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寇老西儿----谈谈北宋名相寇准(二)

(二) 策立太子和第二次放逐

寇准回京后，太宗正害着严重的脚病，行走自然不便。见到寇准后，太宗首先让寇准看自己的足疾，然后不无责备地问，“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呢？”，潜台词就是，“要是腿脚好，我就先去看你了”，有意显示和寇准的亲昵情感。寇准却表现出一贯耿直的性格，没说一句奉承讨好的话，也没表示“永不翻案”，痛改前非。而是不冷不热地说，“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差点儿没把皇帝噎死， 整个一个死不改悔！

随着年事日益增高，太宗心头最大的隐忧是谁来继承他的皇位。作为大宋的第二代核心，他对权力交接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他的哥哥，开国的第一代，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是在一场政变闹剧中黄袍加身，从幼儿寡母的手中夺得天下的；而他正是全部过程的策划人和参与人。然后，到老哥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关键时刻，又是他以尊照皇太后懿旨的理由，硬是把传位于子的传统变成了传位于弟的事实，留下了千古也无法说清楚的灯斧之谜。现在，他也老了，他要自己死前，把这个继承人的事办好，让抢班夺权的历史，从他开始，也随他而终。

太宗相信寇准的忠诚，直截了当地问：“据你看，我的几个儿子，谁可承继大统？”刚见面，就问这么敏感的问题，而且是当着那些对寇准没有好感的侍从宦官的面，寇准当然不想直接回答。他向太宗提出，选皇储时应避免向三种人咨询，一是女人，也就是皇帝的后妃；二是中官，也就是宦官；三是近臣，“因为陛下是在为全天下选储君啊”。言外之意是所提到的这三种人只知道狭隘的小集团利益。寇准这段充满政治睿智的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太宗的问题，却含有极为深刻的道理，也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宋史>>对寇准的这个总结评价很高。说寇“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为万世龟鉴。”

太宗低头沉思良久。然后让身边的所有的人都退下，只剩他和寇准。这次皇帝是动真格的了。“你看襄王可以吗？”太宗问。寇准说，“陛下选择的是可以副天下望者，知子莫如父。圣上既然认可，就应该立即作出决定。”太宗见寇准真心地支持他的选择，立即让襄王做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所以，太宗召回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立皇太子这件大事，为权力的移交作准备。足见太宗对寇准的信任。但皇帝就是皇帝，生怕自己的威望和权力被任何人夺走，哪怕就是太子。一次太子祭祀完太庙回来，人们争相观瞻，赞不绝口，“真是个少年天子”！话传到太宗那里，太宗不高兴，问寇准，“人心都归顺到太子了，把我往哪摆呢？”古往今来，为权力和威望之争，毁灭了多少本应是平和的权力交接，使民众多次陷于战乱的水火之中！太多的大臣，为了自己的私利，依附于争斗中的一派，浑水摸鱼，全不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而寇准，只用了六个字，掷地有声地回答了太宗的疑虑：“此社稷之福也。”

提到宋太宗和儿子宋真宗之间的交替，就不能不谈谈寇准的同事吕端。吕端与寇准共事多年，寇准直率，锋芒毕露；吕端沉稳，大志若愚。二人同时为相，尽管有时吕端为正，寇准为副，但寇准依旧是咄咄逼人，而吕端总是相忍为安。<<宋史>>说吕端“与寇准同相而常让之”，原因是他深知“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计”，是以国家大利益为重的。太宗选拔吕端为宰相时，有人告诉太宗，吕端糊涂，不能为大任。太宗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他说得真是对极了。如果说，寇准是太宗下决心立太子的关键人物；那么，吕端则是为太子继位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

太宗临死时，宦官王继恩忌恨将要继位的太子，联合副宰相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等，阴谋另立楚王元佐为君。太宗死后，李皇后派王继恩去召吕端，吕端感觉事情有些不对。他先将王继恩监禁起来，并派人看守。然后入宫见李皇后。李皇后说，皇上已死了，立他的长子为君，是否更好，你看如何？吕端回答道：先帝生前立太子就是为了今日。现在他刚去世，尸骨未寒，我们怎能违背他的遗愿而另有所议呢。说完，将太子请出，立为真宗。更有意思的是，当真宗垂帘与群臣相见，接受朝贺时，吕端站立不拜，要求将帘子拿掉，并走上前，辨认确实是真宗本人后，才率百官下跪，山呼万岁。一点不含糊，突显他“大事不糊涂”的秉性。

毛泽东熟读经史，他送给叶剑英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把叶剑英同吕端相比。毛死后，叶用政变的方式，扶持了毛晚年刻意提拔的接班人华国锋，把毛的“红都皇后”江青及其追随者投入了监狱，与宋太宗死后吕端所作所为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毛泽东确有知人之明？还是历史的巧合？现在和将来的历史学家肯定会争论不休。不过，这是题外的话，这里就不引伸了。

回到寇准的故事上。大家要问，在吕端办不糊涂的大事时，同为宰相的寇准在哪？在干什么？答案是，他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当知州，在接受太宗对他的第二次惩罚。

起因还是他那耿直好辩的习性。从官宦间的私人恩怨，引发了寇准与冯拯为朝制规则的激烈争斗。按吕端的话讲，“寇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总是让着他；太宗也说，“若廷辩，失执政体”，就是劝寇准停止在皇帝面前无休止的争斗。可寇准偏是不听，“犹力争不已”，甚至要与太宗“论曲直”。人狂到这份上，用北京老话讲，就是“没治了”。但还不仅如此，寇准的狂妄深深伤害了太宗的心，因为他是一直眷顾和培养寇准的。太宗最后伤感地说寇准，“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实属不可救药，失望到底。把寇准再一次逐出京城。

寇准又开始了新的外放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