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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证如山：李鸿章的受贿和卖国
光绪帝
铁证如山：李鸿章的受贿和卖国
摘要：李鸿章确实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功于国家，但也有利于自己，他有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意思是，李鸿章富有了，天下的百姓却穷了。天下百姓怎么穷的呢？除了李鸿章家族的官商敛财，还有出卖国家利益得到俄国等的贿赂，他在日本有产业，因此，甲午避战，导致中国惨败，之后，他又签订了大大有利于日本的条约，巨额赔款当然由天下百姓承担。
有了钱有了兵权的李鸿章，自然不满足于普通的享受，他要当皇帝，要当总统。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他和另一个野心家袁世凯，不但不和其他爱国将领及义和团抗击
侵略者，反而镇压义和团，并同时和革命党联系，差点成了中国的第一位总统，遗憾的是，他没有皇帝命，光绪和慈禧大难不死，他的皇帝梦破灭了。
最让人惊诧的是，李鸿章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贼却不断得到同情甚至翻案，先是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后是现在一些媒体和网络写手，比如南方周末。真正的爱国者左宗棠，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网上，都鲜有人研究或者赞美。
因为种种原因，光绪皇帝是被中国历史最高估的皇帝，实际上，他脑袋就“一根筋”，热情有余而才略不足，这和他的老师有关系。他基本是被主张改革的书生给利用了，维新中最出格的行为是把他老师给开除朝廷，这在当时，违反儒教的尊师重道，也违反了清朝的一贯规则。不仅如此，他听了一群书生的蛊惑，开始改革大跃进，命令每个行省都要建立一所大学，要知道，当时的清朝连个高中都没有呢，他竟然下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圣旨。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表面上看是对中国有利，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渐进，激进改革的结果就是苏联的大分裂。
梁启超不但对清朝没安好心，对后来的袁世凯政府也没有好意，清朝和袁世凯的民国灭亡，梁启超的鼓动宣传都有伟大贡献。谁给了梁启超的“毒笔”发挥的舞台？是日本等列强，梁启超不是在革清朝和袁世凯的民国的命，而是在帮助洋人革中国的命。中国之后战乱数年，日本侵华得逞。五四运动就是梁启超发起的，目的是打击北洋民国的合法性，还鼓动学生抗议取销日本用支那来称呼中国，而梁启超自己当年在日本就叫自己为支那，他的笔名就是“支那少年”。
至于广州的南方周末，某些主张民主的人士，和当年的梁启超没有本质差别，为了自己的理念或者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因此，中国从古到今，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儒教弟子引起来的，而这些人却不检点自己，还自以为是，似乎他们才是中国的救世主。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有了相当提高了，这些自命不凡的“精英”的祸国行为才会有所收敛吧？
毒笔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1926年梁启超忽患便血病，3月16日，刘瑞恒为梁启超割去右肾一枚，但病情末获改善，后又拔牙七颗，病情依旧。后检查发现为医疗事故，功能正常的左肾被切除，不正常的右肾仍留在体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 梁启超与光绪和康有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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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0月16日，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康、梁抵日后不久，孙中山等与之建立联系，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其后，孙中山等多次与梁启超接触，商谈两党合作；12月31日，梁启超离开日本抵达檀香山。1900年初，清政府再命各省严拿康、梁；梁启超忙于保皇会与勤王起义事宜；其间，与他的英文翻译何蕙珍女士产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恋”；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7、8月间唐才常策划、发动自立军起义，梁启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国；自立军起义事败，梁启超经香港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会面，后应澳洲保皇会邀请前往澳洲；1901年春，梁启超返回日本；著《南海康先生传》；开办广智书局；12月21日《清议报》停刊。1901年6月，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主张君主立宪。1902年初（正月初一），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在横滨出版；2月至7月，梁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创办的《新小说》，发表《新中国未来》。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邀请赴美洲游历，先后抵达温哥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匹兹堡、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后经温哥华返回日本横滨，此次游历长达八个月，在华盛顿期间还拜会了美国外交部长约翰海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返日后撰《新大陆游记》。1904年清政府特赦戊戌党籍，但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仍未宽免。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1906年，梁启超代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但后因遭清政府查禁而告解散。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梁启超生活困难。