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兔相逢大梦归(下)

上篇文章贴出后，有朋友提出了很好的一个问题。即国内近年校订刊印的脂砚斋评本中，“虎兔相逢大梦归”这句话是“虎兕相逢大梦归”(兕，Si 4声，犀牛类动物)，是程伟元高鹗后来给改成“虎兔”的。我的论证应该是基于曹雪芹的原文，而不是程高改篡后的文字。质疑得好，但是，是一个误解。真实的情况是，在十一个脂评本中，除了[己卯本]和[梦稿本]用“虎兕”之外，其余全用“虎兔”；特别是研究价值最高的[甲戌本]和[庚辰本]，均用“虎兔”。我查阅过这两本的影印本，都是“虎兔”，所以不是到[程甲本][程乙本]才改的。

国内新版的脂本，用“虎兕”替代“虎兔”，只反映了红学界几位主要人物的意愿，是不尊重古籍的一种做法。我个人感觉是：一，“虎兕”是错的。但讲起来话很多，可以另写一篇车轱辘话了，也太枯燥，放下不讲。二是甲戌本和庚辰本是脂评的主干，如果这两本和其它的七本都用“虎兔”，为什么要改成“虎兕”呢？其实这改动正显示了干扰红学研究的门户之见，而这种门户之见对以后的红学发展只能起到负面影响。好了，书归正传。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在孝贤皇后的两个儿子先后病逝后，孝贤皇后本人也在随乾隆巡幸山东德州时，突然身亡，年仅三十七岁。死后谥号“孝贤”。对于她的死，民间传闻甚多，有说是被乾隆逼死的，也有说是投水自尽的。从她死后乾隆的表现来看(如写感情深沉的悼亡诗赋，举行极隆重的葬仪，多年不再立皇后等) ，乾隆逼死或下令杀害的可能性极微。但若依据官方的文献，说是重病身亡，也很难解释清楚。因为她刚三十七岁，也没有患什么重病的记载，前一天还随皇太后去了几个地方，怎么会突然死掉呢？而且，乾隆的这次出游，目的是为了让孝贤皇后散心，远离亲子丧生的环境。孝贤皇后能出游，就必定不会有致命的重病。所以，民间传闻的投水自尽，很可能就是事实的真相。

她为什么会跳河自杀呢？几个月前，继她的大儿子永琏在几年前病逝后，年方两岁的小儿子永琮的丧生，对孝贤皇后无疑是最大的打击。精神处于极度忧郁、甚至是发疯的状态，应该说是任何人都会出现的症状。母亲失去儿子的刻骨伤痛，绝对是人伦情感上最致命的创伤。这是感情因素，再看政治因素。在激烈倾轧、你死我活的后宫夺嫡之争中，失去了亲子，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孝贤皇后晚年的荣华富贵，应全部寄希望在自己儿子的身上。因此，我宁可相信传说中她和乾隆皇帝激烈争吵后，一怒投河自尽的说法。从乾隆写追思赋中自责的口气看，乾隆对她的死是有责任的。但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和皇后贤淑的形像，官方一定会掩盖死因的真相，这也是在考虑之中的。

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受恩于康熙皇帝多年。曹寅死后，他的儿子们继续得到康熙的恩眷，一直到雍正上台。是雍正把曹家惩治到衰败的境地，到乾隆初年，乾隆皇帝又给与曹家另外一次沉重打击，以至彻底破败。从衣锦繁华的童年落魄到 “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现状，曹雪芹不可能对雍正、乾隆两朝有任何好感。创作《红楼梦》，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用元春这个艺术形像，把被皇家掩盖的事实用隐晦的方式揭露出来，也算是替自己和父辈的遭遇，出了一口恶气。尽管他在书中口口声声地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但对当朝统治者的讽刺和鞭笞，却一直贯穿在《红楼梦》之中。所以，用贾元春的死，去影射孝贤皇后的遭遇，既是对乾隆皇帝的虚伪的揭露，也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报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红楼梦的政治和历史意义显得格外醒目。

孝贤皇后死于1748年。六年以后(1754年，甲戌问世)，第一个《石头记》[甲戌本]（指[甲戌本]的底本，以后不在强调。严格地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本) 问世。在这个早期的本子中，曹雪芹提到了 《红楼梦 》的创作过程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也就是写了十年，自然包括了六年前孝贤皇后猝死的时候。所以，从时间上看，曹雪芹是有机会把孝贤皇后之死写进《红楼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曹雪芹是否有可能详细了解孝贤皇后死因的第一手资料，而不是取材于街头巷尾的无稽之谈。

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在乾隆朝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是乾隆的心腹宠臣。他的两个侄子，其实也是孝贤皇后的侄子，明义、明琳，都是曹雪芹的朋友。在曹雪芹朋友们的诗文中，记载了曹雪芹曾多次去明琳的养石轩饮酒、赋诗、作画，和明琳的交情是很深厚的。从明琳处，曹雪芹能听到有关孝贤皇后和乾隆皇帝的逸闻逸事，当在情理之中。往更深处考量，如果孝贤皇后真是死于非命，作为最亲近的娘家侄子，既不会不知道真相，也不会旁若无事、泰然处之的。他们在感情上，言语中对孝贤皇后的怀念和对乾隆的不满，不正是曹雪芹写作的素材吗？

