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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
时间:2005年6月12日 作者：王曾瑜（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来源:往复
笔者曾在《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５日《主编瘾和广告热》一文中断言：“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治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这个论断对史学内行而言，当然不是什么秘密。这个年龄段的人，由于不正常的外部原因，大致都学问荒疏十年多，其学力自然有限。笔者说这句话的目的，无非是为提醒外行，特别是媒体和行政的外行，不要上当，不要瞎起哄，不要做名实不符的虚假广告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海燕出版社的彩图版《中国通史》，其上署名为“白寿彝总顾问，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对于两位主编，素无一面之交，但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于是就费力地寻找，到底谁是握笔者，找了多时，竟找不到，我也不敢妄测，是否列名文字编辑的八位即是握笔者。既然寻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就顺手翻阅一下自己本行的宋代部份，只感到四个字，太不像话。记得笔者曾为某先生私下评论四句话：“一要名，二要利，三不肯出气力，四不愿负责任。”笔者至此才意识到，两位主编显然也与此先生同流，以空头主编为乐。
时隔一年有馀，有一些参加对此书提意见的中年学者向我叙述了情况。据他们说，其实就是一位主编所在单位的人民大学也全然不知此书出版的经过，只知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全未经过史学训练者，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但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此书岂止错误百出而已。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
现在借到手头的，是此书的2002年7月第三版，其上又加了一个醒目的新荣誉：“本书最新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在动手撰写文章时，才对此书大略地翻阅了一遍。
此书画了不少人物画，但作画者显然没有各个时代的服装、兵器之类颇有不同的史学常识，不管哪个时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饰。此书第１卷２３３页题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後汉书》卷８２，《三国志》卷２９《华佗传》均不载此事，而《三国志》卷３６《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
第２卷第１０页的“蜀汉桓侯张飞像”，又是仿照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形象而画，黑脸虬髯，脚踏马镫，跃乌骓马，手挺丈八蛇矛，给人一种勇猛威武、所向披靡的古代英雄形象。然而《三国志》卷３６《关羽传》和《张飞传》只是说关羽“美鬚髯”。至于关羽红脸、卧蚕眉、丹凤眼，张飞黑脸、豹头环眼、燕颔虎鬚之类，又属后世小说家流的艺术虚构。作画者显然不知三国时至少还未发明马镫。至于丈八蛇矛、青龙偃月刀之类兵刃， 也是后世小说家按元明时代的冷兵器杜撰者。从考古实物看来，商周时代的青铜兵器尚可保存，后世的铁兵器反而容易朽烂。史称张飞在当阳“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挡住曹操追兵。依东汉孝堂山画像石和沂南画像石中的矛的形制，与商周时的矛相近，应非蛇矛。传世最早的兵器图已晚至北宋的《武经总要》，也不见蛇矛的兵器，刀有一种“掩月刀”，应是后世所谓“偃月刀”的鼻祖。史称岳飞当小军官时，曾“持丈八铁枪”刺死金将黑风大王，但也无以考究是否即是后世所称的丈八蛇矛。
最荒唐可笑的也许还是宋代部份。第３卷第２６页有一标题称“儒将曹彬”，这是笔者闻所未闻的新发明，然而查遍《宋史》卷２５８《曹彬传》，也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第３０页特别记载了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作为信史，介绍给读者。其实，已故前辈学者余嘉锡和聂崇岐先生早已作了考证。杨家将的传世史料十分有限。杨业是一员勇将，但地位只相当于今一个战区的副司令。其妻折氏，后世讹为佘氏，杜撰了佘太君百岁出征的离奇故事。人类史上至今还未出现过百岁老将出征的吉尼斯世界记录。杨业之子有杨延朗等，后因宋真宗迷信道教，装神弄鬼，捏造传说中的道教皇帝赵玄朗是自己祖先，杨延朗不得不避御讳，改名延昭，这还是杨业死后二十六年的事。杨延昭的儿子就是杨文广，其妻慕容氏。历史上本无杨宗保和穆桂英一代，更没有荒诞离奇天门阵。
第３７页上有“宋代开始恩荫制度”，其中说恩荫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我倒愿意在此考问一下两位主编先生，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
第９３页上有“梁红玉的传说”，书中还特意为所谓“梁红玉”画像。其中一位主编的老师，也是笔者的先师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知此位主编读过老师的韩世忠年谱否？你们倒不妨以邓先生的考证对照一下大作中的“传说”，又合了多少史实？
第９４至９７页是的岳飞事迹，也多半是传说，什么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后人伪托。“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剧中的鬚生，自相矛盾。
以上的一些简单举例，说明此书往往将传说误作历史，甚至连传说也无据，如曹彬是儒将之类，实为信口雌黄。传说与历史必须严格区分，不过是现代史学的启蒙常识。可知作者并未踏入现代史学的门槛，却大胆地任意创作，信口胡诌，误导读者。故称之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辈，应非冤枉。当然，如要追究责任，又非两位名人主编莫属，出此等作品，难道不感觉羞耻？
一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相遇，谈及此书。林甘泉先生当时已被人盛情邀请，为主持此书修改的主任之类，他自然关心此事，后又与笔者通了电话交谈时没有录音，如今大致可将笔者的谈话整理为以下几点：
第一，《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居然成了信史，此书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劣产品。说得文雅一点是未入流，说得粗野一点是在穿开裆裤水平之下。既是两位“名教授”主编，不能不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丑闻。
第二，此书动用了堂堂中国史学会的名义。中国史学会是不是主编开的店铺？结果当然是丑上加丑，又成了中国史学会的丑闻。
第三，中国图书奖的评委们是吃乾饭的吗？既然评上此书，自然又成堂堂中国图书奖的丑闻，三重出丑。
第四，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主编身为党员，该不该公开做个象样的检讨？
方今史学界的歪风邪气固然不少，但笔者思考再三，最坏莫过于趋炎附势风、空头主编风、拼抢名位风、剽窃风等，而趋炎附势风又势必占据首位。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本来应被人们嗤之以鼻，而视同弃物者，反而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为之吹喇叭，不惜动员和组织人力修补，为之抬轿子，聊以遮丑。人们不禁会问，此类咄咄怪事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此类偶然性的丑闻中又有何必然性？其故非他，盖空头主编风与趋炎附势风相得益彰耳！这正是当前史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严重下降的一面镜子。
古代尽管是等级制社会，但正派的古人十分强调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律己。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新社会，当然是人民在上，公仆在下。如果对人民即使能够做到上交谄，倒不是坏事，可惜在许多事物过份权势化的现实中，往往把马克思规范的新的伦理关系颠倒过来。不少古代士大夫，甚至近代如陈寅恪那样知识分子，十分看重“清高”两字。然而似乎是与时俱进，“清高”两字在现代史学界中简直就很难占据应有的地位，唯势利是视，唯实惠是捞，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学。
风气所开，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不仅在传媒上出尽风头，将来也无疑会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铺陈浓墨重彩的一页。但笔者亦愿借此机会向这位主编提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何谓盛世，盛世应有哪些标准？治史积年，总不至于连盛世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吧。
皇天不负苦心人，以盛世修史上交的结果，还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位蒙古族的朋友得知此事，特别给笔者打来长途电话，劝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关注随便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我听后确实十分感动，就在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文汇报》上写了篇《编纂〈清史〉的两点刍议》，善言规劝一位主编要吝惜民脂民膏。然而事隔不久，就请来一批台湾专家，共商大计，给他们每人一间五星级宾馆的高档消费。台湾同行的财富当然非大陆可比，但他们却发表看法，认为接待过份奢华，他们出外，住三星级饭店已经足够。当然，谁也不可能否认，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国民财富有了很大增长。但中国仍然是穷国，大部分家庭一次出手那怕一百元，也相当不易，甚至艰窘。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应当如此阔绰地、大手大脚地挥霍民脂民膏。面对全社会大部分生活不宽裕的人们，你们难道就不亏心吗？这难道就是共产党员为世人树立的榜样？《北京晨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载，一位清华大学学生王红球连续三年，用各种方式资助湘西贫困学生升高中。当地一个女孩仅因缺少三元，“不得不放下了自己心爱的书包”。我倒要奉劝这位主编大人，去读一下这份报道，对照自己，不知当如何感想？
随着世风日下，人们做坏事愈来愈多，愈来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产生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就是人们的脸皮愈来愈厚，说得文雅一点，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据若干参加此书修改讨论会的中年学者说，一位主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面对一批后辈，仍然是居高临下，面无愧色。也许在一种意义上，也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是出钱者，犹如资本家雇了一批佣工，为我修改，就是天经地义。但学界毕竟还是学界。笔者曾自问一下，如若自己也主编此书，只怕还是在一年半载之间，就羞于见人了。
