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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明朝的灭亡原因》硬伤举隅
看到某个网友为了说服网友“老实人”，提供了资料，他这样说的，“你可以参考杜车别对明清的一段评论：。。。。”
杜车别和赵丰年一样，是汉网的超级写手，但也是本人的手下败将，我不是吹，不信你把他叫来，就说Lovesue 在这里。
汉网的人有两种，一类是写手，貌似引经据典，实际是断章取义，甚至编造历史，手段下流之极；汉网的另一类人，是骂手组和宣传组，把垃圾文章反复的到处张贴。
此文是网友“白下”的作品。杜车别这个人的所有文章都有很大的毒害。他的文章粗粗一看，貌似很有道理；他用来推论的方式表面上看很雄辩，很容易就把人唬住了。他蒙人还真的是一把好手。但实际上，他的论据和论证方式都经不起哪怕是轻轻一下的敲打，论点就更不用说了。就他的一贯表现，他说个谎，捏造个什么东西，什么有利用什么，不利的装看不见，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杜车别在稍有历史知识的网友眼中不过是个笑话，某人却把他当宝贝来现世，可怜啊。当然，杜车别的垃圾文章得到左派网站的青睐，左派越来越堕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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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写手杜车别刊发了《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一文，该文承袭了此人一贯三真七假，虚虚实实，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狂热煽情的风格，颇有一定误导和煽动性。
基本上来说，这篇文章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和无耻的谎言。这并不是说文中所有的论点论据都是错的，而是说作者通过对一些本来正确或有道理的观点的歪曲或不适当的利用，推出了一系列荒谬可笑的结论。当然，其中各种各样的硬伤更是不胜枚举。本人春假回乡，手头材料不够，不可能就每个问题提出质疑和反驳，事实上其他网友已经做过一些。所以只举出几个明显的错误以揭露此人歪曲史料，捏造史实的手法。
（《明史.宦官二》中的相应记载是“自冯保、张诚、张鲸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30]）
就这样，事实真相是万历时期，司礼监冷落到几乎无人，东厂荒凉的生满青草，到了阎崇年那里，居然变成了，宦官肆虐，太监权力越来越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到这个地步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只是不知道这个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信口雌黄，误导欺骗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一些愧疚，是不是也受到一点自己良心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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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肆意扯谎骗人，断章取义，你就不觉得良心的谴责？
引这段话就是断章取义！原文是：
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这段话前面对你有利，你就引用，后面一句完全驳倒了你的谬论，你就不引，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出来混是要还的！
而且原文写道，“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
你自己却大笔一挥，改成了“就这样，事实真相是万历时期，司礼监冷落到几乎无人，东厂荒凉的生满青草，”
万历晚年和万历时期是一回事么？万历在位近五十年，晚年最多也就十来年，十来年能代表五十年么？万历晚年能代表整个万历么？
而且万历晚年在明朝历史中也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到了熹宗朝，太监么不就又得势了么？
再比如万历三十四年云南民变，同样是在地方官员的参与纵容下，一些暴徒把矿税太监杨荣处死后投入烈火中。结果是神宗气的干瞪眼，只能用绝食数天来表示抗议[2]p577。近代的西方国家是政府镇压反政府分子暴动，然后反政府者用绝食来表示抗议示威，而在明朝的中国则是颠倒过来了，皇帝用绝食来向大臣文官表示抗议，这也真是只有明朝才会出现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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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杜车别歪曲史实的丑恶用心，所依据的原文是：
荣由是愈怙宠，又诬劾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皆下诏狱。已，诬劾云南知府周铎，下法司提问。百姓恨荣入骨，相率燔税厂，杀委官张安民。荣弗悛，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至是怒指挥使樊高明后期，榜掠绝觔，枷以示众。又以求马不获，系指挥使贺瑞凤，且言将尽捕六卫官。于是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事闻，帝为不食者数日，欲逮问守土官。大学士沈鲤揭争，且密属太监陈矩剖示。帝乃止诛世勋等，而用巡抚陈用宾议，令四川税使丘乘云兼摄云南事。
首先这个杨荣根本是罪有应得，和地方官员的冲突不说，杖毙数千人应该都是平民百姓，为百姓所不容可想而知。怎么反过来挺身反抗就成了暴徒？为神宗翻案，竟然不惜为他手下每一个亲信太监说话，真可谓爱屋及乌到了极点。
这点还算次要，重要的是杜车别大加发挥的所谓绝食，原文清清楚楚的意思是因为杨荣被捕杀而难过吃不下饭，怎么就成了绝食抗议？杜车别是自己看不懂古文还是欺负大家看不懂？再说，神宗难道没有追究株连的意思么？但是一来是杨荣无理，二来是牵连太广，不便下手，只有不了了之，这难道说明神宗的宽厚仁慈？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中说“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8]，根本就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一派胡言！
事实上“《明史选举三》说‘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大学衍义补》第10卷‘公铨选之法’条目下说‘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这两条史料基本明确了部选的适用范围，即吏部在法理上有权自己决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方官的人选。”[28]
这个阎崇年所谓的“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真是天大的笑话！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混上学者教授的位置的？事实上即便是硬污蔑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24]p81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怠政，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怠政，那么这种怠政也不会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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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一派胡言，杜车别才叫一派胡言，万历年间缺官不补是明朝有名的问题，居然想用轻描淡写几句话带过去，未免太天真了。
明史，方从哲传：
从哲昵群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疏皆不发。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这不叫“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什么叫停止运作？
杜车别引的材料，只能说明皇帝还肯履行一些简单的，例行公事的职能，但是对于比较复杂的，需要花费精力时间去处理的具体问题，却大都不闻不问。而对高级官员的任命更是不管，以至于近一半政府机构主持无人，朝政废弛，这不叫怠政，什么叫呆政？
杜车别先把怠政定义成植物人，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然后说万历并非植物人，于是万历没有怠政，试问这种逻辑说得通么？
失败的消息传来以后，神宗马上下令“逮捕此次战败的主要责任者杨镐，将他关入锦衣卫诏狱论死”，同时下令“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2]p767，来对付辽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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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又在歪曲历史了，还好我对明清之际的历史熟一点，要不然岂不又被你忽悠了 ？
按杨镐传的记载，"败书闻，京师大震。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无何，开原、铁岭又相继失。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
事实上萨尔浒战败，主要责任谁属是有争议的，杨镐就把一切责任推到杜松身上，当时朝议纷然，万历本来还在犹豫是否要严惩杨稿。所以杨鹤上疏而不报，后来开原，铁岭相继丢失，局势进一步恶化，不杀杨稿无以平民愤，所以才下定逮捕下狱，这时离萨尔浒战败已经接近半年了！什么马上下令逮捕，岂非痴人说梦？而且杨稿在监狱里呆了八九年，到崇祯年间才处死刑。看来还是辽东战局日益恶化的结果，假如明军收复失地，多半还能逃过一劫。神宗处理此事，哪有半点雷厉风行的样子！
再看看神宗在萨尔浒之战前后的表现，据明史方从哲传：
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抚顺，朝野震惊。帝初颇忧惧，章奏时下，不数月泄泄如故。
