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章 神秘的上海电器公司
【自挖墙脚的成功】
陈良宇用七个月功夫，一举从一个不入流的副科长，成为机电一局二级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可谓是鲤鱼跳龙门，一下子变成了像样的中层干部。但是陈良宇雄怀大志，既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又遭受过入党的挫折，心理素质得到过很好锻炼。因此虽然当上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显露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反而在这个以黄菊为“大阿哥”的上海帮初步核心群中，表现得更加谦虚谨慎。
一九八三年八月机电一局领导班子调整以后，整个机电一局面临着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改制的局面。机电一局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核心，一直是以严格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运作的，因此企业（工厂）只管生产，而除了生产之外，所有的工作都由局下面的二级公司承担。这是一种和市场经济完全抵触的经济体系。为此，机电一局不得不进行改革，将产品价格、产品销售、生产经营、发展联合、机构设置、厂中层以下干部任免、职工奖惩、人事劳动管理等十二个方面的二十三条权限，下放给基层工厂。
陈良宇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之后，他的工作，就是要把原来公司的权限，一条一条地下放给工厂。这无疑于自己挖自己墙脚的一种做饭。但是陈良宇却干得非常起劲。因为他知道，将权限下放给工厂，上有国务院的指示，下有机电一局的计划，这是阻挡不了的大势。话反过来，如果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权限下放得越多，这个公司的作用也就越小，公司领导的地位也就越低。那样，自己挪移位置，升官的机会又将来临。所以陈良宇不管公司其他领导的意见，主张大力下放权限，表现出了毫无官本位主义的精神。这样，他又在机电一局的领导心目中赢得了一票。尤其是为了快速体现政绩的黄菊和李嘉康，对陈良宇首次体现出来的领导气概，十分欣赏。
机电一局从一九八三年八月以后开始改制，到一九八四年五月，落实了向基层工厂下放权限的工作。从此以后，曾经是掌握基础工厂人事、经营等生杀大权的二级公司，丧失了其主要权力，这些权力都转移到了基础工厂的厂长身上。曾经赫赫有名的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到一九八六年被撤销，改为局冶金矿山机械管理处，管理该公司原属企事业单位；党的工作由局党委基层工作处领导。
但是这一切都和陈良宇毫无关系，因为就在权限下放到企业的二个月之前，一九八四年三月，陈良宇又升官了。他被机电一局任命为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这个职位，相当于二级公司的党委书记。
陈良宇一九八三年八月担任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到一九八四年三月再次被升官，中间又是只隔了六个月。升官速度之快，几乎等于是三级跳远。两个六个月的时间相加，从八三年三月到八四年三月，陈良宇从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副科长，一下子升为机电一局直属电器公司党委书记，成为机电一局内的一方诸侯。如果说没有人格外垂青，有意提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从来没有当过官的陈良宇，一年当中连升三级。纵使他是天纵英才，三头六臂，也无法在一个岗位中用半年时间就体现政绩的。由此可见，陈良宇完全是靠小兄弟的团体加意提拔上来的。更重要的是，陈良宇的性格、作风和为人，非常符合上海机电一局小帮派的利益，所以这个小团体也急于扶植陈良宇，以便充实机电一局的实质性岗位，维护小帮派的利益。
但是这个上海电器公司，却是大大地非同一般。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在官方公布的陈良宇履历中，说陈良宇自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任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这又是一种大大的障眼法。因为这牵扯到陈良宇最终和江泽民的渊源和关系。也是中国官场中最忌讳的话题。
说到上海电器公司，情况非常复杂。一是因为上海机电一局后来改为上海机电工业管理局，归上海市经委领导，权限日益缩小。一九八五年，原机电一局旗下企业以上海电站设备公司为龙头，设立上海电气联合公司。这就是现在陈良宇涉案颇深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前身。但是这个上海电气公司，无论其上市的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还是上海电气集团公司，经常被误写为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事实上，陈良宇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和一九八五年成立的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一家公司。
另一个误解是一机部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由于二零零三年改名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在许多介绍中，因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太长，因此简称上海电器公司。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介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的知识产权战略时，就兼称为上海电器公司 。