据说，一位主编尽管个人的专著甚少，而由他主编的书竟然达一百数十部，这倒可能开创空头主编的世界吉尼斯记录。前面说到榜样，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主编又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什么榜样？是不劳而获的榜样（记得笔者在中学上政治课，其中的重要教导就是不劳而获可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是当空头主编，就有理由对质量不负责任的榜样？是窃取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在世上招摇撞骗的榜样？此种榜样难道就应当在学界代代相传，而发扬光大？
最后还不妨提一件旧事。多少年前，我的老师，当然也是一位主编的老师张政烺先生，与这位主编同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张先生当然以学识渊博、治史严谨著称，内行人无不钦敬。这位主编在那里发表演讲，虽是口才极佳，纵论上下数年史，却是谬误接连不断。张先生向来极少臧否人物，但这次却因他不懂装懂，忍不住发表评论：“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笔者听到老师的评论，也不免发表些感慨：“天地之大，学问之大，再高明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可称知之甚少，并不足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果不知而强以为知，或不免沦为骗子。”
按照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这位主编得知老师的批评，不知是否会有几分汗颜？针对我提出公开检讨的问题，有人说，所谓自我批评，不过是说说而已，生活中又见到几人能做诚恳的自我检讨。我说，此断言不必下得过早，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共产党员是怎么履践本党的宗旨和作风，挽回给史学界、中国史学会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后记：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１辑，但被删去了关于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内容。分明是学术垃圾，却加之以中国史学会编和荣获中国图书奖的金色包装，也足见目前的学术腐败进展到何等地步。如果将一些带头搞学术腐败的人尊为太师爷，由他们引导“时代的新潮流”，中华学术又将滑向何方？唯其如此，我只能被迫出这个头，是非曲直，应有公论。
又本文原作“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被改为“一位主编接过古代文人的所谓‘盛世修史’”。据本人查阅一些古籍电脑软件，有“盛世”二千八百馀处，却无一处“盛世修史”。可知“盛世修史”非古人之唾馀，而是一位主编之专利，此处改动不妥。
附1：王曾瑜的“学问”：
王曾瑜先生的所谓"学术批评" 吴大兵
编者按：本坛先后刊载了王曾瑜先生对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的批评、《新京报》的采访报道、余世存先生的感想、吴大兵先生的反批评和戴逸先生的回应。此文是吴大兵先生今日中午寄来的修订稿，我们作了一些编辑上的处理。根据吴先生的意愿，以此取代他在7月8日凌晨寄来的文章。我们希望不同意见的各方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讨论该事件涉及的学术和学风的有关问题，并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
一个宋史专家，写文章斥责两个"未曾谋面"的清史,近代史专家为"空头主编"、"南郭先生"。说他们修出了"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王曾瑜先生在网上批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经新京报转发，并加上"‘中国图书奖’获奖书被指为学术垃圾。"成了史学界的一道新闻。
惊诧之余，翻阅此书，并参照王曾瑜先生指出的错误逐条阅读查对。觉得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这种"批评"有失偏颇，现列举如下：
1，王曾瑜先生认为《通史》中称北宋"儒将曹彬"是"信口雌黄"，"最为荒唐可笑。"因为《宋史·曹彬传》中"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宋史·曹彬传》中确实没有曹彬读儒经的记录。但《宋史》记载曹彬攻南唐时，"诸将欲屠城"，曹彬突然称疾，部下问疾，他说："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唯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 "彬独申令戢下，所至悦服。"征战时"诸将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有图画衣裘而已"。时人称其"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言人过失，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后见，居官俸入尽以给宗族。"根据以上记载，《通史》说他是个儒将，并不为过。
2，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对恩荫制度的叙述有错误。认为"恩荫开始于汉代."《通史》按照编年叙述历史。以"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为标题。把词条放在北宋初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恩荫》条目称："此制始于北宋初"。这和《通史》的叙述是一致的。而《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编委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王曾瑜先生。到底是《通史》错了？王曾瑜曾审订过的《辞典》条目也错了？还是二者根本都没错？《通史》说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恩荫之滥始于此"。文字虽可能会引起歧意。却算不上错误。
3，王曾瑜指责《通史》关于"岳母刺字"的叙述"全不见于宋代史籍"。查《宋史·岳飞传》记有岳飞被诬受审，"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
关于研究"岳母刺字"来历的讨论也早已有之。有人说宋代实行募兵制，为了加强对士兵的管理和控制，要求"刺字为兵"，岳飞背上的刺字来源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通过对北宋兵制，以及刺字内容和部位的分析，断定岳飞的刺字不是源于兵制的规定："极有可能的是，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 《通史》采用游彪先生一家之言，又结合了民间广为接受的说法，此处无可厚非。
4，王曾瑜指责《通史》采用了两幅岳飞画像有错。
《通史》把南宋最早的岳飞画像和民间普遍接受的岳飞彩绘像放在同一页。读者可以此参照对比，算不上"自相矛盾"。
5，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张飞画像上的矛错了。
不要说至今无人考证出张飞究竟用的是什么矛。指责此矛非彼矛，这个批评本身就琐碎无聊。
6，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的梁红玉"史无其人"。可《通史》中已经注明了这是"梁红玉的传说"。
7，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杨家将不符合史实。《通史》中也已经注明那是"杨家将的故事"。
8，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采用伪托的"出师表",还我河山"。姑且不论伪托说是否一定可靠。包括"满江红"在内岳飞的诗词遗墨，数百年以来一直被人们普遍接受。《通史》沿用习惯说法，当不至于就是"制造垃圾。"
综上所述：王曾瑜先生没有在《通史》中挑出一个硬伤。令王曾瑜先生不能容忍的所谓"学术垃圾"，都是《通史》中旁引的那些传说。
那么，到底是不是《通史》编撰者把传说当作了历史，在以讹传讹呢？
我大致粗略翻阅了全书。该书为缩微，通俗性历史普及读物。《通史》采用了一些正史以外的神话，传说等资料。如女娲造人，伏羲的传说，燧人氏，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就是在宋史部分，也有诸如"杨家将的故事"，焦赞脸谱图，门神秦琼，尉迟恭，狄青招亲木版图，京剧里包公图片，苏小妹故事，苏东坡创名菜，宋江招安图，汴河客船，梁红玉的传说，李清照画像，中秋风俗的玉兔捣药，岳母刺字，辛弃疾挑灯看剑，陆游的沈园情深等等。按照传统的治史方法，这些图片和文字是不大可能收录载入的。通史采用了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追求全书图文并茂，生动可读，并在叙述历史时引用部分神话，传说为补充。编撰者在体例，风格，选材角度上试图有所创新，其用意十分明显。
这里姑且不说《通史》究竟是属于学术著作，还是普及读物（该书由一家儿童出版社出版）。历史编撰利用和引用部分神话和传说，古已有之，不足为怪。民间故事和传说是历史典籍和资料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正史"采用口碑传说的历来不乏其例。古有"三代以上，述而不作"之说。二十四史的各类志，传大量记载了那个时代的传闻。其中包含着很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司马迁笔下"鸿门宴"的人物绘声绘色，呼之欲出，被誉为史家妙笔。其来源就是口碑传说。
中国通史应该怎么写？用什么体例？用那些史料？史学家们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主张，写出不同风格的版本。遗憾的是建国以来中国通史的各种版本大部分艰涩枯燥，千人一面，令人不忍卒读。这部《通史》用简洁的文字结合大量图画叙述历史，且引用了很多神话和传说，打破传统修史的模式，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肯定。至于普及性读物能不能，以及如何引用相关神话和传说，也还是个可以商榷的问题。在我看来，《通史》的错误仅仅在于没有在前言部分对此加以说明，在引文和图画中有的缺少相应的注释。
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至少曾仔细读过《通史》宋史部分。他应该不会对《通史》在对传说上的特殊处理方式视而不见。（书中已经注明的"传说"，"故事"，"据说"等字样。）他没有对《通史》的体例取材做任何批评。却从中选取了几个例子，批评《通史》"把传说误作历史，"并斥之为"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如果读者没有对照《通史》原书的话，读到王曾瑜先生的批评，一定会以为《通史》编者由于无知或疏忽把传说写成了历史。
"严谨"是一个历史学者最基本的治学操守。王曾瑜先生割裂《通史》全书体例与选材上的有机联系，随意选择了几个有关引用传说的例子，草率认定，危言耸听。并武断指责为"学术垃圾"。这对《通史》的编撰者显然很不公平。只要稍稍浏览一下此书。任何一位读者都不会否认这是一部历史通俗读物。王曾瑜先生以学术批判的姿态，甚至用并无说服力的论据去全面否定一部历史通俗读物。说轻了是有些迂腐，说重了就是不够厚道。
让我感到疑惑的还有：
王曾瑜先生用点名道姓的方式，以"想当然"指责另外两个历史学家为"空头主编"，这在网上不负责任的说说也就罢了。但当媒体转载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究竟掌握着什么实在的证据？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有没有想过做人说话需要十分的慎重和那怕是一点点待人的宽容？
王曾瑜先生称："凭我对学界的了解，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戴逸、龚书铎是做清史、近现代史的，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
王曾瑜先生的这段话，大概就是典型的所谓"目中无人"了。
