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档
MISH - MASH
大小便和叛国投敌
～ 1979年出国记实
2023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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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从1965年夏末说起，这样故事才比较完整。那时我19岁，入学西安交大。1966年6月一年级尚未读完，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因说了几句有关江青、陈伯达、林彪的话，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动学生，遭抄家、游街、批斗、隔离，被强迫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挖掘反动思想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后来从校办监狱中逃跑出来，因去了一趟中越边境的凭祥，又落下了“叛国投敌”之罪，随之是陕西省第一监狱的两年牢狱之灾。释放后在西安交大“五· 七”干校作为留校待分配的反动学生劳改一年，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而造砖和修建防空洞。
1972年，我总算离开了当年的那个猥琐荒诞恶浊的西安交大，被分配到西安一个大集体制的小工厂。熬到圣人终于于1976年9月死去，至那年的10月初，陈伯达、林彪、江青先后变成了反革命。负负得正，我这个老反革命就变成了反“反革命”的英雄。
1978年高校在停止了12年后恢复了招收研究生。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同时作出了派遣3000人去国外学习的计划。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紧接其后中美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美方确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来自中国的500至700名留学人员。我有幸成为南京大学研究生后，参加了1978年9月15日的出国英文考试。据说全国共有14717名参加留学生选拔考试的人。11月24日得知我被录取并将派往国外学习。
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何时将被派往何处。据也要出国的盛松柏老师听到的传闻说数学系四人（我、沈老师、盛松柏老师和王金德老师）都将派去德国。到1979年初，传说教育部也不知道该如何把我们这些人派往国外哪个国家和哪个学校去学习。又传说谁能联系到一个去处，教育部就把谁派往那里。
然而在1978年年底，南京大学显然已经和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开始了接触，更大的可能性是威斯康辛大学接触了南京大学。去那里的麦迪逊校园成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填写了出国有关表格，并被要求提供：二吋的照片，中学、大学毕业文凭、成绩单，一份简历，和一封推荐信。这些具体要求显然是威大的洋人们提出来的，而不是国内通常要求的我们一辈子习惯了的政治表现、社会关系、领导评语和群众意见之类的那些东西。
1979年2月11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校长欧文·谢恩（Irving Shain）率团访问南京大学。南大决定十人（包括我，大概还有沈、孙、朱、张、陈、胡、刘、单、吴）将派往威大。2月14日下午3点在斗鸡闸4号，威大代表团人员Pinkerton教授和一位美籍广东人与我、沈、孙三人面谈，面谈毕当场照了快照。据说这意味着录取了。但是南大校方表示只对派遣访问学者感兴趣而对派遣研究生并不感兴趣。
4月16日有消息说，我们也许本月底或下月初离宁赴京。可一天后，4月17日的消息又说出国事可能出现了问题。5月14日我们得知刘志谟和陈懿等一行四人本周末将离宁赴京，可能将于6月20日离京赴美。这是我们这些人中第一次有去京和赴美的消息。
5月20日张怀亮来电话说，我、沈、单三人的DSP-66表已到，5月25日张、孙两人的DSP-66表也到了。5月24日人事处决定派徐祖荫刻期出发去北京，办理我们出国的事。6月2日徐祖荫从北京回来，一事无成。据说，我们这几人6月20日走不了，要等下一批了。
