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再次点燃及熄灭之火
（1989年5月3日至5月16日）
【内容提要】
第二章记述了从5月3日至5月16日，在北京发生的动乱进一步扩大并波及到全国的情况。本来，自邓小平同志4月25日作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肯定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已经组织动员起来，采取若干稳定局势的措施，如中央和北京市委派人与生代表对话，在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要求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恢复社会正常秩序。5月4日，在北京的学生虽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但是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五四宣言”中，明确表示，要“停止游行，回校复课。”这标志着混乱局势可能缓和下来。
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从朝鲜访问回来的赵紫阳5月4日利用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亚洲银行年会的机会，当着中外代表，发表了与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相反观点，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学生的游行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绝不是要反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的讲话再次点燃了将熄灭之火，搞动乱的人看到党的总书记在支持他们，重新在北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在天安门广场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绝世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
在党中央内部，两种观点的对立更加尖锐。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人认为“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必须肯定“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全党应该团结一致，引导群众起来制止动乱。在这一期间，中央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若干次中央常委会。在会上，赵紫阳的观点都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赵紫阳看到在党中央内部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时，就转向求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讨论“学潮”问题列入6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赵紫阳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在新闻口宣布要增加“透明度”，妄图发动新闻界起来支持动乱。
5月15日开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式访华。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最高级会晤，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宣布，在重要的问题上仍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样，就把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从此，动乱的矛头就更加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全国的局势更加陷入一片混乱，动乱骤然升级。不讲“反自由化”
5月3日
【黑体】上午，去办公室商量本周的日程。十天来，忙于学生事，正常工作耽误了一些。本周要召
开一次常务会议外，还要召开一次农业科学家座谈会。
【黑体】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纪念“五.四”会议，紫阳讲话。他吸收了“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和“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但没有吸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
【黑体】袁木答记者，答得比那天与学生对话更成熟一些，揭露方励之也揭得好。
【黑体】有消息，部分学生明天仍准备游行。
上午，我去办公室与秘书们商量本周的工作日程。十多天来，国务院日常工作难免耽误了一些。我
决定本周召开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一次农业科学家座谈会。
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五.四”青年节70周年纪念大会，赵紫阳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稿事先征求过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的意见，有些话讲得是好的。例如他说“如果再发生动乱”，就会“国无宁日”、“广大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赵紫阳也采纳了我在征求意见稿上加的“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却没有采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尚昆、锡铭、铁映都不约而同地要求他在讲话中阐明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赵紫阳也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看来，这不是他的疏漏，而是经过再三斟酌的。这也是他要和中央的方针、和小平同志保持距离的表现。袁木同志以国务院发言人身份答中外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压。袁木说，方先生这种主张究竟是怎样的目的，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都会做出判断。数十名高校学生向中央递交新的请愿书，就对话提出12点要求，核心是在对话中学生要与政府“平起平坐”。如果政府在请愿书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就要在明天举行游行示威。这完全是沿袭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手法。袁木说，从请愿书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学生背后出主意，企图挑起更大的动乱。袁木表示，政府希望明天不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应与挑起动乱的人划清界限，尽快恢复上课。公安部有报告，明天学生将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5月4日
【黑体】昨晚11时，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游行已成定局，有些年青（轻）的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目标是天安门广场，要发表一个“五四宣言”，最后可能要求中央、国务院领导出来，可能要我出来接见。