未几，大清兵连克开原、铁岭。廷臣于文华门拜疏，立请批发，又候旨思善门，皆不报。从哲乃叩首仁德门跪俟俞旨，帝终不报。俄请帝出御文华殿，召见群臣，面商战守方略。亦不报。请补阁臣疏十上，情极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从哲复连请，乃简用史继偕、沈纮，疏仍留中，终帝世寝不下。
就这样一个昏聩皇帝，还有人千方百计，不惜歪曲史料为他翻案，不亦可笑也与！
失败的消息传来以后，神宗马上下令“逮捕此次战败的主要责任者杨镐，将他关入锦衣卫诏狱论死”，同时下令“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2]p767，来对付辽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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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了一下神宗本纪，萨尔浒战后的措施时间是这样的：
四十七年春二月乙丑，经略杨镐誓师于辽阳，总兵官李如柏、杜松、刘綎、马林分道出塞。三月甲早，杜松遇大清兵于吉林崖，战死。乙酉，马林兵败于飞芬山，兵备佥事潘宗颜战死。庚寅，刘綎兵深入阿布达里冈，战死。辛丑，赐庄际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癸酉，盔甲厂灾。六月丁卯，大清兵克开原，马林败没。癸酉，大理寺丞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甲戌，廷臣伏文华门，请发章奏及增兵发饷，不报。秋八月乙卯，山东蝗。癸亥，逮杨镐。
由上可知，三月初，萨战惨败，到了六月，开原沦陷，明军再度惨败之后，才任命熊廷弼为经略。又过了两个月，才逮捕杨稿。辽东和北京不算远，交通条件也不算差，就这样还要好几个月才能任命一个经略，逮捕一个罪臣，神宗对此事处理的迟缓显而易见。杜车别硬说他雷厉风行，办事果断，不是笑话是什么？
再次，满清编写者给日军当时失败找的理由是“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虏”，而实际上“查《宣祖实录》，当时蔚山一带只下雨并未下雪”，所谓的“风雪裂虏”，显然是臆测之词。而且日本许多地方冬天苦寒，而明军中有不少是从浙江等南方调去的士兵，要说耐寒能力，对寒冷的适应能力，那日军显然也在明军之上，如果冬天真能造成什么优势，那优势也在日军一方。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风雪，这风雪大概也不会向定向导弹一样，只去裂虏，不去裂明军吧？用这种借口为日军失败寻找理由，竭力贬低丑化明军成就，真是可笑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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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杜车别的文章，凡是引了原始史料的，只要去参照原文，十有八九是和杜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的，上面的引文又是一个例子：
明史 杨镐传：
贼乃闭城不出，坚守以待援。官兵四面围之，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肤，士无固志。贼日夜发炮，用药煮弹，遇者辄死，官兵攻围十日不能下。贼知官兵懈，诡乞降以缓之。明年正月二日，行长救兵骤至。镐大惧，狼狈先奔，诸军继之。贼前袭击，死者无算。
原文中说得清清楚楚，“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肤，士无固志”是指明军而言，关日军什么事？正是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官军围数十日不能下”，明明是给明军的失败找借口开脱，哪里是为日军开脱？
稍有历史常识就知道，天气，地形的不利条件一般对围攻一方不利而不是相反，所以原文的说法文从字顺，很容易理解。杜车别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呢？连起码的古文阅读能力都没有，还在这里煞有介事地大放厥词，说别人可笑到极点，本身就可笑到了极点。
可以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完全不是常规的军事手段能够解决，暂时的军事胜利几乎毫无意义，只要政府的财政危机不解决，那无论打多少次的胜仗，都无济于事。（注意我说的是常规性军事手段，为什么这么说？这是相对于满清兽兵而言的。如果是满清的话，同样的局面之下，用军事胜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满清采取的是杀光抢光的策略，一个城市发生反抗就把一个城市的人一个不拉的全部杀光，物资全部抢光，一个地区发生叛乱就把一个地区的人全部杀光，物资抢光，辽东大屠杀，扬州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都是如此.其中的四川大屠杀是把一个省的人全部杀光，这样当然就不必担心什么叛乱卷土重来的问题，更不必担心什么饥民作乱的问题，人都全部杀光了，还怕这个地方的人因为粮食不够吃而变成饥民作乱吗？明朝政府自然不可能采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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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完完全全是胡说八道，毫无逻辑关系可言：
不要说这些屠杀大都夸大其词，或是以偏盖全，就算都是真的，除辽东外，请军进行屠杀的地域主要是江南，岭南，四川地区，而这些地方本来就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饥荒问题。杀了这些地方的人能解决什么问题？要屠杀以解决饥荒问题，也应当屠杀陕北，河南之类的地方。可惜，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载。这个推理牙根不能成立。
满清建立统治之后，全国的耕地面积比起明朝时期有急剧的减少（至于由人口大量损失造成的农业人口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保守估计，明代崇祯时期，全国人口在两亿左右，而满清在康熙初期的人口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口损失四分之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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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又在造谣了，我早已转贴过曹树基的文章，指出明末大乱人口减少4000万，清初战乱加迁海减少约700万。人口总共下降了5000万不到，损失约4/1，绝大多数还和清朝没有关系。你反复贴这些真伪莫辨的数据能说明什么呢？
即使按你的说法，崇祯时期灾荒连年，战乱不断。怎么可能人口不减少还有两亿之多？事实上，两亿云云是人口学家对万历时期人口峰值的最低估算，而所谓5000万不到只是顺治时期的官方记载，将二者移花接木然后嫁接在一起。一句话得出中国人口下降4/3的结论，也只有杜车别这种无耻的文化流氓能干的出来。一句话杀死1亿人，杜先生大概很有指点江山强奸历史的快感吧？
满清建立统治之后，全国的耕地面积比起明朝时期有急剧的减少（至于由人口大量损失造成的农业人口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保守估计，明代崇祯时期，全国人口在两亿左右，而满清在康熙初期的人口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口损失四分之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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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又在造谣了，我早已转贴过曹树基的文章，指出明末大乱人口减少4000万，清初战乱加迁海减少约700万。人口总共下降了5000万不到，损失约4/1，绝大多数还和清朝没有关系。你反复贴这些真伪莫辨的数据能说明什么呢？
即使按你的说法，崇祯时期灾荒连年，战乱不断。怎么可能人口不减少还有两亿之多？事实上，两亿云云是人口学家对万历时期人口峰值的最低估算，而所谓5000万不到只是顺治时期的官方记载，将二者移花接木然后嫁接在一起。一句话得出中国人口下降4/3的结论，也只有杜车别这种无耻的文化流氓能干的出来。一句话杀死1亿人，杜先生大概很有指点江山强奸历史的快感吧？
至于袁崇焕究竟应不应该杀，我的看法是当时的情况下确实不应该杀。但之所以不应该杀， 并非是袁崇焕罪不至死，若论罪过，判处袁崇焕三次死刑，也不算冤枉他。妄杀毛文龙这一点就够判处他死罪的了；此外卖大批粮食给和后金勾结的蒙古部落，在崇祯皇帝严令斥责后，还以各种借口支吾搪塞，这一点又够的上死罪；还有后金绕道蓟门入关，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他在事前竟然一无所知，完全如同瞎子一般，直到别人在关内打了起来，才连忙回救，也不知道他这个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究竟是怎么当的？在情报间谍工作方面，几乎全部是空白！如果毛文龙在的话，绝对不至于如此。这一点又足够以渎职罪判处他死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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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胡说八道，杀也有不同级别，袁崇焕这些罪状，渎职之类，最多也就是个斩监候，结果却是以谋逆的罪名凌迟处死，在北京街头被千刀万剐，比杨镐，王化贞要严厉得多，这个罪名能成立么？这种处置方式，能叫公允么？这种判决能叫人心服么？亏杜车别还声嘶力竭地为崇祯开脱。你不觉得良心有愧么？
杜车别罗织的袁的罪名，无非主要就是杀毛文龙，但袁吉有尚方宝剑，又经略辽东，杀所监管的一将领在法理上当然有依据，就策略是否妥当不说，作为罪状是显然不妥的。
这段话里说的很清楚，说出“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这个话的并非是朱赓，而是朱赓的同乡给事中喻安性，而喻安性说这话的背景是因为“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导致一大批新进的言官对朱赓进行疯狂的弹劾攻击批斗，人数多达五十余个！而喻安性为了支援自己的同乡，这才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意思是为朱赓推卸责任，但显然其他言官不是傻瓜，根本不相信他这个明显违背事实的话，反过来一起弹劾他，同时也不放过朱赓：“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这才是事情的整个经过。这样一个事情，到了阎崇年嘴巴里，居然变成了“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作为一个所谓的学者教授，所谓的历史学家，居然连最基本的历史资料中哪一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都分不清楚，也真可算是一大奇观！