历史学从来不是玄学，治史也没有那么神秘。司马迁，班固，郭沫若在修史以前都不能算是历史学家。可是他们编写了《史记》，《汉书》，《中国史稿》，又是这些著作使他们成为历史学大家。我国史学界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老，中，青学者。他们勤于治学，著述丰厚。很多学者具备了驾驭和统筹编著中国历史，专门史的能力。在学术面前，没有权威，也不该有尊卑，他们都可以不断攀登更高的学术境界。最后的结果永远是著述成就大学者。
按照王曾瑜先生的说法，两位年近八旬的清史，近代史专家不但没资格当一部通俗读物的主编。而且连当清史，近代史专史主编的能力都不具备。读上述文字，不禁愕然。突然想起王曾瑜先生回忆文章里有他的老师陈庆华当年说的一段话："王曾瑜同学看来骄傲，其实不值得骄傲。且不说你现在还没有学问，就是将来有学问，也不值得骄傲。"
王曾瑜先生说到张政烺先生私下批评《通史》某主编的一段话："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
《四库全书》包括三千余种书目，共79039卷，浩如烟海，总字数将近10亿。是《二十四史》的二十五倍。任何人都没必要也不可能读完全书。退一步说，即使某学者没读完全书，难道他就不能指导学生研究这个课题，超越他的老师吗？说这段话出自张政烺先生，让人难以置信。即使是过世的张政烺老先生真的说过，作为学者私人之间随意谈话，王曾瑜先生也不该拿出来贻笑世人。
需要提出的还有，学者王曾瑜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学术批评"，而是地道的"学术骂街"了。他的通篇文字乖张刻薄，无所顾忌，甚至用出"骗子"、"不知羞耻"、"脸皮厚"、"开裆裤"等漫骂之词。两位与王曾瑜先生"未曾谋面"的学者也算是学术界有头面的大专家了。王曾瑜缘何如此出语伤人？书及于此，深为历史学界学人无德，学风恶劣之现状感到悲哀。感慨系之，作此文说几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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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到底”－答戴逸等先生
《中国通史》彩图版的错讹颇多，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将传说误为历史的笑话，戴逸先生等全部予以回驳，以至撰文《２０－２０＝０》等。但双方也有一个共同处，都承认“传说毕竟不同于史实，应该严格分开”（陈新：《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我们就从此开始吧。
我批评说：“先师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不知此位主编读过老师的韩世忠年谱否？”我已明示，梁氏史书无名也是他的先师早年的考证。但戴逸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回驳说：“至于梁红玉、岳母刺字全不见于宋代史籍，请王先生再读《宋史》。”我后来说：“戴逸先生的学风十分浮躁，习惯于不读书，不懂装懂，信口乱说。”此为一例。看来他甚至不屑于自己查一下《宋史》，也根本拒绝承认红玉之名确系后人杜撰。且不说李锡厚先生的驳文，从戴先生方面的反驳文章看来，一些人利用了古籍的电脑软件，我也用“红玉”两字查对电脑软件，结果只能证明邓先生的考证不可动摇，且不说《宋史》，其他宋代史料中也根本没有所谓“梁红玉”之名。所谓岳母刺字亦然。
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近日萧鸣先生的文章又说：“《通史》中都已明确注明那是‘梁红玉的传说’。”请读者们分辨一下，此语与戴先生之说是同一口径吗？不妨将通史此段文字抄录于下：“梁红玉是宋高宗时大将军韩世忠之妻。她原为京口的妓女，遭鸨母虐待，为韩世忠所救。她感戴韩的恩义而以身相许。当时韩世忠只是一名下级军官，不敢贸然答应，后来他晋升为将军了，才敢正式迎娶梁红玉。在黄天荡战役中，梁红玉亲自上阵，擂鼓助威。”此段文字的关键，还是只字不提红玉之名系后人杜撰。本来梁氏不值得上史书，如果真要区分传说和历史，就须以“韩世忠妻梁氏的历史和传说”为标题，首先说明红玉之名系后人杜撰，然后说传说云云，史实云云。上段文字能说是将传说和史实“严格分开”吗？史学同行与广大读者当有明鉴。
书中类似实例不少，只谈传说，却偏偏不讲历史真情，这像不像一部准确介绍历史知识的，如戴先生所说的“历史普及读物”？请广大读者和史学同行评议吧。有位学者说，戴先生说 “通俗读物应该和民间传说相衔接”，这其实应有更高的规格，而不是降格以求。要把深入研究的成果，用浅显的语言加以表述，用史实明辨民间传说的真伪。只谈传说，不讲历史，算不算是“相衔接”？也请广大读者和史学同行评议。
更有甚者，当然是所谓奇妙的颜色框架处理。最早，据《新京报》的报道：“海燕出版社副总编辑乔台山称，‘像写杨宗保、穆桂英的《杨家将的故事》是加框出现的，就表明是传说。”但对史学说不上是内行的记者也提出质疑：“然而，在《中国通史（彩图版）》第一册的体例介绍中，却并无这样的说明。”戴逸先生却又在此后另立新说：“全书或标明是‘传说’，‘故事’，或用黄色框架，将它与真实历史分开。”两说之差异，在于乔台山先生只是单纯用“加框”“表明是传说”，戴逸先生却只说是“黄色框架”，而非他色，并强调了只消使用“故事”一词，即算是传说。用“故事”一词即可表示纯属虚构，而非史实，本人对此不作评论，请史学同行和广大读者评议吧。
此书第３卷第３０页“杨家将的故事”一栏是用淡黄底色，外加黑框。据我们粗略统计，全书一模一样的淡黄底色，外加黑框栏共计２５０处以上，包括大事记，也包括大量历史记述，此处姑且不论所载史实的准确性。譬如同卷第１４页的“刘崇建北汉”栏，第７１页的“大理国”栏之类，都是淡黄底色，外加黑框。应当如何评判乔说，本人对此也不作评论，请史学同行和广大读者评议吧。
此处先引“杨家将的故事”的全文：“北宋时期，辽国侵扰中原，朝廷派抗辽名将杨延昭为帅，镇守瓦桥三关。杨延昭打败了辽军的数次进攻，辽军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三十万人马，在龙谷口摆下天门阵。杨延昭因不识‘天门阵’，派人去五台山请哥哥杨五郎。为了修复杨五郎的兵器，孟良前去穆柯寨强取降龙木，被穆桂英打败。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争强好胜，不把穆桂英看在眼里，拍马挺枪来战穆桂英。两人各自施展自己的本事，一时打得难解难分。穆桂英看宗保年轻英俊，武艺高强，又是忠臣之后，顿生爱慕之情。于是，穆桂英佯装败退，智擒杨宗保，从而成了一段好姻缘。”这段记事纯属传说虚构，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
再引第１卷第２３３页同样是淡黄底色，外加黑框栏“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全文：“关羽攻打樊城时，被毒箭射中右臂。将士们取出箭头一看，毒已渗入骨头，劝关羽回荆州治疗。关羽决心攻樊城，不肯退。将士们见关羽箭伤逐渐加重，便派人四处打听名医。一天，有人从江上驾小舟来到寨前，自报姓华名佗，特来给关羽治伤。关羽问华佗怎样治法？华佗说：‘我怕你害怕，立一柱子，柱子上吊一环，把你的胳膊套入环中，用绳子捆紧，再盖住你的眼睛，给你开刀治疗。’关羽笑着说：‘不用捆。’然后吩咐设宴招待华佗。关羽喝了几杯酒就与人下棋，同时把右臂伸给华佗，并说：‘随你治吧，我不害怕。’华佗切开皮肉，用刀刮骨。在场的人吓得用手捂着眼。再看关羽，一边喝酒，一边下棋。过了一会，血流了一盆，骨上的毒刮完，关羽笑着站起来对众将说：‘我的胳膊伸弯自如，好像从前一样。华佗先生，你真是神医呀！’华佗说：‘我行医以来，从没见过像你这样了不起的人，将军乃神人也。’”
有五个问题看来是无法回避的。
第一，本书第１卷序言和“怎样使用这本书”，只字未提及本书对历史和传说是如何作处理的。既无乔说，又无戴说，是何缘由？
第二，同一本书，竟有两种区分历史和传说的规格，互相抵牾，这已是咄咄怪事。何况数月以来，竟仍是两说并行，各无更正。如最近出版的《史苑》重刊戴先生之说，没有更改。何以有此怪事？
第三，若按乔氏标准，２５０处以上的淡黄底色，外加黑框栏的大部分记事，又如何与“杨家将的故事”、“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栏划清历史和传说的界线？
第四，若按戴氏标准，“杨家将的故事”尽管已极其勉强，而 “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一无“黄色框架”，二无“标明是‘传说’，‘故事’”，则又何以算传说？但是，戴逸先生在答辩中却承认：“书中写了一些民间传说，如华佗为关公刮骨疗毒，穆桂英和杨宗保破天门阵等等。”承认是传说，却无戴先生亲自颁发的传说身份证，何以自相矛盾？
第五，更重要者，既然在序言和“怎样使用这本书”中，只字未提区分历史和传说的问题，我所以不惮赘引上面两段引文，而后一段引文，还另外配上了依据《三国演义》，而非正史《三国志》的“刮骨疗毒图”。广大读者，也包括史学同行，能领会上引两段文字的作者的意图，不是在讲历史，而是在讲传说吗？
由此可见，所谓区分历史和传说的规格，到底是胸有成竹，早先设定，还是因别人批评，临时胡乱编造，一说不圆，又另撰一说，这只能是一本除了傻瓜之外，大家心知肚明的良心帐了。其实，史学同行谁不清楚，如真要区分历史和传说，又何需兜那么大的圈子，设那么多的哑谜，只消简单明快，说历史为何，传说为何，以历史之真，明传说之真伪即可。如此简单的常识和处理方法，戴先生身为“史学家”，不至于懵无所知吧？如果知晓，又为何拒绝使用？
上引两段文字的要害正在于只字不提杨宗保、穆桂英、天门阵之类全属子虚乌有，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医生史书无名，不是华佗，因而只能以假乱真。这是出于对历史的起码无知呢？还是对传说作了令人根本不可捉摸的、高深莫测的奥妙处理呢？是否足以成为现代史学的标准笑料呢？请广大读者和史学同行明鉴吧。
有几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史学同行杂议说，对王曾瑜、金生叹等人的批评，用得着一句老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龚书铎行上策，而戴逸取下策。戴逸居然自夸他的书“是一部好书，休想封杀”。好书只能别人说，哪有自己公开自夸之理，这不是怪事？不是笑话？何况事到如今，除了几篇用笔名的文章外，又有哪位史家，使用真名实姓，敢公开说戴逸的书是“好书”，而王曾瑜和金生叹全属污蔑不实之词。既然是一部荣获中国图书奖的“好书”，大家分享荣光还来不及，而林甘泉、辛德勇等人又怎么不愿在“好书”上署名？诚如金生叹所说，王曾瑜无权无势，如何封杀？但他既然将别人枚举一些最尖端的、最足以成为笑料的硬伤一概回绝，再要出书，突破封杀，此类硬伤就一条也改动不得，岂不是继续给自己出丑，给中国史学会出丑，给中国图书奖出丑？至于所谓颜色框架处理，要不要来一场颜色革命呢？王春瑜杂文中曾引陆游《老学庵笔记》卷３，说是在北宋宣和时，出现一种新款式的鞋，名“错到底”，看来戴逸只能穿这双鞋行走，脱不掉了。
因为工作忙，加之报纸篇幅所限，本人暂时无法对全部争论问题作答，容本人到明年再答。当然，如果另有人撰文，而说得透彻，本人就无须另外撰文了。此外，关于张政烺先生对学生戴先生的学问评价和批评，我是听人转述的。为郑重起见，已请直接听到此语的学者写了书面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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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论坛 > 史学 > 史林杂识 > 岳飞北伐的神话----质疑王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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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曾瑜先生的学术批评 王曾瑜先生对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的批评。 一个宋史专家，写文章斥责两个"未曾谋面"的清史,近代史专家为"空头主编"、"南郭先生"。说他们修出了"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王曾瑜先生在网上批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经新京报转发，并加上"‘中国图书奖’获奖书被指为学术垃圾。"成了史学界的一道新闻。
二。从【宋史高宗本纪】看儒教的春秋笔法
据说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却通过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后人考证，《春秋》并非孔子的原创。但这不是本文重点，本文以从【宋史本纪第二十九 高宗六】来欣赏一下儒林弟子出神入化的“春秋笔法”。