【黑体】学生早上8时多出发，500名新闻工作者也参加游行。下午1时到达广场。
【黑体】亚行会议开幕式顺利进行。杨尚昆主持讲了话，举行了宴会。赵会见了亚行理事，也发表讲话，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出于爱国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真是莫明（名）其妙。
【黑体】中顾委李力安来电话，中顾委100多名委员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同意小平和常委碰头会的意见，中央必须旗帜鲜明。但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三位同志强调对学生要疏导。
【黑体】我去见姚依林。他提出疑问，是不是赵发动的，打邓倒李保赵。我说不见得。
【黑体】赵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
昨晚11时，我约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商量。据各方面的信息，明天的游行已成定局，有迹象表明，一些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的目标是到天安门广场，发表一个“五四宣言”，要求中央或国务院领导人出来接见代表，也不排除故伎重演，指名道姓要我出来接见学生代表。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权衡利弊，还是由罗干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出面接待游行者的代表。我打电话征求了乔石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明天我不宜出去接见代表，这样比较妥当。今天早上8时许，北京名校园的学生队伍开始出发，下午1时左右到达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多，游行学生在广场举行集会，宣读了所谓的“五四宣言”，吹捧这次学潮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产生，必将对日后民主改革起到推动作用。随后出乎意料的是，游行的组织者宣布，“请愿活动到此结束，罢课的学生将于5月5日复课”。这说明中央坚定的方针，北京市各级党委作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几次公开对话，说明了学潮与动乱的事实真相，都起了作用。闹事的学生头头已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定暂且收兵了。今天是亚洲开发银行22届年会开幕的日子。亚洲各国和地区主管财经的高级官员与会，还有数以千计的记者参加了采访活动。亚行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虽然大会堂外就是游行队伍，但会议进行的还比较顺利，杨尚昆致了欢迎词并举行了宴会。
赵紫阳下午会见了亚行理事，并发表了讲话：
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
义”，“拥护改革”，“反对腐败”。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
弊病改掉，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这样的人极少。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意见？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
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时，赵紫阳说：我认为，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赵紫阳在讲话中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是出于爱国的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个讲话基调与他昨天在大会上他自己讲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自相矛盾。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我估计经赵紫阳这一煽动，已经宣布复课的学生，也许会再度闹起来。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李力安给我来电话，说中顾委委员们讨论了小平同志4月24日的讲话，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25日常委碰头会的意见。现在全党必须机制鲜明地反对动乱。中顾委同志建议，中央必须旗帜鲜明，斗争要讲究策略，争取团结绝大多数。李力安同志还讲，在会上有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两三位同志不赞成把学生闹事定性为动乱，并强调对学生要多疏导，但是绝大多数中顾委委员是支持中央决策的。我去见姚依林同志，商讨当前的局势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
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观点。因为我想现在是困难时刻，只要党内领导层团结一致，也许还有可能把局势扭转过来。
赵紫阳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中央监委立案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今天还有约500名记者上街游行，他们打着“开放报禁”等横幅，喊着“恢复钦本立职务”的口号。法新社发表评论说：“这是最意味深长的，也可能带来最严重后果的事”。
5月5日
今天新华社发表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
下午，小平同志..也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泛滥的结果。说上，何东昌来说..的反映。北京市和许多学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政治系项工作..处于..状态。
我去紫阳处，要求常委开会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我说，主要是讨论中央拿什么行动保护..分子队伍。在交谈中他有几个论点。他说：既然肯定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问他，在26日以前有拥护党的口号吗？
他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运动定性。我说，七条是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邓的。今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他的讲话博得闹事学生的赞扬和支持，使他们受到鼓舞。现在全国一片混乱，许多城市除游行示威不断外，还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而赵紫阳却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小平同志说，这是一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期间，中央把小平同志4月24日谈话记录电传给他。他曾回电表示，坚决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如今为何出尔反尔。我估计，在赵紫阳讲话后，本已宣布复课的学生，可能出现反复。事后得知，赵紫阳这篇讲话，是鲍彤起草的。会见前鲍彤就迫不及待地把讲话稿交给新华社记者，要他们提前翻译成外文。会见结束后，赵紫阳从口袋里掏出讲话稿交给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还郑重其事地交代，不管刚才我怎么讲的，你们找这个稿子发，一个字也不能改。鲍彤还怕不落实，亲自向新闻界负责人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要全文发表，不要删节；而是告诉人民日报要在显著位置登出，并大量报道对讲话的正面反映；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要在当晚全文播出，并且要连播三天。这充分说明，赵紫阳不但精心炮制了这篇讲话，而且为大造舆论作了周密布置。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赵紫阳就要已经公开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站在邓小平路线的对立面。
