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必须有极强的国际竞争意识

中国人必须有极强的国际竞争意识

庄冬

毛泽东思想将古老而垂死的局部性的中国文明发展成了一个崭新的蓬勃已出的朝阳一般全球性的文明

中国文明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展起来的，除了从鸦片战争以后这不到两百年的时间之外，至少从地理上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文明在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局部性的文。至少从地理上的意义上来说，基督教文明是一个全球性的文明。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直至永远的中国文明的历史就是这个局部性的文明在与人类其他文明和文化(其中包括全球性的和局部性的)的竞争，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向一个全球性的文明过渡，转化，成熟，强大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

很多中国人还停留在局部思维中。在这个局部性的中国文明中生活着的中国人习惯于孤立地看中国的问题，以为中国人作事作对了只对中国有好处和中国人作事作错了只对中国有坏处。因此，中国人中有国际竞争意识的人不多。

因为人是个社会动物生存在这社会里，民族国家生存在民族国家之林中，所以前后左右是相对的。因此，咱以为人的行为的正确与错误也是相对的。有时作错了，也还是可能利用敌人胜利后的大意而反败为胜的。

比如美国人没搞好事情出了问题，如果全世界都跟著倒酶，那美国人这个错误就没什么太了不起或不是错误。如果全世界都跟著倒的酶比美国人还多，那美国人这个错误就不但不是错误还是妙招啦。如果全世界除了中国都跟著倒酶，那美国人这个错误就是个很了不起了的错误了。

就更不用说当一个计划是长期的，特别是十年或二十年的长期计划，在其实施过程中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对长期计划的正确与错误可怎么评论啊！我们应该相信自己领袖的高瞻远瞩，特别是当我们的竞争者们不同意或反对我们的领袖的时候。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当然，对于我们的竞争者们的意见也是要听的，只是听的时候脑子里要给自己提个儿醒。也就是说，不要忘了我们的竞争者们是不把我们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中国目前的制度在长期计划方面有优越性。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计划也不一定都能成功嘛。

其实呢，竟争嘛。好事坏事都要作，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们常说国际和平竞争是不流血的战争。其实国际和平竞争是流血的，只是其流血的方式于刀枪造成的不同。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嘛。

事实是，无论中国是穷是富，中国人做的事情 ( 不管是好是坏 ) 都是有世界影响的。所以，只要会给其竞争者造成中国想要的伤害，中国有时有可能会作对自己有害的事情。再说回一遍，计划也不一定都能成功。不要忘了孙膑装疯时是吃过自己的屎尿的。谢天谢地，孙膑成功了。不然，大家想象去吧。

吃屎显然是不健康的。如果孙膑是一个国家的话，孙膑身体上的细胞就好比孙膑国里的人民。可以想象，孙膑装疯吃屎时，很多孙膑国的人民一定是反对的。孙膑吃屎时难以下咽，就是很多孙膑国的人民反对造成的。可以想象，孙膑国的人民一定认为孙膑发疯了。可以想象，孙膑国的听孙膑的搞吃屎运动的人们对孙膑国的反对吃屎运动的人民进行了血腥镇压。可以想象，或是由于血腥镇压或是由于吃屎不健康，亿万孙膑国的人民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可以想象，庞涓看到孙膑发疯应该是很放心的。也可以想象，就在孙膑杀庞涓时，不少孙膑国的人还在进行批判孙膑的吃屎运动呢。

是不是说那些批判孙膑的吃屎运动的孙膑国的人是错误的呢？不是！他们是在履行他们的责任。通常情况下反对吃屎是正确的。特定情况下吃屎是正确的。在那个特定情况下，孙膑决定吃屎而且能够镇压反对吃屎运动的孙膑国人民使吃屎运动成功。这说明孙膑国的机制是复杂的，不仅仅是一个以逻辑运转的可以预料的机器。

“可预料”就等于“自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这个原则对于弱者来说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的。孙子两千多年前就总结出来了这个真理。我们千万不能忘了这个真理，把我们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个有某种“输入”就一定有相应的“输出”的可以预料的程序，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成了设计这个程序的人们的奴隶啦。”

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相辅相成的是“兵不厌诈”，也就是用尽一切方法造成敌人的错误判断。毛泽东的政策和策略的变化连中共领袖们都跟不上趟儿，就更不要说中共的敌人们啦。

