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日本兵【附十七】

战争，未曾远离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
编辑部

        1945年，继拥抱纳粹主义的德国投降后，地球另一端的军国主义日本，也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场大战，直接参加作战兵力达1亿1千万人，在战火中丧命的超过5千万人，全球80﹪人口被卷入这一个世纪的浩劫。在中国，有无数军民死于战火中，数千万民众仓皇离家；在台湾有二十多万青年被卷入战场，三万多人成为亡魂，无人可以自外于这一场战争。

        相较于今年西方多国领导人齐聚莫斯科参加欧洲终战纪念活动，再一次对二次世界大战做多层次的反思，相互携手建立安全体系，同样饱受战火蹂躏的亚洲国家，却至今仍以种种激情的抗议、示威、和防卫的语言互相叫嚣。

        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则因共同存在着为日本而战的台湾皇民，和来自大陆的抗日英雄，加上台湾接收初期的228事件、国共内战后蒋政权在台的高压统治，及错综复杂的台日、两岸关系，形成多种不同意识的对立，致使抗日胜利、终战纪念、台湾光复等历史名词，都变得有所争议，严肃的历史反思也无从寻觅。

        “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望见；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作家王鼎钧如此形容他的战争感受。战火终止，这是一个值得全人类永恒铭记的日子，并非为了重温当年胜利的欢欣，而是一同回顾与反思，让民众认识历史、谴责战争，战火才能真正地结束，等在未来的，也才不会是另一次的战争。

        “欧洲人在德义两个侵略国家诚挚的道歉与反省之中，二次大战已经打完了！他们现在可以形成一个超越战争的秩序，不分彼此一同追求繁荣。但是因为日本不认错，亚洲的二次大战还没打完呢！”文化评论家南方朔为二战在亚洲余波荡漾做下注解。战争，是人类最恐怖的集体杀戮行为，战火停熄后，反对纳粹主义、反对生化武器、保障弱小民族等公约一一成立，无一不是建立在对二战的反思之上。

        “对于台湾，不论是殖民时期的反思，战后的228事件，白色恐怖与一味的反共教育，这些二次世界大战延伸的问题，统统没有被好好地探究与解决，那‘无声的战争’依旧存在，”文建会副主委吴锦发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

        在纪念中日战争结束60周年的日子里，抗日、反“中”，却一开始就隐隐透着烟硝味。

        放下今日纷扰，重回原点。战争结束那天，你的父祖们在做什么？

 228切断了那份期待 

        战争结束，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指派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今天的台北市中山堂接收台湾，那也是50年前，日本自清朝官员手中接下台湾的同一地点。

        为了庆祝重回祖国怀抱，早在国军自基隆港登陆前，台湾民众就热烈地学习新“国语”，订制国旗，自动组成欢迎队伍，旅外台湾人回台人数达8万8000人。

        当他们看见军服破旧、一根扁担挑着锅鼎的国军，相较于英姿毕挺的日本军人，台湾民众的失望在所难免，然而看着国军松散的绑腿，民众依然充满响往地推测，“应该是绑了铅条练轻功，才那么臃肿吧！”

        以当年台湾民众对国军的热烈欢迎，学者们大多认为尽管战争立场不同，那却不是日后族群摩擦，以及怀日情结挥之不去的肇因，主要的硬伤，其实来自于接收后第三年爆发的228事件。

        当年，许多台湾兵最记得，同在战俘营的日本兵曾对他们说：“我真羡慕你们，不论日本战胜还是战败，你们都是胜利者。”然而，这些台湾兵，回到家乡后，必须时时面对「为敌作战」的冷嘲热讽与长时间的被监控，尝不到一丝“胜利者”的滋味。还有一万多人直接在大陆被国军接收，或回台后立即被征调，加入国共对战；来不及撤退的，又变成了匪军。一个人短短的一生，从“天皇万岁”、“蒋总统万岁”，到“毛主席万岁”都经历过了。

        而一般台湾老百姓则苦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稻米价钱飞涨400倍，木炭飞涨200倍，刑事案件为过去的28倍，贪污事件层出不穷。

        紧接着228事件爆发，在基隆港边，近百位民众，被以粗铁丝穿过手脚，10个人绑成一串，射杀后推入大海；军队在街道上镇压扫射，主动扮演沟通角色的时代菁英，一批批被严刑拷打、公开枪毙......，一度热情欢迎祖国的台湾人，开始对「光复节」产生质疑。