6月5日接到教育部6月1日签发的通知，我、沈、孙、朱、张、单、吴七人11日到北京集中。我于6月10日晚14次离宁赴京，6月11日中午到北京，住语言学院。6月12日上午在语言学院听了王某人做的一个报告，然后一位女士谈制装问题。6月15日上午由留管司陈建华指导填写护照申请表。下午由留管司的两个头头张某和李琼（女）给我们各说了一通。6月16日上午出办某同志传达了李先念的报告。下午去北大办公楼听一个报告，我半小时后偷跑了出来。6月18日上午先是宣读留管条例、留学生守则等，然后听了一个什么录音。下午是讨论会，最后高三镒给我们谈临行的各项准备事宜。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集训的具体内容现在大都无从记得了。6月13日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定做衣服和购买东西的事情记得一二，但不值得在此细说。其他各位要人的报告、留管条例、留学生守则等绝大多数内容当时就没有听到耳朵里去。给我留下比较有印象的是，我们这些被派出国的，要严防犯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叛国投敌。如何防范呢？归纳起来有三条。第一条，提高认识。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信任给了我们出国学习的机会、要知道为了养活我们多少工人农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第二条，国家的在外使领馆是有办法监督我们的。我们被告知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名被派往西德去的访问学者，好像还是当地的一个小负责人。有天晚上使馆打电话找他，发现他没有在他的住处过夜。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到他那天晚上是和一名台湾女人睡到一起去了。那人后来就被召回使馆然后送回国了。后来我们似乎还听说过一名派在非洲的外交人员，被发现有“叛国投敌”的迹象后，服用了还是打了一针“蒙汗药”后被押解回国了。
第三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其中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就是，出国人员在出国途中口袋里一分钱也不给。逻辑是，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就杜绝了“叛国投敌”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并没有听到过任何案例，说明曾经有口袋里有钱的人“叛国投敌”的事情。想来只是国家出于对我们的爱护，怕我们糊涂了犯错误，算是防患于未然。
不幸的是，这第三条却造成了一次“有失国格”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早年有一位出国的人员在巴黎机场转机时，一时尿急必须如厕。可是他看见厕所门口有个坐在那里收钱的人，他因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就没敢去上厕所。无奈之下，只好按照中国农村的传统方法，找个僻静无人处解决问题。可恨的是偌大的戴高乐机场，到处覆盖着地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去处。正万不得已时，被机场工作人员抓住了，就此犯下了“有失国格”的大错。
到了1978年12月26日第一批访问学者52人离京赴美的时候，这个出国人员途中上厕所大小便的问题已经找到了补救的方法。那就是每人发一美元，但这一美元并不放在每个人的口袋里，而是由带队的负责人统一保管。途中转机时，如须如厕大小便，就向该负责人索要上厕所的费用。据我所认识的52人中的柳伯成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他就是那第一批中统一负责管理大小便钱的人。不过，他说并不是严格的一人一美元，而只是个大概的数字，他们52人总共只给了他50美元。
总之，无论是哪一条，我们当时都觉得十分合情合理、理所当然。只是如今回味起来，颇有点西朝鲜的味道。
传说我们要等到7月13日才会离京赴美，而且也不确定。6月19日我们将箱子存放在语言学院后，6月20日晚离北京，6月21日下午回到南京。6月28日去南大党委会议室，徐福基、蒋克等接见，临别赠言。会后，我们七人（沈、孙、朱、我、单、吴、张）又聚会了一下。总之的意思是，传说的7月13日可能是走不了的了。因为陈、刘等原定的6月20日延期到6月26日离京赴美的，结果也没有走成。7月2日下午去张家开碰头会，出国事又要延期了。我们对于不断地延期一直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甚至做好了最终出不了国的准备。自我懂事以来，西朝鲜的国门就是紧闭的，出国就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有人说，不到上了飞机，就不要相信出国这件事是真的。还有人反驳说，上了飞机也不算数。听说有人上了飞机，结果新的外调材料赶到，就又把登机了的人从飞机里提溜了出来。
7月4日教育部出国办公室来电说我们七人赴京集中日期定为8月13日。可是7月16日下午教育部又来电，让我们七人7月24日前到京，以便7月月底赴美。我们于是开始与众人告别，计有郭秀梅老师、顾道生师傅、华服远老师、苏育诚老师、张元继老师（未遇）、何旭初先生、陈厚珍老师、盛松柏老师、袁湘碗老师、唐述昭先生、叶彦谦先生、毛敏珠老师、马明珠大夫、王嘉松老师等（潘忠哲老师处已于6月10日上次赴京前告辞过了）。7月22日中午父母在复兴楼为我、孙、沈三家人设告别宴。