文革在国际上对美苏来说就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孙膑吃屎的效果（其实比孙膑吃屎要好得多。因为文革中还是办了很多事情的），使得美苏象庞涓一样放心地打冷战。冷战打得两败一伤一死，才有了中国后来者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中国在六十年代在曹操面前象刘备一样流露出当英雄的可能性的话，就不会有冷战打得两败一伤一死的结果了。

所以，任何一种结论，不管它的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根据是多么的强大，一但这个结论的份量到了使我们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料的时候，这个结论就是一个要非常小心地玩儿的(或是不可以玩儿的或是必须丢弃的)非常危险的玩具。

兵不厌诈。“可预料”就等于“自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这个原则对弱者来说就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的。孙子两千多年前就总结出来了这个真理。如果我们忘了这个真理，把我们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个有某种“输入”就一定有相应的“输出”的可以预料的程序，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成了设计这个程序的人们的奴隶啦。

这些都是历史常识了，至少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大大地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咱就假设落后一年吧。应该承认，从一八四零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缩小中国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上。那么一九四九年时，说中国就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百一十年是说少了。

很多人不认为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七年里这二十八年里，包括“十年内乱”，作了很多缩小中国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事情。这二十八年里，如果说中国作了一些事情的话，那也是在 ( 以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为准 ) 极端错误的政治制度加极端错误的经济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西方政治经济理论，这二十八年里，如果说中国作了一些事情的话，那也一定是少得可伶的。那么，按照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中国的今天几乎完全是在一九七七年以后在 ( 以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为准 ) 极端错误的政治制度加不是极端错误 ( 反正不正确 ) 的经济制度的条件下进行和完成的。今天，应该承认，中国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小于一百年。这就有动摇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以至思想体系的效果。

好心的人们希望中国这个飞机飞得更快。但是要知道现实是中国这个飞机从来都没有控制过中东石油一秒，就更不用说没有享受过各种殖民地的各种资源一秒还被对手掠夺了１０９年呢。

如果说中国这个飞机现在已经起飞了的话，一九四九年时，中国最多是穿着解放鞋骑着个自行车。咱猜当美国人和苏联人开著他们的F和米格飞在前面打冷战时回头看见中国人扔掉自行车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表面想象时候应该是很放心的(这一点可以从冷战美苏两败一死一伤看出。不然，渔翁是得不到蚌鹤相争之利的)。当然，今天中国的歼几比F和米格还差得很远。但是今天，当美国人和俄国人开著他们的F和米格飞在前面回头看见中国人开著我们的歼几跟在后面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丁丁点点不象以前那么很放心的吧？

赤壁之战前的刘备占地盘取荆州作英雄占地盘是找死。所以刘备没有那么作还号称仁义不取兄长基业，也似乎很愚蠢还被耻笑。冷战中的中国显示其潜力是对冷战的进程不利的，是冒进，是极左。可以说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力量将中国人这个想要吃个人发财致富这个糖果的欲望控制了十年。个人发财致富这个糖果能晚一点吃还是最好晚一点吃的好一些。

战争过后的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是经济竞争。今天中国人吃个人发财致富这个糖果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建立一个经济大军要比建立一个武装力量复杂的多，且需要更长的准备工作和时间。今天在经济竞争这个战争中，中国经济大军的力量好比红军初期，也就是说比较其竞争对手依然较弱。因此，中国经济大军有种种红军初期的问题，如当年投机投敌和今天贪污腐败等。等有一天中国经济大军强大了，投机投敌和贪污腐败的就少了，投诚的敌军就多了。

咱有时常常想，如果毛泽东看得到今天这个世界形势会说什么？咱猜毛泽东会说：冷战把苏联打死了，中国周围变出了这么多“斯坦”，很好嘛。

总之，中国这个用 ( 以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为标准 ) “极端错误的”方法赶了上来的例子应该使人们将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百分之百的正确性的信仰降低到百分之九十九吧？或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吧？这就是动摇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以至思想体系的效果。

只要中国人照自己的国策走下去，痛击任何武力侵犯，在和平的环境下，是没有人能够与中国人民竞争的。迟早有一天，事实会使西方人怀疑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理论的百分之百的正确性的。这就动摇了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以至思想体系。

