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熬说“自由”把马寅初给翻出来是一大败笔
庄冬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生不逢时。李熬说“自由”把马寅初又给翻出来是一大败笔。马寅初的正确性好像是不可置疑的。
这人分“说事儿的”和“做事儿的”。“说事儿的”容易和“做事儿的”难啊。
美国的创始人们说“自由”容易，不过100多年林肯不打一个内战，美国黑人也自由不了。
美国的创始人们说“民主”容易，美国娘们儿们不大闹一场，美国女人也民主不了。
美国的创始人们说“民主”容易，美国黑人们不大闹一场，美国黑人也民主不了。美国黑人也才民主了50几年嘛。
马寅初一九五一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四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一九五七年发表《新人口论》。一九五八年被点名批判。一九六○年被迫辞职。十九年后平反为北大名誉校长，重新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一九八一年当选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一九八二年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一岁。
凡事都必需讲天时、地利和人合。
我先说说这“天时”。如果你想搞一个软件公司，现在已经不是微软起家的时候了，现在照微软起家的方法起家就不一定好。如果你已经有一个软件公司，如果你的公司现在的人员结构和微软不一样，你照微软现在的管理方法就不一定好。因此，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一般不是好主意。
我再说说这“地利”。拿公司做比喻，对一个公司来说这“地利”就是它在它自己
领域里的位置和跟其竞争者、原料供应和服务市场的关系。如果你已经有一个软件公司，如果你的公司现在的原料供应和服务市场的关系和微软不一样，你也不是像微软一样是自己领域里的领袖，你照微软现在的经营方法就不一定好。
我最后说说这“人合”。其实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天时”、“地利”和
“人合”三条是相互联系着的，不是孤立的。反正，由于微软是自己领域里的领袖，你的公司能雇到的人一般说来一定要比微软的雇员的“素质”差一些，即便你能给出跟微软一样的工资。甚至，如果你能给出比微软高10%的工资，你就能雇到微软能雇到的雇员的“素质”水平了吗？
如果，你还非要照微软现在的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给你的雇员微软一样的“人权”，也就是生活或工资条件和工作或办公条件，你以为你这个软件公司还能活几天？
如果，有人给你出照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搞的高招儿时，你会用这个人和他学舌过来的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的高招儿吗？
所以，我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公司是不会照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搞的。
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比以前强大多了，你也用了一些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了。这说明那个当年给你出照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搞的高招儿的人有“先见之明”吗？
当然不是，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的高招儿谁不会出啊？！中国人民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把那个美国人叫“猴子见了，猴子照着做”(MONKEY SEE，MONKEY DO)的精英方法批判过了。
大家知道，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来这109年里就没有和平过。109年的战乱啊！109年战乱时期是很长很长的。109年的战乱已经远远足以使一个国家的人口形成一个战乱人口结构。
109年战乱过后的中国的人口结构还是一个战乱时期的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包括人口数量和家庭关系。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战乱人口结构有些什么特点。战乱对一个国家人口的影响主要是数量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战乱对一个国家人口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对家庭的破坏，因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般喜欢雇佣结婚有孩子的雇员，因为他们比单身雇员稳定。也由于结婚有孩子的雇员有家庭负担，他们也比较单身雇员负责一些。因此，战乱时期的人口社会结构一般不适应于和平建设。
特别是对于一个109年战乱过后的农业大国，同时又是科学工业极端落后的中国来说，109年战乱过后的中国的人口结构不仅仅完全不适应于和平建设还与发展工业极不适应。
一般说来，战乱以后的和平环境中的人们迫切需要结束战乱时的不稳定生活，也就是要安家，即结婚生子。这是动物的本性，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就是战后美国人心要过日子的结果。先不说美国人的战乱不在美国，也不说美国人的战乱远远少于109年，美国还是战胜国呢。
中国就完全不同了，中国的109年的战乱全在中国而且中国战胜的时候也不多或没得到什么好处呢。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战乱以后的和平环境中的中国人迫切需要结束战乱时的不稳定生活，也就是要安家，即结婚生子的心情一定不比美国人差。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还有大家庭的传统。
所以，我以为马寅初一九五七年发表的《新人口论》对一九五七年的109年战乱后才8来的中国大概是不十分得人心的。美国现在也在讨论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的人们就要退休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的问题。