7月23日朱、孙、沈、张、吴、单、我去南大汽车房上车去火车站乘车赴京。临行前各家家属均来送行，徐祖荫、过贵珍、苏育诚、王嘉松等人也来送行，我中学的同学胡小平闻讯也赶来了送行。晚10点多126次离宁，7月24日下午到京，住语言学院。
1979年7月26日下午为了申请美国签证，去美领事处面谈。和我单独面谈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美国小伙子，看上去和我年龄差不多或比我更年轻些，中等个头，d s a30岁上下的样子。一开始我颇为紧张，把他的办公环顾了一圈，心里琢磨着这房间里一定有秘密的录音装置。小伙子则摆出非常随意的态度，以拉家常开始。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自我介绍说：“我叫侯士德。”我问他为何这么年轻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说他在台湾学了六年中文。我心想，他大概还娶了个台湾的老婆。我问他哪儿来的这个中国名字？他说是他的中文老师给他起的。其后他问了些例行公事的问题，我按照语言学院教给我们的答案一一给了回答。具体他问了些什么和我怎么回答的，现在已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冷不防地问我当过红卫兵没有，我苦笑了一下，给了他一个最简单的“没有”的回答。我当时心里想，他到底是个美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只有极为表面的了解。我虽然从来没有当过红卫兵，但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有各色各样的红卫兵，在漫长的文革中不同时期的红卫兵的性质也很不一样。所以一个年轻人是否当过红卫兵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他们美国人则把红卫兵标准化了。面谈完毕后，领得《美国旅游便览》和《画中美国》等小册子。
然而赴美的签证却无法得到。据说，美国领事馆说是管签证章的人度假去了。我们私下议论，大家都认为这个借口太可笑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去调查了解我们中是否有特务和间谍之类的。
到了7月29日因签证无从到手，众人开始纷纷返回了。大家把出国的行李存放在语言学院里，孙、沈、朱、单、吴决定于7月31日返回南京，张决定将过几天再回。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出国办公室美大组老沃、沈、大姐、大姐夫、大外甥女等均极力劝我先回南京去。31日晚饭后去火车站，没等到退票，大姐夫为我买了站台票让我挤上了火车，沈已经为我登记了卧票。见到列车员，出示出国证明，顺利得一上铺票。张一人在语言学院一直耗到8月9日才从北京回到南京，别说我们这批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延期的陈、刘等人所属的那批原定于8月4日离京赴美的也还没有走成。（按1978年12月26日离京赴美的52人为第一批算起，陈、刘属第四批，我们属第五批）
我们真是猪八戒照镜子 —— 里外两面不是人！中国政府怕我们这些人“叛国投敌”，美国政府怕我们这些人是“特务间谍”。
不料几天后我们又收到通知，要我们即刻赴京赴美。由于前几次的反反复复，我们认为这次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反复。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这次离宁赴京不声张不与任何人告辞。8月16日晚我们乘坐14次特快安安静静地离开了南京。8月17日中午抵京。两点多到语言学院。两点半取了存放在语言学院的行李。
我们这一批（我所谓的第五批赴美的）一共有40多个人，其中来自南大的有我、孙、朱、沈、张、吴（单不知何故决定不和我们一起赴美了）。原计划是前三人18日离京，后三人21日离京，后沈经交涉要求，得以和前三人同行。
按既定的政策，每人发一美元供途中上厕所时用。这笔钱本应由上级指定的我们40多人中的负责人统一保管，但这两位内定的头头都对此事不感兴趣。好在天底下不缺对这种事感兴趣的人，南京大学化学系刘广鑑老师自告奋勇揽下了此事。自从我们集中学习英文以来，在各次准备出国的事情中，我似乎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人；即令以后回想起来，也常怀疑自己是不是把人弄错了。总而言之，这位管理我们大小便钱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捞到这份差事，他很是沾沾自喜，想来这说明了党和国家对他额外的信任，也给了他一个表忠心和显示工作能力的机会。
·8月18日上午大外甥女来帮助整理最后的行装，把身上剩下的钱与票证寄给了二姐。我们各自正正经经地穿上了新做的西装。5点半由语言学院出发，乘一辆大轿车沿着那条通往机场的林荫道驰向机场，6点半到机场。那时的北京机场很小，没有空调。停机场上大概只有我们要乘坐的那一架中国民航的波音707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8点多起飞时机场里黑乎乎，起飞后才见到北京灯火一片。
