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痴史迷
挖红楼，侃文史，走天下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是我最想重读一次的红学专著。这原因不讲也清楚，
它是红学研究中学术价值极高的专著，是新红学派考红的集大成。
在谈到《红楼梦新证》的学术价值之前，先谈谈《新证》的成书经过和周汝昌研究
红楼的历史，可能更符合大家的兴趣。
一九四七年，周汝昌还是一名燕京大学的学生，受当时是京北大学校长胡适先生一
篇文章的启发，在燕大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抄本旧书，是曹雪芹的生前好友敦敏
的著作，叫《懋斋诗钞》，里面有六首直接咏及到曹雪芹的诗。根据这六首诗，周
汝昌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红学文章，叫《〈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对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的有关曹雪芹卒年的论点争鸣。胡适先生看到周汝昌文
章之后，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对周的辩驳表示赞同，并在报上发表。一边是
尚未毕业的在校生，一边是名满天下的大学校长，就这么开始了红学研究的学术交
流。现在回过头去看，胡适先生在做人，做学问上表现出的认真，谦虚和大度，实
在是几代学人的楷模。
一九四八年，胡适先后给周汝昌写过六封信，指导周汝昌的研究。而周汝昌也回过
胡适九封信，向胡适通报自己的研究思路，并多次向胡适要求帮助。他先后向胡适
借阅胡适收藏的抄本《四松堂集》和戚蓼生作序的《红楼梦》，他说“这都是海内
孤本、稀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胡适则答道，“我
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胡适说到做到，借给了周汝昌《四松堂集》和
戚序本《红楼梦》。这些早年的红学史料，为周汝昌日后写出《红楼梦新证》，极
有帮助。但最感人的，也是使周汝昌红学研究收益最大的，是胡适先生借给他胡适
珍藏二十年，从未借给任何人的无价之宝----甲戌本。要知道甲戌本对胡适有多重
要吗？四八年冬，胡适离开北京时，从他的万卷藏书中，只带走了两部书。而其中
的一部，就是甲戌本！
甲戌本全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书中提及“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故
被称之“甲戌本”。它是第一个被发现的《红楼梦》早期抄本，对红学研究的影响
至关重大。可以这样说，没有甲戌本，就没有新红学派的存在。能把自己珍藏的至
宝借给相识不久，身无分文的一个学生，除了胡适高尚的人格因素外，更显示了他
识人的敏锐。周汝昌也没有辜负胡适的厚望，和他的哥哥周沽昌，利用假期，硬是
用朱墨二色毛笔，重抄了一遍甲戌本，然后将原本还给了胡适。我们这一代的任何
人，能有这样的恒心和毅力投注在自己的事业上吗？所以，能写出红学巨著《红楼
梦新证》，也只能是像周先生这样的“红痴”。
有了甲戌本《石头记》，有了戚蓼生作序的《红楼梦》；有了敦诚的《四松堂集》，
有了敦敏的《懋斋诗钞》，也有了其它重要的文史资料；更重要的，是有了来自恩
师的鼓励和与恩师交流探讨的动力，周汝昌用了四年的时间，终于写出了代表新红
学派红学研究的世纪之作----《红楼梦新证》。连书名都是像要同胡适相谐相争，
因为胡适所著的新红学派开山之作，叫《红楼梦考证》。不谈这两本书，仅仅就胡
周之间早年间高山流水般的情谊而言，不正是中华文化精华所在的另一种体现，不
正是要重读再读的芳华吗？(关于胡适和周汝娼之间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学术思想
上的异同，所产生的恩恩怨怨，我想在另一篇车轱辘话中论及，在此不复赘言)。
情谊归情谊，学问是学问。周汝昌并没有因为胡适是导师、是专家，就跟在他的后
面，唯唯诺诺地拾其牙慧；而是在胡适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史料，提出了自己独到
