变得豁然开朗:原来帝国主义才是万恶之源,本国统治者不过是他们扶植起来的走狗而已,要打倒本国反动派,首先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与苏俄老大哥携手奋斗。
即使在发达国家,苏俄对左派知识分子们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时资本主义恰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马上就要垮台的样子。最强烈的是两次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30年代大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乃是工业国家首次倾全部经济力以搏的total war,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变成了机器大杀人,由此造成的巨额伤亡在历史上见所未见,令人民目瞪口呆。
在1916年7月间进行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先以强大炮火轰击德军阵地,每日发炮10万发,连续炮击长达7天之久,向25英里宽的阵地正面倾泻了70万发高效炮弹。炮击停止后,英军指挥官对士兵们说,上去吧,你们连枪都不必放,走过去占领阵地就是了,德国人全都死光了。于是大兵们便上去了。不料狡猾的德寇执行了伟大领袖的教导:“深挖洞,广积粮,要称霸。”在极深的地下坑道中耐心等待着风暴过去。等到敌方炮火开始延伸射击后,便一个个钻了出来,用重机枪狂扫前来送死的英军。发起攻击的第一天(七一建党节),英军伤亡高达5万8千人,开创了至今尚未被打破的战争单日伤亡最高纪录。战役持续了4个多月,直到11月18日才无结果而终。双方伤亡约134万人,其中英军45万余人,法军34万余人,德军53.8万人。英法军取得的唯一战果是将战线推进了9.7公里,平均每公里消耗13.8万人。
一战给人类带来了见所未见的巨额人命损失:1千6百万人死亡,2千1百万人负伤。参战诸国打得五痨七伤。战败国不必说,就连战胜国的人民也蒙受了巨大的牺牲。英国有许多村庄全村青年一道参军,编在同一个部队里。战后有的村庄竟然无一人生还。活下来的人也备受心理伤害,有的甚至是终生的。据战后拍摄的医用纪录片,有的士兵在战场上吓破了胆,从此哆嗦不停,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往桌子底下钻,完全成了废人。还有大批毒气中毒的后遗症患者,或失明,或终身为病痛折磨。
大战引起了欧洲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空前幻灭。此前知识界坚定地崇拜科学技术,认为那是社会进步的指针,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赋予了人类空前的自相残杀的能力,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左派队伍空前壮大。有的人甚至重新审视原来为他们鄙视的东方文明,将东方文明理想化,向往消极平和的东方哲学。这让某些中国知青很是自我陶醉了一番,我记得家里有几份旧书报的作者就曾因罗素盛赞中国而欣喜如狂。
大战后,欧洲平静了一些日子。到了20年代,经济开始繁荣(破窗理论?负帕累托效应?)。可惜好景不长,1928年,因苏联大量出口木材,国际市场木材价格暴跌。1929年,加拿大小麦生产过剩,拉动美国农产品跌价。农业衰退迅速波及股票市场。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票暴跌,美国金融界崩溃。灾难迅即波及至全世界,引起持续四年的世界性的大萧条。1932年,美国失业人数高达1370万,德国达560万,英国280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苏联却在危机中一枝独秀,没受到什么影响,正当美国在1932年工业生产力降到不到1929年的一半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却直线上升。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没落腐朽,而社会主义制度生机无限。
大萧条的冲击造成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公众的政治立场大幅度两极分化。民主政府在应对危机中显示出来的无能,以及自由资本主义显示出来的弊病,使得人们怀疑民主制度相对独裁制度是否真有优越性,而“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否合理。一时间,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两者看来都走到了穷途末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liberals)们纷纷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右派知识分子(conservatives)则为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吸引。这个趋势在受大萧条打击最沉重的德国表现得最明显。在大萧条发生前,无论是德国共产党还是纳粹得到的选票都很少。大萧条发生后,两党所获的选票都急剧上升。这说明民众普遍对软弱无能的民主政府丧失信心,希望能选出一个强大的独裁政府来结束灾难。
英国作家威尔斯在1934年访苏会见斯大林时对斯大林说的话似乎反映了当时力薄儒们的普遍心态:
“我对美国的访问刺激了我的脑筋。旧的金融世界正在崩溃,该国的经济生活正在按新的路线重新组织。列宁曾说:‘我们必须学会做生意’,从资本家那儿学。今天,资本家们必须向你们学习,以掌握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我看来,美国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深刻的重组,是创立计划经济亦即社会主义经济。你和罗斯福从不同的起点开始,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在想法上有无联系或是想法上的亲缘关系?我在华盛顿时,注意到他们在干与这儿相同的事:他们在建办公室,创立若干新的国家调控机构,组织长期需要的公务员服务。他们需要的和你们一样,都是指令的能力。”(笔者根据会谈记录译出)