那时中国通往美国的航路大概只有一条，就是先飞往新疆方向，然后南下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往西北方向飞到法国巴黎，在巴黎换机后飞越大西洋到达美国。8月19日星期日午夜12点我们经过新疆时，天气晴朗，机窗外面繁星点点，下面时可见一团灯光。近卡拉奇，上下一片黑，一无所见。近4点到卡拉奇机场，乃当地时间近1点。机场里没有空调，午夜之后仍然闷热不堪。工作人员见到我们就用蹩脚但能听懂的中国话说：“万精油，万精油！”这事我们出国前就听说了，大多数人口袋里都专门为他们带了几盒。这些人得到万精油后就非常高兴。我不记得在那个机场有上厕所的问题，估计是因为我们停留的时间很短，45分钟的样子，只是为了给飞机加油而已。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中国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机场虽然比当时小而简陋的北京机场更小更旧，但陈列的巴基斯坦文艺商品却从来没有见过，遗憾的是我把照相机留在飞机上了，没能留下一张照片来。
近5点再起飞，天气晴朗，见卡拉奇灯火，一轮弯月从视平线下冉冉升起。机上每人发一把扇子和一支圆珠笔以作纪念。5点半见东方天际有虹状带，乃日出之前兆，甚美。然而天亮得极慢，约11点方日出。夜来天晴，晨来但见云海。
北京时间下午1点、当地时间下午6点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准备转乘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的航班飞往纽约。该航班因故晚点，致使我们在机场等待了六个半小时。这样长的候机时间自然就会有肚子饿和大小便这两个一进一出的问题。先来说大小便的事。我们是有备而来，所以对此人人都胸有成竹。不过我还是十分好奇，我到底一生从来没有在别的国家大小便过。为了探探虚实，我先在不远的地方观察了一阵，又从厕所门前若无其事地来回走了两趟。我算是把事情彻底看明白了。
厕所门前坐着一个老太，她的身前有个小桌子，小桌子上有个盒子。上厕所的人就往那个盒子里扔硬币。仔细看去，每人扔进盒子里的硬币大小多少都不尽同，十分随意，我甚至看到一个小男孩没有给钱也进去了。那时我们这些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的人，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见过、也不懂得什么叫“小费”。回想那位犯了“有失国格”的先驱，他真是冤枉 —— 上厕所其实并不收费，真要没有钱，硬着头皮不给小费其实也是可以的。当然了，既然99%的人都给小费，如果我们死皮赖脸地不给小费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失国格”的行为。
六个半小时候机的时间里，每人多少都上了一次厕所，估计有大便的也有小便的。每逢此时，就去向刘广鑑老师要钱，领到五分、一角或两角五分的硬币。刘广鑑老师对能掌管他人的大小便一事兢兢业业，从来没有为难过任何人。凭想象，大便者多给一点，小便者少给一点。
再说肚子饿的问题。大家饥肠咕咕，口袋里又没有一分钱。其实，即令有钱，机场里的一切东西在我们眼里都是昂贵无比不敢问津的。两个带队负责人若无其事，刘广鑑老师只管大小便，他手头那点钱也无济于事。好在我们都不娇气，肚子饿不算什么事，克服一下就是了，所以并没有人抱怨或提出什么要求来。然而，喜出望外的是，我们40多人中有位极为能干的小伙子。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是国内哪个单位派出国的。他修长的大个子，长得细皮嫩肉，显然从小没有营养不足的问题，年纪极为年轻，大概只有20出头，最多是出来上大学本科的，而我们这批人中其他所有人都是30几岁40几岁出国作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的。他不但说一口字正腔圆的英文，举止大方得体，而且显然此前颇有国际旅行的经验。由于我们滞留戴高乐机场的原因是下一班转乘的环球航空公司（TWA）的飞机晚点造成的，他一个人闷声不响地找到环球航空公司交涉了一番。不久环球航空公司就给我们每人送来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饮料。
解决了一进一出两大问题，在戴高乐机场多滞留一些时间实在不算个问题。要知道，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无论机场内哪个商店货架上的商品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所有商品都是开架的，可以去摸摸甚至取下来细细端详。而自我有记忆以来国内的所有商店，包括北京机场内的，都是用玻璃封闭的展示商品的柜台把顾客和售货员分开的。还有商店里那些靓丽的店员，也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只是我不喜欢她们那略带轻蔑的眼神，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土，我那套定做的西装也许并不合身，更不用提我自己选的衣料的颜色了 —— 我此前一辈子就没给自己选过任何衣料；当然了，也可能是她们看透了我们的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