1911年清政府责成袁世凯组阁，任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辞而未就。同年作《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同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9月28日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回国后，梁启超曾任民主党首领，后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他被选为理事。1913年进步党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1914年“人才内阁”仅存在五个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任币制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进行猛烈抨击。其后梁启超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经越南赴两广参加反袁斗争，梁启超的反袁举动使得他同老师康有为彻底决裂。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中羞愤而死。从进步党中演变出“研究系”，梁为领袖。为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没有皇帝命的李鸿章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在1838年考取进士。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因此，有人叫他李二先生。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
咸丰三年（1853年）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
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李鸿章于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清季筹办北洋舰队，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等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参与。
马关条约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舰队覆没。战争中，李鸿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 淮军近乎李鸿章的私人武装，重要官员均为李鸿章的同乡，叶志超是安徽合肥人，丁汝昌是安徽庐江人。
保护日本间谍的李鸿章和洋人对日本的支持
中国是保船避战，而日本却一直积极准备应战，战争爆发前和爆发时，日本在中国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 1886年，战前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关乐善堂成立，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1890年，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成立，设在上海英租界内，是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日本的驻华使馆武官神尾光臣也是参与者。间谍宗方小太郎因为成绩很大，受到日本天皇的召见，陆军大将本庄繁评价宗方说：“日清战争之时，他密行威海卫军港，详细侦察敌情，对君国作出极大贡献。” 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清军搜出日军俘虏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对于日本间谍的活动，清朝也进行了反间谍，比如禁止日本人剃发改华装，破获了几起间谍案。
遗憾的是，两国交战之时，仍有清政府官员为谋求个人私利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日本间谍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明显的袒护，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 从这些事情上看，李鸿章被称为汉奸和国贼是有道理的。
此外，英美等西方国家却保护日本间谍，日本间谍躲在租界内得到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袒护。因此，甲午战败也可以说是日本和西方国家联手的结果，正如先前西方支持太平天国一样，搞垮中国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后来，西方支持袁世凯逼迫清朝退位也是一个道理，还有，袁世凯上台后，日本又支持蔡鄂和梁启超等推翻袁世凯。日本和洋人成功了，最后，中国的外蒙独立出去了。
清政府为紧急购买舰船大举借债，而西方国家的战舰不是缓不济急，就是故意延宕，甚至以次充好，乘火打劫，勒索高价。李鸿章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的镇远、 定远、济远三艘装甲巡洋舰在中法战争爆发时本已建造完毕，但是德国政府以中法爆发战争为由，下令暂缓交货，以免对法国不利，影响德法两国关系，致使三铁甲在中国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却不能发挥作用。
在陆地上，清军武器装备并不弱于日军，平壤一战，当时驻守的清军三十五营共一万七千人，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人数也相当。左宝贵知道叶志超贪生怕死，所以以下犯上派人监视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次遭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也无发射鱼雷打击日舰的战绩。传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虽实际状况是，日本的海军指挥原先也只是陆军军官，因此双方实际指挥皆为“副帅”——刘步蟾与东乡平八郎两位海军军官，而未用爆炸弹的原因是，当时并未携带足够爆炸弹）。
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
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 ]。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 ]。