的见解。这也是为什么《红楼梦新证》能成为价值极高的红学巨著的原因。周汝昌
至少在三个方面建立起不同于胡适研究结论的红学研究理论；而这三个重要方面的
成果，确实把红学研究推向了更高的水平。
首先，在曹雪芹的生卒年份上，周汝昌提出了曹雪芹不是像胡适依据的“甲戌本”
所描述的那样，死于壬午年(一七六二年)；而是死于壬午的下一年，癸未年(一七六
三年)。不要小看这一年的差别，周观点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权威文史资料和权威文史专家的
实事求是态度；在于不盲从于单一的古旧抄本的记述，而是广寻史料，提出问题，
认识问题；在于认真刻苦的治学精神。
同时，在雪芹的生年问题上，他也对胡适认定的曹雪芹生年一定要赶上曹家在江南
衣锦繁华的岁月，不然曹雪芹就无法写出有自转特色的《红楼梦》的观点，给与批
评。从曹雪芹朋友们悼亡诗的内容和清史档案的记载上，提出曹雪芹应生于雍正二
年(一七二四年)，而不是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红学界在曹雪芹的生年卒年
上，讨论争辩了近八十年，难能可贵的是，其中五十多年，周汝昌是独树一帜的。
其次，周汝昌在曹雪芹的家事和身世的考证上，弥补了胡适早年研究的不足，整理
出完整的，与曹雪芹和曹家相关的“史事稽年”。从一九二一年胡适高举起新红学
派大旗，到五三年《红楼梦新证》问世，三十多年间，周汝昌是第一个系统性地研
究和论述了曹雪芹历史的红学专家。长达五百七十页的“史事稽年”，加上“人物
考”，“籍贯出身”，向读者展现了曹雪芹身世和《红楼梦》的关连，把红学研究
的范围从文学扩展到史学领域，丰富了红学的内容。
平心而论，《红楼梦新证》后的半个世纪，还没有任何一个红学家或史学家，像周
汝昌这样，以如此宏大的篇幅和如此详细的证明，融通贯穿了曹家历史和《红楼梦》
写作经历的。前不见古人，已被历史证实；能否看到来者？不敢断言。但令我想到
的是，近年来阅读过的一本又一本红学著作，听到的一个又一个红学家的高谈阔论，
有哪一个能步周汝昌的后尘，又有哪一本能与《红楼梦新证》相媲美呢？
最后，脂砚斋和版本研究。甲戌本的发现，让人们认识了早年的红楼抄本和脂砚斋。
但究竟谁是脂砚斋？脂砚斋的评语说了些什么？新发现的古旧版本与通行的程甲本
有什么关系，哪个版本更忠实于曹雪芹的原稿？这些红学的关键问题，的确需要通
过认真的、系统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开始胡适曾做过一些，但做的比较粗糙，后
来干脆就停止了。周汝昌接过了脂砚斋研究的课题，在《红楼梦新证》里设专门章
节，“脂砚斋批”和“本子与读者”，研讨立论。
周汝昌的立论中，有一点很引人注目。他从研究《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史湘云的
身世入手，联系脂砚斋的各种评语，结合曹雪芹生前好友们的悼亡诗，提出脂砚斋
即是曹雪芹死后遗下的妻子，是小说中史湘云的创作原型。这一说法，打破了红学
常规中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叔之说；也挑战了胡适曾猜想的，脂砚斋可能是曹雪芹
堂兄弟的假设。而对史湘云原型的考证，不仅在那个时代是全新考证，周汝昌全力
以赴；就是五十年后的今天，周汝昌依旧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其刚，其韧，难
有出起右者！
读《红楼梦新证》，的确是独特的心灵享受。从二十多岁第一次习读至今，选读几
近三十年；断断续续的通读，也有三次之多。对这部新红学派的经典名著，我一直
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学习和思考的，受益也远远大过了任何红学著作。我的看法是，
除新材料补充了原著的缺欠外，在主体上，尽管它的立论引发过很多争议，但经过
五十年红学风雨的考验，《红楼梦新证》仍旧是红学研究的精华。对初学者，它是
良师，导引着新人跨入红学大门；对专家学者，它是益友，帮助他们更深地思考探
幽。如果说，是胡适先生和他的《红楼梦考证》，使新红学派得以成学立论；那么，
周汝昌先生和他的《红楼梦新证》，则是新红学派成长壮大，推陈出新，走向深化
的主要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