比较有喜剧性的是，我坐在候机室候机时，从五颜六色的旅客中朝我走过来两位穿西装的中国人。其中一人和蔼地向我问道：“你是 ……？”见我疑惑不解，其中一位自我介绍起来，“我是西安交大动力系的教师，这一位也是交大毕业的，我们来这儿开会，现在回国去。我们认识你。”因为我当年在西交大是小有名气的反动学生，想来在我被游街和全校被批斗时他们见过我。如今竟然在戴高乐机场又见到我，真是天翻地覆！他们说回去后一定告诉无线电系的老师们。
北京时间晚7点半（当地时间12点半）我们登上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803号航班的波音747离开了巴黎。在飞机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一对美国大学生夫妻（或男女朋友）在法国度假后返回美国。我和他们两交谈甚欢，他们用宝利来（Polaroid）相机给我照了一张照片。
8月19日星期日美东时间下午2点多（北京时间20日凌晨）抵达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通过海关进入一个中国之外的国家。可是我完全不记得是如何通过美国海关的了。我只清晰地记得，当我闲逛着走出机场好奇地来看看美国是什么样子时，映入眼帘的是噪杂拥挤的人群和汽车，以及不太清洁的街道。可是，我心中顿时充满了如同终于回到了家一样的感觉。这个如归之感说来奇怪。自我懂事以来，我所被灌输的都是那个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在那里广大人民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他们。除此之外，我对美国的真实了解实在是微乎其微、几近于零。然而，冥冥之中，我清楚地知道，这将是我的家、可以安全和幸福生活的家。在这里，我不会因为说了不适时宜的话而被抄家、游街、批斗、隔离、被强迫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并挖掘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等等等等，更不会无端坐牢、劳改。这里没有那些一切为了巩固政权的、令我无比厌倦的浪费生命的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报告。这里将是我通过刻苦学习和努力工作去度过有意义的一生的地方。
肯尼迪机场之大超乎想象。飞机在起飞跑道上排着队，我看着手表上的秒针，发现每40几秒钟左右就有一架飞机射向苍穹。其实，我那时并不知道我看到的只是肯尼迪机场几条跑道中的一条。我们改乘TWA航空公司063班航机去华盛顿特区，结果飞机绕纽约飞了一圈，因发动机故障，又返回了纽约肯尼迪机场。由环球航空公司支付让我们在小吃台（snack bar）边吃了一顿晚饭，再于晚7点多起飞，9点半到达华盛顿特区的机场。大使馆来人接到后，安排我们住在康街使馆里的招待所里，我和沈老师同住在359室。
我们被告知，使馆买下的这栋楼里布满了窃听器。为此，使馆曾经请国内派来清除窃听器的专家来清除。结果专家发现，到处都是窃听器，墙上门上窗上到处都有，不可能清干净。最后解决的办法是在顶层做了一个屏蔽任何信号的密闭的会议室。我们到达后的几天里就是在那里面使馆教育处的黄忠煊召集我们开了会、科技处许参赞给我们讲了话、我们又听了柴大使的讲话录音等等。
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一早，使馆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两天后，刘广鑑老师给了我一段绳子。他对我说，他保管的那40美元供大家途中大小便的钱没有用完。他就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卷绳子，给每人剪一段。“大家就要奔赴各自的学校去了，总有些东西要捆捆紮紮的！”后来我才听说原来有些人还惦记着那本属于自己的一块美元大小便的钱。想来有些人可能只小便过而没有大便过，有些人可能只小便过一次而不是两次，无论何种情况，一美元是不会用完的。刘广鑑老师大概也没有详尽地纪录；即令有的话，他也没有那么多零钱分给大家。他总算想出了个聪明的办法把此案了结了。
我离开华盛顿去威斯康辛大学时，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捆捆紮紮的。那段分给我的绳子很快就不知了去向。后来我每每想起那段绳子，就十分懊悔没有好好保留它。否则，有人建立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时，我还可以把那段从“叛国投敌”到“大小便钱”演绎而来的绳子捐赠出来供后人观赏哩。眼下我别无他法，只有写下这篇文章来纪念它了。
顺便说一句，两名内定的带队的人被告知，他们的行李“永久丢失”了。航空公司给他两每人赔偿了2000美元，难免让有些人羡慕不已。当然，更让大家惊叹不已的是中美建交伊始，美国的情报工作却能做到如此精准无误。