上午，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去赵紫阳处，要求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讨论当前形势与中央采取什么对策。他对我说，既然说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学潮的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说那是闹事学生改变了口号，在4月27日大游行之前，学生口号是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矛头直指党中央，直指小平同志。到27日以后才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旗帜，这不过是一种手法，即打着拥护党的旗号反对党。这也使人怀疑，在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指挥。我还说，现在各大学校党的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了，已经有了一批拥护党的正确路线的积极分子队伍。这是我们党依靠的力量，要对他们的积极性加以保护和支持，要依靠他们去向广大中间学生做工作，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
赵紫阳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4月27日的大游行是26日社论引起了学生情绪激化而发生的。我反驳说，4月27日游行是闹事组织者在23日就确定了的，“五.四”青年节游行也是蓄谋已久的。这都有可靠的信息，中央和北京市对这两次游行事先都作出布置，不管有没有“四.二六”社论，游行都会出现。
对此，赵紫阳无言以对。他又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我说，主要问题不是表现在学生零散大字报上，二十闹事学生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起跳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中央，对准邓小平同志的。他质问北京市委传达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为什么那么快，面这么宽。我说：小平同志是同意进行口头传达的，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稿是经过他亲自修改过，圈批过的。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对温度局势的巨大作用，紫阳对我这些话听不进去，但他也没有和我争辩。下午，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同志来我处，他对当前局势极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晚上，何东昌同志来谈高校的反映，果然不出所料，赵紫阳在亚行讲话发表后，北京市机关和高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已动员起来的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已处于瘫痪状态。闹事骨干受到鼓舞，正在蠢蠢欲动。北京大学散布北京市领导人欺上瞒下、谎报军情的流言蜚语。北京市委和高权的同志甚至担心“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悲剧是不是又要重演。当时北京市委执行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对，后来被毛主席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之后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迫害。
下午，我邀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理工大学和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中南海座谈，李铁映、李锡铭、何东昌等参加。学校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人们日本26日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并使基层领导有了底。小平同志讲话口头传达后，明确了中央的政策，大有了精神支柱。4月27日学生的游行是蓄谋已久的，即使27日不游，“五.四”也得游5月5日晚，我在会见亚行各国代表团团长时，针对赵的讲话，也有一个即席简短的讲话。在谈到最近中国发生的游行和罢课时，我指出：“政府果断采取了正确、妥善、冷静的方法加以处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蔓延和扩大”。“现在大部分学校已经复课”。我明确表示“尽管我们对某些学生的做法并不赞成，但对他们的一些正当要求，可以通过对话加深双方理解”我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将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定”。学校领导同志都很敏感，自习对照了赵和我的讲话，发现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他们强烈要求中央的声音要保持一致。衙门一致认为，希望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基层的同志卖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基层同志紧跟中央，中央政策一遍，基层领导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又挨批，又挨斗，好不冤枉，所以，至今心有余悸。很明显，学校领导同志这些话是针对赵紫阳在亚行讲话而言的。他们估计，今后学校的斗争可能由街头转入校内，闹事学生组织斗争焦点要争取政府承认其合法性地位。在座谈会上，我还是极力维护中央领导的团结。我说，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性质，只是有的同志讲话调子低了点，那只是策略12人在闹事学生和统战部之间当中间人，说服了阎明复而后组织的。阎明复又到我办公室，建议我和赵紫阳去广场与学生直接见面。我说，如果赵紫阳要去，我也去。但结果赵紫阳并没有去，而是阎明复去了，但也没有说服学生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而撤离天安门广场。
光明日报原总编辑方恭温又召集于浩成等12人，与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代表王超华商谈，共同起草一份对时局的紧急呼吁，要点仍然是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严家其、温元凯还跑到广场为绝食学生打气。
昨天，赵紫阳还在人民大会堂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是由总工会副主席朱厚泽为他专门组织的。赵紫阳说，对学生和群众的要求，将由6月下旬人大常委会讨论，并称这是依靠民主和法制解决学潮的一个步骤。他希望大学生和其他公民都不要做妨碍中苏高级会晤的事。