尽管这个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和陈良宇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只是一个简称，也不是陈良宇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香港星岛日报》二零零一年曾经报道，江泽民一手提拔陈良宇，说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乃是上海电器公司的前身，也很不准确 。
那么陈良宇在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期间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呢？话还是要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谈起。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最早是在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供销分局检验组金刚试验所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局上海试验所，承担电器产品的复验和质量监督。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时候，在上海普陀区武宁路五百零五号另觅新址予以扩大，定名为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全所设农村电气化、电炉、工业电子应用、整流器、低压电器、中小型电机、电工金属材料、电焊机等八个研究室。
一九六二年，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厂动力分厂厂长的江泽民，在汪道涵帮助下，调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坪也同时调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 。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江泽民担任该所的副所长。当时的所长，是机电部门的老革命崔镇华，是个极有威信的人。江泽民在其手下，号称是技术副所长，但是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小型电机和电焊机，而江泽民学的汽车动力，因此江泽民只是一个不懂专业的副所长。但是正是因为江泽民在这里担任过四年副所长，使得这个研究所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也许以后的中国历史，都将提到这个单位。
一九六六年二月，再次由汪道涵提拔，江泽民赴武汉担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但是江泽民没有带家属上任，而是自身一人奔赴武汉。此后又到北京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一直是孤身一人。他在北京生活期间，据说一直过的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热水瓶的简单生活。
美国人库恩所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写到，江泽民一九六二年调到上海担任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后，很快在新的职工宿舍里分配到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这套房子其实就在电器科学研究所的附近，当时的曹杨新村。这套房子，虽然地段也算偏僻，但是上班非常方便。王冶坪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回到上海担任市长，这才合家重新团圆。那个时候，王冶坪还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全家搬入康平路高干公寓之后，王冶坪才从总务主任的位置上办理退休手续。因此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刚刚回到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就立即“视察”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完全是因为王冶坪的关系。
【上海电器工业公司】
江泽民自己当过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夫人又在这个研究所工作了大半辈子，因此这个电器科学研究所非同寻常。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就是在江泽民到上海担任副所长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研究所的大学生。一九八九年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之后，曾培炎官运亨通，一直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是一机部的直属研究所。其实一机部对该研究所的领导，是六十年代的事情。一九七一年，整个研究所就下放给上海市机电一局，更名为上海市电器科学研究所，成为当时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四百一十九家基础单位之一。
上海机电一局接管了来自一机部的电器科学研究所后，并没有把这个研究所当成直属单位，而是在一九七一年另外成立了一个专业公司，称为上海电器工业公司，管理这个上海市电器科学研究所。这个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就是上海市机电一局下属的八个专业公司之一 。相对来说，这个上海电器工业公司是八个专业公司中规模较小的一个。
从一九七一年起，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就归机电一局领导，因此和一机部脱钩。一九七八年，电器科学研究所恢复所名，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仍由文革前的所长崔镇华担任所长。但是所名虽然改变，行政归属上并没有变动，仍由上海机电一局下设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领导。凡中下层干部任命、党团活动、职工奖惩等，都一体归机电一局领导。