        “如果没有发生228，或是光复初期没有在参政权上刻意箝制台籍人士，也许不会有后来‘外来政权’这样的比喻，”柏杨过去接受本刊访问时指出。南方朔也认同，当一个中央政权带着二百多万人，挤到一个小地方来，自然压缩了本地人一、两代出头的机会，这许许多多的“意想不到”，这才是造成今日族群间不够和谐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战后沈痛的一页，南方朔引述着有《东方主义》一书、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伊德的话语：“所有后进国家，要对自己的历史慷慨一点！”才不会陷于对统治者的仇恨计算中。

        周婉窈则认为，“走出悲情是我们应当走的路，但是只有在这段过去经过深切的反省而成为我们共同的认知与感情后，才有资格要求这块土地上的人一起走出悲情。”

 记忆与历史

        历史来自记忆，而人的记忆会随环境而有所选择。在战后初期高压统治与不公平对待下，“台湾人开始选择过去日本殖民政府‘好’的记忆，日本情结越来越被放大，台湾人的记忆，已经扭曲了，”南方朔认为。

        “台湾现在的分歧在于历史记忆之不同，而非战争记忆之不同，”周婉窈则认为，这分歧是来自国民政府所建构的官方主流历史，与来自大多数台籍家庭、族群的潜藏记忆有太多的落差了。“战后台湾人的中华民族主义，是被国民政府硬生生‘嫁接’上来的，”台大历史系副教授吴密察指出。

        究竟哪一些记忆是扭曲的，哪一些历史是被建构的？究竟该称光复？称外来政权？称终战？还是称抗战胜利？学者间也不免处于一个看法分歧的状态。

        “终战，尽管是日本人的用语，但这一个名词中立，无关乎胜败，因为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战争哪有胜利者？”选择使用“终战”的民进党族群事务部主任杨长镇表示。

        “日本人说终战，是一种不认输的心态，用终战等于停留在侵略者的框架上。抗战胜利是一个事实，台湾光复也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可以因为换了执政者、换了意识型态，就要改变说法，”南方朔完全不能认同“终战”的用法。

        近20年来研究日据时代台湾史，也做过数十位台籍日本兵问卷调查的周婉窈则认为，“终战”一词直接捡日本用语的做法似乎“太偷懒”，但由于看过太多228与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录，对于“光复”一词，“真的也写不太下手。或许说战争结束或日本战败比较恰当吧！”

 谁的战争？谁的记忆？

         “历史，是一个选择记忆与遗忘的过程，一个族群认同的变迁，也以凝聚新的记忆、和遗忘旧记忆来达成。但是台湾战后集体记忆的形塑却非出于自然，”周婉窈认为，这也是何以四十年多来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历史教育，在解严后，随着台湾意识的抬头，整个形势轻易地就在10年内逆转了过来。

        对于战争那一段岁月，解严前我们的历史只有“抗日记忆”，军史馆里只有抗战历史，没有台籍日本兵。就连日据时期台湾的生活面貌也付之阙如，直接跳到台湾光复后，那一代台湾人的心灵不被允许看见。

        “当我看着台湾日本兵收藏半世纪，当时年轻人之间出征相送的手帕，尽管那鲜血已经变成黑褐色，我却接触到一个年轻的、真诚的生命精魂。我想，唯有了解那一代人的‘感情和逻辑’，才有助于我们了解台湾意识的源头，”周婉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相对于高声谈论战功的外省老兵，20多万名台籍日本兵、高砂义勇队几乎噤声了大半辈子。“他们为何不说？连对子女都不提，因为讲了只会被瞧不起，”教授历史课程的台北大学助理教授郑丽玲表示。“那是一群没有国家保护的军人，”作为一名为侵略国出征的军人，或许并不值得夸耀或英雄化，然而“就让他们这样被‘污名化’地无声离去，我们真的无法向自己的历史交代。”急切地想为台籍日本兵立一个「无奈军人纪念碑」的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馆长刘峰松表示。

找回被拭去的一页

        “在台湾，战争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可以沟通的议题，”杨长镇说，战争结束，正是藉着省思、讨论，凝聚集体认同的最好时机，然而为了建构新统治者的历史，曾为敌人殖民地的台湾，“集体记忆完全被拭去了，我们也成为一个无法凝聚出共同记忆的国家，”包括对于反殖民的省思也无法开展。