言官本来就有肆意撒谎，任意夸大其词的传统。这个喻安性的话，在当时都没有人相信，而现在的历史学家居然奉为至宝，这也真可算是奇哉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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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你以为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这类话的只有喻安性一个人？太寡陋了吧，还有人说得更详细呢：
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 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 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
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 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 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 ，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
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 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阁下之贤者，尽其能事则曰法祖， 亦非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 ，以塞宫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当，宫奴之黠者又复条举其疵 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论荒矣。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 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 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 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住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请问这话是谁说的？
各位，再看看杜车别对播州之乱混淆是非的记叙，为让大家看明白点，我多引用他的原文：
我们先来看万历三大征中的第一个平定宁夏哱拜叛乱的经过。万历二十年二月，哱拜、刘东旸、许朝等人在宁夏发动叛乱。一开始万历皇帝做出的部署是由三边总督魏学曾作为平叛的总指挥，令御史梅国桢为李如松监军出征宁夏，还有甘肃巡抚叶梦熊以原官提兵协助魏学曾平叛。
然而做出这一平叛部署之后，形势却没有好转。攻城受挫，粮饷被抢，甚至连魏学曾本来都差点被叛乱分子围截抓去。一直拖到六月份，平叛仍毫无进展。此时神宗对魏学曾已经非常不满，但仍相当克制。认为也许是其他一些客观条件限制了魏学曾的手脚，以致不能尽情施展,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于是万历在下谕斥责的同时又给予鼓励和支持“魏学曾讨贼数月未平，且容胡虏助逆，漫无经略，多是诸将怠玩，中间又有希功忌能观望的，念系用兵之际，都且不究”，他下令“赐魏学曾尚方宝剑一把，从新申明军令，将帅有不用命的，便于军前斩首示众”[36]。然而这个魏学曾在受到如此督促之后，不但依然拿不出什么办法，一筹莫展，反而提出了招安这种主意，被神宗当即狠狠训斥了一通“这招安事情不得轻信……秋高马肥，事在须臾，若复延迟怠误，罪有所归”[36]
这时神宗已知魏学曾此人不行，加上这时候他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梅国桢是当时思想家李贽的知心好友）报告，了解了魏学曾种种劣迹“军中无旌旗、无金鼓、无号令、无行伍，粮饷断绝，战马饿死过半，弓箭奇缺”[2]p441，于是当即下令派锦衣卫逮捕到京师接受审讯，下令提拔叶梦熊以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赐尚方宝剑，负责平叛总指挥，并再次做出五大部署，其中第一条就是严明军纪，原话是“主帅军令不严，何以督率军士！梅国桢既具疏前来，可即马上传与叶梦熊知，着他申明前旨：总副官及三品以上，有抗违妒功的便指名参来重治；其三品以下的，以军法从事”[37]。
这一系列措施可谓雷厉风行，刚决果断，毫不拖泥带水！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还试图支吾反对，认为不能临阵更换督臣，希望神宗收回命令，结果被神宗驳斥的体无完肤，神宗批复说“宁夏讨贼无功，皆因主帅军令不肃。叶梦熊既受新命，军中事宜受他节制，听他便宜行事，诸将不用命的，就以军法处斩”[38]
就这样，在万历皇帝的斩钉截铁的调整部署之下，明军迅速从不利形势中摆脱出来，文武协力，将帅齐心，兵士用命，马上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从八月份作出调整部署，九月初就发动总攻，到九月十七日日叛乱祸首哱拜就被逼自焚，首级被斩，其他叛乱分子也都被杀的被杀，被活捉的活捉，九月十八日叛乱就已经被彻底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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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到没有，按照杜车别的讲法，是万历皇帝雷厉风行，刚毅果断，才保证了平叛的胜利，可事实是如此么？
首先，我们看到事实的梗概是，万历用了魏学曾，然后发现他不行，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最后决定换人，换了个人，终于打赢了。实际上，播州之乱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叛乱，用了大半年时间评定，不算长也不算短，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神宗用错了人，后来及时改正，用对了人，虽然不能苛责，可是也算不上英明神武，试想要是一开始就用对了人，岂不是更好？但是杜车别却处处加上些虚头的赞语，什么雷厉风行，刚决果断，斩钉截铁，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让人不知不觉中觉得这好像确实很了不起，其实没有多少具体依据。打仗不顺利换主帅，古往今来是很平常的事情，杜鲁门用艾森豪威尔换了麦克阿瑟，不能说换得不对，可有人认为这很英明神武么？抛开这些催眠术，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英明伟大之处。除非认为，打赢了仗，一切功劳都是皇帝的，才能这么肉麻地歌颂神宗。
但这还只是一个小问题，更有趣的在后面，杜车别对于播州之役的论述，竟然根本就是错的！我们下面再说。
明史中对魏学曾在宁夏之乱中的作为是如此记载的：
七月，学曾与梦熊、国桢定计，决黄河大坝水灌之，水抵城下。时套寇卜失兔、庄秃赖以三万骑犯定边、小盐池，用土昧铁雷为前锋，而别遣宰僧以万骑从花马池西沙湃口入，为拜声援。麻贵击之右沟，寇稍挫，分趋下马关及鸣沙洲。学曾令游击龚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绥总兵官董一元捣土昧铁雷巢，斩首百三十余级，寇大惊引去。遇子敬，围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贼援遂绝。学曾益决大坝水。八月，河决堤坏，复缮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东西城崩百余丈。著力兔、宰僧复入李刚堡。如松、贵等击败之，追奔至贺兰山。贼益惧求款，未决，会学曾得罪罢。朝命以梦熊代，梦熊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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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写得很清楚，宁夏之乱的平定，主因是魏国曾和叶梦熊等人共同定策，决黄河大坝，水淹城池，叛军支撑不住了，最后投降。不巧的是那时候魏已经被逮捕了，于是叶梦熊拣了个现成便宜。
应该说魏在宁夏之乱中是有功劳的，那为什么那位李卓吾的好朋友梅国帧又要弹劾他呢？原因不过是私人的意气之争：
初，学曾之遣人招东旸、朝也，留固原十余日以俟之，帝责其玩寇；李昫渡河又稍迟，松山、河套寇先入，官军用是再失利。学曾尝上疏令监军无与兵事，帝为饬国桢如其言，国桢颇憾之。及至军，劾诸将观望，而颇以玩寇为学曾罪。给事中许子伟亦劾学曾惑于招抚，误国事。国桢又言佥事随府从城上跃下，贼令四人下取，我军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数万断我粮道，杀戮无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学曾至京。然学曾逮未逾月，城坏而大军入，贼竟以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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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学曾小有失利，就被指责为玩寇，又要梅国帧不要插手军事决策，和梅有了私怨，于是梅国帧上书，正好万历对魏学曾不满，于是就罢了他的职。这是不是《明史》编撰者的一面之词呢？不可能，因为后来梅国帧和万历也承认了是自己的不是：
学曾任事劳勚。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志皋、位力为学曾解，尚书星以下多白学曾无罪。国桢亦上疏言：“学曾应变稍缓，臣请责诸将以振士气，而逮学曾之命，发自臣疏，窃自悔恨。学曾不早雪，臣将受万世讥。”如松亦言：“学曾被逮时，三军雨泣。”梦熊亦推功学曾。帝初不听，既而复其官。居家数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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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学曾被逮捕，大家都知道是冤案，所以纷纷为之鸣冤，连始作俑者梅国帧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过甚其词，请皇帝翻案。最后，万历皇帝也承认了魏的功劳，复了他的官职。但是皇帝当然是永远没错的，所以魏学曾不得不提早退休。