胡启立也与首都新闻工作者举行座谈，表示要增加新闻的“公开化”和“透明度”。还说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下午，外交部送来新的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方案。由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并进行绝食活动，今晚天安门广场不能完成清场，因此，已不能按照惯例，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宾举行欢迎仪式，意无法正常安排接待一个大国元首的欢迎仪式，真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但我也无可奈何，只能同意这一方案了。
晚上，严家其、戴晴、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温元凯等12位知识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宣读他们的肯认错，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7 时，我和大琳参加杨主席为戈举行的宴会。戈夫妇情绪很高，谈笑风生。戈说：苏联现在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变得太快了不行，太慢了更不行。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候，广场上有学生，也有打着工人
旗帜的人，冲了四次大会堂。不断传来消息，有人要自焚。市里已组织了抢救措施。绝食的学生仍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社会上各种捣乱分子也都参加进来了。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也不能进行。由于
广场内外秩序大乱，欢迎戈的仪式连在大会堂内举行也不可能，临时改在首都机场进行。杨主席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仪式，连红地毯也没有来得及铺上。车队为了避开天安门广场，由北面绕道到达钓鱼台国宾馆。
下午4 时，朱琳应邀去参加中国对外友协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中俄友好人士招待会。
阎明复和胡启立来我办公室。他们提出，要承认4 月 26日社论有错误，要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才能缓和当前紧张局势。还说这是惟一的办法。我不同意。我说，“四•二六”社论有什么错，难道现在还不是动乱吗、我认为惟一办法是中央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我请他们向赵紫阳转告我的
意见。到晚间，赵紫阳的回答反馈回来。赵紫阳讲，如果中央不肯认错，那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7 时，我和朱琳参加杨主席在大会堂为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举行的欢迎宴会。戈夫妇情绪很高，真是谈笑风生。戈说，苏联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各个方面都在变，变得太快了固然不行，变得太慢了更不行。戈颇为得意地对我们说，外国评论，经注改革中国走在前头，而政治改革苏联走在前头，你们以为如何？我说，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人走各人的路。朱琳与赖莎坐在一起，用俄文交谈。赖莎说，他们的座车途经一座庙宇时，大概是天宁寺吧，受到中国群众热烈欢迎。看得出，其中有不少大学生。他们俩下车与群众握手表示友好，洋洋得意，溢于言表。
就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广场上的学生队伍，也有打着工人旗帜的队伍，四次冲击了人民大会堂。在席间不断传来广场的消息：中央如不答应学生要求，有的人就要在人民大会堂前自焚，以示抗议。这是他们利用戈尔巴乔夫访问来要挟政府。北京市组织了专门的小组，准备了如果真的有人自焚采取的抢救措施。结果自焚并没有发生，是吓唬人的。李锡铭又来电话，对中央态度不明朗，甚为恼火。他难道真的不明白不是中央不明确，而是中央内部态度不一致。
5 月 16 日
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但是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的人，冲击大会堂，震耳欲聋，把北门一扇玻璃砸破。会晤就在福建厅举行。宴会时，冲击也未停止。下行，我与戈举行会谈。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交谈。戈对伐木、建筑、种大豆、合资企业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戈提出核电站、火力发电机组项目，同意给予贷款。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说，中方在东段坚持原方案，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表示愿意考虑。
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昨天学生游行口号，明确提出让邓下台。今天下午，赵在与戈谈话中介绍了邓小平的地位，称之为中国的领袖，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邓。晚上10 时，紫阳主持常委会，讨论学潮。凌晨由赵代表常委向学生讲话。杨不同意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认为这与小平讲的“动乱”相违背，最后导致打倒邓小平。赵在临散会时，又提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赵说，出路在于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完全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保护邓小平。我当即发言，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决策，事
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他的预料，想歪曲是办不到的。
北京红十字会和“绝食团”达成协议，运送广场危急绝食学生去医院。只运走400 余人，其余的未让运。绝食团又补充了新的绝食者。上午，邓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邓还对戈说：近代史上，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其中日本给中国伤害最大，俄国得益最多，占领了远东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邓小平同志表现了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气概。就在中苏最高级会晤之际，人民大会堂东门和北门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搞动乱的人不断冲击大会堂，叫喊声震耳欲聋。歹徒们把大会堂北门一扇玻璃砸破，然而中苏最高级会晤就在北门附近的福建厅举行。就在小平同志为戈举行宴会时，动乱者冲击仍然未停止。
上午，朱琳陪同赖莎前行北京图书馆参观，车队沿途遇到阻拦。下午，我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田纪云、吴学谦、钱其琛、郑拓彬，苏方有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马斯柳可夫，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我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各国普遍的要求，对发展中国