美国自己发了财还不算，还硬要别人跟着美国的发财高招儿一起发财。这实在是比活雷锋还活雷锋，不是资本主义，不符合所谓资本主义人性比共产主义还共产主义。所以，硬逼中国人打破头地引入西方政治经济模型是不是有那么一丁点儿过分地强加于人了吧？

所以，咱以为要中国人引入西方政治经济模型的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竟争就象一个无穷远长跑。跑长跑是要讲一点儿艺术的。一路领先的不一定就能赢。跑在后面的怎么个跟法儿是和跑在前面的跑法儿很不一样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反的话。跑在后面的怎么个跟法儿和选什么时机超也是要讲一点儿艺术的。再说啦，不同的运动员的跑法也是要根据他们自己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只有目前的长跑冠军最希望大家都照他的法子跑，因为或者是冠军的身体条件与大家有大不同或者是冠军的训练条件大家没有或是冠军的训练方法是保密的。

有真正原因也罢，没有真正原因也好，谁也不可能在这个长跑赛里永远领先。你消我长你进我退是自然规律或叫历史必然，尽管人人都想永远领先。

很多中国人喜欢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的西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走了捷径。其实呢，走捷径是要付代价的，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看出：“而美军却是在太平洋群岛战争中把日军打的屁滚尿流，美军凭著优势的军火，往往只牺牲几个几十人，就消灭几百几千躲在牢固的军事工事里的日军，这还都是对美军不利的地形中打的，美日根本就未开展过万人以上的战役。美军的机械化军事优势根本没有得到发挥。对美军来说朝鲜的地形比在岛屿的地形更有利，中国的军事装备比日本更差，美军的军事供应只会更好。并且中国还没有制空权，当然更不会有神风队，海军更是想也别想。中国军队在后勤得不到保障，弹药粮食只能打星期战的情况下，靠著两条腿忍著饥饿抗著寒冷从鸭绿江打到38线，一度攻克汉城。（以上摘自《清长之战》 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著） ”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志对一个匹夫来说比帅对三军更重要。志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在语言和工具上，人与动物的区别是量的。以弱胜强是人所特有而动物没有的。当然，不是所有生物人都是人。当然，这以弱胜强中的“弱”只是表面现象指的是有眼就能看见的东西。但是，当加上那肉眼看不见的“志”时，这弱与强的太平就改变了。

一般说来，挑选一个最好政治经济模型就象挑选一个最好商品一样也并不复杂。就象大家走进一家商店，挑出这家商店最好的商品连小孩子都会。可是，在我们决定买这“最好”商品之前是不是先要看一看我们钱包和这“最好”商品是否适合(即便我们能买得起)。不知为什么，人人都以为将这最好政治经济模型搬回家是人人都玩得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游戏。

一般说来，挑选一个最好政治经济模型就象挑选一个最好菜谱一样也并不复杂。可要把这菜谱里的佐料凑齐全了就难了，或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佐料是有时间性的( 比如，抢上百年的殖民地的资源。欧洲人抢了几百年。美国人少一点也有一百年)。

有了好菜谱，但佐料凑不齐全就作不出好菜。不是吗？

抢别人的资源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啦。至于西方这个政治经济模型还能维持多久是很难说的。打仗不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资源也不能吃不能穿。控制了资源也还是要运到加工厂去。美国这个大观园在有亚洲这样的廉价商场买东西的情况下还是内债外债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这个大观园维持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大家庭”也是有困难的。大英帝国当年就是因为没有能“合理”地管理全世界殖民地资源而不能维持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大家庭”最后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全世界殖民地的独立声中成为美国的仆人。美国今天的困难只比英国当年的大。

你以为美苏制定战略时不参考他们对中国实力的估计？说点理由吧。你以为美苏看见中国搞文革放心一些呢？还是相反？邓小平的第二号走资派是徒有虚名，因为根本就没给他相应的待遇：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和第三号走资派陶铸都死于文革。第二号走资派却活了90多岁！再就是打开跟美国日本等等的关系。中学外语教育从俄语改成了英语都是文革时做的，因为文革反修嘛。不然，改革开放就会少一些英语人才和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