以秦桧当时的职务，涉及秦桧的事件应该远远多于岳飞，岳飞在四大将中排在末尾，而且，岳飞性格暴躁，几乎和任何人都处不好关系，这可以从其下狱后和少有人为他说话看出来。但是，儒林弟子却在高宗本纪中选择的岳飞相关事件远多于秦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元朝修宋史时候就定了调子：丑化秦桧，神化岳飞；其手段有，大肆简化金史，让你难以从金史中看到宋朝军队的败绩；宋史中则选择有利于宣传儒教主旨的材料。儒教常常臭骂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中国历史上真正焚书坑儒的最大恶人，恰恰是儒教。
秦桧在【宋史】 本纪第二十九 ○高宗六:
八年三月壬辰，复以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十一月戊辰，王伦言金使称“诏谕江南”，其名不正。秦桧以未见国书，疑为封册。帝曰：“朕嗣守祖宗基业，岂受金人封册。”
丁丑，诏：“金国使来，尽割河南、陕西故地，通好于我，许还梓宫及母兄亲族，余无需索。令尚书省榜谕。”庚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谅阴，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是岁，始定都于杭。
十年六月壬子，兀 及宋叛将孔彦舟、郦琼、赵荣等帅众十余万攻顺昌府，刘锜率将士殊死战，大败之。初，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谕韩世忠罢兵。时秦桧专主和议，诸大帅皆还镇。
冬十月戊寅，秦桧上《重修绍兴在京通用敕令格式》。
十一年六月乙亥，造克敌弓。加秦桧特进，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秋七月戊戌，秦桧上《徽宗实录》，进修撰以下各一官。丁未，加秦桧少保。甲寅，罢刘锜兵，命知荆南府。
岳飞在【宋史】本纪第二十九 ○高宗六
壬戌，岳飞乞增兵，不许。
壬辰，加岳飞、吴玠并开府仪同三司，杨沂中太尉。
丙子，赐李显忠军钱十万缗。是月，岳飞入见。
六月甲辰朔，以韩世忠太保，张俊少师，岳飞少保，并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丙辰，岳飞将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
甲子，撒离曷攻青溪岭，鄜延经略使王彦率兵战败之，撒离曷还屯凤翔。命士亻褭主奉濮王祠事。张俊遣左护军都统制王德援刘锜，德暂至顺昌，值围已解，复还庐州。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
庚午，以刘锜为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候。韩世忠遣统制王胜、背嵬将成闵率兵至淮阳军南，与金人遇，击败之。是月，金人围庆阳府，权守臣宋万年固守，金人不能下。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
壬辰，岳飞遣统制张宪击金将韩常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
丁酉，岳飞遣统制郝晸等与金人战于郑州北，复郑州。
秋七月癸卯，岳飞遣将张应、韩清入西京，会李兴复永安军。
己酉，岳飞及兀 战于郾城县，败之。
甲寅，岳飞遣统制杨再兴、王兰等击金人于小商桥，皆战死。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壬戌，飞以累奉诏班师，遂自郾城还，军皆溃，金人追之不及。颍昌、蔡、郑诸州皆复为金有。甲子，以释奠文宣王为大祀。乙丑，增收州县头子钱为激赏费。金人围淮宁府，赵秉渊弃城南归。辛未，金人犯盭厔县，王俊逆战于东洛谷，却之。
丙子，趣岳飞会兵蕲、黄。王德等败金人于含山县东。
庚辰，岳飞发鄂州。
三月庚子朔，张俊进鬻田及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助军用。壬寅，韩世忠引兵趋寿春。癸卯，复张俊特进。金人围濠州。岳飞发舒州。甲辰，张俊、杨沂中、刘锜议班师，乙巳，沂中、锜先行，俊以轻兵留后。丙午，诏释淮西杂犯死罪以下囚。丁未，金人陷濠州，执守臣王进，夷其城，钤辖邵青死之。戊申，张俊遣杨沂中、王德入濠州，遇金伏兵，败还。己酉，韩世忠至濠州，不利而退。辛亥，岳飞次定远县，闻金兵退，还屯舒州。杨沂中归行在。壬子，金人渡淮北归。癸丑，张俊归建康府。丁巳，刘锜归太平州。甲子，行营统制张彦及金人遇于汧阳之刘坊砦，第八将张宏战没。
辛巳，以王次翁兼权同知枢密院事。韩世忠、张俊、岳飞相继入觐。壬辰，以世忠、俊并为枢密使，飞枢密副使，命三省、枢密院官复分班奏事。
癸未，张俊、岳飞至楚州。
己未，加张俊太傅。癸亥，大雨。是月，命张俊复如镇江措置军务，留岳飞行在。
八月戊辰，立祚德庙于临安，祀韩厥。甲戌，罢岳飞。
冬十月丙寅朔，金人陷泗州，遂陷楚州。乙亥，兀 遣刘光远等还。 下岳飞、张宪大理狱，命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壬午，遣魏良臣、王公亮为金国禀议使。乙酉，虚恨蛮主历阶诣嘉州降。癸巳，韩世忠罢为醴泉观使，封福国公。是月，金人陷濠州，邵隆复陕州。
十一月己亥，范同罢。责降李光为建宁军节度副使、藤州安置。辛丑，兀 遣审议使萧毅、邢具瞻与魏良臣等偕来。丁未，范同分司、筠州居住。罢判大宗正事士亻褭、同知宗正事士撙，申严戚里宗室谒禁。己酉，雷。壬子，萧毅等入见，始定议和盟誓。乙卯，以何铸签书枢密院事，充金国报谢进誓表使。庚申，命宰执及议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辛酉，以张浚为检校少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是月，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割唐、邓二州界之，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诏川、陕宣抚司毋出兵生事，招纳叛亡。骆科余党欧幻四等复叛桂阳蓝山，犯平阳县，遣江西兵马都监程师回讨平之。十二月丁卯，责降徽猷阁待制刘洪道为濠州团练副使使、柳州安置。癸酉，命尚书省置籍勾考诸路滞狱。乙亥，兀 遣何铸等如会宁见金主，且趣割陕西余地。遂命周聿、莫将、郑刚中分画京西唐邓、陕西地界。癸巳，赐岳飞死于大理寺，斩其子云及张宪于市，家属徙广南，官属于鹏等论罪有差。
“甲子，.....军都统制王德援刘锜，德暂至顺昌，值围已解，复还庐州。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 ”
为了催促岳飞主力部队出发，支援刘琦，宋高宗一连发了九道御札（相当圣旨），命令岳飞出兵。由于路途关系，其中一道岳飞出兵后收到，其它八道，均是在岳飞出兵前送达的。
当然，这不是最多的一次。最多的一次是绍兴十一年的援淮中，宋高宗系先后发了十三道御札，命令岳飞火速援淮。鉴于种种原因，岳飞没有完成援淮任务。
皇帝的恼火是可以想象的。
御札如下：
一、近据诸路探报，虏人举措，似欲侵犯。卿智谋精审，不在多训，更须曲尽关防，为不可胜之计，斯乃万全。朕比因伤冷作疾，凡十日不视朝，今则安和无事。虑贻卿远忧，故兹亲诏，想宜知悉。
付岳飞。 御押
二、金人过河，侵犯东京，复来占据已割旧疆。卿素蕴忠义，想深愤激。凡对境事宜，可以乘机取胜，结约招纳等事，可悉从便措置。若事体稍重，合禀议者，即具奏来。付卿亲札，想宜体悉。
付岳飞。 御押
三、（不祥。据下札中“，已委卿发骑兵......”推定，先有此札。）
四、览卿来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叹，况以戎事之重，极欲与卿相见。但虏酋在近，事机可乘，已委卿发骑兵至陈、许、光、蔡，出奇制变，因以应援刘锜，及遣舟师至江州屯泊。候卿出军在近，轻骑一来，庶不废事。卿忧国康时，谋深虑远，必有投机不可淹缓之策，可亲书密封，急置来上，朕所虚伫也。遣此亲札，想宜体悉。
五、金贼背约，兀术见据东京。刘崎在顺昌，虽屡有捷奏，然孤军不易支吾。已委卿发骑兵策应，计已遣行。续报撒离喝犯同州，郭浩会合诸路，扼其奔冲。卿之一军，与两处形势相接，况卿忠义谋略，志慕古人，若出锐师邀击其中，左可图复京师，右谋援关陕，外与河北相应，此乃中兴大计。卿必已有所处，唯是机会不可不乘。付此亲札，想宜体悉。
付岳飞。 御押
（注意：“见据”，即已占领，不同“来犯”。）
六、【六月六日】刘锜在顺昌府，捍御金贼，虽屡杀获，其贼势源源未已。卿依已降诏旨，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无致贼势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顷刻住滞。六月六日巳时。
付岳飞。 御押
七、已降指挥，委卿遣发军马，往光、蔡以来，策应刘锜，以分贼势。缘锜首与虏人相角，稍有剉衂，即于国体士气，所系非轻。卿当体国，悉力措置，无致少失机会。付卿亲札，想宜体悉。
付岳飞。 御押
八、 览卿奏，已差发张宪、姚政军马至顺昌、光、蔡，深中机会。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与卿相见。缘张俊亲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挥，委卿统兵并力破贼。卿可疾速起发，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时，择利进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副朕虚伫也。付此亲札，想宜体悉。
付岳飞。 御押
九、【六月十一日】览卿亲书奏，深用嘉叹，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及此。卿识虑精深，为一时智谋之将，非他人比。兹者河南复陷，日夕怆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备变故，果致俶扰。刘锜战退三路都统、龙虎等军，以捷来上。顾小敌之坚，深轸北顾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机会，见可而进，或掎角擣虚，或断后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难遥度，卿可从宜措置，务在取胜，用称引望。已进卿秩，并有处分，想已达矣。建不世之勋，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决策於此。他处未曾谕旨，今首以诏卿，蔽自朕意，想宜体悉。十一日。
付岳飞。 御押
十、【六月十二日】累降诏旨，令发精锐人马，应援刘锜。今顺昌与贼相对日久，虽屡杀获，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发军马，或更益其数，星夜前去协助刘锜，不可少缓，有失机会。卿体朕此意，仍具起发到彼月日奏来。六月十二日。
付岳飞。 御押
十一、【六月十九日】刘锜在顺昌屡捷，兀术亲统精骑到城下，官军鏖击，狼狈遁去。今张俊提大军在淮西，韩世忠轻骑取宿，卿可依累降处分，驰骑兵兼程至光、蔡、陈、许间，须七月以前乘机决胜，冀有大功，为国家长利。·稍後时，弓劲马肥，非我军之便。卿天资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训。十九日三更。
付岳飞。 御押
十二、金人再犯东京，贼方在境，难以召卿远来面议。今遣李若虚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机御敌之事，卿可一一筹画措置，先入急递奏来。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施设之方，则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则彼必猖獗，机会之间，尤宜审处。遣亲札，指不多及。
付岳飞。 御押
上述十二道御札中，第一、二道属预先号令，无令出兵。
从第三道御札开始，就是出兵诏了。可以看出赵构急得象猴子屁股一样，岳飞不急不忙，直到六月二十二日左右才出兵。
第十一道诏，岳飞是在出发后路途上才收到的。
第十二道诏是李若虚自己带去的。写成时间约在五月下旬，送达时间六月二十二日左右。李若虚从行在到鄂州一路摇摇晃晃走了近一个月，不知起马还是坐轿。由此，又创造了一个岳飞“违诏”出征的神话。好像宋高宗不支持岳飞出征一样。殊不知这次是宋高宗逼着岳飞出征的。
御札是最原始的资料，不容篡改，是推定历史真相的依据。
传记和传说，就难说了。
时间：
绍兴十年：
五月初六日乙卯，金人叛盟，宗弼等分四路入寇。
十三日丙戌，宗弼入东京。
十四日丁亥 ，刘琦（金旁） 至顺昌府。
十六日已丑 ，金人陷西京。
二十五日戊戌，高宗诏诸路进讨。
顺昌府急报杭州，不需十天，二十五日左右高宗作出援救顺昌的决定是顺理成章的。不久，刘光世带领的援救部队在泗水附近就溃散了。岳飞接到出援命令，岳飞的主力最后出发中间隔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岳飞首先派出张宪姚正的骑兵部队支援，援兵2000余骑占岳家军总兵力的2％，奇怪的是鄂州到蔡州600余里地，张宪的骑兵部队昼夜兼程倒走了十二天！六月二十三日才在蔡州接战。每天平均50余里！岳家军的身经百战的精骑部队，一天才走50余里，除了消极避战外，做不出任何解释。事实上等张宪赶到蔡州时，顺昌之战早就结束了。如果刘琦战败被歼。张宪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退了。