陈良宇在担任冶金矿山公司党委副书记期间，猛干了一阵自挖墙脚的工作，将公司的权限大都下放到了工厂。一九八四年三月，机电一局任命陈良宇担任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陈良宇官升一级，第一次担任了正职。而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正好是陈良宇属下。
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下属的工厂不多，基本上都是一些科研单位，因此也不存在着下放权力的问题。但是他这个党委书记的权限也不大，主要是党团工作和基层党组织的人事工作。但是他却在这个岗位上发现了一座金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机部部长江泽民的老婆就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当总务副主任。而这个江泽民，又是机电部门的老领导、现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一手提拔起来的。
这个特殊的关系，对于当时已经一心往上爬的陈良宇来说，当然是一座资源丰厚的金矿。共产党自从夺得天下以来，早就因为战争年代不同野战军的区划形成了派系。到八十年代，这种派系就由五六十年代的专业系统所取代。陈良宇当时就十分看好机电系统，尤其是在上海，机电系统是工业老大，实力非常雄厚。
为此，陈良宇上任伊始，就经常低调到电器科学研究所进行“调查研究”，得以结识王冶坪。陈良宇当年也年近四十，但是在王冶坪面前非常谦虚，一口一个“王阿姨”。表现得非常谦虚，毫无上级公司党委书记的架子。
【卖身投靠】
陈良宇得以结识王冶坪之后，自愿甘当孙子，要把王冶坪哄好。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王冶坪从副主任提升为主任，借以报效。陈良宇结识王冶坪后，很快就开始登门拜访。他经常将电器工业公司所分配的福利，如过年过节时候分配的冻鱼活鸭，挑选最好的，骑着自行车亲自送到江家。到了江家以后，又主动帮王冶坪干活，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江家的小辈。王冶坪晚年多病，每次生病，陈良宇贵为公司党委书记，总是亲自去王家问候。他去江家探病的时候，尽量带黄毅玲一起去江家。因为黄毅玲懂得医术，通常由黄毅玲询问病情，再介绍上海最好的医生看病。陈良宇则钻进厨房，帮王冶坪做饭煎药，服侍得非常周到。
陈良宇的这种作派，和当时立地升官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那些多年得不到重用的臭老九们，在八十年代初当上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以后，大都自命不凡，官腔十足。自以为知识和技术高人一等，大有翻身作主人的感觉。但是陈良宇胸怀大志，反其道而行之，无论是在兄弟圈子里还是对待王冶坪这样的“阿姨”，都是夹着尾巴，甘当孙子。其谦虚，其周到体贴，都像是专业保姆出身的一般。
王冶坪忽然之间，得到上级公司党委书记的贴身伺候，而且谦虚谨慎，沉默寡言，仿佛从来就是江家的哑奴一般，自然对陈良宇大有好感。所以混熟之后，也不客气，生病就给黄毅玲打电话，让她帮助安排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当时，江泽民的小儿子江绵康从部队退伍回上海，正在一个工厂当工人。江泽民当时正在北京过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暖水瓶的日子，正在表现自己，所以照顾不暇。陈良宇得知以后，立即将江绵康调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入之后，马上又让研究所出资，让江绵康到上海市业余工人大学 读书。俗话说，奶奶疼爱大孙子，妈妈最喜欢小儿子。江绵康正是王冶坪的心头之肉。陈良宇倾力把江绵康从没有文化的工人，调入研究所，并且培养成大学生，对于很爱面子的王冶坪来说，的确是非常实在的帮助。
王冶坪为了答谢陈良宇，因此特意去找了一趟汪道涵。江泽民和王冶坪跟汪道涵之间，本身关系就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汪道涵被打到。王冶坪曾经冒着风险，在上海家中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因此汪道涵向来对王冶坪是另眼看待的。王冶坪声称前来拜访汪道涵，顺便向汪道涵介绍了陈良宇。说他如何谦虚诚恳，如何会照顾人，如何有办法找到上海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汪道涵出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八四年，他已经六十九岁，而且担任上海市长五年的任期届满。八十年代初，正是共产党干部中的那些老革命离休的高峰时期，因此当他听王冶坪介绍陈良宇这个人的时候，不免灵机一动，认为这个人既然这么谦虚诚恳，又有办法帮助老年人访病问药，用来让他专门照顾老干部，倒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有了这个想法，汪道涵迅速行动，要在自己退下来之前落实这一人事关系。于是他和上海市委组织部打了招呼。一九八五年一月，上海市委组织部一纸调令，任命陈良宇为上海市老干部局副局长。陈良宇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章。
值得一提的是，陈良宇担任过十个月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撤销。撤销之后，原来的班子成为机电工业管理局电器行业管理处。这个从一九七一年设立，到一九八六年撤销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从此变得扑簌迷离。陈良宇的官方履历中也故意写得含糊其辞。除非是上海机电系统的老干部，很难将陈良宇和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掩盖了陈良宇和江泽民之久的渊源与特殊利益关系。
【自挖墙脚的成功】