我好像没有听说有美国人嫌二次大战后的美国政府没有搞计划生育。当然有人可以说人家美国基督教没有计划生育的传统。那中国就有计划生育的传统？
我好像没有听说有美国人怀念某个美国人在二次大战后建议过美国政府搞计划生育，也就是没有听说美国人也有自己的马寅初。
我建议喜欢马寅初的人们查一查，看一看美国到底有没有一个一九五几年的美国的马寅初。如果美国没有，你们可以向美国人介绍介绍一下马寅初一九五七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也就是马寅初的“先见之明”。
为什么美国人在讨论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的人们就要退休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的问题时没有美国人嫌二次大战后的美国政府没有搞计划生育呢？我不知道。也许美国人知道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的人们对美国今天的繁荣富强是有巨大贡献的吧？
事实是，这些人是负担，但是他们也是有贡献的。把他们带来的贡献和负担比一比，那一个大一些呢？
好像是陈毅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没有汽车和电车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三、四十年出生的中国人对中国人今天的这个日子也是有巨大贡献的。大家不要以为如果建国初期三、四十年搞了计划生育现在的人口少了以后而中国的发展还会照常进行和现在的经济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不错，在同样数量财富的情况下，分那财富的人少一些每一个人分到的财富就多一些。这大概最多也是小学知识分子水平。
但是，请大家不要以为当分那财富的人少一些的时候，那财富的数量会保持不变。因为，你今天分的这个财富也有他们的贡献。这些人在分这个财富的时候是负担，但是他们在创造这个财富的时候也是有贡献的。分那财富的人少一些，财富也会随着减少的。
要证明马寅初的“先见之明”是必需证明减去这些人口也减去这些人口的贡献之后你的日子还是要比现在好才行呢。这恐怕不是一件像小学知识分子算分数看一看分母的大小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当人们说起如果当年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先见之明”中国人口要是少一点他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想一想：
在1957年的汽油力和电力都极不发达的中国经济主要是要靠人力来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如果当年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先见之明”中国人口要是少一点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今天的这个日子？
我以为，如果当年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先见之明”中国人口要是少一点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有今天的这个日子。
庄冬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生不逢时。李熬说“自由”把马寅初又给翻出来是一大败笔。马寅初的正确性好像是不可置疑的。
这人分“说事儿的”和“做事儿的”。“说事儿的”容易和“做事儿的”难啊。
美国的创始人们说“自由”容易，不过100多年林肯不打一个内战，美国黑人也自由不了。
美国的创始人们说“民主”容易，美国娘们儿们不大闹一场，美国女人也民主不了。
美国的创始人们说“民主”容易，美国黑人们不大闹一场，美国黑人也民主不了。美国黑人也才民主了50几年嘛。
马寅初一九五一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四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一九五七年发表《新人口论》。一九五八年被点名批判。一九六○年被迫辞职。十九年后平反为北大名誉校长，重新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一九八一年当选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一九八二年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一岁。
凡事都必需讲天时、地利和人合。
我先说说这“天时”。如果你想搞一个软件公司，现在已经不是微软起家的时候了，现在照微软起家的方法起家就不一定好。如果你已经有一个软件公司，如果你的公司现在的人员结构和微软不一样，你照微软现在的管理方法就不一定好。因此，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一般不是好主意。
我再说说这“地利”。拿公司做比喻，对一个公司来说这“地利”就是它在它自己
领域里的位置和跟其竞争者、原料供应和服务市场的关系。如果你已经有一个软件公司，如果你的公司现在的原料供应和服务市场的关系和微软不一样，你也不是像微软一样是自己领域里的领袖，你照微软现在的经营方法就不一定好。
我最后说说这“人合”。其实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天时”、“地利”和
“人合”三条是相互联系着的，不是孤立的。反正，由于微软是自己领域里的领袖，你的公司能雇到的人一般说来一定要比微软的雇员的“素质”差一些，即便你能给出跟微软一样的工资。甚至，如果你能给出比微软高10%的工资，你就能雇到微软能雇到的雇员的“素质”水平了吗？
如果，你还非要照微软现在的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给你的雇员微软一样的“人权”，也就是生活或工资条件和工作或办公条件，你以为你这个软件公司还能活几天？
如果，有人给你出照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搞的高招儿时，你会用这个人和他学舌过来的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的高招儿吗？
所以，我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公司是不会照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搞的。
