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与孙中山的革命党

海外民运与孙中山的革命党

海外民运和当年的革命党差不多，成功了就是伟人了
呵呵~~

为什么称中国人为 “支那” 是对极大的侮辱

“支那”这个名称的起源是古时印度知道东方有个来自契丹，其旗帜是狼。狼的发音是Cina。 由此可知，“支那”其实是把外文再次音译过来而成的一个词。本来没有褒贬的意思。到了晚清，甲午战败，日本军国主义横行，从此“支那”的称呼就带上了愚昧无知的含义。近代日本人不忿叫我国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国，实行改称“支那”，把侵略中国叫做“膺惩支那”。
日本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是支那这个词语带有贬义的始作佣者，从 荷兰人出版的1901年的荷兰大百科通用辞典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文字—— 支那：中国的贬义称呼，常用于日本语，亦指愚蠢的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当时的中国比较贫弱，中国人受到歧视，外国人称中国为支那，带有侮辱的性质。定居在外国的华侨也饱受歧视，比如美国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那以后61年，华人都不能入籍，配偶 也不例外。一直到1943年，这条法案才被废除。 美国俗语用“支那人的机会”来形容一个绝望的情形，即是说完全没有机会的意思，这是何等侮辱及轻视华人；又有嘲笑华人的市谣：“清清支那人，坐在栅栏上，想从十五分里找出一块钱。”这是嘲笑华人愿意做辛苦而又工资低微的工作，由此可见华人当时在美国所受的轻视及欺凌。所以，现在有一点爱国心的中国人，听见“支那”二字，都会十分反感的。

“ 支那 ”被卖国贼梁启超章太炎使用
1871年 清穆宗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四年 辛未年（羊年）
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建立，德国统一。
5月10日——普法战争结束，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
5月15日——德国颁布第175条，开始了德国迫害同性恋者的历史。直至1994年条例废除之前，因此条例而受害或被杀的同性恋者数以万计。
8月14日——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帝出生（逝世1908年）
9月13日——《中日通商章程》在天津签订。
12月24日——朱塞佩·威尔第的著名歌剧《阿依达》在埃及开罗的歌剧院（Khedivial Opera House）首演。
《中日通商章程》为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于1871年（同治十年）签订的条约。1872年（同治十一年），日本提议修改此条约未果。1873年（同治十二年），清朝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使节在天津进行换约。1871年7月29日，大体上按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一国受他国侵略时须互相支援；互派驻外使节；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等等。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受到欧美列强的侵略。1871年，两国签订《修好条规》，正式建立了国家关系。就在这时，日本已在策划侵略中国。当时日本刚开始明治维新，对外要"开疆拓土"，海上向南扩张的目标就是琉球和台湾。中日《修好条规》只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幌子。