陈良宇用七个月功夫，一举从一个不入流的副科长，成为机电一局二级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可谓是鲤鱼跳龙门，一下子变成了像样的中层干部。但是陈良宇雄怀大志，既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又遭受过入党的挫折，心理素质得到过很好锻炼。因此虽然当上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显露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反而在这个以黄菊为“大阿哥”的上海帮初步核心群中，表现得更加谦虚谨慎。
一九八三年八月机电一局领导班子调整以后，整个机电一局面临着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改制的局面。机电一局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核心，一直是以严格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运作的，因此企业（工厂）只管生产，而除了生产之外，所有的工作都由局下面的二级公司承担。这是一种和市场经济完全抵触的经济体系。为此，机电一局不得不进行改革，将产品价格、产品销售、生产经营、发展联合、机构设置、厂中层以下干部任免、职工奖惩、人事劳动管理等十二个方面的二十三条权限，下放给基层工厂。
陈良宇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之后，他的工作，就是要把原来公司的权限，一条一条地下放给工厂。这无疑于自己挖自己墙脚的一种做饭。但是陈良宇却干得非常起劲。因为他知道，将权限下放给工厂，上有国务院的指示，下有机电一局的计划，这是阻挡不了的大势。话反过来，如果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权限下放得越多，这个公司的作用也就越小，公司领导的地位也就越低。那样，自己挪移位置，升官的机会又将来临。所以陈良宇不管公司其他领导的意见，主张大力下放权限，表现出了毫无官本位主义的精神。这样，他又在机电一局的领导心目中赢得了一票。尤其是为了快速体现政绩的黄菊和李嘉康，对陈良宇首次体现出来的领导气概，十分欣赏。
机电一局从一九八三年八月以后开始改制，到一九八四年五月，落实了向基层工厂下放权限的工作。从此以后，曾经是掌握基础工厂人事、经营等生杀大权的二级公司，丧失了其主要权力，这些权力都转移到了基础工厂的厂长身上。曾经赫赫有名的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到一九八六年被撤销，改为局冶金矿山机械管理处，管理该公司原属企事业单位；党的工作由局党委基层工作处领导。
但是这一切都和陈良宇毫无关系，因为就在权限下放到企业的二个月之前，一九八四年三月，陈良宇又升官了。他被机电一局任命为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这个职位，相当于二级公司的党委书记。
陈良宇一九八三年八月担任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到一九八四年三月再次被升官，中间又是只隔了六个月。升官速度之快，几乎等于是三级跳远。两个六个月的时间相加，从八三年三月到八四年三月，陈良宇从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副科长，一下子升为机电一局直属电器公司党委书记，成为机电一局内的一方诸侯。如果说没有人格外垂青，有意提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从来没有当过官的陈良宇，一年当中连升三级。纵使他是天纵英才，三头六臂，也无法在一个岗位中用半年时间就体现政绩的。由此可见，陈良宇完全是靠小兄弟的团体加意提拔上来的。更重要的是，陈良宇的性格、作风和为人，非常符合上海机电一局小帮派的利益，所以这个小团体也急于扶植陈良宇，以便充实机电一局的实质性岗位，维护小帮派的利益。
但是这个上海电器公司，却是大大地非同一般。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在官方公布的陈良宇履历中，说陈良宇自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任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这又是一种大大的障眼法。因为这牵扯到陈良宇最终和江泽民的渊源和关系。也是中国官场中最忌讳的话题。
说到上海电器公司，情况非常复杂。一是因为上海机电一局后来改为上海机电工业管理局，归上海市经委领导，权限日益缩小。一九八五年，原机电一局旗下企业以上海电站设备公司为龙头，设立上海电气联合公司。这就是现在陈良宇涉案颇深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前身。但是这个上海电气公司，无论其上市的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还是上海电气集团公司，经常被误写为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事实上，陈良宇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和一九八五年成立的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一家公司。
另一个误解是一机部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由于二零零三年改名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在许多介绍中，因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太长，因此简称上海电器公司。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介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的知识产权战略时，就兼称为上海电器公司 。