也就是说，万历这次阵前易将，是彻头彻尾易错了的，是一个决策失误，幸好由于魏学曾事先安排得当，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杜车别鼓吹的什么英名神武，什么刚毅果决，最后是打了他自己的嘴巴。连这么明白的一件事情都能胡扯瞎掰，此人对史料的一知半解，肆意颠倒可想而知。
这里表面叙述的似乎都是毛文龙一连串的败仗，对毛文龙在天启三年，夺取金州的胜利，只字不提，以达到编者对毛文龙丑化的目的。但即便如此，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仅仅是这一小段文字，就包括毛文龙六七次对满清的骚扰牵制。表面上似乎都是毛文龙损兵折将，但实际上真正头痛叫苦的却正是后金方面。有毛文龙在，后金方面就不得不随时提防他的偷袭，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有毛文龙的军队士兵钻出来，给满清来一下子。毛文龙在暗处，而满清却在明处；毛文龙可以随时主动的挑选骚扰攻击满清的地点时间，而满清是明知道毛文龙就在那个皮岛上，却看的见，摸不着，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一到海上水中，满清的骑兵优势就半点发挥不出来，想要攻打毛文龙，只能是自找麻烦。而且还有一点，毛文龙的兵员补充几乎是无限的，那些在辽东受到满清迫害残杀的汉族人民几乎都可以成为毛文龙部队的潜在兵源，而满清则不然，被杀掉一点就是少掉一点。可以说在毛文龙和满清的对峙中，毛文龙是占尽优势便宜，而满清则是哑巴吃黄连。正因为这个道理，满清是把毛文龙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却又拔之不去，有苦说不出。既然拿毛文龙没有办法，就只能迁怒朝鲜出气，这才有了所谓“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这淡淡一句，就可以看出这个大清“恶”文龙，“恶”到了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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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逻辑也是漏洞百出，不值一驳。
首先说明史贬低毛文龙是因为毛对后金威胁大，这个推理真是莫名其妙。“表面上似乎都是毛文龙损兵折将，但实际上真正头痛叫苦的却正是后金方面。”这个把失败说成是胜利的惊人之论却没有半点史料的支持，完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什么“有毛文龙在，后金方面就不得不随时提防他的偷袭，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有毛文龙的军队士兵钻出来，给满清来一下子。毛文龙在暗处，而满清却在明处；毛文龙可以随时主动的挑选骚扰攻击满清的地点时间，而满清是明知道毛文龙就在那个皮岛上，却看的见，摸不着，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一到海上水中，满清的骑兵优势就半点发挥不出来，想要攻打毛文龙，只能是自找麻烦。而且还有一点，毛文龙的兵员补充几乎是无限的，那些在辽东受到满清迫害残杀的汉族人民几乎都可以成为毛文龙部队的潜在兵源”，这种论调，和共产党说八路军是抗日主力有什么区别？基本都是想象和煽情的空话。
所谓“既然拿毛文龙没有办法，就只能迁怒朝鲜出气”更是一望而知的一派胡言，打一个国家，一个东北亚大国是多大的事情，只是为了出口恶气？后金统治者还有没有脑子? 靠这样的昏聩决策能统一中国？笑话！所谓““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其实和毛文龙并没有多大关系，根本上还是处于对朝鲜不臣服的疑惧。朝鲜这样的国家，一旦全力战在明朝一边和后金作战，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威胁，这才是征朝的主因，助毛文龙只是一个政治信号而已。
而且就算杜这一步把失败说成胜利的推论说得通，毛文龙对后金带来很大的麻烦，后金方面当时固然对他恨之入骨，但有必要过了一百多年再在史书中诋毁么？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人对后金就没有很大威胁，清朝怎么不诋毁这些人呢？按照杜车别的逻辑，只能说熊，袁等人都是后金的好朋友，所以清朝才褒扬他们吧。
事实上，后来和毛文龙有些相似的郑成功给清朝带来的麻烦更大，但清史稿中也评价颇高，和毛文龙不可同日而语。这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杜车别的造谣诬蔑。
通过上面这些摘引的资料来看，明代中晚期，农业人口的不断流失，工商业人口相应的不断增多，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明代初期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那么到了明代中晚期的中国，本质上已经是一个工商业国家。工商业的产值占据了国家总产值至少一半以上。而农业人口实际上也已经少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各位用正常人的头脑来思考一下，你认为这话可能么？
我国现在的农业人口，估计还有七八成，明朝居然比21世纪的中国工商业还要发达，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情么？
杜车别的依据是什么呢？不过是这么几句话：
比如明人丘浚说：
“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饰日用之需。”[210]
何良俊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211]
明人林大钦指出：‘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甚则务农者稀。……，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犹可以为苟且求全之计。……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八九也’[213]
林希元说：‘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214]
朱国桢说“近年（万历天启间）农夫日贵，其直增四分之一，当务农者少，可虑！可虑！”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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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被杜车别的博学吓倒了，仔细看注释可知，这些材料不过转引自几本经济史料汇编，是最简单的剪刀浆糊功夫。
我手头没有原书，无法核对杜的引用是否合乎作者的原意，仅从几个省略号看来就不无可疑。这一点暂且不论，就说从这几个人的说法能否推出这个惊世骇俗的结论？
明人说话浮夸，这杜车别自己也是承认的，前面还多次用这种说法驳斥过几个对他不利的论据，现在倒好了，把这些都视为当时的实录。可是大家想想，就算这些人没有有意夸大（事实上，所有论者都是反对这种现象的，当然会变本加厉地夸张其严重程度），但他们既不懂得现代的统计科学，也不可能就明朝全国的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做过调查，最多只是根据身边的一些现象作出这种判断，又有多少可信度？试问这些人有几个知道明朝人口有多少？
打个比方说，假设你生活在中国的大城市，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对现在的民工问题一无所知，某天跑到火车站，一看熙熙攘攘的民工潮，会不会觉得好像所有的农民都跑到城里来了？明人的印象大抵如此而已。这些明人随口说的“数据”根本毫无价值可言。
杜车别的“推理”方式，大都不过如此而已。
前几天，本人在《杜车别<明朝的灭亡原因>荒谬之处举隅》一文中列举网络写手杜车别文中的多处问题错误，绝大多数都是难以否认的硬伤。但杜车别此人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百般狡辩抵赖，企图靠搅浑水的功夫蒙混过关，在本人的严厉批驳下最后装聋作哑，故作不屑。但问题并不是这样就能够抹杀的。这几天，本人又找出了杜文中大量的问题，在在触目惊心，将在本贴中陆续贴出，欢迎大家关注并提意见。
在此有一个问题要澄清：一些网友提出，本人所指出的似乎大都是一些琐碎的地方，好像不能驳倒杜文的根本理论。这种意见不无合理之处，但是却忽略了人文科学特别是史学的特殊性。对于史料的掌握和解读永远是第一位的，是不能拿任何新颖有趣的理论设想来代替的。如果史料基础不充分，任何理论大厦就只能建立在流沙之上，这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而杜车别首先就缺乏这样一个基本功，因此本人对他的文章论点也就缺乏起码的信任。
另外，在杜车别的推理过程中，罔顾起码的史学方法论，存在着多处逻辑跳跃，以及自相矛盾之处，使得他的理论充满了拼凑和臆断。我将在文中一一指出。当然，由于本人手头资料匮乏，也由于本人对杜文中所涉及一些专门领域不很了解，因此出于严谨求实的态度，将暂不涉及。所以也可以看成是本人对杜文中个别问题的质疑，这些质疑无论如何是不能用所谓整体的思路，理论来回避的。
至于万历三大征中第三征,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则更显顺利,从万历二十八年初,政府正式派兵征伐,到当年六月,叛乱就已经平定!这和神宗反应迅速,调度指挥得力也是分不开的。一开始的时候，杨应龙“以八万兵力分头进犯南川、江津，攻陷綦江。重庆守臣惊恐，……厚加贿赂，以遏其攻势”[2]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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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非黑白都是杜车别自己说的，半年就平定叛乱，多么神速！
可是对比一下呢？宁夏叛乱的平定是从二月到九月，时间也长不了多少，怎么就成了一开始很不顺利，后来才摆脱困境的呢？
说白了很简单，因为后者中神宗替换了魏学曾，为了证明我神宗显皇帝的伟大光荣正确，当然得多泼魏学曾的污水，多渲染局势的不利，反正，有问题就归诸下面的将帅，有成就就归于皇帝，按这个逻辑无论怎么打，皇帝都是英明伟大的。