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 “ 中国 ” 。 “ 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 ” ，要求只写 “ 大清国 ” 。中国代表则力争： “ 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 ， 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 “ 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 。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 “ 大清 ” 而非 “ 中国 ” ，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则辩称，其汉文本中的 “ 大清 ” 是和文译文， “ 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 ” 。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以上引自《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卷， 226-245 页。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一卷）
其实，早在清初，日本支持郑成功抗清 —— 国姓爷有一半日本血统，他的日本母亲就是被 “ 侵华清军 ” 奸杀的 。
甲午战争，日本充分利用了满汉矛盾。 《日清战争实记》 有日本 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亲率的第一军，在东北发布的 《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告示： “ 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檄文出自著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 (1864-1923 年 ) 之手。作为中国通， 宗方小太郎为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贡献颇多，受到日本天皇的召见。宗方对日本利用满汉矛盾谋划极深，在他于甲午年所撰写的 《中国大势之倾向》 中，分析道： “ （满清）前之叛乱者殆无义名而叛，今之叛乱者无不以恢复明祀为名义。其故何在？曰： ‘ 恢复明朝 ’ 一语最易煽动民心，又为民心之所向故也 …… 方今中国之形势颇似元朝末运。彼因起于满州异族，夺取明之天下，正如元之于宋，出自异族而统治中国则一也。故目今背叛朝廷者多为人民饱尝弊政之余而开始种族竞争者也。徵之该国历史，自古以来凡由异族起而夺取天下者，常于人种之竞争中被夺回。 ” 他认为， “ 此时若有非凡之士，其于草泽之间，收拾以上各党派 （指造反的哥老会、白莲教等）成一体，以大义名分明示天下，诚心诚意代天行道，普救苍生，乘机而起，觉罗氏之天下不知所归也 ” ，期望日本成为这个能凝聚中国人心的 “ 非凡之士 ” 。
同年，著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 《对华迩言》 中分析道： “ 今爱新觉罗氏之天下百弊丛生，已濒于阳九之末运，岌岌之势有如败屋之将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势 ” 。在认为欧洲必然会对中国进行瓜分之后，他说： “ 欧洲各国对中国之深谋远虑既已如此，一朝中原鼎沸之日，岂能止于徒手旁观乎？ ” ，要日本 “ 制天下之机先，一朝有事之际，方可凌驾欧人，使之不能呈其欲望于中国中原也。是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 ， 并十分具体地要求日本政府重视在华占领区的民政，还引用了孟子的名言： “ 当今之时有能行仁政者，民悦之如解倒悬 ” ，希望占领当局 “ 施行大道 ” 、 “ 待民如子 ” ，并且指出 “ 新占领地之统治者，责任至重，其人选非最慎重不可也 ” 。 （《宗方小太郎日记》）
保皇的 “ 维新派 ”根本就没安好心，其目的是架空光绪皇帝，同时散布日本人伪造的《扬州十日记》等书。梁启超自己就说，当年他和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即 “ 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 ”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 专集三十四》）。
甲午战争后，日本日益成为革命者的庇护所，同盟会、光复会等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得到了日本官方或半官方的支持。那时日本社会已经开始流行用 “ 支那 ” 称呼中国。中国的很多革命者，来到日本后，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二是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自称 “ 支那人 ” 而非 “ 清国人 ” 。 “ 支那 ” 这个在后来引起中日间很强烈感情冲突的词汇，在甲午后、二战日本战败前，几乎是日文中指代中国的唯一名词。 1902 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指甲申年明亡于清） ，喊出了 “ 光复汉族，还我河山 ” 的誓言； 1904 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后成为同盟会党报《民报》。即使非革命派的梁启超，也用 “ 支那少年 ” 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 “ 我是支那第一人 ” 。
辛亥革命后，满汉矛盾消失，日本依旧用 “ 支那 ” 。 革命党人卖国自己侮辱自己，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枪手，被日本人任意玩弄使用，而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这些人渣后来却成了中国的伟人！

“ 五四 ” 运动，学生受到革命党人的鼓动，上书北洋政府，抗议日本政府使用 “ 支那 ” 和 “ 支那共和国 ” 。 北洋政府为此专程向日本提出，认为 “ 支那 ” 一词 “ 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中文须大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 。 而日本人认为 “ 中华 ” 一词暗藏着对日本的轻蔑。当时有读者投书《东京朝日新闻》，对中国政府要求日本使用 “ 中华民国 ” 提出不满，认为： “ ‘ 中 ’ 及 ‘ 华 ’ 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 …… 今日对外拟用 ‘ 中华 ’ 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故此，在讨论使用不使用 ‘ 支那 ’ 称呼之前，实宜先行以适当文字，取代 ‘ 中华 ’ 二字的称呼。 况且，支那政府并不能判明 ‘ 支那 ’ 一语的起源。此语自远古时代使用以来，并无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论上可决议正其国名为中华民国，而不作支那。惟坚决拒绝一切习惯使用之称谓，态度未免太过激烈。尤其中华民国本身写做英文名称作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的 China ，敢问难道不是支那吗？ ”
本来的确只是音译的中性词 “ 支那 ” ，在甲午中国战败后，就成了日本贬低中国的代名词，后来，更有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等汉奸人渣推波助澜，这些国贼自己就叫自己支那，为了推翻北洋政府，这些无耻的卖国贼又鼓动学生向北洋政府抗议，结果，又是自取其辱。日本从来没对中国按好心，所谓蔑视和瓦解清朝和北洋政府，都不过是七分中国的环节之一而已。最可恨的是中国人的败类甘愿为日本人效力，后来这些汉奸摇身一变，成了伟大的革命家和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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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谈海外民运的历史与现况zt