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爆破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
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猜测：“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
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如果考虑到上面所提到的库存弹药可能是因为无法使用而搁置的，则丁汝昌责任就较小，但李鸿章的责任并无减轻。
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
在黄海海战前半个月李鸿章上书光绪帝要求“保舰”的秘折上陈述中日军事实力时，写道：“查北洋海军可用者，‘仅定远、镇远两艘’……”，另外他致电驻英公使龚照瑗“急速抢购四千吨以上的大型巡洋舰”与“抢购智利铁甲舰两艘”，显示出了焦虑。但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他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和以前的说法矛盾。
时人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是无可推托的。 李鸿章在整个甲午战争中都极其消极，陆军且战且退，海军弃战保船，而一直为人所诟病。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称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鸿章和日本之间有私利作祟，并非马关和谈之合适人选。而日本方面，也确实点名只和李鸿章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李鸿章对甲午之败这样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县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 。这是在推卸责任， 李鸿章自己就腐败，他的北洋也腐败。甲午战争的产生和李鸿章签定的《天津会议专条》有关，规定“从朝鲜撤出中日双方的一切军队；劝促朝鲜建立自己的军队，中国人和日本人均不得担任教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天津会议专条》为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借口，也就说， 李鸿章要为甲午战争的产生负一定的责任。甲午战争之前4年（1890年），北洋海军拥有7艘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总吨位达到27000多吨，比当时的日本海军还要强大。 自己实力够强，却保船避战，然后说什么“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李鸿章的人格实在不敢恭维。
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汉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甲午兵败后，李鸿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夺。不久，李氏受命赴日本媾和，在赴马关前向朝廷要求而再获三眼花翎。马关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依照当时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强势的态度，以及日军进逼山海关的不利战略形势，不签订马关条约继续战争的话，北京可能会被攻下；但是，甲午战争是回击日寇的穷兵黩武，可以全国同心同德奋战到底，将日本拖垮。日本当时的国力即将用尽，伊藤博文已无法继续战争，但从马关条约的二亿两白银中一下子得到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立刻得到巨额报酬渡过难关。以后日本变本加厉，以战养国，直到二次大战攻击整个西太平洋，和马关条约中李鸿章的错误关系密切。
因甲午战败签约，在舆论指责下，李鸿章调离直督要缺，改督两广。
甲午战败，李鸿章引为奇耻，乃力主拉拢俄国共同对付日本，结果产生中俄密约，于中国利权做出相当程度的牺牲。
沙皇东宫档案资料证明，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鸿章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李鸿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25万卢布。
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华俄道盛银行用微德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以便与英国人主要由于实际攫取了海关管理权而在中国占有的极重要地位相抗衡。”
《中俄密约》签署后，俄国支付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第一笔，后来又陆续给过两笔，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
沙俄一些官员的回忆：“《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一百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筑路后付给，第二个一百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一百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对清国的战略上的胜利》俄罗斯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
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民国时期，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李经方（1855年——1934年9月28日），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年过40仍膝下无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称之为“大儿”。光绪三年（1877年），李经方与李经述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读书，以洪汝奎为师，1890年任驻日公使。1895年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为交割台湾全权委员，6月2日偕同翻译卢永铭、陶大均在基隆三貂岭外海的日本轮“西京丸号”上，与日本驻台湾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签署《交接台湾文据》。文件规定：“‘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之各海口及各府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全部交给日本。”桦山资纪曾问李经方为何不上岸，李经方表示台民非常愤慨，怕被暗杀。1905年任清廷商约大臣。1907年出任出使英国大臣。1911年调任邮传部左侍郎，在与洋人极力争取后，由李经方兼任中国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晚年转向实业，1933年立下遗嘱，明定遗产分配方案，在合肥、巢县、六安州、霍山都有大量田产，1935年去世。