南宋的各支大军都有不相救的习惯。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三指出：「（绍兴九年二月）吉州布衣周南仲上书，书曰：“今之诸军将帅，相视若冰炭，相疾如仇雠。假使一军深入，其谁为应，一军陷阵，其谁为援?刘光世窃琳馆之清名，张俊负跋扈之大恶，岳飞、吴玠、韩世忠之流，裹粮坐甲，首鼠两端。所以然者，无主帅故也。陛下曩年躬擐甲胄，亲冒烟尘，诏书具在，谁不闻知......今日诸将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决，何耶?......欲驭诸军，不可不将将。”
高宗的这些御札说明，岳飞的这次北征，是在赵构的极力催促下成行的，根本不存在高宗不让岳飞北征，岳飞“违诏”北征的事情。李若虚送的那个诏，早就过期了。【宋史高宗本纪】把它兜出来到处招摇，而不提高宗发出的数道御札，如此，给人的印象是岳飞坚决要求北伐，皇帝不同意，岳飞爱国爱的不顾自己的性命。 而事实是，岳飞先是不救刘琦，耽误时间远超过三天，宋朝法律规定，超过三天就该杀。看到没有， 儒林弟子的春秋笔法多么的神妙，本来岳飞是死罪，是岳飞后来被杀一大罪证，但经过儒教的微妙处理，岳飞的不忠反而成了比忠臣还忠臣。
“甲寅，岳飞遣统制杨再兴、王兰等击金人于小商桥，皆战死。.....累奉诏班师，遂自郾城还，军皆溃，金人追之不及。”
“军皆溃”，是说岳飞的北伐惨败，而“金人追之不及”是因为刘琦出兵救了岳飞一命，刘琦出兵在这里却不提。先是岳飞不救刘琦，后来刘琦救了岳飞，对比起来，谁才是真英雄？最后，高宗制定的计划是第一防守，第二第三还是防守，而岳飞先是不协助刘琦守城，后来又自说自话的要北伐，因此得不到大本营和其他友军的支援，结果惨败。北伐没错，但是，成功的北伐至少要事先得到皇帝和友军的同意配合才行吧？岳飞为了贪图功名，孤军北伐，如何担当得起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的称号？
三。王曾瑜的学术
王曾瑜，193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著名宋史学者，在辽金史方面亦有所建树，《岳飞新传》是王曾瑜的力作。
王曾瑜《岳飞新传》指出张俊受命解围，一直迁延不行，而岳飞也一样，而王曾瑜却不批评岳飞。王曾瑜说的“违诏北征”更是不成立。高宗的御札说明，岳飞的北征是在赵构的极力催促下成行的，根本不存在高宗不让岳飞北征。李若虚送的那个诏，早就过期了。《岳飞新传》的错误还有很多，而王曾瑜却公开指责别人是学术垃圾，他自己又是什么呢？什么时候王曾瑜会谦虚一下，宽容一下。
以下文字摘自《岳飞新传》:
违诏出师
六月下旬，宋廷特遣往岳飞军中“计事”的司农少卿李若虚来到鄂州，当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李若虚赶到德安府(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市)，方与岳飞会晤。岳飞见到前任参议官，这本是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传达宋高宗的旨意，却是“兵不可轻动，宜 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 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岳飞。⒄
李若虚目送一队队雄赳赳、气昂昂的健儿奔赴前线，不由得心潮起伏。他的故乡洺州尚是沦陷区，胞弟李若水殉难已有十四年，看来雪国耻、复家仇的时机终于来临，他衷心祝愿岳家军的旌旗直指北疆，早传捷报。⒄《会编》卷202，《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丑，而《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隐讳了岳飞违诏出师的史实。
顺昌大战时，张俊受命解围，一直迁延不行。完颜兀术（宗 弼）退兵后的第十一天，即六月二十三日，王德领数千骑兵姗姗来迟，抵达顺昌府，算是尽了策应之责，旋即还军。《会编》卷20l，《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丙寅。
05-01-2007 11:32 AM 编辑 引用
於菟
能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屈指又能数出几个？？？！！！
然从中国文化传承上讲，王曾瑜的质疑与质疑王曾瑜者都值得表彰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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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珂(1183---1234),南宋哎,还没亡呢.谁有胆子直指皇帝啊?他的＜桯史＞揭露的＂南宋问题（官场）＂很严重的，值得一看．有点＂宋将亡＂的感觉．很难得！讨厌岳珂对赵构的包庇，明明是赵构在害岳飞，在他笔下，完全成了秦桧一手安排，赵构到半点事情也没有了，顶多一副昏君的样子，那更是为他的脱罪了，赵构的＂聪明才智＂要比秦桧高的多了哪．岳珂最严重的罪行有两条，第一条是卖了秦桧去保赵构，以讹传讹祸害千年！第二条么，我就不想说了。总之他是个混蛋加无赖，要不是他死了几百年，我非扁死他！他根本就是无耻文人的典型。讨厌岳珂，甚于讨厌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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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画皮：岳飞神话的虚假之处
《宋史》中的《岳飞传》，实际上是根据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岳飞死后几十年为他撰写的私传《鄂王行实编年》所改编，根本没有什么可信度，这个道理就好比前次毛泽东的孙子在媒体上宣称是他爷爷领导取得了二战胜利一样荒唐。
该传记中记载的很多“史实”都已经被考证出是杜撰伪造的，如：绍兴十年（1140）七月十四日宋金颖昌大战，岳飞部将王贵在《王贵颖昌捷奏》中说杀敌“五百余人”，而岳珂杜撰为“杀敌五千”，而这实际上就是岳家军对金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而这次战斗中“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里这个“夏金吾”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根本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
所谓的“兀术遗桧书”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也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是条孤证，而且也不符合情理，因为跟秦桧订约的是金国主和派大臣挞懒，不是兀术，兀术是死硬主战派，正是他杀了主和的挞懒与南宋重开战端，故不会无缘无故地遗书秦桧求和；
而所谓“岳飞以五百骑破金兵十万”（其实光看这个数字对比就知道是胡编意淫）的“朱仙镇大捷”，经考证，历史学界认为根本不存在，纯属岳珂杜撰出来的，所谓一天连发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师也是戏剧化的描写；（见邓广铭《岳飞传》）
所谓“岳飞大破拐子马”中的“拐子马”，并不是岳珂胡乱编造的用链子连在一起所谓“连环马”，只不过是“两翼而出”的侧翼骑兵而已，是宋人的一种俗称，这个经考证早就已有定论。这段事迹的描述也早有人指出纯属谬误。清康熙皇帝就说过，女真人没有马批铁甲的习惯，当时女真人也没有如此生产能力，更荒唐的是，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马跑起来就很容易摔倒，这都是没有骑过马没有军事常识的人胡乱猜想。其实只要自己想想就能明白，骑兵的优势就在于机动力和速度，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不仅起不到加强攻击力的作用，反而导致速度的下降，这都是不合情理的。
岳飞也不是什么百战百胜，如《金史.王伯龙传》中就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金史.完颜昂传》也记载“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金史.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金史.完颜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X书院,文学论坛,图书,战略,装备,游戏,投资,理财,股票,网络,证券,SOHO,虚拟文学,中文论坛,春秋中文,贴图,小说,历史,战争历史,中国历史而《宋史》站在宋的立场，就一味吹嘘宋军的战绩，败仗隐而不提，这都是中国史家的通病。
另外，史书上动不动就说岳家军杀敌“数千数万”，甚至如上文提到的“以五百骑兵破金兵十万”的胡编，除了上面澄清了的伪造之外，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实际上，岳家军在大部分战斗中所歼灭的敌人，并不是真正的女真“金兵”，而只是“伪齐”政权的“伪军”，以及被金兵抓壮丁来的“签军”，这种“签军”，只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炮灰性质的部队，用来在交战时挡在前面消耗对方的箭石，是从汉人老百姓中抓来的壮丁，蒙古人后来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甚至很多都不算是军队，连“签军”的名义都没有，所谓岳家军的赫赫战功很多就是靠杀这些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本民族的“签军”和“伪军”建立起来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金兵”中有人称岳飞为“岳爷爷”，这些人就是“金军”中的汉人“伪军”“签军”部队，这是当时汉人的口语。从情理上来说，女真金人也根本不可能去称呼异族敌人而且是自己手下败将为“爷爷”。
还有，岳飞的军队也劫掠百姓，见诸于很多史料。如陈亮的《中兴遗传》就有记载。《三朝北盟汇编》也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攻讨曹成时“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结果大意之下吃了败仗，岳飞大怒之下“尽诛其亲随兵”。
还有岳飞所谓的《满江红》一词，也是明代人伪作，写作年代不早于明代中叶，此事史学界早有定论。该词从未出现于宋元人的任何著述中，即使是岳飞子孙收录的家集里，也没有收录，连相关记载也没有，一直到了明代才突然出现在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也是伪作。词中“踏破贺兰山阙”就是一个破绽。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有学者推测“踏破贺兰山阙”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歌颂胜利的诗词。(──这段是我直接摘录自网上资料，只稍做修改)
还有，岳飞的性格也不是象大家想象的那样和蔼可亲，他的舅舅就是被他亲手杀掉的，而且是亲手挖出心脏。虽说是他舅舅作乱在前，但是这手段也太狠了一点。另据《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先是飞在洪州，与江南兵马钤辖赵秉渊饮，大醉，击秉渊几死”，和别人喝酒，喝醉了就打人，差点打死，可见脾气很暴躁。
岳飞对下属也很苛刻刑峻，他的一个幕僚出于好心为他向上表功，他为了刻意显示自己“无私”，就找借口把别人打了五百鞭子。他手下的士兵仅仅因为买东西粗心地多找回了几文钱，就被他小题大做斩了首，这种借别人脑袋来树立自己权威的作法跟曹操的借粮官的人头来稳定人心和割发代首的阴谋手段是性质完全一样的。
岳飞手下部将傅庆，想去投奔南宋另一支军队的首领刘光世，岳飞知道后就杀了傅庆。
岳飞跟同为抗金力量的友军也经常火并，如刘泾,与岳飞同为统制，有人向岳飞告发，说刘泾阴谋吞并岳飞的军队。岳飞先下手为强，杀了刘泾，吞并了它的军队。
其实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岳飞为了扩充实力是有点不择手段的，岳飞以及他的“岳家军”是很带有点军阀性质的，他的“岳家军”相当于是一只私家军队，如果任由他的势力坐大，很难说他不会演变成唐代的藩镇割据，这也是他受到赵构猜忌，导致被杀的重要原因。
