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时看小於菟------儿子眼中的父亲 (一)
(2005-04-09 16:18:03)
下一个
几周前,读了心言兄的[慈父泪],感触很深。在那血雨腥风的十几年中,我的父亲也
和心言的父亲一样,其实是和全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一样,受尽了凌辱,迫害。往
事不堪回首。
很快就要到父亲逝世八周年纪念日了,一直想写点什么以纪念老人家。但既不愿意
重钩那沉重的往事,也无意违心地架高父亲的“形像”,真不知从何下笔。这些年
来,参加过许多次婚礼,葬礼和送旧友迎新朋的聚会,包括华人的和非华人的。我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华人在谈到当事人的时候,总是用最好的词句来赞美和颂
扬,气氛庄重严肃。而那些非华人们,多是讲几件与当事人有关的笑话,有时甚至
是“臭”一下,气氛诙谐活泼。我倒更喜欢后者。我和父亲之间,除了对父亲应有
的尊重外,我们更象俩个朋友。他年长识多,但从不对我摆父道尊严;我年少轻狂,
也常使他深感后生可畏。爱的亲情融于相知的和谐之中,用父亲的话讲,就是“春
风化雨”。所以我想,与其庄重严肃地怀念父亲的“光辉”,不如写几件父亲生前
的趣事,从中可见一个真实的他,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了。
( 1 ) 处处不留爷
父亲文革中被关被斗,69年被强制送到宁夏贺兰山军马场,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和生
活多年的北京。73年因有重要科研项目,当权者只好将他从马场放回原科研所。但
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仅不给他静心工作的条件,还在各种场合批判他,污辱他。而他
又是一个极为狂傲和自尊的人,心想你们要用我,就必须尊重我。父亲不会低三下
四地忍受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当权者们对他污辱和陷害,于是就采取了不合作甚至
反抗的态度。再加上日趋严重的高血压病症,有时头痛得实在无法工作。所以,没
有多久,父亲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工作。为此,当权者便以各种欲加之罪加重了对他
的折磨。
妈妈为他的处境担惊受怕,劝他忍耐,与当权者们合作,他坚决不从。妈妈问,人
家要是因为你不去上班,把你开除或再强制你去贺兰山,你怎么办?他铿锵有力地
回答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妈妈再问,那要是处处不留爷呢?
他可能从来没想过有这种可能性,略加思索后,说,“爷就回家住!”
爷就这么大的本事啊。
(2 ) 劝 退
后来,真像妈妈担心的那样,“爷就回家住”了。到现在我们都不明白,父亲是不
是有意那样做,以求尽早地离开那个令他憎恶的环境。但不管怎么说,他在不到五
十岁的盛年,就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科研生涯,还是令我们感到非常可惜的。
回到家里,整日无事可做,就看红楼,让我们为他借有关考红研红的文章。再就是
下围棋。说到这下围棋,可是父亲多年的爱好。文革前每年暑假,我们都要去位于
京郊深山中父亲工作的研究所度夏,也是一年中唯一一段可以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时
间。我发现每天晚饭后,父亲就和楼上的一位叔叔开始下围棋,一直下到息灯号吹
过。后来,他还把哥哥送到少年宫围棋组学棋。可见他的爱好之深。开始,哥哥们
还下不过他,我更不是他的对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严格的训练,哥哥的棋术很
快就超过了父亲。
文革后期,哥哥们的棋力更是有明显增进。而父亲由于多年不下和高血压折磨,棋
下得是越来越差了。天下爱下棋的人大概都是一个毛病,就是越臭越爱下,越输越
不服,儿子老子之间,也无例外。哥哥要让他几子,他却不干,可输了棋就找喳发
火生气,最后哥哥们决定不再和他下棋。可他还是不闲着,又开始在一旁支招儿,
特别是爱给我支,因为他认为至少比我强。而我又最怕支招儿,听几步脑子就乱了,
然后就输,然后就对他发火,(就这么没出息)。所以每次下棋的结局都是天下大乱。
后来俩个哥哥学乖了,他们之间下棋,干脆把里屋门从里面锁死,好不让父亲进去
搀和。
文革时,共产党搞整党,除了那几种人要清理开除出党外,另对一些“意志消沉”
的党员要“劝其退党”,也就是所谓的劝退。 后来发展到各个领域,与其说是劝退,
其实是强制性的。我们想到借用这个词同父亲开个玩笑。
我们找到一个景泰蓝的花瓶作奖杯,又写了一张红纸奖状。三个人哼着运动员进行
曲的主旋律,正步走进父亲的房间。由哥哥念我们事先写好的“决定”。“决定”
的文字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无非是当时条件下所允许的笑料,和对父亲带强制性
的劝退。然后,我为父亲发了景泰蓝杯,二哥发了奖状。父亲很大度地接受了这些
奖品,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由下棋带来的不快,都随着笑声消散了。
许多年后,全家还在回忆这段往事。毕竟,这是那个时代,我家为数不多的欢快回
忆之一。后来的结局是,把父亲“劝退”后,哥哥也很快回了大西北流放地。待全
家又聚合在一起时,父亲的身体状况已不再允许他下棋。也就是说,从劝退后,我
们再没有和父亲一起下过围棋。
( 3 ) 补袜子
父亲在五十年代就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可以享受每年两周的休假。到文革前,他只
用过一次休假。而在那次休假中,他所做的事,却被我们谈论,取笑了几十年。他做
了什么?很小的事-----补袜子。
父亲平常是周六晚上回家,周日晚上回去工作,很少有时间来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
那时母亲的身体极差,工作负荷很重,所以下班到家就得躺下休息。管家的责任就
全权交给了外婆。外婆眼睛有病,做饭买菜,洗洗涮涮还可以,但做不了多少针线活。
我们的衣服破了,她还能马马虎虎地补一补,但穿在脚上的袜子,她可就实在无法
照顾了。所以,我们穿的袜子,多是前后出洞。合在一起,也有十几双之多。
父亲休假后,发现袜子问题是应该首先解决的。所以他对母亲说,要把我们所有的
破袜子都补好。现代的年轻人大概已经没有补袜子的概念了。那时还很少有尼龙袜
子,多数人穿的是布袜子。补袜子要用袜板,袜板的形状就像脚,大小尺寸不同。补时
把袜子套在袜板上,按需要,放好补丁,一针一针地缝上去。一只前后都要补的袜子,
怎么也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想想我们那十多双袜子,要占用父亲多少时间吧。
但问题的关键,对父亲来说,并不是时间的多少,而是补袜子的布料。母亲可能是
太累了,也可能是根本就没把父亲的决心当一回事,她甚至没有想过应该告诉父亲家
里哪有补袜子的布料。而正是由于她的这一疏忽,造就了父亲补袜子的笑谈。
等第二天母亲下班到家时,她所看到的是一件被剪得七零八落的父亲的新军装!
(小资料:当年一件和军装相类似的蓝色卡几布制服上衣,价值十元人民币以上,外
加6-7尺布票。而一双我们穿的袜子,仅值几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