令人费解的是，李鸿章收受此贿之时，中国的普通百姓正在为李鸿章签订的《马关条约》买那二万万两白银的单。
中俄密约
甲午战败，在舆论指责下，李鸿章调离直督要缺，改督两广。此后，李鸿章力主联俄国抗日，结果产生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于中国利权做出重大牺牲。1896年5月初，清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赴彼得堡，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沙俄以中俄共同防日为名，利诱贿赂李鸿章与其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秘密谈判，并于6月3日签订此约。主要内容是:
1。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
2。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签订和约；
3。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
4。为使俄国便于运输军队，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至海参崴。
5。铁路的修筑和经营，交华俄道胜银行承办；
6。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皆可在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
7。本约自铁路合同批准之日起，有效期15年，期满前双方可商议是否续约。
此约与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而签订的辛丑和约完全不同，中俄密约是在没有战争却签订了如同战败的耻辱条约，这是无法谅解的卖国行为。有人说，这是因为俄国人的外交手段高明，李鸿章愚蠢，但这是解释不通的，李鸿章多精明，怎么会上这个当？有人说是因为俄国人行贿李鸿章，李是有贪污的行为，但是，民间有李合肥之说，可见其有多富有，李会为了承担骂名而收取俄国人的钱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李公然卖国呢？中俄密约的结果，中国东北三省逐渐变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中俄密约后北满逐步成为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五十万元的贿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在俄国人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任务”。这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二十五年，“但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旅顺为中俄共用的军港，大连则开放为通商口岸。
(2)在租借地以北，划出几乎包括整个辽东半岛的其余部分为“隙地”(中立区)，在此地区内，中国军队非经俄国官吏同意不得进入。这个地区内的土地不得让予他国人使用，其东西沿海口岸不得开放和他国通商，筑路、开矿和其他工商利益也不得让与他国。这样，整个辽东半岛实际上即成为俄国的独占殖民地。
(3)准中东铁路自干线展修至旅顺口、大连湾支路一条，“此支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南满从此也成为沙俄独占的铁路投资范围。（引自《中国近代外交实录》）
中俄旅大租约的订立，使俄国的侵略势力从北满伸展到南满，整个东三省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不但如此，沙俄既据有旅大，便控制了渤海湾的门户，从而加强了它在华北的侵略地位。（引自《中国近代外交实录》）
中国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员指出李鸿章使俄的目的所在，如张百熙给慈禧太后的奏折说道：“李鸿章决无御侮于樽俎之心……李鸿章此行，必阴托于俄矣。”
中国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许以一万五千两银子每月的办公费，可以自行随意支取，旨在中东铁路上大做文章，被许坚决拒绝，并且把已经到帐的一万两银子提交总理衙门。许当时不过是三品顶戴，而李鸿章以首辅大臣的身份居然受贿而无愧。
一些为李鸿章翻案的文章对李鸿章受贿一事绝口不提，李二先生竟然惑于私利把中国的权益出卖给俄国人，这样的人不算是卖国贼？
1900年八国联军进图京畿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互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试探帝后两宫万一罹难后之可能政局；帝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和约。
李鸿章签约不久便即去世。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李鸿章谢世时留下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但因其家产被分，无法确定具体数目。
