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五）——写给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建议

1、我国男性公民的法定结婚年龄为22岁，女性公民的法定结婚年龄为20岁。法定结婚年龄偏小，这也是我国人口问题日趋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1957年，我国著名的人口学专家、经济学家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就发表观点：“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

很多国家、地区的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都比我国女性大得多。一份资料显示，2004年，韩国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30.2岁，法国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8.5岁，香港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7.7岁。目前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早婚早育的现象还很普遍，一些农村姑娘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十八九岁甚至不满18岁就结婚。假设我国农村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19—22岁、城市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2—26岁，按城乡居民3：7计算，我国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19.9—23.2岁，比上述国家和地区早4.5—10.3年。

平均结婚年龄小，导致平均生育年龄也小。2002年法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9.4岁，澳大利亚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30岁。假设我国农村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1—23岁、城市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3—27岁，按城乡居民3：7计算，我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为21.6—24.2岁，比法国和澳大利亚早了5.2—8.4年。照此计算，在150左右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能生出5代人，中国则会生出6、7代人，中国要多养一两代人。如能将我国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提高5年，在100—120年的时间里，我国就会少生1代人，国家的负担也可因此减轻不少。

 

我国农村普遍早婚早育，导致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这又部分抵消了农民增加的收入，影响了农民增收。

 

科学研究表明，过早生育的妇女患一些疾病的机率比其他妇女大很多。过早生育不仅对妇女不利，对她们的后代也不利。过早生育的妇女由于一些器官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尚未达到25—30岁的最佳生育年龄，她们的后代在智商、身体等方面也没有处在最佳生育年龄的妇女的后代发育的好，这给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果我国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能提高到25岁，则我国绝大多数妇女的生育年龄都能处在最佳生育年龄，这可有效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

 

综上所述，为减缓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减轻国家的人口负担，缓解三农问题，提高人口素质，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修改《婚姻法》的相关条文，将男性公民的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26或27岁，女性公民的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25岁，或将男女公民的法定结婚年龄都提高到25岁。

 

 

2、教育是立国之本，但教育经费不落实的问题始终存在，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在近年的全国两会上，不断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议出台《教育投入法》，以确保教育经费的落实。希望法工委采纳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制订《教育投入法》。

 

3、人贩子拐卖人口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正是因为有人出钱从人贩子手中非法买人，人贩子才能得以生存。可以说，非法买人者的存在就是滋生人贩子的土壤。打击人贩子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只有对非法买人者处以刑罚或罚款，大幅提高其违法成本，使非法买人者消失，才能使拐卖人口案件消失；否则即使处死一批人贩子，还会有人贩子继续出现。

建议法工委制订法律条文，对非法买人的违法者处以5年以上或3—5年的有期徒刑，或处以4—6万元的罚款。这样一来，非法买人所受的处罚比明媒正娶花的钱还要多，还要受刑罚，违法成本大幅度上升，非法买人者必定会大为减少，甚至绝迹。这将导致人贩子滋生的土壤被彻底铲除，拐卖人口的案件也可能因此而消失。为提高群众举报非法买人者的积极性，法工委还可制定规定，将罚款的20%奖励给举报者。

 

村民非法买人，村干部应该是了解情况的。如果有村民非法买人，村干部还不向公安机关举报，村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属于渎职行为。建议法工委制定规定，对这样的村干部按渎职罪进行处理。

 

一些服过刑的人贩子不思悔改，出狱后仍重操旧业继续危害社会。为防止这些屡教不改的惯犯继续危害社会，建议法工委将因犯拐卖妇女儿童罪而第二次被捕的罪犯的刑罚定为死刑或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