有趣的是,这似乎也是右派的感觉。无论左右都把大萧条看成了民主资本主义的丧钟,都把国家干预经济看成了解决危机以及避免危机再度发生的唯一途径。个人认为,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极右的法西斯主义何以在意大利、德国与日本勃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极权国家,苏俄向全世界展示了“举国体制”应对危机的强大能力。这不但给意大利与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提供了灵感来源,也影响到善于捕捉西方动态并加以模仿的日本。据日本学者研究,同样遭到大萧条重创的日本对苏俄以及后来的德国的政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必须强化国家统制资源的权力成了朝野共识。善于学习西方的日本把苏俄和纳粹的模式看成了世界大趋势,认为未来的国际生产竞争就是抢夺资源的战争,而民主体制显然不能胜任这任务,日本就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因此,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苏俄的问世,启迪催生了国际法西斯运动。
苏俄的贡献还不光是思路上的。斯大林在击败了党内左右反对派之后,为共产国际制定了新方针。他把社会民主党人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说社会民主党其实是“社会法西斯党人”,理论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实践中却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并命令全世界共产党人与这“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是德国第一大党,德共的选票也不少,如果两党联合起来,完全可以在1932年的选举中击败希特勒。然而德国共产党奉命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使得纳粹在该次选举中脱颖而出,变成了德国第一大党。希特勒才能在次年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希特勒上台后,最先遭到摧毁的就是德国共产党。德共本是欧洲最大的共产党,从此一蹶不振。
过去史家都把斯大林这一政策视为蠢动,认为斯大林把自己的死仇扶上了台,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夏伊勒就持此观点。但近年俄国学者拉津斯基却提出,斯大林并未失算,他的原意就是要牺牲德共让希特勒上台,以打破西方对苏联的敌意与封锁。此说没有直接证据,但客观效果似乎确实如此。纳粹德国崛起后,引起了英法的担忧。为避免战争再度爆发,英法都开始接近苏联。而苏联则一跃而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明星,成了“集体安全”体系的最热心的鼓吹者。1934年,苏联加入国联并成了常任理事国,还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了盟国。
作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旗手”,苏联的国际威望迅速上升,吸引了大批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英国作家威尔斯、萧伯纳、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纪德先后访问了苏联。萧伯纳对苏联和斯大林赞扬备至。威尔斯虽不喜欢斯大林,但仍在回国后发表文章,说什么:“我从未见过一个(比斯大林)更公道、更坦率、更诚实的人。”罗曼罗兰虽然看出了底细,并把真实感受写在日记里,甚至在日记中愤怒地呼喊:
“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要写的欲望……”
但他却规定那日记在50年内不得发表,就连片段都不行。不仅如此,当纪德从苏联回来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说出了铁幕后的真情之后,罗曼罗兰还要骂他“丧尽良心”。罗曼罗兰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那还是出于投鼠忌器的需要。当时苏联正扮演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坚定的旗手。在他眼中,纳粹的威胁比苏联可怕多了,为了不影响世界反法西斯大业,当然只好为苏联隐恶扬善了。
可惜临近大战爆发时,“反法西斯旗手”却来了个U转。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秘密瓜分了波兰,纳粹并承认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两国为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1日,纳粹入侵波兰,二战爆发。苏军随之入侵波兰,于9月17日与德军在布列斯特会师,共同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
斯大林对此举非常得意。当时苏共宣传部门给基层下发的宣传资料上画了两个三角形,第一个三角形的顶端是英法,下面两个角分别为苏联和德国。图样下的解释是:英法帝国主义想让我们这样,那意思就是想挑拨德国与苏联打起来,他们好坐山观虎斗。第二个三角形的顶端是苏联,下面两个角则分别为英法与德国。图案下的解释是:斯大林同志把局势变成了这样,那意思就是斯大林略施小计,便让英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德国打起来了,而苏联则可坐山观虎斗。
斯大林此举,对苏联国家利益究竟是福是祸,还真难说清。但在当时,它使得苏联在西方的形象受到严重伤害。若干原来亲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对苏联感到幻灭,许多共产党员因此脱党。后来那个向尼克松检举苏联间谍希斯的钱伯斯,就是因为斯大林干的这桩烂事才愤而脱党的,此后便一直向联邦政府检举国务院官员希斯是他在共党内部的上司,也是莫斯科的间谍,但一直无人理睬,直到多年后找上了尼克松。
趁着英法向纳粹宣战,欧洲强国无暇旁骛,斯大林开始不动声色地扩张领土。1939年11月30日,苏联大举入侵芬兰。一个庞然大物竟然去入侵一个蕞尔小国,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1939年12月14日,苏联被国联开除。那个半年前还在口口声声主张“集体安全”、“制裁侵略者”的“世界反法西斯旗手”,如今却露出社会帝国主义的本相来,其国际声望跌到了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