李鸿章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特别是“苏州杀降”事件，招来不少批评，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左宗棠与李鸿章素来不睦，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如果当时若采取了这个决策，则新疆会落入俄、英两强之手。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在陆战战场上取得镇南关大捷，法国总理茹费理（Jules Ferry）下台，法国内阁以306对149的票数否决向中法战争中的法军追加军费[France: History:"On the 30th of March 1885, on the news of the defeat of the French troops at Lang-Son, the Chamber refused to vote the money for carrying on the campaign by a majority of 306 to 149." ]，法国已无力再战的情况下，李鸿章却以签订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左宗棠对李鸿章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璈，使他们失去军权。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但因为一个月后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去世，以至于湘军中无人再可制约李鸿章。[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炮击镇南关，提督冯子材在镇南关筑长墙三里多，筑垒扼守。二月八日，冯子材亲自督战与法军大战，王德榜率部于甫谷布下伏兵，大胜法军。但按《清史稿》不久即“移疾去”，实际上被除官。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德榜才受补受贵州布政使，实际上是流放边疆地区。光绪十九年(1893年)春，卒于任内，终年57岁。 ]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京城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 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
李二先生是汉奸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个评价是明显的推卸他的责任，李鸿章大权在握，朝廷也给了你足够的金钱，你应该对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水师舰队不团结负责任吧？你至少应该为北洋的消极避战负责任吧？李鸿章的这个自我的评价，从侧面证明了他的心虚，不是个敢承担的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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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
难为李鸿章
南方周末 范福潮
李鸿章自1870年参与中日通商谈判至1895年马关订约，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经营中日、中朝外交25年。其间，他派员留学，兴办工业，筹建海军，扩充武备，尽其所能，革故鼎新，在晚清，他是一位最有国际视野、外交经验和改革意识的大臣。甲午一役，訾议轰?，百年毁誉，岂无公论？
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70寿辰，慈禧太后赐他“调鼎凝厘”匾额，亲书寿联“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有清一代，他得到了人臣的最高礼遇。次年(甲午，1894)四月，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南洋之南琛等6舰、广东之广甲等3舰亦前来会操，30多艘军舰经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呈威海上，历时半月。二十一日回到天津，二十八日，朝鲜东学党举事，清军应朝鲜国王乞援入朝平乱，日本趁机入侵朝鲜，不久，两国开战，清军水陆皆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李鸿章赴日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又名《中日马关条约》)，半生功业，毁于一旦，从此，蒙羞忍辱，留下千载骂名。
初办交涉，条约甫订，日本即侵台湾
同治九年(1870)，47岁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是年(日本明治三年)，日本遣柳原前光使华，商请通商立约之事，朝廷命李鸿章与日使谈判，从此涉入对日外交。
翌年，日本又遣大藏卿伊达宗城前来议约，柳原前光为副使，朝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在天津谈判。柳原去年所呈约稿以两国互利、平等通商为辞，伊达却欲废前稿，参照清朝与英、法等国签订的通商条约，择其有利于日本的条款另立新约，李鸿章严辞拒绝，迫使伊达让步，七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18条，“通商章程”33款，附以两国海关税则。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与中国签订的头一项条约，因未达到日本的期望，伊达宗城回国后即被免职。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柳原前光奉使来天津要求改约，李鸿章不允，讽其朝三暮四，背盟毁约，柳原惭愧而去。日本不肯甘休，非要得到与英、法等国对华通商的同等权利不可，十一月，再以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力求改约，朝廷竟许之。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李鸿章在天津与日本换约。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日本终于达到了目的，自此轻视清廷，蓄意寻衅。
同治十二年五月，因琉球渔民遭台风漂至台湾被原住民杀害一事，日本派专使柳原前光来京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交涉。总署大臣毛昶熙答道：“‘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我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柳原前光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山县渔民的证据，并力争琉球属日本版图，且问：“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毛昶熙答：“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柳原前光威胁道：“‘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为盟好故，使某先告。”毛昶熙答：“‘生番’固我化外民，伐与不伐，亦惟贵国所命，贵国自裁之。”柳原前光归国后，日本抓住中方答问中的失误，借机兴师。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二日，日军1600人乘军舰3艘兵发长崎，三日后在台湾登陆，屠杀台民，尽毁村落，后又派舰一艘，增兵至3000。因遇台民抵抗，战事不利，又值夏季，士兵不服水土，伤员渐增，日军开始修军营、建医院、造桥梁、开荒地，做长期驻守的准备。李鸿章电告总署，清廷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督福建水师赴台湾观察敌情，抵台后，沈命福建藩司潘蔚、台湾道夏献纶与日军交涉。日将气焰嚣张，反复争辩：“我国暴师海外，糜财劳师，为贵国开草莱，锄顽梗，费用耗损，岂可胜计？”潘蔚当即表示：“若然，则将为日本偿军费。”当日即拟约三条：一、中国偿日本军费；二、中国严驭“台番”，令日本渔民因风漂台时不受伤害；三、立约后，日军撤出台湾。