（万历还不算什么，后来谈崇祯就更可笑，明明是自己一筹莫展，硬说是下面没有人才，真是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啊）
但事实如此，杜车别又玩了一个障眼法，对不起，这次还得搬出他深恶痛绝的明史：
万历二十五年：秋七月癸巳，诫谕群臣。丁酉，诏赦天下。是月，杨应龙叛，掠合江、綦江。
二十七年春二月壬子，分遣中官领浙江、福建、广东市舶司。是月，贵州巡
抚江东之遣兵讨杨应龙，败绩。三月己亥，前兵部侍郎李化龙总督川、湖、贵州
军务，讨杨应龙。……六月己亥，杨应龙陷綦江，参将房嘉宠、游击张良贤战死。
二十八年春二月戊寅，京师地震。丙戌，李化龙帅师分八路进讨播州。夏六
月丁丑，克海龙囤，杨应龙自缢死，播州平。
看看全过程就是这样，朝廷先后出兵好几次，规模越来越大，最后一次才彻底讨平。中间官兵几次败绩姑且算是“满清统治者”的夸大，但是战事维持了好几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比宁夏之乱的时间要长多了。
现在再看杜车别所谓的“从万历二十八年初,政府正式派兵征伐,到当年六月,叛乱就已经平定!”是何其可笑，为了掩盖历史真相，居然连杨应龙什么时候造反都不敢说，只含糊其辞地说了一个“政府正式派兵征伐”的时间，言下之意是政府非正式的派兵征伐就有好几次了！
当然为了公允，我要指出，当时正在和日本打仗，明廷一时难以分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毕竟不是没有出兵过，但是却没有什么功效。像杜车别吹得那么神乎其神，是大可不必的。
再看这段：
神宗接到报告后，非常愤怒，当即“下旨追夺前四川巡抚谭希思、贵州巡抚江东之官职：‘谭希思虽准听调，尚在地方，何得怠玩军情，致贻大患。江东之贪功浪战，损威辱国，都着革了职为民当差，用不叙用’”这是对一些的人的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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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杜车别的逻辑，神宗有一个佣人的方法，败了一次不要紧，败了第二次才撤你办你。可是谭，江二人何辜，败了一次就给革职查办，永不叙用了？杨镐的罪不比他们小吧，怎么又给第二次机会了？杜车别可又无法自圆其说了，可见什么神宗的用人策略都是他自己头脑中的产物，再拿史实牵强附会上去而已。
二十七年春二月壬子，分遣中官领浙江、福建、广东市舶司。是月，贵州巡
抚江东之遣兵讨杨应龙，败绩。三月己亥，前兵部侍郎李化龙总督川、湖、贵州
军务，讨杨应龙。……六月己亥，杨应龙陷綦江，参将房嘉宠、游击张良贤战死。
二十八年春二月戊寅，京师地震。丙戌，李化龙帅师分八路进讨播州。夏六
月丁丑，克海龙囤，杨应龙自缢死，播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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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指出一点，李化龙上任是二十七年三月，最后平定是二十八年六月，花了一年零三个月。
当然，我不赞成什么事情都按时间来评价，但是恰恰是杜车别之流，喜欢把这些时间挂在嘴上，当成是什么重大的证据，再引用杜的原文：
万历二十年二月，哱拜、刘东旸、许朝等人在宁夏发动叛乱。一开始万历皇帝做出的部署是由三边总督魏学曾作为平叛的总指挥，令御史梅国桢为李如松监军出征宁夏，还有甘肃巡抚叶梦熊以原官提兵协助魏学曾平叛。
然而做出这一平叛部署之后，形势却没有好转。攻城受挫，粮饷被抢，甚至连魏学曾本来都差点被叛乱分子围截抓去。一直拖到六月份，平叛仍毫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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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说的真是唾沫横飞啊，实际上距离叛乱，不过四个月没有进展而已。朝廷事务千头万绪，交通通讯条件又差，调个兵哪有那么容易？萨尔浒之战就准备了一年！
大多数读者，不一定很了解当时的情况，读文章也不会很仔细，因此杜车别这些自己渲染得花头就可以大行其是，起欺骗的作用，可是万一有个把人如白某者去较较真，仔细核对一下时间，这些虚虚实实的花招就再也骗不了人了。
说中国工商业人口已经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杜车别的依据是什么呢？不过是这么几句话：
比如明人丘浚说：
“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饰日用之需。”[210]
何良俊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211]
明人林大钦指出：‘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甚则务农者稀。……，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犹可以为苟且求全之计。……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八九也’[213]
林希元说：‘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214]
朱国桢说“近年（万历天启间）农夫日贵，其直增四分之一，当务农者少，可虑！可虑！”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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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被杜车别的博学吓倒了，仔细看注释可知，这些材料不过转引自几本经济史料汇编，是最简单的剪刀浆糊功夫。
我手头没有原书，无法核对杜的引用是否合乎作者的原意，仅从几个省略号看来就不无可疑。这一点暂且不论，就说从这几个人的说法能否推出这个惊世骇俗的结论？
明人说话浮夸，这杜车别自己也是承认的，前面还多次用这种说法驳斥过几个对他不利的论据，现在倒好了，把这些都视为当时的实录。可是大家想想，就算这些人没有有意夸大（事实上，所有论者都是反对这种现象的，当然会变本加厉地夸张其严重程度），但他们既不懂得现代的统计科学，也不可能就明朝全国的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做过调查，最多只是根据身边的一些现象作出这种判断，又有多少可信度？试问这些人有几个知道明朝人口有多少？
打个比方说，假设你生活在中国的大城市，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对现在的民工问题一无所知，某天跑到火车站，一看熙熙攘攘的民工潮，会不会觉得好像所有的农民都跑到城里来了？明人的印象大抵如此而已。这些明人随口说的“数据”根本毫无价值可言。
杜车别的“推理”方式，大都不过如此而已。
我们再随便看看杜文中论证不充分或自相矛盾的地方，最明显的就是在所谓文官集团是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这一论断上。杜车别只能拿出一堆个别的例子，而缺乏任何统计意义上的，有根有据的数据。
杜文：
政府的放纵以及工商业这本身的强烈愿望，使得政府权力的天平在明代急剧向资产阶级倾斜。在这里我可以大胆的断言一句，在明朝中后期，整个政府几乎全部控制在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手中，这决非是夸张的说法
从事实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明朝文官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都是出身于工商业家庭，而他们在政府内的言论作为也确实不遗余力的在他们自己的阶层效劳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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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了，即使“明朝文官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都是出身于工商业家庭”，这一点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例证得到证实，但是从相当大一部分到“整个政府几乎全部控制在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手中”这个推断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显然有一个逻辑上的跳跃，相当大一部分可以指20%-90%，但是你不能把它直接等于90%。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再明显也不过了。
再看杜车别对明朝官员经营工商业的描述：
（1）借贷。从戈谦的《恤民疏》中，我们知道洪熙时官吏已普遍于所部内经商借贷
（2）质铺 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文人，官员王世贞的父亲祖父就从事这个行业，‘元美席有先业，家亦巨万’‘一年子钱三十万，尚不若往年也’
（3）官肆，（引者注：这应该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办理存款取款业务）。徐阶家开有乃授之官肆。范濂记载：
'先是，苏克温听选，以父恩善文贞公，故客其门。时有里人马姓者，携资客于京，克温觇知之，往纳交，叙乡情甚密，其人已笃信克温。克温乘间绐之曰：『闻君将以某日归，而孤身涉数千里，得无患盗乎?我当为君寄资徐氏官肆中，索会票若券者，持归示徐人，徐人必偿如数，是君以空囊而赍实资也，长途可帖然矣。』马姓乃深德克温，即以一百五十金投之，克温佯入徐肆，若为其人谋者，出持赝票示之日：『资在是矣。』其人亟持归，付徐人，徐人以为赝，不与。'(有学者根据这则资料说“会票的使用，是信用票据的使用。在晚明以会票结账，假票不能兑现。”)
（4）店铺 严嵩在南昌开有‘铺店二十八间’，……，在临川县有‘房屋铺店（共四十六间半）’，……，黄曾省说‘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乃授之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
（5）商业贸易，比如大学士陈文，贩卖食盐，其门生弟子称其为阎王 。较之尚晚的吏部尚书屠庸‘鬻贩私盐，乡人效尤，几至千辈’。民以食为天，官绅当然忘不了贩米牟利。成化中，福建‘各官亦有亲戚子侄原籍贩米货物’。也有贩纸的：‘括苍樊斗山献科，任广东抚按巡史。居艰日，正值大造版籍，自家贩纸至温贸利’
