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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决战澶渊
真宗继位后，并没有立即起用被放逐的寇准，而是让寇准在几个政府部门和外州任主职。不是真宗不想恢复寇准的宰相职务，而是实在惧怕寇准刚直的性情。<<宋史>>说，“帝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在用与不用之间，无法决断，一拖就是六、七年。
若大宋江山一直处于歌舞升平中，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真宗可能永远不会起用寇准为相。但来自北方契丹人不断的扩张和侵略，早已成为悬挂在宋朝政权头顶上的利剑，成为动摇真宗皇帝统治的心腹大患。“国难思良相”，不仅真宗，而且朝中的有识之士，都明白大敌当前，宰相非寇准莫属。请看真宗与副宰相毕世安的对话：
真宗曰：“朕倚卿以辅相，岂特今日。然时方多事，求与卿同进者，其谁可？”对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驽朽，实不足以胜任。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闻其好刚使气。”又对曰：“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若准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当藉卿宿德镇之。”
当时的民谣是这样唱的：“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真可谓君心，臣心，民心！
寇准重新回到相位。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辽军的进犯。辽军先是小规模的骚扰，并未大举进攻。寇准预见很快将会爆发大战，遂命令练兵备战，占据要塞。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大军在辽萧太后和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领下，对宋大举进犯，包围了瀛州(今河北河间)，占据了贝州(今河北南宫)、魏州(河北大名)；急报文书，一日五送，朝野上下，惊恐震骇。唯有寇准，“饮笑自如”。因为，对怎样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寇准心中早己有了明确的计划。在寇准看来，这是辽宋两朝的战略决战。宋朝无论是在军事力量上，还是在人民的支持上，都不在辽军之下。但宋军，不仅仅是宋军，而是整个宋朝廷，缺少的是能战胜契丹的信心和举国上下抗敌保国的决心。寇准想要的是作为最高统帅的真宗皇帝，决战顽敌的胆识和意志！
第二天，寇准提出请皇帝亲自出师澶州前线抗敌。看看同僚和真宗的反应吧：“同列惧，欲退”，“帝难之，欲还内”。皇帝为难，要退朝；群臣畏惧，要散伙；这就是大敌当前宋朝君臣的表现！寇准坚持，说：“陛下如果退朝，众大臣势必散去，国家大事就完了。请皇帝不要逃避，带兵亲征”。真宗只好与大臣继续讨论抗敌的方略。
副宰相王钦若、陈尧叟，出于各自地方的利益，建议真宗游幸金陵或成都，实际是教唆皇帝逃跑，自己也可从中渔利。真宗拿不定主意，转问寇准。寇准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然后进一步分析道，依皇帝的英武神迹和百官的同心合力，如若亲征，敌人一定闻风而逃。就算敌人继续顽抗，我军或者用游击战骚扰他们；或者坚守阵地使敌军知难而退。我们是以逸代劳，比敌人的胜算大得多。但若放弃国都这神庙之地，逃遁到蜀山楚水，势必造成民心崩溃，争相逃命。那时敌军再趁虚而入，大宋的半壁江山就不复存在了！
寇准的这番议论，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后来宋朝的南渡。历史有时是何等相似！假若没有寇准坚持亲征抗战，南宋的屈辱历史就可能提前一百多年出现；换一个角度看，若南渡前的宋高宗能够听从抗敌派的忠告，坚持抗敌不南逃，中原或许依然是大宋的“王土”，中原的人民也可免受侵略者的百年蹂躏，陆游也就不会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临终遗愿。所以，由*当*权*者*的一念之差，所产生的历史恶果，令人扼腕。而忠勇之士的爱国精诚，也使后世敬仰如仪。