与此同时，柳原前光以公使衔来京与总署交涉，谈判气氛不洽，两国皆知难免一战。日本急从英国购军舰，清廷则修筑澎湖炮台，架设大陆至台湾的海底电线，购毛瑟枪3万支，向丹麦议购军舰。福建巡抚王凯泰准备率兵二万五千渡海，日本闻之大惊，急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前来与李鸿章谈判。日使七月来京，先辩论台湾与日本的疆界划分，两月未决，日使以回国相要挟，阴使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其实，日使此行，原本只为赔款，索要军费300万元。沈葆桢坚持不许，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反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沈葆桢又致书李鸿章：“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范围，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本节引文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总署欲息事宁人，以赔偿50万元与日本成议，九月十一日换约。
日军从台湾归国，户户挂国旗，行凯旋大礼，政府褒奖大久保利通。日本由此看出清廷惧战，一遇战，便求和，终以赔款了事。此番得志台湾后，日本即把目标移向朝鲜，开始谋求更大的利益。
日本使臣森有礼说：“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以后恐不免要打仗”
光绪元年(1875)九月，日本军舰往朝鲜沿海测量，朝鲜炮台开炮轰击，遂致交战，日舰击毁朝鲜炮台。十二月初，日本驻清全权大臣森有礼到京，与总署晤谈此事，想以此为由，逼迫清廷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当时，总署担心日本借机再启事端，在对时局判断不明的情况下，拿不出适当的对策，既不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又怕承担宗主国的责任代人受过，语意闪烁，自相矛盾，又被日使抓住把柄。日本照会清国：“据贵王大臣云：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彼既为邻，加我暴戾，而今不得不遣使以责之，且为我国人民自尽保安海疆之义。因此，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一：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4)清廷自知失语，亦复照会日本予以辩驳：“朝鲜为中国属国，中外共知。属国有属国分际，古今所同。本王大臣前次照会所称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即中国之自任也，岂得谓属国为空名？岂得谓于条约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四：复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6)两国反复照会，争辩朝鲜“属国”、“独立国”之事。此后，一遇朝鲜有事，中日两国的谈判和外交照会中，双方就要呶呶不休地争辩此事，直到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将“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写入《马关条约》第一款为止。
森有礼自幼出洋，在英国留学3年，又在华盛顿当过3年钦差。52岁的李鸿章第一次会见30岁的森有礼，听他谈了对中西文化、世界局势、中日关系的看法，感受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年轻一代外交官的新思维。
李问：“中西学问如何？”森云：“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云：“五分尚没有。”李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郑署使云：“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森云：“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问：“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森大臣云：“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森有礼说：“以后恐不免要打仗。”李云：“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答：“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李云：“为甚么要给他笑？”森答：“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八：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中日战争》，一，P299－303)
李鸿章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8字忠告送给森有礼，经过6年与日交涉，他已看清了日本的战略——西争朝鲜，南夺台湾，征服中国，称雄东亚，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他深知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比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威胁更大，而清朝政治保守，经济落后，不改革无以自强，不自强无力战胜日本，他在奏摺中道出了内心的忧虑：“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清史稿》李鸿章传)
“壬午事变”后，日本利用中法战争之机，阴谋策划“甲申政变”，清军平叛，击败日军