（6）海外贸易，王文禄说‘……闽广隶浙沿海大造楼舡，公行货贩，仕宦豪右为之聚薮’，陆容也说：‘近日之利，皆势力之家专之，贫民不过得受其雇之直耳’朱纨为打击倭寇而严禁海，结果被闽中乡官林希元等人“故簇言官劾其擅杀，而是时言官莫为之申救者’，结果朱纨被罢官自杀，“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7）手工业，明代纺织业空前发达“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明朝内阁首辅徐阶“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而霍韬家经营窑冶、炭铁、木植，各有专人负责，‘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咨廪家长，以知功最’还有经营印刷业的，‘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
7）种植业，户部员外郎毕一衔‘广置废山，稍地种木，……而郡遂以赀饶一时’（事实上，徐光启也曾经在天津种植大量荒地，进行农学实验，获得大量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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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所以杜车别立即为之辩解：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按照一般人的观点，或者大部分传统学者的观点，明代官员从事工商业活动，是所谓的官商勾结，是以权谋私，是明朝政治腐败之表现，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谋取工商业利润，是破坏了正常工商业的发展，是损害了平民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
但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根本就是想当然，经不起事实的考辩。许多情况下，不过是举出个别的例子，然后以偏概全。
不能否认，确实个别情况，个别的明朝官员依靠自己的权位来为自己从事工商业活动谋取更高的利润。但大部分时候，明朝官员从事的工商业活动都是以他们的私人身份来进行的，和他们的官职地位没有任何关系。许多情况是继承他们父兄的产业，在没有做官的时候就已经从事了这一行业。官固然是官，商却是不折不扣的私商。更何况明代的官员职位分工相当严格，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官员大部分情况下不可能依靠自己所在职位的权力去为自己家族从事的工商业活动获取具体的好处，和其他一般的平民工商业者相比，并没有格外的优势，更不可能依靠官势在商业竞争中获取决定性优势。再有一点明代的言官就如群狼一样虎视耽耽，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靠他们对其他文官以及皇帝的弹劾而显示出来。所以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文官大可不必为了一点额外的利润而冒被弹劾的风险，明代即便权势大到如严嵩等人对言官的弹劾都是相当忌惮，时刻如屡薄冰，小心翼翼，惟恐一个不慎就有把柄落入政敌手中，更不必说他人了。
不难看出这个辩解是极其无力的，全部是想当然的臆测，而没有丝毫史实的根据。什么个别情况如此，大部分时候都是好的，这和现在政府的论调，什么个别官员腐败，大多数都是廉洁的，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说到言官的弹劾的制约作用，就未免更无力了。照这个逻辑，明朝官员基本不存在腐败问题了，严嵩那么怕言官，也不存在贪污问题了？天水冰山录里那些查抄的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言官编出来诬蔑严嵩的？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现在检察院天天双规，月月判刑，怎么人民公仆们还照谈不误呢？何况杜车别还忘记了，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只要有500%的利润，就甘愿冒上绞刑架的风险。你明朝的文官都是资产阶级出身了，怎么就没有一点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而且更妙的是，杜车别自己引得史料里就打了自己的耳光：
（1）借贷。从戈谦的《恤民疏》中，我们知道洪熙时官吏已普遍于所部内经商借贷
4）店铺 严嵩在南昌开有‘铺店二十八间’，……，
（6）海外贸易，王文禄说‘……闽广隶浙沿海大造楼舡，公行货贩，仕宦豪右为之聚薮’，陆容也说：‘近日之利，皆势力之家专之，贫民不过得受其雇之直耳’朱纨为打击倭寇而严禁海，结果被闽中乡官林希元等人“故簇言官劾其擅杀，而是时言官莫为之申救者’，结果朱纨被罢官自杀，“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告以‘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寓寄勤政爱民之盼。”
这显然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希望即将到自己家乡的地方官能够对自己家乡以及相关阶层多多照顾。
此外费宏为了自己家乡和相关阶层的利益，甚至对地方知县都要拉拢歌颂一番
“如费宏《庆太守杜公世美七十序》云‘……’。费宏以宰辅之尊，对桑梓七品县令及其老父极尽颂扬之能事，当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贤下士问题”[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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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叫官商勾结或以权谋私，什么叫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呢？
真是越看毛病越多，这段话的诡辩也是近乎无耻了：
明代思想家何心隐有一段话
“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而圣贤之大则莫之见也。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使圣贤之大若商贾与士之莫不见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凭以凭之耶？”[151]p139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强调圣贤之大，而其隐含的前提却是“商贾之大，士之大”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是众所周知，已经到了“莫不见之”，也就是没有人不晓得不明白的地步。而士和商贾的关系是什么？何心隐说的很清楚“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士就是商贾的利益代言人，就是商贾在政治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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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朝的商品经济确实比较繁荣，说商贾之大也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得出以下的一系列结论，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史记货殖传也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也是商贾之大，莫不知之，莫非战国亲汉时工商业发展就和晚明是一个水平么？当然不是，实际上这种文学性的比喻修辞的意义相当有限。说白了就是商人很有浅，大家都羡慕，如此而已。
然后再看杜车别的推理：
而士和商贾的关系是什么？何心隐说的很清楚“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士就是商贾的利益代言人，就是商贾在政治上的代表。
真是有趣，可惜杜车别忘记了，上文还有“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两句话明明是衔接的，那么按照这个逻辑，莫非商贾是农工的利益代言人么？那么说到底，士也不过是农工的利益代言人了？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实际上，稍有古文阅读水平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个"
主"的意思是主宰，也就是说农工被商贾主宰，商贾被士主宰的意思，哪有什么利益代言人的意思？如果有这个意思，应该反过来说士不得不主于商贾才对！
杜车别读古文的水平，就此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再说两句：杜文：
再比如崇祯初期当户部尚书的毕自严说：“今日思开节之法，欲开矿而虑得不偿失……欲加关税而关税已增，徒挠商旅。至于间架门摊均属苛细……今日之计，求其积少成多，无愈加派一途’”[203]。
在他看来，增加商业税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所谓“欲加关税而关税已增”，那究竟已经增加了多少，还有多少可以增加的潜力，是全然不顾的，所以弄来弄去，还是只能打农业收入的主意。当然我们不必怀疑象毕自严这样的人的真诚，不必怀疑他对国家的忠心。他之所以这么说话，可能就是他这么真心认为的。但问题就处在类似毕自严这样的文官，由于其自身所属利益格局的关系，潜意识的思维就已经陷入了盲区误区，增加商业税成为了他们思维上的一个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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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抓住一点材料胡乱发挥，毕自严其实恰恰是主张增加商业税的：明史本传：
自严择其可者，先
列上十二事，曰增盐引，议鼓铸，括杂税，核隐田，税寺产，核牙行，停修仓廒，
止葺公署，南马协济，崇文铺税，京运拨兑，板木折价。已，复列上十二事，曰
增关税，捐公费，鬻生祠，酌市税，汰冗役，核虚冒，加抵赎，班军折银，吏胥
纳班，河滨滩荡，京东水田，殿工冠带。帝悉允行。
据识货志，这次增加商税的结果是：
十三年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
所以毕自严某次不主张增加关税并不等于他就反对这么做，只是出于现实可行性的考虑。
再看这段话，也是左支右绌，含糊矛盾：