崇拜岳飞的人都是叶公好龙，所谓距离产生美，如果你真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也许就不一定还会喜欢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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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graphy in Running Script by Favous Sung Dynasty General Yue Fei (1101-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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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1101-1141) 書法軸
岳飛(1101-1141)
(宋)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北湯陰)人。封武昌郡開國公，加檢校少保，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為秦檜所害。淳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工書法,金沙寺有己酉歲留題刻石，詞甚壯。請糧手跡小楷精妙，絕類顏真卿。世傳所書出師表，氣勢雄偉，筆力堅強，似其為人。有岳武穆集。卒年三十九。
[宋史本傅、汎舟錄、居東集雜纂]
似乎是：
瑶台少纹理，只余山水情。
叶立石床上，风过时一鸣。
由此想起了岳甫的一首诗：
石门莎径绿回环，月掛虛檐滴露寒。
自有松风时度曲，我琴高掛不须弹。
似有某种承继意味。古人精神风度，概可想象。
一看就是假的，这字书法拙劣之极，反正我看着拙劣，岳飞的水平没这么臭。另外，书写风格和岳飞其他传世的作品相比差距太大，特别是与“还我河山”、“出师表”差距大，不过这两者假冒的可能性也大，尤其是《出师表》，一多半不是岳飞写的。
据说现在民间发现的所谓岳飞、文天祥手迹没一张是真的。
不过坚持认为“石崖”应为“石床”。
瑶琴不复理，空余山水情。
弃置石床上，风过时一鸣。
只怕与岳甫《凌丹亭》诗中表现的意境更加接近。
如果结合《小重山》来看，就更有意味了。
书法是不是真迹，我是不懂的。总觉得书家的风格应会随心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岳飞的诗词墨迹出于种种原因多有散逸，不好一概视为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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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是南宋抗金事业的捣乱者》
看了CHENJING的《毛泽东是苏式体制经济建设的捣乱者》，有很大启发，结合近些时看的宋史，可以接近于事情的真相。
有一种倾向是全盘否定岳飞的抗金成就，由于水平不高，不难驳斥。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岳飞抗金一片光明，明显地淮西兵败与不听指挥大大影响抗金的事件就回避不了。包括许多主战派在内，持平的观点一般是认同这两次是大失误，但是认为不影响整体抗金成就的伟大意义。
本文认为，岳飞抗金成就的最大原因是，采用南宋军政体制进行抗击的。以南宋军政体制为基础，再加上赵构和秦桧集体的组织能力，岳飞抗金本应取得更大经济成就。但主要是因为岳飞本人对抗金突发奇想式地捣乱，严重影响抗金顺利发展，造成巨大损失，也对日后发展也留下了巨大隐患。岳飞指导抗金的水平远不如秦桧，甚至可以说他个人是起破坏作用的，所以本文认为他是“南宋抗金事业的捣乱者”。当然，岳飞的其它领导才能是相当好的，组织、哲学思想等方面都是超天才类型，应该强过秦桧。同时赵构和秦桧领导集体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岳飞错误战争指导的影响，仍然取得了巨大抗金成就。
本文提出这一思路，具体的黑材料整理如下。
1 援淮西接受十余道命令，逗留不进，导致淮西兵败。
2 对友军不友好，搞破坏。当众说，对张俊军，某某只要带1万人就收拾了；对韩世忠军，某某不要带1万人就收拾了。
3 岳飞无视组织，骂皇帝“不修德”
4 公然作乱，破坏抗金，他当众问张宪“天下的事该怎么办”，张宪答“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5 蔑视体制，公然说“三十岁建节，与太祖一样”
我顺着CHENJING的套路，给岳飞整了不少黑材料。有看官说了，这是剽窃秦桧的知识产权，给岳飞的判决书就是这么整的。难道CHENJING是看了秦桧整的黑材料激发的灵感？
岳飞的班底是河北农民出身，他自己也是农民。他打击迫害杀害了不少能人志士知识分子，可以列出很长一串名单。万俟卨很有才华，后来做到了丞相，差点遭岳飞毒手。岳飞权势熏天时，秦桧被免职，永不录用。秦桧虽然没有三起三落，但坚韧性格不输任何人。由于岳飞不重视知识，对军队干部的培养显然做得很差。很多将军文化水平低，对军事技术成长很不利。让青年将军（比如对岳云）上山下乡去种地，种地也没什么技术实践机会，对军事技术成长没什么帮助。有建设经验的干部队伍也有很多人被整（比如万俟卨和王俊被整），无论经济还是军事技术成长都受影响。
种种情由，导致岳飞与金国相比，多项关键技术进步缓慢。当初从金国获得了铁浮图，拐子马等技术项目，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大规模技术转移事件，实际上给了一个很好的技术起点，不能认为岳飞是完全从无到有发展。如果以铁浮图，拐子马为起点，会发现多个领域技术进步不象想象的那么大，许多战役还是传统的以步制骑，多年就很少升级。这里的黑材料不少，如堰城大捷，还是麻斩刀等步兵，搞了许多年发展都不大。
秦桧主政以后技术上仍然发展不大，与岳飞时代技术发展体系的重大缺陷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主和派政府的一些失误有关系。这里也需要补充具体领域的黑材料。
南宋抗金的其它关键人物似乎相当情有可原。他们总的来说相当适应南宋体制，能力可以得到发挥，如赵构、张俊、秦桧、万俟卨这些关键人物都有相当的长处。淮西兵败的灾难他们实在不能说有大错，至少不是主要过错，除了不能抵制岳飞的瞎指挥。由于岳飞的绝对威望，抵制不了也在情理之中。朝廷作为一个领导集体，在抗金上还是相当有水平的。所以在岳飞时代，干成了抗金与军事技术意义上的大事，岳飞时代结束后，也能够成功转型，走出新局，不致于翻船。
本文自信已经相当接近于事情的真相，目前来看，与各派观点都有不同。愿意从这方面想的可以想想，不愿意的，可以继续唱赞歌或者唱衰。
附录：
毛泽东是苏式体制经济建设的捣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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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是巨大的，这一点有大量数据证明，特别是与旧中国相比。
有一种倾向是全盘否定毛时代的建设成就，由于水平不高，不难驳斥。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毛时代的经济建一片光明，明显地大跃进与文革两次大大影响经济建设的事件就回避不了。包括许多左派在内，持平的观点一般是认同这两次是大失误，但是认为不影响整体经济成就的伟大意义。
本文认为，毛时代经济成就的最大原因是，采用苏式体制进行工业化技术追赶。以苏式体制为基础，再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组织能力，毛时代本应取得更大经济成就。但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对经济建设突发奇想式地捣乱，严重影响经济建设顺利发展，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对日后发展也留下了巨大隐患。毛泽东指导经济建设的水平远不如斯大林，甚至可以说他个人是起破坏作用的，所以本文认为他是“苏式体制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当然，毛泽东的其它领导才能是相当好的，军事、政治、组织、哲学思想等方面都是超天才类型，应该强过斯大林。同时中共领导集体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毛泽东错误经济指导的影响，仍然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
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建立起强大军事政治组织力量革命成功，他的领导作用是无可质疑不可替代的。许多人包括我都相信，换了别人，共产党很大可能会被国民党消灭。他建立起来的强大政治组织力量，对于经济建设，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就具体经济政策而言，这种不可替代性就不好找，甚至经常让人产生没有他也许更好的感觉。
全面采用苏式体制搞经济建设，似乎是全党的共识。如果能顺利进行工业化技术追赶积累，那么成就将是非常可以预期的，苏联现成的例子已经在那了。从毛时代结束时的结果来看，成就仍然可以说是巨大的，但是比起苏联来，还差很多。特别是军工技术上的差距，非常大。一些文章列举毛时代技术成就的例子，当然的确是有一些可列的，但与苏联取得的那么多独创性全球领先的技术成就相比，实在不能说干得好。与日本相比也是如此。
本文认为，斯大林发明的苏式体制发展技术实在是有相当大的威力，在苏联、日本（如果认为日本受苏式体制影响）、中国一再得到证明。但中国取得的技术成就远远不如苏联与日本，其原因与毛泽东是有关系的。
本文提出这一思路，具体的黑材料可以慢慢整理。大跃进与文革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从增长曲线上看一目了然，已经可以定论。无论毛泽东发动这两个运动的动机如何，即使可以美化其动机，至少在操作手法上犯有无可质疑的巨大失误。另外，技术人员的组织上长久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不是说没有成就，但是比苏联日本差很多。高等教育上，对基础科研、研发人员的培养显然做得很差，大学教育有时甚至倒退，对技术成长很不利。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也没什么技术实践机会，对技术成长没什么帮助。有建设经验的干部队伍也有很多人被整，无论国民经济还是技术成长都受影响。
种种情由，导致毛时代与苏联日本相比，多项关键技术进步缓慢。由于当初苏联援建了一百五十六个技术项目，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主动的大规模技术转移事件，实际上给了一个很好的技术起点，不能认为新中国是完全从无到有发展。如果以苏联援建项目为起点，会发现多个领域技术进步不象想象的那么大，许多厂多年就是一种产品很少升级。这里的黑材料不少，如飞机是有苏联的图纸，搞了许多年发展都不大。
改革开放以后技术上仍然发展不大，与毛时代技术发展体系的重大缺陷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改革派政府的一些失误有关系。这里也需要补充具体领域的黑材料。
在毛泽东之下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其它关键人物似乎相当情有可原。他们总的来说相当适应苏式体制，能力可以得到发挥，如高岗、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关键人物都有相当的长处。大跃进文革初期的经济灾难他们实在不能说有大错，至少不是主要过错，除了不能抵制毛泽东的瞎指挥。由于毛的绝对威望，抵制不了也在情理之中。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集体，在经济上还是相当有水平的。所以在毛时代，干成了许多经济与技术意义上的大事，毛时代结束后，也能够成功转型，走出新局，不致于翻船。
本文自信已经相当接近于事情的真相，目前来看，与各派观点都有不同。愿意从这方面想的可以想想，不愿意的，可以继续唱赞歌或者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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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夫妇跪像知多少
提起秦桧夫妇跪像，人们就想到了杭州岳飞墓前的那一对。其实，大陆上的秦桧夫妇跪像尚存有七对：
浙江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边栖霞岭下岳王庙中侧岳飞墓前。像为铁铸人像，秦桧夫妇反剪双手，面墓而跪，形象沮丧。