真宗终于亲征了。但到了澶渊(今河南濮阳)前线，看到契丹兵强马壮，旌旗蔽日，畏畏缩缩地不敢过河，随从的大臣们也要求到此为止。寇准不得不给真宗再做工作。先说，“陛下不过河，既影响军心，也不能使敌丧胆，与亲证的目的不符”。又说，“从军事布署看，我军有王超率精锐为中军，李继隆、石保吉已列阵为左右；而且从各地来的增援部队近日就到，有什么可怕的呢？”。但无论寇准怎么说，皇帝还是害怕，不做决定。寇准再也忍不住怒火，对真宗厉声吼道，“陛下不听信我的话，至少要听听前线将军的意见。”，而将军们坚决地站到了寇准的一边。最后，不得已，寇准下令强制真宗的车辇过河。过河后，“远近望见御盖(真宗的车辇)，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每次读到此，总能和作者的匠心产生共鸣。<<宋史>>这段描写，深得“画匠三染法”之精髓。从真宗不愿谈论亲征，到被迫接受亲征，再到不得已驾临最前线。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寇准的无畏、深邃和执着去反衬真宗的胆小、短浅和苟且。<<宋史>>揭示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少年天子”，其实是名符其实的胆小鬼，只不过多披了一件天子的龙袍罢了。让我十分敬佩的是，古代史学家敢把真实历史记述下来的勇气。没有这些挺着脊骨做人作史的先哲，又何谈我们引为骄傲的，近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澶渊之战是北宋建国初年的一场重要战争，以宋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个胜利，遏制了契丹民族南下扩展和侵略的意图；这个胜利，保障了北宋北方领土的完整和社会安定；这个胜利，来自于寇准策划和决断，<<宋史>>说，“河北罢兵，准之力也”；这个胜利，也把寇准推倒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就在寇准准备继续扩大战果，迫使辽国对大宋俯首称臣时，一向惧战、厌战的真宗皇帝，急于脱离苦不堪言的前线，返回京城享乐，竟批准了辽军的求和。并有谣言传出，寇准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寇准被迫同意了真宗的主张，与辽军和谈。
这个和谈，以及和谈的结果----澶渊之盟，使北宋从胜利的荣耀沦为企降的耻辱；也使寇准位于顶峰的声誉，遭到玷污。我们下次谈。
真宗继位后，并没有立即起用被放逐的寇准，而是让寇准在几个政府部门和外州任主职。不是真宗不想恢复寇准的宰相职务，而是实在惧怕寇准刚直的性情。<<宋史>>说，“帝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在用与不用之间，无法决断，一拖就是六、七年。
若大宋江山一直处于歌舞升平中，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真宗可能永远不会起用寇准为相。但来自北方契丹人不断的扩张和侵略，早已成为悬挂在宋朝政权头顶上的利剑，成为动摇真宗皇帝统治的心腹大患。“国难思良相”，不仅真宗，而且朝中的有识之士，都明白大敌当前，宰相非寇准莫属。请看真宗与副宰相毕世安的对话：
真宗曰：“朕倚卿以辅相，岂特今日。然时方多事，求与卿同进者，其谁可？”对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驽朽，实不足以胜任。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闻其好刚使气。”又对曰：“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若准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当藉卿宿德镇之。”
当时的民谣是这样唱的：“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真可谓君心，臣心，民心！
寇准重新回到相位。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辽军的进犯。辽军先是小规模的骚扰，并未大举进攻。寇准预见很快将会爆发大战，遂命令练兵备战，占据要塞。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大军在辽萧太后和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领下，对宋大举进犯，包围了瀛州(今河北河间)，占据了贝州(今河北南宫)、魏州(河北大名)；急报文书，一日五送，朝野上下，惊恐震骇。唯有寇准，“饮笑自如”。因为，对怎样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寇准心中早己有了明确的计划。在寇准看来，这是辽宋两朝的战略决战。宋朝无论是在军事力量上，还是在人民的支持上，都不在辽军之下。但宋军，不仅仅是宋军，而是整个宋朝廷，缺少的是能战胜契丹的信心和举国上下抗敌保国的决心。寇准想要的是作为最高统帅的真宗皇帝，决战顽敌的胆识和意志！
第二天，寇准提出请皇帝亲自出师澶州前线抗敌。看看同僚和真宗的反应吧：“同列惧，欲退”，“帝难之，欲还内”。皇帝为难，要退朝；群臣畏惧，要散伙；这就是大敌当前宋朝君臣的表现！寇准坚持，说：“陛下如果退朝，众大臣势必散去，国家大事就完了。请皇帝不要逃避，带兵亲征”。真宗只好与大臣继续讨论抗敌的方略。