光绪八年(壬午，1882)六月，朝鲜发生内乱，乱民包围日本使馆，死伤数人，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本国，六月十七日，日本兵船载水陆军先后赴朝鲜，外务卿井上馨亲随督办，几天后，日军以平乱之名占领王宫。当时，李鸿章丁忧在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请奏出兵平乱，六月二十四日，上谕派兵入朝。六月二十五日，张树声查清朝鲜内乱之首实为大院君李应后，密函总署，请旨急调李鸿章平乱：“……讵料朝鲜祸机早伏，变出非常。实非一介使臣、一旅偏师所能胜此重任。以李鸿章之宿望，不独朝鲜倚以为重，即日本亦久慑其名。值此危疑之际，似非李鸿章不能戡定。如蒙俞允，应请旨速赐施行，大局幸甚。”六月三十日，上命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入朝，拘大院君李应送回国，很快平定了动乱。
李鸿章深知，在朝鲜问题上，日本绝不服输，还会再启事端，“壬午事变”后，面对复杂的局势，他开始筹划久安之策。光绪十年(甲申，1884)九月二十五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密报朝鲜国情的信后，忧心忡忡，立即呈报军机处：“朝鲜君臣执迷不悟，欲乘中法有事，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鸿章上年以朝乱甫定，日兵仍驻王城，必须留营镇抚，以杜狡谋。夏间海防戒严，遵旨将庆军撤半回驻金州，仅留三营在彼，兵力渐单。该国国王暗弱性成，其新旧党人趋向不定，近见法祸方亟，知我势难兼顾，难保不观望成败，以为向背。日人又从旁煽惑，万一该君臣堕其术中，浸蒙异志，肘腋之间，隐患甚大。”(《中日战争》，二，P22)
果不出所料，仅过了20天(十月十七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就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一夜杀害了6位大臣，日军占领王宫，软禁国王，亲日大臣洪英植、金玉均等人自署官职，他们自知清兵必将干涉，密谋将国王幽禁在江华岛，而竹添欲将国王幽禁在日本东京。第二天，应朝鲜臣民的请求，清军包围了王宫，致信竹添，令其撤出，竹添接信后不予理睬，清军在争取王宫禁卫士兵倒戈之后，打进王宫，解救了国王，日军大败。
中日撤兵朝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立天津条约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日本以清军平叛伤及日兵等事，派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来华交涉。二月，上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天津与伊藤谈判。二月十八日首次会谈，伊藤提出两项议题：一、清军从朝鲜撤出，二、惩办打伤日军的清军官兵，对受害的日本商民赔偿损失。当时，清军驻朝1000多人，日军驻朝仅100多人，伊藤提出，或撤清军，或增日军。李鸿章指出：朝鲜是清朝的“藩国”，清军驻“藩国”与日本无干；对平乱时伤及日兵一事，他坚称，根据调查，责不在我，而对伊藤提出的清兵伤害了日本商民，他说查无实证，对赔偿的要求据理驳回。
至二月二十二日，双方各持己见，会谈三次仍无结果。伊藤派他的随员本武扬(时任驻清公使)来询问中方可以接受日方的哪几项议题，李鸿章答道：“彼此撤兵一节，事关永远息争，尚可酌商妥办；至议处营官，偿恤难民二节，或非情理，或无质证，碍难允行。”本武扬随即传达伊藤博文的话，以罢谈相要挟：“互商撤兵，驻京公使尽可议办。兹特派头等使来商，何等郑重，不能专为此一事。若仅允此件，伊藤拟于二十五日会议后，即启程回国。”李鸿章厉声示以刚强：“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
此时，中法言和，李鸿章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日本。伊藤见机会已失，清军又牢牢控制着朝鲜，日本短期内难以扭转局面，中断谈判，并无好处，只好回到了谈判桌上。
李鸿章致信军机处：“日本自改用西法后，日浸强大，久有轻视中国、并吞高丽之志；前与朝鲜立约，明认为自主之国，即暗唆其不属中国之意也。厥后美、英、德各邦与朝鲜议约，朝鲜虽另具照会声明为我属邦，而各国皆置不答，亦由于日本一气沟通，但不便明与我争耳。”琉球已失，安南已失，朝鲜也在暗争独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争朝鲜的“属国”地位，已无实际意义，但清廷君臣囿于传统观念，朝鲜的“属国”地位不容置喙，李鸿章在谈判中不能不坚持。可是中朝、中日关系亟须调整，一要防止再度陷入朝鲜的“党争”和内乱，二要避免与日本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三要适应国际形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他想到了撤军，只有先在朝鲜与日本脱离接触，才能走出进退两难的境地。当然，久安之策，还需从长计议。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会谈结束时，李鸿章开诚布公，亮明了中方的观点：“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伊藤答道：“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
李鸿章拟交条款四项：一、限期四月中，日之兵尽数撤回本国；二、中国教习10至20人定立年限，期满撤回；三、朝鲜与中日两国商民有争端，两国派员前去查办，均不带兵；四、“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
日方拟交条款有五项：一、嗣后中日均不得驻军朝鲜；二、“前条约款，仍与中日两国战时之权无干。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势，亦不在前条之例”；三、中日两国在朝鲜如有交涉事端，应和平解决；四、两国均不得在朝鲜教练兵士，由朝鲜选用他国教习；五、订约四月之内中日两军尽数撤回国内。
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伊藤第五次会谈。李问伊藤：“日方第二条为何意？”伊藤解释道：“谓如两国交战时，各有自主之战权，系照万国公法，与第一条所说不派兵之话不相干涉。”在谈判中，只要李一提到朝鲜的“属国”地位，即被伊藤驳回：“若论朝鲜与中国交接之道，更费唇舌，不若不议为妥。”李提议修改日方的第二条：“贵大臣所拟第二条，宜酌改，如他国与朝鲜有战争之事，中国一定派兵相助，不在此例。”伊藤狡猾地窥探中方的底牌：“中堂之意，如他国欲攻朝鲜，或恐其假道来攻中国，故中国必派兵往援？”李答：“无论他国之意是否与中国为难，但攻朝鲜，则中国必派兵助之。……万一朝鲜有内乱之事，该国来请兵，中国必派兵前往，为之定乱。此次约内必得说明。”伊藤也为日本力争出兵的理由：“如果朝鲜乱民有杀害日本官员等事，日本亦可派兵否？”李答：“如有必应派兵之事，日本亦须知照中国。”
三月四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约三条：
一、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二、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本节引文见《中日战争》，一，P489－538)