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比以前强大多了，你也用了一些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了。这说明那个当年给你出照微软的先进、正确还“人权”的方法搞的高招儿的人有“先见之明”吗？
当然不是，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的高招儿谁不会出啊？！中国人民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把那个美国人叫“猴子见了，猴子照着做”(MONKEY SEE，MONKEY DO)的精英方法批判过了。
大家知道，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来这109年里就没有和平过。109年的战乱啊！109年战乱时期是很长很长的。109年的战乱已经远远足以使一个国家的人口形成一个战乱人口结构。
109年战乱过后的中国的人口结构还是一个战乱时期的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包括人口数量和家庭关系。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战乱人口结构有些什么特点。战乱对一个国家人口的影响主要是数量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战乱对一个国家人口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对家庭的破坏，因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般喜欢雇佣结婚有孩子的雇员，因为他们比单身雇员稳定。也由于结婚有孩子的雇员有家庭负担，他们也比较单身雇员负责一些。因此，战乱时期的人口社会结构一般不适应于和平建设。
特别是对于一个109年战乱过后的农业大国，同时又是科学工业极端落后的中国来说，109年战乱过后的中国的人口结构不仅仅完全不适应于和平建设还与发展工业极不适应。
一般说来，战乱以后的和平环境中的人们迫切需要结束战乱时的不稳定生活，也就是要安家，即结婚生子。这是动物的本性，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就是战后美国人心要过日子的结果。先不说美国人的战乱不在美国，也不说美国人的战乱远远少于109年，美国还是战胜国呢。
中国就完全不同了，中国的109年的战乱全在中国而且中国战胜的时候也不多或没得到什么好处呢。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战乱以后的和平环境中的中国人迫切需要结束战乱时的不稳定生活，也就是要安家，即结婚生子的心情一定不比美国人差。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还有大家庭的传统。
所以，我以为马寅初一九五七年发表的《新人口论》对一九五七年的109年战乱后才8来的中国大概是不十分得人心的。美国现在也在讨论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的人们就要退休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的问题。
我好像没有听说有美国人嫌二次大战后的美国政府没有搞计划生育。当然有人可以说人家美国基督教没有计划生育的传统。那中国就有计划生育的传统？
我好像没有听说有美国人怀念某个美国人在二次大战后建议过美国政府搞计划生育，也就是没有听说美国人也有自己的马寅初。
我建议喜欢马寅初的人们查一查，看一看美国到底有没有一个一九五几年的美国的马寅初。如果美国没有，你们可以向美国人介绍介绍一下马寅初一九五七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也就是马寅初的“先见之明”。
为什么美国人在讨论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的人们就要退休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的问题时没有美国人嫌二次大战后的美国政府没有搞计划生育呢？我不知道。也许美国人知道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婴儿潮”(BABYBOOMER)的人们对美国今天的繁荣富强是有巨大贡献的吧？
事实是，这些人是负担，但是他们也是有贡献的。把他们带来的贡献和负担比一比，那一个大一些呢？
好像是陈毅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没有汽车和电车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三、四十年出生的中国人对中国人今天的这个日子也是有巨大贡献的。大家不要以为如果建国初期三、四十年搞了计划生育现在的人口少了以后而中国的发展还会照常进行和现在的经济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不错，在同样数量财富的情况下，分那财富的人少一些每一个人分到的财富就多一些。这大概最多也是小学知识分子水平。
但是，请大家不要以为当分那财富的人少一些的时候，那财富的数量会保持不变。因为，你今天分的这个财富也有他们的贡献。这些人在分这个财富的时候是负担，但是他们在创造这个财富的时候也是有贡献的。分那财富的人少一些，财富也会随着减少的。
要证明马寅初的“先见之明”是必需证明减去这些人口也减去这些人口的贡献之后你的日子还是要比现在好才行呢。这恐怕不是一件像小学知识分子算分数看一看分母的大小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当人们说起如果当年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先见之明”中国人口要是少一点他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想一想：
在1957年的汽油力和电力都极不发达的中国经济主要是要靠人力来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如果当年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先见之明”中国人口要是少一点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今天的这个日子？
我以为，如果当年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先见之明”中国人口要是少一点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有今天的这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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