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轱辘话儿话红楼 (1)-----曹雪芹的三个卒年

在我上一次写的文章中，我曾经讲过红学界为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分为两大观点，一 是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壬午说（1762)，另一是以周汝昌先生为代表癸未说（1763）。 其实，近年来还有第三种观点出现，并逐渐被部分红学界接受。这第三种观点则认 为雪芹应死于甲申年（1764）。三种观点，三个不同的年份，代表了从胡适到今天 的红学家，锲乐不舍对曹雪芹进行研究的成果。 先说壬午说，在脂评甲戌本上有这样一句批语，它批在一段其它批语之后，“壬午 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是史料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清楚写明雪 芹去逝的年份和日子。胡适和俞平伯都非常推崇甲戌本和在甲戌本上的批语，因而 壬午说在很长的时间内，在红学研究中占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它也有先天不足， 一是由于这是唯一的史料，也就成了海内孤证。二是另外一些旁证，却站在了不利 于它的方面。 曹雪芹生前有几位要好的朋友，和雪芹之间有很深的诗交和酬唱。雪芹逝后，他们 写了一些悼亡诗和怀旧诗等，这些诗也被编进了他们的诗集。如敦诚的《四松堂集》， 敦敏的《懋斋诗钞》等。在这些诗集中，人们看到在癸未(1763) 年，他们邀请曹雪 芹去赏春，他们也去访问过雪芹等等。而再往下一年，即甲申(1764) 年，诗集的第 一首则是为雪芹作的悼亡诗，以后还有怀旧凭吊诗等。那么，作为雪芹生前的好友， 应该不会不知道他已去逝了，再去邀请他赏春的。而且如果是死于壬午，为什么悼 亡诗会编在甲申呢？既隔了整整的一年。持壬午说的人，将此困扰归结于敦诚，敦 敏的诗集不是正式编年纪事的，因此，存在着插编和颠倒写作年份的问题。但这种 解释很明显是站不住的。因此，就产生出了第二种观点，即雪芹应逝在癸未(1763) 除夕，这样就可以解释出现在朋友诗集上的困惑。但白纸黑字的“壬午除夕”写在 那儿，有什么理由去讲壬午是错的，而除夕又是对的呢？又如何去证实“壬午”一 定是错了呢？以周汝昌为代表的这一观点，坚持认为写在甲戌本的这条批语是写于 甲午年，即1774年，这时距雪芹逝世已经11年了，批者很有可能记混了雪芹去世的 年份；而由于除夕是一个太特殊的日子，应该是不会记错的。这就是“癸未”说。 但要知当时的纪年方法并非公历纪年，如 1762，1763等，在数字上有搞混的可能，古 人纪年用天干地支，每年就像有个名字了一样，是不会轻易记错的，而且也鲜有记 错干支的例子。所以癸未说也有着自己先天不足的“软助”。 香港的梅挺秀先生于80年初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雪芹逝于甲申年初，即1764年。 在脂评甲戌本上的“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之前，尚有另外一句“能 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因为批语中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以往人们总是 从“此书”后断句的。 即：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 如果换一个断句方法，则可变成下面的读法：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 即把“壬午除夕”这个讲雪芹的死去日子的时间状语，变成了批书人批书的日子， 就像后面的“甲午八月”一样。同时，这样一改，也就把一段批语变成了在不同时 期的两段批语，一段批于壬午除夕，另一段批于甲午八月。 这位批书人(有可能是脂研斋，也可能是他的一个名叫畸笏的朋友)，在壬午年的确 批下了不少的批语，时间上分别是壬午春，壬午孟夏，壬午九月，壬午冬月等，所 以如出现壬午除夕，也并不为怪。这样既解释了悼亡诗时间上的迷惑，又保留了对 原批的认同，应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论。这就是“甲申”说。甲申说能站住脚并得 到支持，原因就在于，当人们无法从既存的互相矛盾的材料中找出唯一正确的答案 时，只好求次去寻找可能存在的新解释了。这时考证史料的真实与否，已不再是主 要的诉求，而对史料的解释诠注却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了。长期以来，这也是缺少原 始资料的红学研究的无奈。 说到无奈，“甲申说”确实也有，那就是它必须证实这个分批于“甲午八月”的批 语，是“甲申八月”的笔误-----因为，无论是脂研或是畸笏，都没能活到甲午(17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