当然我们不必怀疑象毕自严这样的人的真诚，不必怀疑他对国家的忠心。他之所以这么说话，可能就是他这么真心认为的。但问题就处在类似毕自严这样的文官，由于其自身所属利益格局的关系，潜意识的思维就已经陷入了盲区误区，增加商业税成为了他们思维上的一个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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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论毕自严是否主张增加关税的问题，杜车别的这种逻辑也是绝对说不通的。假设说我是一个文官，我家里是商人，国家要增加商业税，我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到对我的损害，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而要通过一个潜意识的思维，通过一个什么死角，盲区去思考问题呢？这是根本说不通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杜车别一方面要把文官说成是工商业的代表，代理人，就得反对黄仁宇认为文官出于传统思维，儒家思想反对增加商税的理论，但他又不能说当时大多数文官就是有意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而不肯增加税收，因为这样即没有史料依据也违背常理。所以要设计一个什么潜意识里的思维来自圆其说，事实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在明史中还有这么一段记载
“无何，武生李璡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士升恶之，拟旨
下刑部提问，帝不许，同官温体仁遂改轻拟。士升曰：‘此乱本也，当以去就争之。’
乃疏言：‘自陈启新言事，擢置省闼。比来借端幸进者，实繁有徒，然未有诞肆如
璡者也。其曰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臣不
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论之，富家数亩以对，百计者什六七，千计者什三四，万计
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况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
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
《周礼》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
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圣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无
宁宇，独江南数郡稍安。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
为流寇不止。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疏入，
而璡已下法司提问。帝报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67]
李璡的建议不失为当时情况下解决明代财政危机的一种手段，然而这样的建议自然不可能在当时由代表商人富人利益的文官集团控制下的政府中通过。结果仅仅因为李璡提了这么一个建议，这些文官（如当时的内阁成员钱失升）就恨之如骨，灭之后快，就要把他“下刑部提问”，而在崇祯的上疏中更是偷换概念，辩说江南的富人田地都不多，确实江南的那些大富田地真的不错，但问题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大商人，根本用不着那么多的田就积聚了大量资本钱财。崇祯在这些文官集团的控制之下，最后还是迫不得已，把李璡“下法司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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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这段话，对史料的解读和论证也异常荒谬。
人家说的明明是富人，富户，没有半点提到商人，你杜车别硬解释成商人，还此地无垠三百两地说什么“商人富人”。按传统的解释，这段史料无非是说明朝廷被大地主大官僚把持，腐败到了极点，不肯令有钱人的利益稍有损失。你却硬和商人挂钩，把这反而说成是明朝先进性的标志，却又没有半点依据。这样随心所欲地解读史料，和做文字游戏有什么区别呢？亏他杜车别还有脸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辱骂当代的史学家。
嘉定三屠是李成栋，广州屠城是尚可喜，哪里说错了呢？所以，至少说嘉定三屠，广州屠城是汉人干的，有错么？一点错也没有。
某次屠杀是谁干的，根本不是什么推论问题，而是事实问题。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干的，没有问题，因为历史查不到有任何中国军队参与；嘉定三屠等是汉人干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历史上查不到有任何满洲军队参与，懂了么？
由此他推出嘉定三屠是汉人做的
各位思考一下此贴是应该删除的
本想看完的，也并不是花不起这个时间和耐心，可是我想了想，有必要看完么？
我多次说过，政治和历史，就是一个妓女，不能认定是谁的老婆。
过去发生的事情，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存在？有！但是，经过传播者的有意和无意的传播过程，早已找不到本来面目了。
凡是历史传播者，无论他们多么强调自己不带偏见，多么公正，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以一面镜子照耀事物的。
我们知道，即使镜子中的事物看上去有立体感，但是，它仍然属于一种平面观察，缺乏其他方面的视角。
久远的事情不说了，仅仅说20多年前的事情。
文革才过了多少年？毛才去世多少年？
看看现在人们对文革的描述和对毛的描述，与实际情况差别太大了。几乎是面目全非。
凡是历史记载，没有逃避政治斗争的需要的，政治斗争中的记载，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
共产党可以把国民党丑化成妖怪，国民党也可以把共产党丑化成怪胎。
任何一方的资料都不能作为参考，双方的资料合并后仍然是一个荒唐。
我们想公正的评判历史，无法做到，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事物的真实存在。
一个20年前人人歌颂的领袖，20年后论坛上变成了人人咒骂的坏蛋，这历史还有公正性了么？
特别是一些历史学者，100%的都患有事后诸葛亮的毛病。
所谓靠不住的明史你们的精神领袖杜大师照样在引，我引用明史大多数情况下是说明杜车别对明史的理解根本错误或歪曲，和明史本身的可信与否没有直接关系。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大家可以看一看魏菲德的《洪业》，对于一些晚明与南明的大事件有比较客观扼要的叙述。
杜车别被我打得一个多礼拜都不敢出头，刚开始还强辩两句，现在强辩都不敢了，直接来个充耳不闻。暗黑油光你们几个小喽罗就别再这里死撑了。又指不出我论证有什么错误，翻来覆去就是那些空洞的人身攻击，有什么意思呢? 只能让别人鄙视而已。
转载superyi对杜车别论证的有力驳斥：
对所谓"赋税过低"发表点意见:
明朝百姓负担除税收外,还有徭役.农民负担的徭役是地方分派,这其中可由腐败官员上下其手的地方太多了.役就是供驱使的免费劳动力。役的存在证实了所谓税收低只是虚伪的假象。役为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开支，大抵是驿站、差役、军役等等。政府对他们只提供基本的粮食供应，老百姓的劳动力和技术都是免费供国家使用的。毫无疑问，这种额外的、人身的徭役有很多弊端，而且往往加诸于穷人和本分人身上。额外的征派不定期，又无法抵制，危害远远大于正常的赋税。根据黄仁宇的计算，役银约为1000万两。
因为有了役，来源于田赋正税的开支主要用于军事开支、皇亲国戚费用和官员俸给。这些都是作为个人消费分发给他们。即使是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诸如维修宫殿、修长城这些，开支也是用于为劳动力提供保障生活的基本食物。所以户部被认为不需要支配大笔金额。
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粮食的运输是困难的，损耗很大。大部分的粮食并没有到中央就进行了分配。税收都干吗了?
明朝当权者，本来就缺乏通过生产性积累扩大社会再生产能力的卓识远见。明代中后期的统治者，只顾消费，不管积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占有明一代的三分之一，
先看田赋收支情况:
据方家统计，嘉靖时每年田赋收入平均为二千二百余万石，隆庆时为二千四百余万石，万历时为二千八百多万石。其支出是:
第一，地方存留粮约一千万石，其中八百万石作宗室禄米，其余为地方行政开支，80%用来养活越来越多的朱家子孙;
第二，每年起运粮中四百万石折金花银一百万两，少部分作军官傣禄，大部归宫廷消费;每年皇宫消费是大头;
第三，每年槽粮四百万石，供京军、蓟州驻军和中央各衙门官僚消费，养官为大头;
第四，白粮十七万石，供内宫消费;
第五，南京岁费粮一百万石左右，
第六，“九边”岁费军粮三百万石至八百万石。上述六项支出约二千三百万石至二千八百万石。换言之，嘉万之际田斌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事、行政和宫廷消费。
从《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第七一至七二页表中可以看出，嘉靖二十八年财政收入中银三百九十五万二千七百余两，支出四百零七万八千二百余两，赤字十二万五千五百余两。支出中只有防秋银是用于防治秋季洪水泛滥，竹囤修船银用于潜运，共计九十余万两，其他三百万两的花费均与生产无关。嘉万时期财政分配数字还表明，在公共消费中，军事消费、宫廷消费和宗室消费比例过大。宫廷消费每年八十余万两，相当于三百余万石本色粮，宗室禄米八百万石，军粮在三百万石至八百万石之间，三者合计一千四百万石至一千九百万石之间，占全年田赋收入百分之六十八以上。
在整个明代，权力阶层对国民财富的贪婪日益不可抑制，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权贵们贪污聚敛金银的规模达到了天文数字，比如太监王振家的赃物是：金银六十余库，玉百盘，其它珍玩无算；刘瑾家的赃物有金银数百万两，其他宝货不可胜记；权臣严嵩家藏黄金１万３千多两，纯金器皿重１万１千多两、家藏白银２０１万３千多两；张居正家藏黄金１万多两、白银１０余万两；其政治靠山太监冯保家赃物有金银１００余万两，珠宝瑰异以万计。又由于专制权力的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所以权贵公开标价售官以聚敛金银，例如严嵩当权时，某举人以２２００两银子购得知州一职；某刑部主事行贿１万３千两银子转为吏部主事；各地属官贿赂严嵩的金额在上千万两白银以上，朝中大臣的贿赂数额则多至无法统计的程度。这些贿赂高出当时的财政收入,官员们的钱肯定不是来之薪水,那么是怎么来得?