        “熟悉的语言都生锈了，如今，该遗忘或不该遗忘的，都遗忘了......，”曾经身为台籍日本兵的诗人陈千武写道。

       “其实，抗战时候的中国现代史，同样需要新的视野来爬梳，”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吕芳上指出，对于史学界而言，解严是一场宁静的大革命，过去无法书写的禁忌、无法触及的一手资料，都开放了。“当中国现代史不再是显学以后，反而有助于看清历史，”吕芳上表示，可惜目前投入的人显然太少。

        对于中国抗战史，我们究竟了解多少？

        除了教科书里神圣化的抗战描述，底下那一代中国人的流离颠沛，被强迫拉伕与妻儿分离；全家人逃难时在港口为了一张船票面临天人交战的抉择，战后来台眷村生活的清苦，也都缺少抒发与沈淀。近年随着“中华民国”意识的日益弱化，国际间逐渐加深“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主力”的印象，更让浴血奋战8年的国民党老兵们郁卒不已。

        “我们需要老老实实地整理过去，好好看清自己的生存条件究竟在哪里。不同于日本殖民50年，也不同于反共冷战的观念，唯有心态转变，才能有新的世界观产生，”南方朔指出。

        当我们诉说着对日抗战的惨烈与英雄事蹟，对于当时重庆国民政府之外，在中国版图上的满州国、华北沦陷区政府、南京汪精卫政府、共产党统治的延安政府等，不能就以一句“汉奸”、“伪政权”或“毛匪”带过，因为那些事实正见证了历史的复杂与多面。“我们都不曾、甚至不愿真实地面对抗日的历史，”吴密察指出。

        另一方面，当我们缅怀着日据时代的干净、秩序、教育普及与现代化，也得反思台湾在19世纪殖民初期的激烈反抗与屠杀，甚至在1944年日本政府对台湾实施“征兵制”之前，台湾人都还被当作二等公民，只能担任“军伕”，无法与“皇军”平起平坐。诚实检视，才能对于“殖民”有更深的反思。

        或者，当我们面对228事件沈痛地垂泪，也得公平地看待蒋经国时期对台湾的建设与贡献。

        甚至，在“杀日本鬼子”与“为天皇出征”的对立之外，更多的是对战争质疑，期待战争结束的老百姓。黑白对立之外，更多的是历史夹缝下的灰色地带。

 向你诉说 

        在讲堂上，吴密察经常对历史系新生举例，当一个男孩子急切地对女孩子讲述他的家族史，那就表示“他想要和妳成为一家人。”

        外省人因在大陆期间的抗日经验，无法体认本省人的日本殖民情结与无奈；本省人则无法理解外省人与日本人的肉搏战、以及其后内战失败的深沈伤痛。但如果“你不了解他的战争史，他又如何能来了解你的殖民史？”老一辈成见太深，吴密察转而希望这一代年轻人能够抛开情绪，更细致地面对历史，更开阔地相互讨论，互相接受对方的历史记忆，承认差异，并存异求同。

        战争已经结束60年了，60年是中国人所谓的一甲子，原本应该是一个值得划下圆满句点的时机。然而吴密察却摇头地表示，60年的虚度与挑拨猜忌，“台湾现在太不健康了，处于一种很可怕的对立，别说和解与结束，恐怕连展开客观对话都不可能。”

        尤其长久以来研究太少，讨论阙如，结果让政客轻易地玩弄着过去的历史，让政治人物变成族群的代言者，历史的诠释者，被挑动情绪的老百姓则成为「记忆战争」的俎上肉！

 聆听 

        一个多族群的国家，原本就会有不同的族群认同，但不应妨碍国家认同，有关族群认同的分歧，东华大学民族发展研究所所长孙大川觉得最是不能放在政治上来谈，因为政治势力原本就是排外的。孙大川希望有更多创作，以艺术、电影来表达他们的包容观点与关怀。

        “过去在‘大中国’时代下，各族母语、乡土认同被压抑；现在很多外省人在‘大本土’主义下，他们的记忆也沦为共同记忆的边陲，”近来拍摄外省人《寻找太平轮》纪录片、并着手进行外省老兵口述历史的民进党族群事务部主任杨长镇表示，推出“聆听系列”活动，是希望不同族群能真心地聆听彼此的心史。

        一旦更多人愿意娓娓说出他的故事，而你我也愿意同来聆听，那一个时代的面貌应该可以得到释放，一点一滴浮现出来。

        每一个时代，都有潜藏的一首歌，不时在记忆中低吟，有的欢乐，有的悲伤。战争结束60年，能否让我们不带任何批判，先静心地聆听彼此的那一首歌曲，让我们“走在现在，碰见过去，而看到未来！”

（出处：台湾光华杂志，2005年8月第0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