比起明琳只是曹雪芹的诗朋酒友来说，他的弟弟明义，则是曹雪芹著述红楼的首批读者，甚至可能是创作的知情人。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的海内孤本 《绿烟锁窗集》，是明义自编的诗集。其中有[题红楼梦]七绝诗二十首；在这二十首诗之前，明义写了一段小序，文史价值极为珍贵。全文抄录如下：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这是最早的有关曹雪芹著《红楼梦》的直接论述。我在拙文[明义] 中，对这个序言和诗做过一般性介绍，所以不拟在此重复。只就与这个考证有关的要点，谈些感想。

首先让我们看“曹子雪芹出所撰”的“出”字。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写”出，一是“拿”出。第一个，写出，句子为“曹子雪芹写出所撰”，明显是不通的。第二个，拿出，句子为“曹子雪芹拿出所撰”，句子通顺，意思明确 ---- 曹雪芹拿出所写的《红楼梦》。这是唯一的一个人从曹雪芹本人那里得观《红楼梦》！我们知道敦诚提到过“不如著书黄叶村”，建议雪芹专心写书；我们也知道脂砚斋在《红楼梦》上留下了大量的批语，显示他是早期读者之一。但都没有文字证明他们直接从曹雪芹那里看到过《红楼梦》，只有明义的序，记下了他和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而接触的证据。那么，他是在什么时候看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呢？

“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这句话虽没有明确很地交待明义看到《红楼梦》的时间，但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书还没有传世，知道这本书的人是很少的，因此只在非常接近的朋友中间传阅，明义就是其中的一员。专家们的考证显示，《红楼梦》不是一次性完成后发表的；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曹雪芹一边写，好友们一边评，分期创作的。因此，上面的一段话，也可做为明义是曹雪芹早期创作知情人来解释。我甚至怀疑他看到的比大名鼎鼎的脂砚斋还要早。有一个证明。[甲戌本]是人们所知道最早的《红楼梦》，其书名是《石头记》。在[甲戌本] 第一回中，有一段讲《红楼梦》书名的变化过程。从《石头记》到《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再从《风月宝鉴》到《金陵 十二衩》。然后，出现了一句只存于甲戌本的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甲戌本]以后的抄本，如[庚辰本]、[己卯本]等，多以《石头记》为名，一直到程伟元刊印出《红楼梦》。明义序中提到的是《红楼梦》，而不是《石头记》。这个《红楼梦》显然不是程伟元的刊本《红楼梦》，那么，只能是那个“仍用《石头记》”之前，甚至早于《风月宝鉴》，由吴玉峰所题的那个《红楼梦》了。

明义所写的二十首读红诗，有些相关的内容是现在的《红楼梦》所没有的，有些甚至在最完整的脂评本----庚辰本上也没有。这说明他读的是很早期的一个钞本。。“余见其钞本焉”， 这个钞本，不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抄本，即手抄本；这个钞本应是作者在稿本上做完修改后的誊清本。具体到《红楼梦》，由于写作时间长，钞本不一定是最后定本(我相信根本就没有最后定本)，在钞本上还有继续的改动。能看到早期钞本的人，一定有机会把自己对小说的评论写下来，回传给曹雪芹，就像脂砚斋，畸笏叟一样。所以，明义才不无自豪地说，“余见其钞本焉”。

写了这么多，就是想证实曹雪芹是有条件得到孝贤皇后身前故事和死因的。最后要谈的问题是，将孝贤皇后、傅恒家事与红楼联系在一起的，并非起始于今天的探讨。其实早在清末民初，索隐派“统治”红楼研究时，已被人津津乐道了多年。其它的，还有顺治皇帝和董小婉，大学士纳兰明珠家事等附会。但由于当时没有确切的史料，或离曹雪芹写红楼的时代太远，所谈及的不外乎只是酒余饭后的八卦。第一次与傅恒家事有关的文字出现在[庚辰本] 中：在准备元春省亲的第十六回，赵嬷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旁，有一句批语“文忠公之嬷”。文忠公是孝贤皇后弟弟傅恒的谥号；在这里，如果把贾琏乳母赵嬷嬷指为“文忠公之嬷”，就说明，在批者的心中，贾家是文忠公傅恒的家。所以，元春就是文忠公的姐姐孝贤皇后。

《绿烟锁窗集》的发现，为明义和曹雪芹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也证明元春形像中藏有孝贤皇后的影子，非无稽之谈。只是红学研究的主流陷入“自传说”太深，不愿展开更深的研讨和考证。 在这一点上，我十分钦佩我的父亲，虽然他只是红学的业余爱好者。早在七十年代，当他读了明义的材料后，就明确地告诉我应该从明义的研究中重新定位“自传说”。《红楼梦》不仅仅是衍生于曹家的故事，她有更广泛的故事来源，也必定包含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只可惜他因病过早地放弃了红学研究，而我的水平相差太远，无力承担这大任，一晃三十过去了。写这文章，对父亲是个纪念；对我自己，就算是滥竽充数，聊以自慰吧！

[房崇]

你的红学根底很扎实，与国内浮躁而哗众取宠的所谓红学新人完全不同。读过几篇，好像普及居多，本篇有创见。应该结集出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