王希哲: 民运组织里坏人占多数，百分之九十五是坏人

台湾当局在资助和控制海外民运方面的经费投入甚巨，二十多年来投入高达十几亿元新台币。台“军情局”、“国安局”、“情报局”先后派遣和收编间谍、“民干”、“聘干”多达七十余人。目前在“海外民运”活动场合抛头露面和幕后串联的人，几乎都以领取台湾情报部门的活动经费或项目津贴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凡与台湾当局没有“合作关系”的民运人士不是被硬排挤出去，就是自行脱离，极少数自立门户者遭到敌视。

目前在北美、欧洲、澳洲及东南亚等地时常参加“海外民运”活动的人，总数约七十余人，其中原先参加过国内民主运动者还不足三分之一，仅仅成了点缀。为了“充实会场”，学员、藏独人士、台湾官员以及申请政治庇护的偷渡者们，时常充当“临时群众演员”。为了避免出现空场的尴尬局面，分散于各大洲、各国的所谓“民运人士”会不远万里赶来赴会，机票和食宿都由台湾情报部门报销，权当作出国旅游、购物和会友。

资深民运人士王希哲向《星岛日报》记者里戈透露说，“民运”里面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坏人”。日前他诠释“民运坏人论” ，进一步指出，民运人士多为社会的边缘人物，由于他们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挤、歧视和压迫，因而不满社会，报复社会，有些还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认为都是“恶”的，是“坏人”和“刁民”。王希哲还认为，1989年北京出现大批主流人物参加民运的情况，是因为那时社会主流人物怕错过“四五运动”那样的表演机会，以为民运要成功了，才参加进来；但随着中共加强镇压，以及民运前途无望，这批人都相继离去，使民运队伍又只剩下“坏人”，而且“坏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王希哲看来，大批社会主流人物参与民运是带有某种投机目的的，而少数的社会边缘人物参与民运才合乎常理。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目前“海外民运”里面所剩下的那些“坏人”们，又何尝不是一些投机分子呢？他们不打工、不经商，通过投靠台湾情报部门，也照样发家致富，购豪宅，包二奶，终日游手好闲，吃喝嫖赌，还可以免费国际旅游。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叫嚷几下“中国很快要崩溃了”、“中国威胁世界和平”、“台湾有权决定独立”、“几千万人已经退党”，等等，然后再编写几份经费开支报告发给台湾。

也许王希哲又会质问，既然有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你们海外华人以及社会主流人士都不来参加呢？为什么“海外民运”越来越门庭冷落了呢？

其实，正由于这份差事太肥了，所以才在“海外民运”里面不断掀起你争我夺、相互倾轧、彼此诋毁的风波。能不能拿到经费，完全取决于台湾方面的信任程度。已经拿到经费的“坏人”，最担心饭碗被民运人士分走，于是，所有的挑拨离间、拉拢分化、造谣诬蔑的手段全都使上了。最后，经不住这么折腾的民运人士就只好对这伙“坏人”退避三舍了。瞅瞅“坏人”堆里的倪育贤、刘青、薛伟、张菁、陈破空、伍凡、纪晓峰、方圆、汪岷、张英等货色，还有那个同性恋变态王丹，一箩臭鱼烂虾让人翻胃直想吐。