明代后期以后，这种贪婪变本加厉，所以万历时，采木、织造、宫室等每项弊政都要都耗费白银数百万两，为修造宫室而进口的珍贵木料原定价格是每棵１千两白银，但由于层层贪污，运到北京时的花费已在每棵１万两以上！贪婪成性的万历皇帝利用一切机会搜刮，仅他生一女儿，即"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儿子福王大婚的费用是３０万两银子，为他修建洛阳宫室的费用是２８万两银子，都超过国家法定数额的十余倍；由于万历皇帝聚敛的珍宝"山积"、而金银数额以"亿万计"，经手官员可以放胆从中贪污自肥，所以一个这样的肥缺需要行贿数万两白银才能谋到；万历时其他藩王"冠婚"，内廷宦官们同样借机贪污，因此所需银子都在数十万两以上，所需珠宝的银价也有此数。在天启时情况依然如此，比如仅各地给权臣魏忠贤修建"生祠"所费白银即在几百万两以上。
即使所谓低税的商户也并未有什么可乐的,明朝商人地位低下, 明中叶后统治集团为了购买消费品，政府强迫城镇铺户编入“市籍”，承担“当行买办”摇役，将其经售的商品卖给官府。官府依仗权势，从商品价格、货物交纳、货币支付等各个环节，刁难勒索铺户，使铺户破产(《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如应天府铺户，“占籍未及数年，富者必贫，贫者转徙”。北京“有数万金之家，一挂‘四司’铺户，无不荡产罄黄”。。统治集团消费与商品经济联系加强，同时也加深了商人的苦难。
统治集团消费的恶性膨胀，必然会导致劳动者消费状况的恶化.
一方面，它把财政收入用光吃光，毫无生产性积累，从而影响了社会扩大再生产，限制了生财之道。另方面，统治集团消费恶性膨胀，财政支出口子越开越大。这是造成昵中期以后财政危机逐步加深的基本原由。为了弥补财政亏空，统治者生财无道，加派有策。但这是饮鸠止渴，其结果只能造成消费膨胀—财政危机—赋税如派—社会矛盾尖锐恶性循环的社会问题。在这恶性循环中农民受害最烈。明末农民战争能以“不当差、不纳粮”’、“均田免粮”口号，动员起千百万农民群众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明代统治集团腐朽性消费恶性膨胀的产物，也是对明代财政分配制度的否定。
嘉靖后期何良俊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已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四友斋丛说》卷13“史九”〕。 "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这是当时人的说法,没理由不信.
根据全汉升、李文华:《明中叶后太包岁入银两的研究》载明代财政收支的主要机构大包银库的记录来看，也晚期太包银库岁入白银是呈上升的趋向，如1570年是230万两，1577年增至440万两，以后的40年保持稳定，每年平均约在300万一400万之间，1618年是600万两，1630年增至900万两，1631年增至1220万两，1639年增至2000万两，1642年增至2300万两。这种持续不断的增长，也应归功于明后期“一条鞭法”的逐步推广，以及名目繁多的加征，加派;70年间税收增加近10倍,要知道这时期明朝人口趋势是减少,也就是是说纳税人口减少而税收增加10倍,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明朝的灭亡和税收的关系了.
而且,明朝武宗时期刘瑾的家产，大概是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也提到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于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既然十倍于明代岁收入的财富能够被刘瑾大贪官据为己有，当朝皇帝要搜刮到同样数量的财富，难道会很难吗？这些出自哪里?难道不是出自与百姓身上????
于是我们大抵明白，明代的“岁收入”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全部收入”，甚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百姓所承担的压力,绝不仅仅是法定的税赋而已,否则黄宗羲就不会整出个"黄宗羲定律’了：“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所谓"赋税低"完全是虚幻的假象.
“隆庆开海”月港开放海禁后，是否一切打算出海的中国各地商人都可以由此出海进行海外贸易?哪些地区的商民可以通过月港出海到海外进行贸易呢?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估月港开放效果的问题。似乎各地商民只要申请到出海船引，便都可以从月港出国贸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首先看“出海船引”制度是怎么回事；月港开禁后，凡是可以在月港出海的商人，根据规定，首先要在自己所在里邻勘报保结，然后向所在道府提出申请，在批准后由海防机构发给船引。但实际上，往往由牙商(中介商人)、洋行(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中介商人机构)出面作保，代海商申请船。所谓“船引”，也称商引，它是海商合法出海的凭据。明朝政府规定：
“商引填写限定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俱开载明白，商众务尽数填引，毋得遗漏。海防官及各州县仍置循环号簿二扇，照引开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限期，技日登记。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责道查覆，送院复查；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食道查覆．送院复查。”（〈明经世文编〉转引于〈华人华侨历史研究〉）
凡是申请获准领得“舱引”的海商，都必须交纳“引税”。所谓“引税”，实际上是海商向政府交纳的出海贸易经营税。最初规定每张船引纳税银3两，后来增加到6两。另外明朝政府对船引总量进行控制，也就是说限制出海船只数量-----起初每年发放的船引总量为50张，1575年增加到100张，但对领持船引的海商所出航的国家还设有固定限制。1589年，福建府开始把前往东西洋商船的总数各定为44只，每只需领引一份。后来由于申请出海者太多了，又将船引扩大到110份。根据船引所限定的地点．当时从月港出国的中国海商，可以前往东、西洋的一些港口与国家，但禁止前往日本。这时的“东、西洋”的地理范围分界线是以文莱为界，“文莱，即婆罗国，东详尽处，西洋所自起也。”
曾当过袁崇焕上司的明辽东经略王在晋曾任福建兴泉道，他写的书中转载了当时一个案件：
1609年，浙江地方官员所处理一件涉及到浙江商民参加月港贸易的走私案件:几个杭州人搭附月港出海商船去遏罗、吕宋卖丝织品获利丰厚，回国后被以“通番律”论罪。
这一事实，说明了浙江沿海商民是不能随便出海贸易的，再看“船引”的规定：“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责道查覆，送院复查；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食道查覆．送院复查。”
从这一规定可见，就连福建的福州和福宁州商民也被排斥在船引的发放范围之外，要不这一制度中就不会载明“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食道查复，送院复查”了。有学者认为只有漳、泉两府通番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而其它地区都未包括在这一通番的合法范围之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中说到：“。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得归，流离土夷，筑庐舍操佣杂作为生活;或娶妇...”大批移民吕宋的就是这些能够有机会出海的漳泉二府的百姓。
另外，象硝黄、铜、铁也不许越海私贩，且不许前往日本。
“月港开放”实际对浙闽直等地海商很不公平，明朝政府甚至不认可近在眼前的江浙商人到海澄贸易以及从月港搭船出海的合法权利，看起来匪夷所思，实际正是 “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原则的体现，明朝政府对漳泉海商规定了十分苛刻的出海贸易待遇。福建巡抚许孚远有段话精确概括了这种政策：“凡走东西二洋者，制其船之多塞。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慎出海之盘诘，禁番夷之留止，厚举首之赏格，图反诬之罪累”。（〈明经世文编〉转引于〈华人华侨历史研究〉）由此可见，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明朝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这样，中国海商在海外贸易与西洋商人的角逐和竞争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
仅就规模而言,1542年到达琉球的有漳州人陈贵等7人的26艘船，还有广东潮阳的21艘商船也在当年抵琉，船上水手达 1300人之多,琉求一地中国船就有47艘,加上去日本吕宋等地的船只,当有百艘以上。这时还是海禁时期----开了海禁,出海的船反而少了??而且,中日之间走私贸易一直未停过.日本史家岩生成一在<近世日中贸易数量的考察>一文中依据日中两方资料考证,仅万历39年(1611年)去日本的唐船就达70艘.
嘉靖后期何良俊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已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四友斋丛说》卷13“史九”〕。 "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这是当时人的说法,没理由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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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段材料，杜车别也引过，但是却截头去尾了一番：
杜文：
何良俊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211]
杜文用他来证明工商业繁荣，把农业人口都吸引走了，却有意删去了前面的“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等话。这样一来就把整个意思给歪曲了。原文说的无非是苛捐杂税繁多，百姓困苦，无法继续务农，这和历朝历代末年农业人口减少，流民增多本质上是同一类现象。所以才有“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这样痛心疾首的表述。而且原文中也并未特别突出工商业的地位，
杜车别歪曲史料，断章取义的本领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