吃鲍鱼的故事
2011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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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常听父亲谈起鲍鱼是如何的美味。他1948年赴美国田纳西州的Knoxville大学留学路过旧金山在海边吃过鲍鱼。后来听佩珉的丈夫Ed说，当年西海岸边鲍鱼比比皆是、随手可拾。可是鲍鱼到底是什么东西，长什么模样，是何味道，小时候是绝对无从得知的。我只有一个概念，就是鲍鱼属于那些奇贵无比、可望而不可即的山珍海味，诸如熊掌、燕窝、海参、鱼翅之类。
1971年春我在西安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后，在西安交大的“5.7”干校砖厂劳动。有个星期天一人在解放路上的解放百货大楼食品柜台内无意发现了有鲍鱼罐头。我顿时兴奋之极，买了一罐。记得售价是4.5元。这个价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西交大那时每月给我发20元生活费。一年后我被分配有了正式的工作，按大学毕业生算，每月51元。所以4.5元大略是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假设当今美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年薪是3万6千美元，那么月薪就是3千美元，其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就是300到600美元。真可谓天价也。
1971年9月是我牢狱之灾后第一次回南京。能够请到假回家是因为小姐姐已生了重病，正在南京治疗。我兴致冲冲地带上了那罐天价的鲍鱼罐头回到了文革洗礼后面目全非的家。父母已从那套带有天井、分开的厨房和下房、有前后院的三层连栋楼房搬进了筒子楼一间朝北的房子里。父亲不再是数学系的系主任，正在一个食堂做伙夫烧火。母亲不再是幼儿园主任，正在另一个食堂帮厨卖饭。当年家中最健康最漂亮的小姐姐已显得消瘦、憔悴、苍老、一副病态。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我们重逢的兴奋和情趣。
我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买到了一罐鲍鱼！父亲和小姐姐也为之兴奋。母亲则抱怨太贵了。她说这钱能买好几只烧鸭盐水鸭了。那天下午，父母小姐姐我们四人在桌边做下，正正经经地要来享受一下这个久仰大名的鲍鱼了。仿佛牢狱之灾从来没有发生过，眼下的重病也不存在，更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劳改等等。我打开罐头，顿闻其腥气冲天。再一看，只见灰黑的“汁水”里飘着近十块疙瘩，想来就是鲍鱼了。虽然如此，父亲、小姐姐和我都不愿扫兴。每人吃了一两口后，面面相觑，显然谁也没吃出美味来。父亲、小姐姐和我一时都无话可说。母亲放下筷子说：“什么劳什子，一点都不好吃！吃一口，就是一只烧鸭的后座子！你们喜欢这些洋盘，你们吃吧！”
父亲、小姐姐和我又吃了几口，希望慢慢能品出点味道来。谁知味道尚未品出来，父亲的嘴唇开始肿了起来，且越肿越大。小姐姐浑身发痒，一看，已长了大片的风疹块。我则透不过气来，我那多年未发的过敏性哮喘发作起来了。唯独母亲倒是没有反应。所以剩下的所有鲍鱼，就只好由母亲一人吃掉了。她每吃一口就叹一口气：唉，又是一只烧鸭的后座子！
后来我到了美国后才知道鲍鱼非鱼也，鲍鱼罐头和其他的鱼罐头不一样，没有熟的、都是生的。想来父亲当年虽然吃过鲍鱼，显然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在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的中餐馆都专门要过鲍鱼这道菜。估计都是用罐头里的鲍鱼做的。2006年在秘鲁吃到过真正野生的鲍鱼。2009年大学同学郑清生夫妇专门请我在福州聚春园吃了每人280元一份的佛跳墙。我自己又发明创造了两道鲍鱼菜：韭黄炒鲍鱼丝（或再加上年糕片）和冬笋雪里蕻炒鲍鱼丝（或再加上年糕片），自认为可登大雅之堂。罐头内的鲍鱼在罐头打开之后，要立刻用水把腥味冲净、切好即下锅爆炒；如果不能立即烹饪，要浸泡在食油里，以免氧化，变得更腥。
鲍鱼虽然有可取之处，但严重地名过其实、价过其值。和父母小姐姐吃鲍鱼这段往事，却给我留下了珍贵而又美味无比的回忆。
吃蛇肉的故事