副宰相王钦若、陈尧叟，出于各自地方的利益，建议真宗游幸金陵或成都，实际是教唆皇帝逃跑，自己也可从中渔利。真宗拿不定主意，转问寇准。寇准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然后进一步分析道，依皇帝的英武神迹和百官的同心合力，如若亲征，敌人一定闻风而逃。就算敌人继续顽抗，我军或者用游击战骚扰他们；或者坚守阵地使敌军知难而退。我们是以逸代劳，比敌人的胜算大得多。但若放弃国都这神庙之地，逃遁到蜀山楚水，势必造成民心崩溃，争相逃命。那时敌军再趁虚而入，大宋的半壁江山就不复存在了！
寇准的这番议论，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后来宋朝的南渡。历史有时是何等相似！假若没有寇准坚持亲征抗战，南宋的屈辱历史就可能提前一百多年出现；换一个角度看，若南渡前的宋高宗能够听从抗敌派的忠告，坚持抗敌不南逃，中原或许依然是大宋的“王土”，中原的人民也可免受侵略者的百年蹂躏，陆游也就不会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临终遗愿。所以，由*当*权*者*的一念之差，所产生的历史恶果，令人扼腕。而忠勇之士的爱国精诚，也使后世敬仰如仪。
真宗终于亲征了。但到了澶渊(今河南濮阳)前线，看到契丹兵强马壮，旌旗蔽日，畏畏缩缩地不敢过河，随从的大臣们也要求到此为止。寇准不得不给真宗再做工作。先说，“陛下不过河，既影响军心，也不能使敌丧胆，与亲证的目的不符”。又说，“从军事布署看，我军有王超率精锐为中军，李继隆、石保吉已列阵为左右；而且从各地来的增援部队近日就到，有什么可怕的呢？”。但无论寇准怎么说，皇帝还是害怕，不做决定。寇准再也忍不住怒火，对真宗厉声吼道，“陛下不听信我的话，至少要听听前线将军的意见。”，而将军们坚决地站到了寇准的一边。最后，不得已，寇准下令强制真宗的车辇过河。过河后，“远近望见御盖(真宗的车辇)，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每次读到此，总能和作者的匠心产生共鸣。<<宋史>>这段描写，深得“画匠三染法”之精髓。从真宗不愿谈论亲征，到被迫接受亲征，再到不得已驾临最前线。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寇准的无畏、深邃和执着去反衬真宗的胆小、短浅和苟且。<<宋史>>揭示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少年天子”，其实是名符其实的胆小鬼，只不过多披了一件天子的龙袍罢了。让我十分敬佩的是，古代史学家敢把真实历史记述下来的勇气。没有这些挺着脊骨做人作史的先哲，又何谈我们引为骄傲的，近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澶渊之战是北宋建国初年的一场重要战争，以宋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个胜利，遏制了契丹民族南下扩展和侵略的意图；这个胜利，保障了北宋北方领土的完整和社会安定；这个胜利，来自于寇准策划和决断，<<宋史>>说，“河北罢兵，准之力也”；这个胜利，也把寇准推倒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就在寇准准备继续扩大战果，迫使辽国对大宋俯首称臣时，一向惧战、厌战的真宗皇帝，急于脱离苦不堪言的前线，返回京城享乐，竟批准了辽军的求和。并有谣言传出，寇准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寇准被迫同意了真宗的主张，与辽军和谈。
这个和谈，以及和谈的结果----澶渊之盟，使北宋从胜利的荣耀沦为企降的耻辱；也使寇准位于顶峰的声誉，遭到玷污。我们下次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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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omango
2017-03-10 13: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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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后来的皇帝效法亲征，结果被抓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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