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当蒋老先生把许多事情都交给儿子蒋经国时，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1926-1927年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那时候的邓，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已经掌握台湾大权的蒋经国，密切注视着他在苏联留学的这位老同学。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
卧病在床的老蒋顾不上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同样不予理会，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1975年，蒋介石死了。1978年3月11日，蒋经国被选举为“总统”。两个月后，他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
对岸，他的老同学邓小平虽然没有重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却第三次在政坛上站了起来，并牢牢把握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小平给经国的“重重一击”
1978年12月15日晚10时，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时，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忽然接到华盛顿的专线秘密电话，这位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奉命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拨通蒋经国助手宋楚瑜的电话，说是有紧急公事，必须立即面见“总统”。
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说，卡特原定在中美建交公告发布之前的两小时，通知蒋经国，因为幕僚的反对，卡特才决定：提前7个小时通知蒋。
蒋经国只得在半夜爬起来会见了安大使，临别时，安大使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请求蒋经国先生在第二天早晨8点之前，暂时不要对外泄漏这一消息。蒋经国强忍着怒气，始终不肯答应。
消息公布当天，台北股市大跌近一成。
打击之后的“和平攻势”
1978年12月16日，人民解放军实际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消息，称金门炮击正式停止。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廖承志表示，他愿意访问台湾，完成国家统一的爱国目标。
台北方面一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但在另一方面，蒋经国也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
进入1981年后，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此后，新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随后，中国发动全面和平攻势，发表了中国统一的九条原则，包括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军队，充分自治，不干涉台湾内部事务，甚至未来可与台湾领导人一起来领导、治理中国本土。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邓小平明确表示：北京当然有权代表整个中国在国际舞台活动，可是台湾和香港，同样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可）处理一些涉外事务”。为了进一步改善气氛，人民解放军还从福建撤走了相当数量的部队。
但是在文字上，台北的“三不”政策继续存在。只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开始出现文章，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陆根本不可能武力犯台”；“和平、渐进与中国统一，才是正确道路，两岸可以先从通邮、旅游和间接贸易做起”。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愿意充当“中间人”角色的可不少，而蒋经国却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包括不少台湾人可能更加同情“台独”的局势，因此中国与台湾在处理统一问题时，必须审慎、弹性。
至于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邓小平也对李光耀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北京绝不派官员或军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或“人事”问题；统一之后的现状“可以维持一百年”，北京绝不会去更动它。
依据邓小平的说法，台湾可以享有“处理外交事务……签发特别护照……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特别权力”。两岸关系将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的性质。
可是，蒋经国在听到李光耀传递的这些信息后，并不认为这些“条件”在岛内已经凝聚成为共识，因此，他并不赞成立即开始两岸谈判，而且他还认为：中国大陆的局势，也还未充分变化到足以让他展开两岸统一的谈判。
李光耀和蒋经国倒是都认为，让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的繁荣、开放社会多接触，将可导引中国往类似方向演变。蒋经国对德国《明镜周刊》说：“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1988年1月13日下午1时50分左右，蒋经国突然撒手人寰。听到经国逝世的消息，邓小平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表示，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