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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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我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驱赶到了广西凭祥监狱。我住的那间牢房里另有三位狱友。一位是四十多岁的老李，东北营口来的一名汽车修理工，他是和我同时关进这间牢房的。这间牢房里原先关着两名犯人，一位叫老潘，另一位叫小杨。老潘是当地人，看上去三十多岁，住在中越边境的山里。“我经常去越南那边屙泡屎！”他自豪地说。把他说的故事拼起来推断猜测，他大概是个公安员。他说：“哪有住在边境上不走私的？”想来他走私走过了头，进了监狱。小杨是归国的印尼华侨，还不满20岁呢。他是随父母和一个姐姐于60年代初离开印尼回到中国的，回来后一家人被安置在广西的一个华侨农场里。不久，遇上了那个饿死无数人的时代，父母相继去世了，姐姐远嫁南京，剩下他一个人在凭祥中学就读。1968年7月3日，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七·三布告》发布后，“联指”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攻打“四·二二”占据的小杨所在的高中时，小杨觉得非常好玩，就像电影中打仗似的。他跑到校广播室，打开了高音喇叭，喊道：“同志们！冲啊！”不一会儿，“四·二二”理所当然地被打败，小杨就被关进了监狱。
对于这些被关押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里的阶级敌人，每人每天吃两顿饭，每顿浅浅一小盅不干的干米饭加几片冬瓜，正好饿不死，据说充分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道主义精神。小杨有一天把那几片冬瓜放在一张纸上，晾了一天。他想看看这些冬瓜片除去水分后还有多少物质剩下。结果是这几片冬瓜变成了透明的比纸还要薄的东西。
牢房里的四个难友终日饥饿难熬，只好空口打起牙祭来 —— 每个人都详细描述了一番自己曾吃过的各种好吃的东西。老潘有一天兴致所至，说起了蛇肉的美味。他从如何抓蛇讲起，一步一步地说清楚了如何处置、如何做成蛇肉圆子、和如何烹饪蛇肉圆子的完整过程。
第一步，徒手抓蛇。山上的蛇很多，徒手抓蛇的关键是不要被蛇咬着了。看到一只蛇后，要一脚踩在它头后的颈子部位，然后用手的拇指和食指死死地捏住蛇的头，使它的嘴无法张开。“蛇的身子难道不会缠住你吗？”我们好奇地问。“当然会，”老潘回答说，“你踩着它，它就会缠上你的腿；你捏着它的嘴拿起来，它就会缠着你的胳膊。不过，只要蛇咬不到你就不用害怕，被缠上时，用力用另一只手把它掰开就行了。掰开后，用手捏着它的头，把它掕起来不断地抖动，它就没法再去缠住你了。”
第二步，处理清洗。把徒手抓到的蛇拿回家，但是不能把蛇拿到厨房里去处理。老潘说，厨房里的烟灰会使蛇肉变得有毒。这点听上去有些难于理解，只有姑且相信。把蛇的头用一根钉子钉死在厨房外的一根树干或其它一根杆子上，用一把锋利的刮胡子的刀片在头下的颈部划一圈把蛇皮割开，然后用双手捏住划开的皮，翻过来，从上到下把蛇皮剥下来。剥下蛇皮时，顺势也把蛇的内脏带来出来。这样，一条白花花的蛇肉就出现了；割下来，洗干净，就可以去做蛇肉圆子了。
这中间还有一个取蛇胆和蛇血的环节，可惜年代久远，已经记不起来是如何操作的了，也可能当初就没有完全听明白。只记得的是两样均可食，而且是生吃，而且是有神奇效果。
第三步，做蛇肉圆。把洗干净的蛇肉切成一段一段的，放在一种案板上剁碎。想来这种案板的木质比较松软。按老潘的描述，在把蛇肉剁碎的过程中，蛇肉里的骨头就都卡进案板木头里去了。最后把去了骨头的蛇肉泥加上少许盐后做成一个一个小蛇肉圆子。
第四步，烧蛇肉圆。在锅里把猪油烧热，放入蛇肉圆子炒一下，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后用小火熬一会儿，汤汁就变成了乳白色像牛奶一样。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粉，那美味简直就无与伦比！我们三个没吃过蛇肉的狱友听得如痴如醉，饥肠咕咕地咽一口口水，问：“那汤到底是什么味道呢？”老潘不肖一顾地回答说：“鲜呀！味道有点像把清炖的鱼汤和清炖的鸡汤加在一起。”
那年我22岁，老潘的这段抓蛇和做蛇肉的描述铭记在心，实在是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心里琢磨着，既然知道得如此详尽，有朝一日，要是碰上了蛇，还真不妨亲手去试一试呢。
五年之后，经历了陕西省第一监狱的两年牢狱之灾和西安交大“5.7干校”造砖场的一年劳改，1972年夏我被分配到了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在那里工作了六年。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地处西安北郊原唐朝的大明宫遗址，就在麒麟殿遗址的东南边，东面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含元殿遗址，北面有四方山（一说是点将台），再往北有太液池。不过，在70年代，那一带全是农田，属于“含元殿人民公社”，人称关中平原的白菜心。
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是一个大集体单位，厂里有近300名员工，一小部分来自附近铁路职工的家属，一大部分来自那几年分配来的初中毕业生。这些小青工大多是女生，原因是男生都被送到山里去搞“三线建设”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了。我在厂里任技术员，设计冲床模具。那时人们已厌倦了文化大革命，工厂里盛行“无政府主义”，上班时很是清闲。我经常去车间里和这些青工闲聊，他们也喜欢到技术组来听我讲故事。我给他们讲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这些一辈子只看过八个样板戏和只读过圣人语录的小青工难免听得个个神魂颠倒。
