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派系斗争史

中国国民党内部历来存在着派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派系尤为复杂，其中影响较大者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排，新政学系，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西南诸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

中国国民党各派系与蒋介石所把持的中央之间的关系，是国民党派系关系的主要方面。这一关系的演变对国内政治形势迅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各派与国民党中央-蒋介石的关系有时俨然对立，有时似乎从属。由于蒋介石对待各派系的总方针是能够消灭者尽量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因而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焦点集中于中央。中央对各派的拉拢，和中央与各派的相互利用，往往是暂时的，而相互间的矛盾，斗争却是长期的，普遍的。辨证地，动态地观察中国国民党史，就能看出中国国民党史简直就是一部派系斗争史。由于国民党推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政策，因而国民党派系斗争绝不限于党内，而是波及到党之外的政，军的广大范畴，以至特务系统也构成派别，党内派别之争也渗入于特务系统。从南京中央政府的某些重大决策到千里之外的边疆地区“土皇帝”的土政策，都与派系斗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总之，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成为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国民党派系斗争史，长期以来未被史学界所重视，这与民国史的研究至今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既然说民国史处于起步阶段，那么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的准备阶段。

万事开头难。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中存在着千端万绪的问题有待于一一理出头绪，既需要做微观上的考证，又需要做宏观上的研究。例如：国民党派系斗争产生的原因如何？国民党派系斗争有哪些特征？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结局怎样？应如何评价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历史作用？都是值得考证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外，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政治派别，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派，再造派，政学系等；另一类属于地方实力派，如冯（玉祥）系，阎（锡山）系，西南地方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也有的派系内部既包括政治派别人物，也包括地方实力派人物，如粤系中的胡汉民，李济深为政治派别代表人物，而陈济棠则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

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矛盾和争斗，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不同利益和要求的集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派系间的矛盾和争斗，总的原因，在于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和要求的集团的存在。这一客观存在，就决定着国民党统治阶层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其分裂，争斗有其必然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基本原因在于权利之争。

首先，蒋介石所实行的假共和真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独裁行为成为统治阶层中不稳定的基本因素。民国以来民主共和的观念以深入人心，而长期把持着中央的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一党专制的狗肉”。加以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凡浙江籍黄埔系者大都得以重用。而蒋本人在国民党中资历较浅，难孚众望。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统治阶层中制造出自己的反对派。

其次，国民党派系斗争与国民党的历史渊源，传统有关。中国国民党的前身自中国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来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成分复杂，官僚，政客，军阀充塞其中。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前，成员大致为地主阶级反满派，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他们本来在反满问题上具有一致性，但其他问题上的政见未统一过。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后，一贯存在着不同政见和派别分歧。北伐过程中，蒋介石竭力扩大个人实力地位，广为招降纳叛，北洋军阀政府中的军阀，官僚，政客纷纷投入蒋门，并混入国民党内，摇身一变成了党国要员。这些人投身于国民党的动机正式为权为利。他们有的自成一派，分庭抗礼，如阎锡山等；有的出谋献策，推波助澜，如杨永泰之流。他们正是依靠派系矛盾和斗争得以飞黄腾达的。国民党内的成分本来已经是鱼龙混杂，经北伐期间蒋介石的“廉价取胜”，就更为泥沙俱下了。基于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其成分复杂的传统，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有发展，这就成为这个反动集团派系斗争的基本原因之一。

第三，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不同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国民党当局中各有其代理人，当某一帝国主义扩张其侵华势力时，国民党中代表其他帝国主义利益的集团，就有可能起来与这一扩张侵华势力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暗斗以至明争。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抗日时期亲美派蒋介石与亲日派汪精卫两集团间的矛盾和争斗。

国民党派系斗争除上述一般原因外，还有许多具体原因。

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作为蒋介石集团的反对派出现于政治舞台，具有多种原因。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使西山会议派，改组派的首领人物在党和政府中失去实权地位，以至完全沦为在野地位，而这些人物在国民党内资历深而又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和活动能力，他们因不满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不甘心于自己的在野地位，而奋起争夺党内正统地位和国家政权。就改组派而言，其广大中下层成员大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既不满于蒋介石所把持的国民党和政府的反动，腐败，又害怕共产党的“过激”，企图以改组国民党推行改良主义，在国共两党间走“中间路线”。改组派的上层人物正式利用了广大知识分子实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愿望，制造群众声势和社会舆论，向蒋介石夺取党统和权力。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出现及其与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具体原因，同上述政派反蒋的原因有所差别，可分为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传统文化思想方面的原因。

经济方面：中国的封建本封建的农业经济的普遍存在。这种农业经济保持了自给自足的状态，在生产力水平上表现为个体的小农经济的落后形式，反映出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没有形成过各地区经济上紧密联系的纽带。它成为地方实力派割据一方，闹独立王国的经济基础。

政治方面：第一，帝国主义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对中国采取“分裂剥削政策”，各拉拢和支持某一派别，促进了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立。第二，各地方实力派大都是军阀，其特点是私兵（拥兵自重），地盘（割据一方），武治（不要法制，以武力解决问题）。这些特点就只能造成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间，以及各实力派相互之间的不统一状态。第三，长期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在推行专职独裁统治，排斥异己的同时，实行人治，武治以取代法治，杜绝了各派表达政见和参政的权利，这就不仅成为政治派别，而且成为地方实力派反蒋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至于蒋介石嫡系与亲信内部的斗争（如中统与军统之间的争斗），却往往是蒋介石一手导演出来的。蒋介石施展权术，有意制造他们之间的争宠争功，相互监视，相互制约，便于蒋“居高临下”从中控制。

传统文化思想方面：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和封建宗法制的传统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民国后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社会心态上仍需要有一个政治中心人物，即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稳定政局。蒋介石掌握中央政权，以领袖人物自居，要求四海之内绝对臣服。然而，蒋在国民党内资历较浅，且独断专横，排斥异己，任人唯亲，虽然手握军权，大力推行独裁统治，但在国民党内并不能树立起“政治威信”。这就使国民党内在心态上出现矛盾，一方面封建宗法制传统观念需要有一个政治中心人物-“大家长”；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资历，作风等都不能在国民党内成为理想的“大家长”。这就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辖区，在政治上缺乏凝聚力，而离心力倾向长期存在。

再者，基于封建宗法制的社会基础和传统观念，各地方实力派却形成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家长”，形同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他们名为国民党员如龙云，刘湘，韩复榘，马洪逵等，却抵制国民党中央向其统辖区派代表和设立机构。国民党地方组织机构，往往为地方实力派所控制，成为他们的统治工具。中央所设立在地方上的机构，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掣肘，在地方上处处无能为力。地方实力派的实权普遍凌驾于地方党和政府之上，在地方实力派统辖区内的军民，只得服从当地的 “土皇帝”。

国民党派系斗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思想诸因素是分不开的。它是落后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基础上的产物，是软弱的政治力量即缺乏政治上的凝聚力的产物，又是宗法制传统文化思想所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