尽管这个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和陈良宇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只是一个简称，也不是陈良宇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香港星岛日报》二零零一年曾经报道，江泽民一手提拔陈良宇，说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乃是上海电器公司的前身，也很不准确 。
那么陈良宇在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期间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呢？话还是要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谈起。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最早是在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供销分局检验组金刚试验所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局上海试验所，承担电器产品的复验和质量监督。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时候，在上海普陀区武宁路五百零五号另觅新址予以扩大，定名为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全所设农村电气化、电炉、工业电子应用、整流器、低压电器、中小型电机、电工金属材料、电焊机等八个研究室。
一九六二年，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厂动力分厂厂长的江泽民，在汪道涵帮助下，调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坪也同时调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 。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江泽民担任该所的副所长。当时的所长，是机电部门的老革命崔镇华，是个极有威信的人。江泽民在其手下，号称是技术副所长，但是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小型电机和电焊机，而江泽民学的汽车动力，因此江泽民只是一个不懂专业的副所长。但是正是因为江泽民在这里担任过四年副所长，使得这个研究所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也许以后的中国历史，都将提到这个单位。
一九六六年二月，再次由汪道涵提拔，江泽民赴武汉担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但是江泽民没有带家属上任，而是自身一人奔赴武汉。此后又到北京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一直是孤身一人。他在北京生活期间，据说一直过的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热水瓶的简单生活。
美国人库恩所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写到，江泽民一九六二年调到上海担任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后，很快在新的职工宿舍里分配到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这套房子其实就在电器科学研究所的附近，当时的曹杨新村。这套房子，虽然地段也算偏僻，但是上班非常方便。王冶坪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回到上海担任市长，这才合家重新团圆。那个时候，王冶坪还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全家搬入康平路高干公寓之后，王冶坪才从总务主任的位置上办理退休手续。因此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刚刚回到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就立即“视察”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完全是因为王冶坪的关系。
【上海电器工业公司】
江泽民自己当过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夫人又在这个研究所工作了大半辈子，因此这个电器科学研究所非同寻常。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就是在江泽民到上海担任副所长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研究所的大学生。一九八九年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之后，曾培炎官运亨通，一直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是一机部的直属研究所。其实一机部对该研究所的领导，是六十年代的事情。一九七一年，整个研究所就下放给上海市机电一局，更名为上海市电器科学研究所，成为当时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四百一十九家基础单位之一。
上海机电一局接管了来自一机部的电器科学研究所后，并没有把这个研究所当成直属单位，而是在一九七一年另外成立了一个专业公司，称为上海电器工业公司，管理这个上海市电器科学研究所。这个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就是上海市机电一局下属的八个专业公司之一 。相对来说，这个上海电器工业公司是八个专业公司中规模较小的一个。
从一九七一年起，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就归机电一局领导，因此和一机部脱钩。一九七八年，电器科学研究所恢复所名，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仍由文革前的所长崔镇华担任所长。但是所名虽然改变，行政归属上并没有变动，仍由上海机电一局下设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领导。凡中下层干部任命、党团活动、职工奖惩等，都一体归机电一局领导。