家尤其需要。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也需要一个安定的内部环境。我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目前中国发生动乱而言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没有作出反应。在谈到经济合作时，戈对中国派工人去西伯利亚伐木、承包建筑、种大豆、办合资企业等方面的合作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但坚持要通过签订具体合同加以实施。戈主动建议向中国提供核电站和火力发电机组，并给予相应买方信贷。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阐述了中方的观点，要求苏在东段作出让步，中方在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只表示愿意考虑一下中方建议，具体问题委托双方外长去谈。关于减少双方边境的军事对峙，戈说步
子应迈得更大一些。双方都指出，中苏边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的边界。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我说，现在中苏关系已正常化了，今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我还说苏方表示要从蒙古全部撤军，中国对此表示赞赏。我说，中苏现在的关系不同于五十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按照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来独立自主地处理双方的关系。赵紫阳在下午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也是钓鱼台国宾馆内举行的。显然由于天安门被动乱分子所控制，去人民大会堂已不可能。赵紫阳在会晤中除了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积极地推进。然而，对当前中国发生的动乱，这是最严重，全国和全世界都倍加关注的事件，赵紫阳几乎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赵紫阳却出乎意外地介绍了邓小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赵紫阳说，邓小平同志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作出郑重的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
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 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不过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的。赵紫阳通知晚上 10 时召开常委会，讨论全国已经十分紧张的局势。我坚持要在开会前与赵紫阳进行个别谈话。我将作出最后的努力，争取赵紫阳回到党的正确立场上来。赵结束了与戈会谈，又举行晚宴，而后回到中南海，他们两人似乎谈得很投机。赵紫阳春风得意，几杯茅台酒下喉，面色泛红。我对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赵紫阳首先发言，他说，解决目前困难惟一的办法是否定“四•二六”社论，与学生达成妥协，使局面
缓和下来。我第二个发言，对赵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我说，“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社论》发
表后，形势本来已逐步好转，但赵紫阳5月4日讲话，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来，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混乱地步。当前唯一办法是中央常委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乔石同志发言表示“四•二六”社论是完全正确的。依林同志发言说，这场动乱是赵紫阳的错误造成的，他要负完全的责任。胡启立同志说，他对目前局势感到忧虑，他说中央的同志与广大群众想得差得太远了。
尚昆同志认为不能从《社论》后退，现在学生斗争的目标已指向小平同志，只有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国家才有出路。
小平同志听完大家发言后，作了重要讲话，以下是根据我当场笔记整理的摘要。小平同志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形势很严峻，问题出在党内。全国出问题都是受到北京影响，因此，要解决问题，先从北京解决起。继续发展下去，肯定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如果我们按照4月26日的社论精神，加强工作，进行
对话，那么，积极分子就已经组织起来了，高动乱的开始害怕了，形势已经向逐步稳定的方向发展。
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篇社论是正确的，转折点是赵紫阳5月4日的那篇讲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
中顾委许多老同志对当前局势十分关心，忧心忡忡，但苦于不了解政治局常委决定情况。看来，中央有必要向中顾委通气。我相信这些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同志，只要他们了解事情的真相，绝大多数老同志是会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的，个别对这件事处理上有意见的人，也可能转变过来。经我同薄一波同志商量，决定中顾委召开一次会议，有我代表中央向老同志就当前的局势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做一通报。上午，我先后约吴学谦副总理和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同志来，向他们通报中央常委的决定。要求外交系统和人民日报社要贯彻常委的决定。
小平同志同意就当前形势和中央决定问题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各部委领导同志作通报，并要尚昆同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湘军队领导干部作通报。然后我与宋平同志一起商量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各部委通报的问题，共同拟定了由我、乔石、依林、尚昆、宋平分别向各省市、个老同志谈话的分工名单。
乔石同志代表中央常委参加签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有的副委员长很激动，认为他们踢的要求，中央一条也没有采纳。他们对居室捉摸不定，心中打鼓，怕出大问题。他们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乔石同志就动乱发生经过以及中央常委的决定，耐心而细致地做了解释，指出戒严的必要性。大部分副委员长表示接受，少数副委员长思想仍然不通。晚8时半，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几天的形势，会议决定向各省市领导通气，并确定了个常委的分工。
晚10时，我找丁关根、王维澄、袁木、曾建微等同志来，向大家通报了今天常委会的决定，并请他们起草我想中顾委通报的讲话稿。
今天上午，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科院召集会议，宣布成立“首都各界爱国委维宪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维宪会”由王军涛、王丹主持。推选柴玲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会议决定，坚决不撤离广场，准备进行长期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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