江西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株岭山东端、老虎山西侧岳飞母姚氏墓前。像为石质，今巳残损。构形略与杭州岳飞墓前之铁铸跪像同。秦桧夫妇似有求饶之势。
河南汤阴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河南省汤阴县城西南隅岳飞庙施全祠前。汤阴宋时为岳飞故乡，后人在此设庙并铸秦桧夫妇铸像。因游人多用手抓摸，使铁像上部铮然发亮。
河南朱仙镇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河南省开封市西南朱仙镇西北隅岳飞庙前。朱仙镇在宋时是岳飞北伐驻军并大战金兀术的地方。像为铁铸，成赤身绑跪状。每逢正月十四至十六日，镇民纷纷前来这里，置自造秦桧夫妇纸像于柴草中，放火焚烧,以解心中之恨。
河南淮阳秦桧夫妇跪像：位于太吴伏羲陵内，跪像为生铁铸就，像上身赤裸，双手反剪，似有求饶之势。
江苏泰州秦桧夫妇跪像：江苏泰州岳墩岳飞祠的殿外西墙脚，为石雕秦桧夫妇跪像，经历代游客香火焚熏，白石变成黑石，头焦额烂，其状亦惨。
湖北武昌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武昌县南大东门外鄂州岳飞庙内，宋乾通六年铁铸，绑跪屏下，相传凡疾病者，以石击为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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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构致岳飞：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岳爱卿，有些话是该告诉你了。你们父子被斩，不怪秦桧。实话说，若没有我的手谕，莫说你的罪名“莫须有”，就是大大的有，秦桧他也不敢动我大宋元帅一根毫毛，这你应该心中有数。但也不能怪我，我挥泪斩XX，大义灭“卿”，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你是差不多要对自己的死负完全责任的。
你虽然对我忠心耿耿，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起初，我对你是很欣赏的。曾记否，抗金前期你平定各地农民闹事和叛乱朕对你褒扬有加，亲书“精忠岳飞”四字赐你。然而后来你高举主战大旗，抗金不止，频传捷报，“迎靖康”的决心，“直抵黄龙府”的豪气，都令人深感不安，哭笑不得。我心里有两个矛盾：一个是国事。金国侵犯我大宋掠我父兄，此为国仇不可不报，否则我作为一国之主不但没有感召力，也可能被掠；另一个是家事。在众皇子中，我排行老九，若论资排辈恐怕下辈子也轮不上我当“一把手”。时势造皇帝，我是由于金国入侵靖康二帝被劫才得以君临“天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国又是我的恩人。两种矛盾交织，决定了我内心倾向于主和。这倒不是说我真心感谢金狗，主要是因为若你把金国亡了，迎回二帝，那也许就是我下台之时，这岂是我愿意看到的？抗金只能是象征性的，是手段，旨在以战求和，维持帝位才是目的———顺便告诉你吧，当皇帝的感觉真他妈好！我真的还想再当五百年，哪怕是一个儿皇帝也“在所不辞”。一国容不得二君，何况三君？更可气的，据信使说金国还讲人道主义，给靖康二帝的生活待遇还不错。我实在无意取得抗金斗争的彻底胜利。而你却不懂我的心，不听我见好就收的旨意，置我令你退兵的十道金牌于不顾，步步紧逼，硬要赶“金”杀绝。你这哪里是剿灭金国，分明是在赶朕下台嘛。天下有你这样的忠臣吗？
要说忠臣，秦桧才是大大的忠臣。他脑子聪明，倒不是说他凭本事考上状元有真才实学，也不是说他发明了现在中国人还在用来批判他的宋体字，而是说他最先领悟了我的心事，于是坚决主张议和。他大公无私，大忠似奸，忍辱负重，勇于为朕分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有人骂他是投降派，是金国的走狗，他不自辩；有人说他是残害你的罪魁祸首，是千古罪人，他宁愿当替罪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这样的人不是忠臣谁是忠臣？这样的人，靠得住，我放心。
所谓忠臣，就是忠于国君之臣。有些话我是不能拿到朝堂上讲的，但你作为下属怎么不设身处地仔细揣摩，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实话说，你也忠，但你不知道怎样忠，你只埋头打仗，只知道慷慨激昂地上书“唾手燕云”，却不知道我听了心中有多烦；你只晓得“精忠报国”，却不知道“报朕”比报什么都重要。
你说，你不怪自己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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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书法 《偈语》 行书
笔法率意自然，结体不板不滞，艺术水准不在宋四家之下。说实在的，岳飞的字稍逊一筹 字押不见得每幅字都有啊，再说他写的是一段偈语，估计是抄的，除非送人，不一定要画押啊。这上面除了他自己的两枚印章，还有几个鉴藏章，应该不太会是假的吧。岳飞”遥望中原”在哪里可以看到啊？
字如其人 秦桧的字巨棒！ 如此柔和端丽！能写出这样字的，多半属于情感细腻的人。写这样字的人，是不是也比较惧内啊？惧内是一种美德，其实没有哪个男人真正怕老婆，因为心中有柔情、心中有爱，让着老婆，才怕老婆。
岳飞为什么不怕老婆呢？岳飞的字豪放坚硬许多，武人风格，感情粗线条。
秦桧《偈语》帖23行，行2—5字不等，计110字，残5。首题“秦检书 偈语”尾落朱文“秦”、“桧”二印，另有鉴藏数枚，足见其真。用笔率意自然，松脱舒畅，结字顺势而就，不滞不板，其笔意结体与蔡京兄弟非常相似，但气势之开张稍不及之。
重要的笔迹特征：整篇笔迹给人的感觉是深沉、稳重，书写速度徐缓，整篇笔迹布局尚好，但是笔迹大小不一致，有的字大如：“秦、书、兴”等字，有的字小如：“十、五、日、壬”等字，每个字的收笔都比较小心、拘谨。
从以上的笔迹特点可以知道书写者性格属于内倾型，平素不苟言笑，不喜欢交际。兴趣爱好虽然狭窄，但在自己感兴趣的方面精深。行事谨慎小心，即使外界环境处在混乱中，也能静观事变。思考周密，一个问题可能会反复思考，行事稳重，力求万无一失。有很强的野心，但善于隐忍，不事张扬，因此别人很难觉察到这点。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理，也善于利用别人的缺点。内心情绪波澜起伏，但善于克制自己的情绪，喜欢少说多听，别人很难知道他内心真正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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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四将图】 纵26厘米、横90.6厘米，刘松年绘。自右至左为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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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开展学术批评
——读钱大昕文与观《通史》风波有感
陈新
在学术批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不良的倾向：一种是不积极开展学术批评，不同学术观点不交锋、不切磋，各说各话，各行各路；对错误的观点、不良的风气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或者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另一种是不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批评者对不同的观点和批评对象采取轻蔑挖苦的态度，或者棍棒交加，穷追不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被批评者则老虎屁股摸不得，对批评意见动辄反唇相讥，恶语相向；学术批评成了相互攻击，观点之争成了意气之争。健康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本来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有力杠杆，但如果不能正确地开展，反而会对学术研究和学术队伍造成伤害。
近日重读钱大昕的一些论说，感触良多。在清代学者中，钱氏的学问和人品都是一流的。他既勇于对古人和同时代学者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相互切磋，展开争辩，又谨慎谦和，给对方以充分的尊重，这种对待学术争辩的态度，堪称楷模。钱大昕的姻兄王鸣盛恃才傲物，指责别人往往言词偏激，钱氏在《答王西庄（鸣盛）书》中予以规劝，其文曰：
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需平允，词气需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尔。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不害其为大儒；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言之不足传者，其得失固无足辩。即自命为立言矣，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也，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所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
钱氏又有《弈喻》一文，一并抄录于下：
予观弈于友人所，一客数败，嗤其失算，辄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己也。顷之，客请与予对局，予颇易之。甫下数子，客已得先手。局将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余。竟局数之，客胜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
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弈之优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见之，虽护前者不能讳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无有已时，曾观弈者之不若已。
这些话说得很好，可以为我们今天开展学术批评提供有益的参考。
要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我看起码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与人为善，心存厚道。学术批评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不是为了整人，不应“别有所图”。即使你认为你要批评的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毕竟是你的同行、同志，前辈、同辈或晚辈，而不是敌人。如果是敌人，就不属于学术批评的范畴了。而学术批评是不能用揭露、打击、搞臭、置人于死地这些对待敌人的办法的。
二是平等讨论，尊重对方。不要把自己放在裁判员的地位，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平等讨论就应该采取谦和而不是轻蔑的态度，随时准备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谦和不等于模棱两可，为了解决问题，批评不但应该观点明确，有时也需要尖锐泼辣，但不应高居临下、咄咄逼人、恶语相向。
三是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批评是要负责任的，不能不注意影响。说话要凭证据，证据要核实，不能凭臆想。有证据也要讲分寸，不能说过头话。下结论尤应谨慎、留有余地——不但避免对别人的伤害，自己也有以转圜。因而，绝对需要的是冷静，而不是情绪化。如果基本事实还没有搞清楚，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就胡乱指责一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轻易地给人戴上吓人的大帽子——痛快是痛快了，但终究站不住，结果只能把事情搞砸。