伊藤窃喜，他迫使中方撤兵、撤教习，为日本争取到了“朝鲜有事即可出兵”的权力。
中日备战，争夺朝鲜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说：日本“大开互市，宗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铁路、电线、机器之属，不遗余力，国债至两万万以外，近又购铁甲船于英国。西人啧啧称许，而彼之气焰益张。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费经营如此甚勤者，必曰有所取偿也……数年之中，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盖彼自谓富强之术，远胜中国，故欲迫中国以所难堪，使我怒而启衅，而彼乃得一试其技。幸而获胜，彼固可任其取求；万一不胜，彼恃西人为排解，决无亏损于其国：其为谋亦狡矣。”(《中日战争》，二册，P342)薛福成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他对日本的洞见，也正是李鸿章的一块心病。
李、伊“约款”，实质上否定了清朝在朝鲜的特权，事后，连朝鲜都看出清国已无力保护它，于是阳奉阴违，谋求独立，日本则公开扶持，“属国”论，从此成了清朝的自说自话。保护朝鲜，抵抗日本，维护国家利益，别无他途，惟有一战。
订约半年后(1885年九月)，朝廷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督办，以李鸿章为会办。先前从德国订制的铁甲舰镇远、定远陆续交货，李鸿章开始实施庞大的筹建海军计划。十月，李鸿章入京觐见慈禧太后，详细禀告了当前局势和亟需办理的事项，请将朝鲜电线与奉天电线相接，以便通消息，他提出的一切武备计划，均获批准。
此后的几年间，日本也在扩军备战，但他们的视野已比清朝开阔，目标也更明确。1891年，俄国开始建设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日本认为，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对它是一个重大威胁。这年5月，访日的俄国皇太子被护卫的日本巡警砍伤，伤害了俄国人的民族自尊。第二年，俄国就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从此常派舰队在日本海炫耀武力，令日本深感不安。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日本修改了外交战略，中期目标已不是中国，而是俄国。而为了击败俄国，必先征服中国，朝鲜只是一根导火线，何时有了必胜的把握，就会点燃它。
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识到，欧洲现在保持着势力均衡，所以没有立即发生战乱的危险，列强虽然都在一心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在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准备获取权益……到那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主张，“如今后不出十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发动对清战争。陆军已有了7个师团和后备队，从而完成了对清战备。海军已由英国购进两艘装备有速射炮的巡洋舰，从而补充了战舰上的巨炮不足。在山县看来，这样终于可以同北洋舰队决一雌雄了。(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
一年后，日本等来了机会。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6月2日内阁会议决定乘东学党之乱向朝鲜出兵，陆奥外相、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操六参谋次长三人当夜就坐在一起决定了出兵方策。这个方策的结论是：清国在朝鲜的兵力不会超过5000人，日本有兵力6000－7000人就能必胜；这些兵力到达京城(汉城)和其近郊而一战即胜，清国必然求和；如清国再派兵增援，日本再增派一个师团并在平壤战胜，则讲和的成立将是定局。因此，“做好了再派一个师团的准备，并先派去一个混成旅团”。据林董说，他们讨论的“不是研究如何和平解决问题，而是研究如何发动战争和如何取胜”。(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
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上兵伐谋。战事果如所料，仅用半年时间，日本就胜了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清军的惨败可以找出1000条致败之因，罪责可以归咎于帝、后、将、相、官、兵、士、民任何人，李鸿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子。马关签约之后，朝臣咒骂、弹劾、要求惩处李鸿章的奏摺无计其数，但没有一篇切中时弊。1895年正月二十三日，日军兵临威海卫，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亨致信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劝降，直指清朝战败的根源：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以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陛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夫济足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威海卫中日海军将领函牍》：“日本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亨致中国海军提督丁军门书”，《中日战争》，第一册，P196)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以战败求和的特命全权大使身份在马关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会面，问答之语，颇值深思：
李：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与东有益也。
伊藤：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蔡尔康辑：《中东战纪本末》，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中日战争》，五，P366－367)
在这屈辱的场合，73岁的李鸿章面对55岁的伊藤博文含蓄地道出了致败之由，他把更多的感悟和深思埋在心底，留给了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