有一次，我对他们说起了如何抓蛇到如何烹饪蛇肉的故事。我本来应该只是重复凭祥监狱里狱友老潘讲给我听的那些步骤，应该用第三人称的“他”来复述。可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效果，更加能哗众取宠，我用了第一人称的“我”。故事就成了我如何徒手抓蛇、我如何清理抓到的蛇和我如何烹饪清理了的蛇肉。故事讲了之后，我也就把给他们讲过这段故事的事情忘掉了。
然而，这段故事却被听者们记住了。1977年春天的一天，突然听见厂里几个人都在呼叫我的名字，跑出技术组，询问是怎么回事。大家七嘴八舌地对我说：“你快去看看！厂外的农田里农民发现了一条大蛇！”
这才想起来我对他们说过我会抓蛇的故事。其实，我一辈子碰也没有碰到过蛇，心里不由得紧张了起来。大家不由分说地簇拥着我来到厂外的农田，那里已经聚集了一些围观的人群。“他会抓蛇！”几个人指着把我介绍给人群。我一时骑虎难下，走进人群圈里，看到农田上有一条一米多长的蛇在田里蠕动着，大概因为天气尚冷，并不能敏捷地移动。耳边还是厂里青工七嘴八舌地在喊：“他不怕蛇！”“他敢！”
环顾四周，发现我是一星一点的退路都没有了。我从一个农民手中拿过一把平头铲子（陕西人称锹），瞄准蛇头下面一寸的地方，那本是老潘说的应该用脚踩住然后用拇指和食指去捏住蛇头的部位，猛地一下轧下去，把蛇头给轧了下来。大家一片喝彩声，几个陕西农民用陕西话说到：“它刚刚吞下去一只鸟，大概只有20分钟！”“你把那只鸟给捋出来！”
没有了头的蛇身子还在地上挣扎扭动着。我从围观的一名厂里的青工手上要来了一副白线织的工作手套给自己戴上，右手一把抓住蛇的尾部把蛇掕了起来，左手顺着蛇尾捋向蛇头的方向。原来这蛇皮非常的粗糙，虽然隔着手套，那种手心上的奇特的怪异之感，立刻就死死地在记忆中留下了烙印，终生难忘。我每每回想起那个怪异的感觉，身上就由不得起一身鸡皮疙瘩。果然，一只蛮大的鸟被捋挤了出来。虽然这只鸟仅仅被吞噬了不到半个小时，可是它的羽毛上已裹满了蛇的肚子里分泌出的黏液，有些羽毛似乎已经开始脱落了。
“把它做成蛇肉汤给我们吃！”厂里的青工们在一边起着哄。我掕着这条蛇回到了厂里。按照老潘教我的办法，把蛇的靠头的那头钉在一根柱子上，然后用两手捏住蛇皮，翻过来，从上往下拉，就此顺利地剥下了蛇皮。
站在一边的女青工叱媛媛觉得非常好玩。她接过剥下的蛇皮，再把它翻过来，在自来水龙头上灌满了水，把头部那一头用绳子扎死。顿时，一条活龙活现的假“活蛇”就出现了。媛媛抓着这条假“活蛇”跑进了厂里的各个车间，车间里的工人不知底里，吓得尖叫声四起，一时全厂鸡飞狗跳，十分热闹。最后惊动了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的吴彦武书记，他走出办公室，一脸雾水地问到：“干啥呢？”媛媛才偷偷地把那条假的“活蛇”扔掉了。
那时，我住在附近的含元殿村子里一家叫贾荣智的农民家租的两间房子里。从厂里出来，穿过农田，走到我租的房子只要三五分钟的时间。叱媛媛和其他两三个人随着我掕着那条洗干净的白花花的蛇到了我租的房间里。
这条一米多长的蛇去了头和细长的没有肉的尾巴，真正有肉的部分不足一尺。我想，如要想按当年狱友老潘说的那样去做蛇肉圆子是不可能的了。再说，我也不相信如果把蛇肉剁碎，蛇肉里的骨头就统统会卡进砧板的木头里去，而且根本没处去找那种砧板。
眼下这条蛇肉，看上去就和一条鳝鱼粗细长短差不多。我把它切成一寸多长的几段，用猪油炒了一下，加上一点水和适量的盐，不一会儿，汤就变成了牛奶一样的乳白色。此时，我手心抓着蛇捋挤它肚子里的小鸟的怪异感还没有消失，身上还不时一阵一阵地起鸡皮疙瘩。我把煨好蛇肉汤分别盛在几个小碗里，对身边的人说：“这汤可鲜啦！鱼汤加鸡汤的味道，美不胜收！我吃过不稀奇，你们吃吧！”大家一人尝了一口，都异口同声地说，果然美味至极。
就这样，那以后直到1979年我离开中国，我其实一口蛇肉也没有吃过。
斗转星移，21世纪初，我应邀在南京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系讲学，结识了时任管理学院院长的施建军。有一次施建军院长请我在珠江路和中山北路交接的一家高级餐厅吃饭，餐桌上就有蛇肉和蛇酒。蛇肉是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一段的，油炸酥脆后粘上椒盐吃。蛇酒是每人两个小酒杯子，一杯里的白酒中滴了一滴深绿色的蛇胆汁，另一杯里的白酒中滴了一滴鲜红的蛇血。说起来，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吃到了蛇肉喝到了蛇酒。遗憾的是，那油炸酥脆了的蛇肉粘上椒盐，虽然很香，但我相信很多东西油炸酥脆后粘上椒盐都会有一样的口感和香味，丝毫没有吃出任何蛇肉独特的味道来，更不用提什么鱼加鸡的鲜味了。那两杯红绿酒也一样，大家举杯干杯，一饮而尽，什么味道也没有品尝到；之后也没有感到有任何神奇的效果。
我相信广西中越边境上山里人做的清炖蛇肉肉圆子汤一定是美味绝伦的，只是我这辈子没指望能品尝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