陈良宇在担任冶金矿山公司党委副书记期间，猛干了一阵自挖墙脚的工作，将公司的权限大都下放到了工厂。一九八四年三月，机电一局任命陈良宇担任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陈良宇官升一级，第一次担任了正职。而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正好是陈良宇属下。
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下属的工厂不多，基本上都是一些科研单位，因此也不存在着下放权力的问题。但是他这个党委书记的权限也不大，主要是党团工作和基层党组织的人事工作。但是他却在这个岗位上发现了一座金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机部部长江泽民的老婆就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当总务副主任。而这个江泽民，又是机电部门的老领导、现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一手提拔起来的。
这个特殊的关系，对于当时已经一心往上爬的陈良宇来说，当然是一座资源丰厚的金矿。共产党自从夺得天下以来，早就因为战争年代不同野战军的区划形成了派系。到八十年代，这种派系就由五六十年代的专业系统所取代。陈良宇当时就十分看好机电系统，尤其是在上海，机电系统是工业老大，实力非常雄厚。
为此，陈良宇上任伊始，就经常低调到电器科学研究所进行“调查研究”，得以结识王冶坪。陈良宇当年也年近四十，但是在王冶坪面前非常谦虚，一口一个“王阿姨”。表现得非常谦虚，毫无上级公司党委书记的架子。
【卖身投靠】
陈良宇得以结识王冶坪之后，自愿甘当孙子，要把王冶坪哄好。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王冶坪从副主任提升为主任，借以报效。陈良宇结识王冶坪后，很快就开始登门拜访。他经常将电器工业公司所分配的福利，如过年过节时候分配的冻鱼活鸭，挑选最好的，骑着自行车亲自送到江家。到了江家以后，又主动帮王冶坪干活，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江家的小辈。王冶坪晚年多病，每次生病，陈良宇贵为公司党委书记，总是亲自去王家问候。他去江家探病的时候，尽量带黄毅玲一起去江家。因为黄毅玲懂得医术，通常由黄毅玲询问病情，再介绍上海最好的医生看病。陈良宇则钻进厨房，帮王冶坪做饭煎药，服侍得非常周到。
陈良宇的这种作派，和当时立地升官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那些多年得不到重用的臭老九们，在八十年代初当上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以后，大都自命不凡，官腔十足。自以为知识和技术高人一等，大有翻身作主人的感觉。但是陈良宇胸怀大志，反其道而行之，无论是在兄弟圈子里还是对待王冶坪这样的“阿姨”，都是夹着尾巴，甘当孙子。其谦虚，其周到体贴，都像是专业保姆出身的一般。
王冶坪忽然之间，得到上级公司党委书记的贴身伺候，而且谦虚谨慎，沉默寡言，仿佛从来就是江家的哑奴一般，自然对陈良宇大有好感。所以混熟之后，也不客气，生病就给黄毅玲打电话，让她帮助安排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当时，江泽民的小儿子江绵康从部队退伍回上海，正在一个工厂当工人。江泽民当时正在北京过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暖水瓶的日子，正在表现自己，所以照顾不暇。陈良宇得知以后，立即将江绵康调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入之后，马上又让研究所出资，让江绵康到上海市业余工人大学 读书。俗话说，奶奶疼爱大孙子，妈妈最喜欢小儿子。江绵康正是王冶坪的心头之肉。陈良宇倾力把江绵康从没有文化的工人，调入研究所，并且培养成大学生，对于很爱面子的王冶坪来说，的确是非常实在的帮助。
王冶坪为了答谢陈良宇，因此特意去找了一趟汪道涵。江泽民和王冶坪跟汪道涵之间，本身关系就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汪道涵被打到。王冶坪曾经冒着风险，在上海家中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因此汪道涵向来对王冶坪是另眼看待的。王冶坪声称前来拜访汪道涵，顺便向汪道涵介绍了陈良宇。说他如何谦虚诚恳，如何会照顾人，如何有办法找到上海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汪道涵出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八四年，他已经六十九岁，而且担任上海市长五年的任期届满。八十年代初，正是共产党干部中的那些老革命离休的高峰时期，因此当他听王冶坪介绍陈良宇这个人的时候，不免灵机一动，认为这个人既然这么谦虚诚恳，又有办法帮助老年人访病问药，用来让他专门照顾老干部，倒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有了这个想法，汪道涵迅速行动，要在自己退下来之前落实这一人事关系。于是他和上海市委组织部打了招呼。一九八五年一月，上海市委组织部一纸调令，任命陈良宇为上海市老干部局副局长。陈良宇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章。
值得一提的是，陈良宇担任过十个月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撤销。撤销之后，原来的班子成为机电工业管理局电器行业管理处。这个从一九七一年设立，到一九八六年撤销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从此变得扑簌迷离。陈良宇的官方履历中也故意写得含糊其辞。除非是上海机电系统的老干部，很难将陈良宇和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掩盖了陈良宇和江泽民之久的渊源与特殊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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