李晓庄

政党规范化与中国民主化 毕文稼 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除了血雨腥风、战乱频仍的悲剧人生，史书的字里行间，不经意的就会发现黑社会的影踪，中国政治的黑社会化，或者说黑社会操控的中国政治，制造了这个民族的百年噩梦。 1903年，孙中山于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并被推选为致公堂堂主，中国所谓的现代政治，以黑社会的力量开始起家，同盟会也由此重新壮大。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巡视美国华人社团，并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民族主义旗号开展募款革命行动。 历史也许怨不得孙中山投靠黑社会，并利用黑社会开展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毕竟，那个年代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政党概念，况且明朝朱元璋借助明教力量一统天下的历史经验，对孙中山这样尽管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人还是很有借鉴作用。 问题坏就坏在，出身于黑帮大佬的政客，既没有黑社会“盗亦有道”的信义，也没有政客的以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底线；却把两者的最坏之处运用得淋漓尽致：借用黑社会的暗杀之道，消灭党内或国家的政治竞争对手，把黑社会生存之术引入政治斗争；利用政客的政治许诺，以“三民主义”打动民心，却用独裁手段统治本党和国家。 一个饱受西方教育的革命先行者，却善用东方的无耻之术取得成功的政治家，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开了一个最坏的头，从1901年兴中会第一任会长杨衢云被暗杀致死，到同盟会其他两大组织（光复会、华兴会）领袖陶成章、宋教仁被暗杀致死，及至孙中山的学生汪精卫暗杀清朝重臣未遂，孙中山崛起的历史过程中沾满太多的疑点和鲜血。 1912年民国初建，20世纪似乎为中国展开了美丽的开端，但是，不甘闲置的孙中山，却借用宋教仁被刺一案，放弃政治（国会）斗争和司法程序，发挥黑社会老大的余热，挑动了护法战争的暴力政治开端，使中国政治从此陷入了暴力循环的怪圈。 尤为不幸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孙中山去世之后，在孙中山的榜样作用下，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顺利的博位成功，而其中的诸多暗杀，最为着名的则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1927年国共内讧，牵头为蒋介石向和平示威的左派工人打响第一枪的，就是蒋介石时代的长期盟友，上海滩的黑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 蒋介石顺利的延续了中国政治的黑帮治国治党手段，他的右倾法西斯尽管与孙中山的左倾苏俄千差万别，但在黑社会手段上，却实实在在是“国父”的继承人。在蒋介石大陆统治期间，政治斗争用暗杀来解决，政治治理用黑社会手段统御，它不仅建立了军统、中统等党政黑社会方式的机构，还通过青红帮在全国广泛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牛的黑社会组织：青红帮最鼎盛期，人数过百万。 这样子的中国政治，怎么不深陷泥潭？军政、训政、宪政？不过是后人书写历史时候为伟人脱罪之辞。 中国政治也因此成为谁比谁更黑的竞赛舞台。学者出身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瞿秋白们，最终在竞赛中落败，而乡下文人的毛泽东则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一个完全符合中国特色，尤其符合与蒋介石黑社会统治特色相对抗的黑社会政党。 从以民主的名义，争取美国的支持，反抗国民党的挤压，到背叛诺言，背弃民主，实行一党专政；从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义骗取民众的支持，到建设了一个农村是地狱的中国；从高岗、饶漱石，到刘少奇、林彪，一个个的党内同事翻脸成仇，生死相见，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无一不显示着黑社会所独有的特色。 政治黑社会化，竟然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成功典范：更黑的毛泽东战胜了黑社会出身的蒋中正。怎不让人悲缅这块土地上人民的可怜。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前浪推后浪，一浪更比一浪黑，从孙中山的地下黑社会大佬，到蒋介石公然与杜月笙拜兄弟，到毛泽东清除一切杂牌黑社会，黑白通吃，中国人跟着中国政治，遭了大殃。 国民党史书上不愿承认“国父”的黑社会大佬背景，共产党史书上也不愿意披露这段史实，但中国致公党作为八大花瓶政党之一的历史，是洗脱不掉孙中山把黑社会带入中国政治始作俑者的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