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轱辘话儿话红楼(4)--- 张宜泉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有直接关联的重要人物。如敦氏兄弟，明义，袁枚等。下面，我们再谈谈另外一个对红学研究影响极大的人物---张宜泉。 50年代，一位红学家发现了一本名叫 [春柳堂诗稿] 的旧刊本。作者的名字叫张宜泉。在这个诗稿上，有四首写给曹雪芹的诗。题目分别是“怀曹芹溪”，“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题芹溪居士”和“伤芹溪居士”。其中第三首“题芹溪居士”， 诗前有一小注：“姓曹，名（上雨下沽），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 其诗曰： 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 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 在他以前，人们从雪芹的好友敦诚的诗中得知，曹雪芹的名字叫曹 Zhan（上雨下沾），号芹圃。这首诗中出现了曹 Gu (上雨下沽），号芹溪。 Gu（上雨下沽）与Zhan (上雨下沾）太接近了，很可能是写字或印字的错误。芹溪与芹圃都有“芹” 字，差别不太大。雪芹喜欢芹字，可能会用芹字做几个字号，也是常识可以诠释的。从诗的内容看，和敦氏兄弟描写的大体相同，其人工诗善画，狂放不羁，喜欢写作。兼有李白的诗才，闫立本的画技。且家住西郊，庐结美景。因此红学家们确认，这首写给曹 Gu（上雨下沽），号芹溪的诗，就是写给[红楼梦] 作者曹雪芹的。 在完成了对“芹溪居士” 的验明正身后，第四首诗的研究和考证，就为解决红学研究中的一大困惑提供了答案。第四首诗“伤芹溪居士” ，是悼亡诗。诗前有下面一个小注：“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说实在的，有了这样一个注，诗怎么写对红学家们都不重要了。因为最让红学家们看重的就是“年未五旬而卒” 这一句。为什么呢？ 敦诚讲雪芹死时40岁。他的悼亡诗有“四十年华付渺茫”和 “四十萧然太瘦生”两句。让我们以雪芹死于癸未年为依据。即他死于1764年初，上推四十年，为1724年，即雍正二年。到雍正五年十二月，也就是 1728年初，曹家犯事被抄，离开江宁北上，仅四年的时间。换句话说，曹家家败时，雪芹仅仅四岁，他怎能记住那繁华风月呢？讲 [红楼梦] 的创作，是来源于雪芹早年的生活素材，如何能站住脚呢？所以红学家们从一开始，就不赞成雪芹死时四十岁之说。但敦诚的权威诗放在那儿，怎么能不承认呢？也没有任何其他可靠的史料可以推翻敦诚的说法。人们只好说“四十” 是个虚数，不一定指整整四十。四十几岁应该是可以的。这“几”是多少，无人能确定。但无论如何，总不能把一个年近50的人说成“四十年华” 吧！红学家们的困惑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曹雪芹的另一个朋友，曾经与雪芹有过多次诗文来往的经历，在他关于雪芹的记录上，指出雪芹是“年未五旬而卒” ，红学家们见此，怎能不欢欣雀跃呢？我们来推算一下，如果讲“年未五旬” 是近五十岁，假设四十九岁，则从1764年上推49年，为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正好是曹寅长子曹颙去世那年。他的弟弟在给康熙帝的呈报中讲，他有一个遗腹子。到家败时，这个遗腹子应该是13岁。虽然还是小了一点，但基本上应该能记住那如花似锦的生活了。红学家这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既然雪芹的另一个朋友能讲他“年未五旬”, 那敦诚讲的“四十年华”也一定只是一个虚拟的大致年龄而已！ 我个人的感觉，考证红学是一个令人非常尴尬的学问。近百年来，几代红学专家孜孜不倦地从为数极少的史料中，寻求最合理的解释。但就是这些为数极少的史料又往往是互相矛盾，不能共存的。如我们承认“壬午说”，就会有“癸未说”出现；如我们承认雪芹是曹寅的孙子，就有材料可证他是曹寅的儿子；如果讲他死时四十，就有另外的材料证实他死于近五十；如果说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则另外的史料可证他的祖籍应是河北丰润；等等。现在又有了更新的争论，红学家承认脂砚斋评本是红学的重要史料，而欧阳健则证实全部脂评出于伪造！所以，所有的史料又一次从头到尾被翻检一遍。就这样，红学几十年，几代人，无休无止地在这些稀有的史料上翻来覆去，这也是我将红学戏称为 “车轱辘话” 的原因。引用俞平伯先生的话就是“红楼梦研究是越研究越糊涂”了 。 可能有的朋友注意到了，这篇短文没有象以往的一样，从介绍人物开始，再介绍他的诗文。到现在为止，我只是介绍了张宜泉的四首诗和红学家的解读。我还没有介绍谁是张宜泉。这并不是因为这次我想标新立异，真正的原因，可能又回到了我们以前提到过的考红的无奈。这次的无奈是----被红学家们极为看重的那两首诗的作者张宜泉，很可能和曹雪芹并不生活在同一时代！ 有关张宜泉的文献很少，由恩华编的 [八旗艺文篇目] 上介绍 [春柳堂诗稿] 时，同时介绍了作者张宜泉，仅仅几句话。名兴廉，字宜泉，镶黄旗人。嘉庆己卯(1819) 年中举。做过鹿港同知(官名) 。1867年死于任上。和1764年离世的曹雪芹相比，整整差了100年！他就是再长寿，也不能活过一百二十岁吧！而且是做官做到一百二十岁！于是，一些红学家们辩解说，一定是两个同名的人，而后人在刊印他们的诗文时，将二人混成一个人了。您说，这红学是不是“越研究越糊涂” 了。我不想有“误导”之嫌，所以，也该休息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