当前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有些是健康的或比较健康的，但也有些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例如最近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的争论，我认为，批评者在以上几个方面是有欠缺的，甚至是出格的。《通史》存在缺点错误，当然可以批评；《通史》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否得当，对《通史》应该如何评价，也完全可以讨论。但批评者摆出审判官的架势，高居临下地以咄咄逼人、斩钉截铁、不容置辩的口气宣判该书为“学术垃圾”，宣判编写人员为“南郭先生”，宣判主编是“窃取史学会名义”“招摇撞骗”的“骗子”。这显然超出了正常学术批评的范围，不能认为是慎重的。批评者有的意见可能是对的，所提出的问题有些是存在的，但从讨论中所披露的情况看，批评者其实对该书的性质、编写体例、策划组织过程以及中国图书奖的性质等并不那么了解，批评因而出现错位，况且，批评虽然调门很高，似乎是铁板钉钉，提出的证据却不那么充分和可靠（起码部分如此），不那么绝对正确，这就难免引起反弹，给人抓住把柄，使自己陷于被动。我们不能要求批评者把所有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才发表意见，但起码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损，给别人、也给自己留点伸缩的余地。
批评者的眼睛盯着书，也盯着人，而且主要是人——通过全盘否定《通史》其书，来全盘否定主编其人。学术批评一般应“对事不对人”；涉及到人的时候应该加倍慎重。批评者反其道而行之，这就难免流于人身攻击了。
“窃取史学会名义”——这不但是学术的宣判，而且是道德的宣判；批评者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批评者无非是想告诉人们：某人当该书主编和将该书挂上史学会的名义，都是他利用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身份谋取私利、非法运作的结果。证据呢？难道只是因为某主编当过中国史学会的会长吗？我们知道，某主编的确当过中国史学会的两任会长，但任期到1998年秋为止；而《中国通史（彩图版）》的出版是在2000年1月，也就是说，《通史》编写出版时，某主编已不是中国史学会会长了。他怎么能够“窃取史学会名义”？除非你能证明该书的策划和编写是在1998年秋天以前，没有经过史学会常务机构的商议，是某主编为了个人私利自行决定的，而且该主编把他的非法决定强加于他的后任，或者与他的后任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否则，“窃取”云云反有诬陷之嫌了。这些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应该容易搞清楚，起码不会比考证谁在岳飞背上刺字更困难些。批评者主张学术研究要严谨，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当然是很好的。令人纳闷的是，批评者对别人的论著要求很苛刻，一有差失就说成是垃圾；自己批评别人的时候却不提供最基本的事实，不作最起码的论证，怎么刻薄怎么说，怎么痛快怎么说，把“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要求扔到爪哇国去了，这不是“双重标准”又是什么呢？
批评者是研究宋史的，而他要否定的这位主编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并非批评者熟悉的领域。我们不知道批评者究竟读过他的多少论著，但从批评文章看，对某主编的学问，批评者所了解的充其量只是“耳闻”和“据说”而已。根据批评者自己定下的规矩，是不容他置喙的。但批评者巧妙地搬出已故的张政烺先生来。据说，张政烺先生对这位主编的评价是：“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张先生也是某主编的老师，老师都对你下这样的结论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而且有了张先生这话，什么该主编的讲演“谬误接连不断”、“不懂装懂”，都可以不用举证，也不用负责了，因为一切责任都是张先生的了。正如讨论中不少先生指出的，《四库全书》份量那么大，任何人穷毕生的精力都读不完，难道这部著作就不能进行研究，谁要研究就是“没有学问”？这岂非笑话！张先生的话究竟是怎么说的，已经死无对证。所谓某主编“叫人家做《四库全书》”，应指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黄爱平的另一位指导老师告诉我，答辩委员会对黄的论文给予高度的评价，该论文出版后，获得多项奖励，成为黄爱平先生的成名作。张政烺先生当时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并没有对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提出不同意见。张先生怎么会说出批评者告诉我们的那样的话呢？退一步讲，即使张先生真的讲了这话，这话也不能成立，黄爱平论文的成功已证明了这一点。这只能是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情况下的私下交谈，并没有打算公开发表，也绝不能以此为臧否人物的标准。张先生什么时候授权批评者公开发表这个讲话？什么时候请批评者作为他的代言人？批评者不但私自公开这一讲话（如果不是编造的话），而且进一步引申出某主编是“骗子”的骇人结论。这样做，不但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但对被批评者是不道德的，而且对张政烺先生也是不道德的。而此风断不可长。如果谁都可以随便引用某人无法对证的话去诋毁别人，学术界就非乱套不可。
批评者的眼睛不但盯着书，盯着人，而且也盯着事——通过全盘否定《通史》其书、主编其人，进而全盘否定正在进行的大型清史编纂工程。批评者告诉我们：大型清史的编纂是《通史》某主编提出“盛世修史”口号讨好上方而获得的丰厚回报。对于大型清史是否修，如何修，一开始就有争议，现在还有争议，这并不奇怪。如果是正常的提意见，完全用不着“借题发挥”。但批评者自以为掌握了一件致人死地的最新的武器——他已经通过全盘否定《通史》“论证”了该《通史》的主编是一位“骗子”，循此继进，就可以把该主编“攫取”编纂清史的权利定性为“骗子”行径的延伸。经过长期酝酿和多年论证才上马的这一大型文化工程，竟被说成是个人行为，竟被说成是一种骗局，套用批评者的一句话：真乃“惊世骇俗”之论也。事体兹大，尤须谨慎。这位主编是如何“上交”行骗的，而上面又是如何因为爱好奉氶而上当受骗的，批评者是否给我们作些起码的论证呢？没有！除了帽子和棍子以外，什么也没有！这能算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吗?
要正确开展学术批评，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独特的修养，关键是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学问如大海，个人终其一生顶多只能舀取其一瓢饮而已。人的认识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人人都会形成自以为正确的一些观点、看法，并以此观察别人、观察世界。但如果把自己的认识绝对化，难免要出岔子。不要以为真理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而别人的口袋里只有谬误。不要让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遮挡自己的视野。应该像钱大昕那样经常问问自己：“吾果无一失乎？”批评者曾以高分贝的调门一口咬定《通史》称曹彬为儒将是“最荒唐可笑”的“闻所未闻”的“信口雌黄”，但讨论中人们已经用明白无误的史料证明，不但曹彬的言行堪称“儒将”，而且事实上也被宋人称为“儒将”了。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荒唐可笑”不是别人，反而是批评者自己。其实，这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和专门的研究就能搞清楚。一位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上很笃实、很有造诣的学者，就在自己研究领域的范围内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不应该，也令人难以置信。但细细想来，其实这也不难理解。除了批评者过于自负外，还由于他早已心存成见，认定《通史》主编是不学无术的骗子，而被一种偏激的情绪所支配。正是自负、成见和情绪化压缩了他的聪明，使他不能冷静地正常思考，逮着一条“证据”急不及待地无限发挥，而不愿去再想想，不愿去查核一下最基本的事实。戴震有句名言：“不以人蔽已，不以已自蔽。”这大概就是“已自蔽”的典型例子吧！
我不赞成批评者张狂轻率的态度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我认为某些批评没有搞清基本事实、缺乏充足的根据，是站不住脚的。但我并不全盘否定他的批评，批评中有些意见值得考虑，批评中提出的某些问题值得重视。我并不怀疑批评者对学术界腐败风气深恶痛绝出自真诚，就像我不怀疑他是一位笃实而有造诣的学者一样。钱大昕说：“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尔。”不但适用于对待被批评者，也适用于对待批评者。
我没有研读过《通史》，不可能对它做出全面的评价。但从讨论中所披露的情况看，它是有缺点错误的。这一点，主编也没有否定。该书初版不久，编者即广泛征求意见，着手全面的修订。这固然说明编者发现问题以后，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批评者把这说成掩盖错误，并不公允。但同时也说明了初版存在问题不少。由于这本书是以史学会的名义编的，又获得了大奖，人们对它抱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通史》初版在组织编纂方面，确有值得总结和正视的经验教训。
一本历史普及读物，如何处理史实和传说的关系也可以研究。从讨论情况看，编者为了提高该书的可读性，有意加入了一些民间传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将严格的史实和民间的传说相区别。批评者把这说成是编者由于无知将史实和传说混淆起来，根据不足。但传说毕竟不同于史实，应该严格分开，起码应在编写体例中予以说明，否则容易造成误导。
笔者同意不少先生提出的“名家挂名主编应三思而后行”的意见。名家挂名主编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有的是出版社或教学研究单位为了扩大影响，为了能够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请求名家出面主持某一课题；有的是名家利用其掌握的资源，较轻易地获得课题和经费，自己当包工头，找别人撰写。这里确实存在腐败，但未可笼统地一概斥之为腐败。不可否认，有些多人协作或很多人协作的项目，往往需要名家作为组织和凝聚力量的中心。名家对其担任主编的著作尽责尽力的程度也各不一样。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名家一般是忙人，往往不能对他挂名主编的书亲力亲为，这就难免流为“空头主编”。由于不能亲力亲为，手下的人在编纂过程中难免出错，甚至会有人利用主编和该书的名义以售其奸。这样，不出问题也就罢了，出了问题只好由主编兜着。这无论对学术发展，或者对主编个人，其实都是有害无利的。这种“空头主编”不但存在，而且有蔓延之势，这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批评者以尖锐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虽然不无偏颇之言，但同样不乏合理的因素，应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以寻求解决的办法。
批评者是一位有学问的、多才多艺的学者，他的学术地位不是吹出来的，而是以他扎实的研究和卓越的成绩博得学界的公认。批评者痛恨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为此发表过不少好的意见。即使某些批评由于偏激和片面而引起反弹，也应看到其中包含的合理的内核，而批评者主观上仍然是真诚地为学界的纯净而战的。不应因此将批评者的批评和批评者本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笔者尤其不愿看到，在否定批评者轻率的态度和某些不实的批评的同时，掩盖了人们对学术界确实存在的某些不良风气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