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另一个忽悠,是有关魏延的。说魏延脑后有“反骨”,日后必反。这话是诸葛亮说的。
什么是反骨?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是通指人的后脑骨,上面突出处叫“脑杓”,下面耳后突起处名“完骨”,后脑骨突起,就具备了“反骨”的基础,侧面看头像,就像一个夸张的大问号。再一个说法,是指后脑骨下一处突起的骨头,大概就是上面所指的“完骨”,或后脑杓下面突出的一个小圆疙瘩。没医学专用词汇介绍“反骨”,都是后人为附会三国演义,联想和推导的。
我不赞同说整个后脑骨是反骨。后脑杓大的人,都很聪明,而且占中国人很大比例,特别是南方人。广东福建人,后脑杓大的多了去了,不会都是想反叛之人。至于后脑杓下的那一点小圆突骨,我看有可能,原因是:一是占人口比例不多,不信大家自己摸摸,说自己有的一定不是多数,要相信大多数人不想造反;二是史迷家三代,脑后都有那个小疙瘩,所以,不光从来没和领导友好过,儿子没事就和老子找喳打架。我摸过老大老二的后脑杓,妈的,反骨一个比一个大,难怪净和我过不去!
回到《三国》。先是魏延在襄阳,为迎接兵败逃窜的刘备诸葛亮,率兵起义。看书中如何描写:
<城中忽有一将,引数百人径上城楼,大喝:“蔡瑁、张允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今为救民而来投,何得相拒!”众视其人,身长八尺,面如重枣;乃义阳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长。当下魏延轮刀砍死守门将士,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
刘备没入城,错过了相见的机会,他就投长沙的韩玄了。
第二次,在长沙,韩玄怀疑黄忠暗通关羽,要杀黄忠;更放话,为黄忠求情的也杀。这时,魏延再次出现:
<刚推到门外,恰欲举刀,忽然一将挥刀杀入,砍死刀手,救起黄忠,大叫曰:“黄汉升乃长沙之保障,今杀汉升,是杀长沙百姓也!韩玄残暴不仁,轻贤慢士,当众共殛之”愿随我者便来!”众视其人,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乃义阳人魏延也。自襄阳赶刘玄德不着,来投韩玄;玄怪其傲慢少礼,不肯重用,故屈沉于此。当日救下黄忠,教百姓同杀韩玄,袒臂一呼,相从者数百余人。黄忠拦当不住。魏延直杀上城头,一刀砍韩玄为两段,提头上马,引百姓出城,投拜云长。>
在天下大乱之时,身在敌营,却诚心向往刘备集团;并不惧危险,两次起事,献实功夺城救将,魏延为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应该说,他是忠实于刘备的。但是,见到诸葛亮之后,就有了以下的对白:
<云长引魏延来见,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玄德惊问孔明曰:“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军师何故欲杀之?”孔明曰:“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玄德曰:“若斩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军师恕之。”>
不说诸葛亮的招牌“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它本身就是荒谬的空谈:刘备五虎将的三个,赵马黄,都是居土献地的降将。所以刘备不得不说:“若斩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绝妙之处是:“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汉人蓄发,盘于头顶用纶巾包之,反骨当藏于头发之内而不可见;且魏延为武将,关云长引见时,甲胄尚在身;头盔下,诸葛亮何能窥见魏延的“反骨”?莫非诸葛亮真有特异功能?不管诸葛亮是怎么看到的“反骨”,从他嘴里一说出,就是既成事实;也是魏延百口难辩的问题包袱。这包袱,一背就背了二十多年,尽管这二十多年,魏延为蜀汉出生入死;尽管魏延战功显赫,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
最可怕的是诸葛亮死前,叫马岱进帐,暗自叮嘱了几句,又给杨仪一个锦囊妙计,于是,杨马二人合伙上演了一出智杀魏延的好戏。一个是最高统帅,生前预见到下属的叛变,却不在自己有能力制止事变发生时,采取行动;而搞些神迷鬼怪的妙计,让后人为难。一个是继承人身无寸功,束手无策,只能以偏见和主子的遗留妙计行事。这两者的结合,就是魏延悲剧的根源。魏延的反,已经是预定的结局;他即便不在与杨仪反目时被杀,也会在与任何人的争执中丧命。目的,就是要证明诸葛亮的高瞻远瞩。
其实,从魏延与诸葛亮为出祁山的方略的争论中,可以看出,魏延的确是很有军事才能的指挥官。
<魏延上帐献策曰:“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孔明笑曰:“此非万全之计也。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倘有人进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伤锐气。决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从大路进发,彼必尽起关中之兵,于路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孔明曰:“吾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何忧不胜!”遂不用魏延之计。>
事实是,诸葛亮六次出兵,完全一个打法,却无寸土建功,他自己说是“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魏延的说法是:“丞相当时若依我计,取长安久矣!”也许不全是荒诞无稽的吹牛。诸葛亮认识到,“昔大军屯于祁山、箕谷之时,我兵多于贼兵,而不能破贼,反为贼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将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较变通之道于将来;如其不然,虽兵多何用?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他终于认识到听取不同意见的重要性,却依旧不能释怀魏延孤傲的“反骨”,以至临终竟定下了逼反袭杀的大计,遗患深远。
谁能说,魏延有“反骨”,不是在忽悠;谁又能说,从魏延的下场看,蜀汉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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