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举世无双的医疗卫生制度 ——“公共卫生研究”专家陈美霞

 文革期间举世无双的医疗卫生制度 

    ——“公共卫生研究”专家陈美霞教授访谈录

                                               阿陀

陈美霞，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美国伊利诺州大学博士。九十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时开始研究中国的医疗卫生制度。2001年应美国社会学学者威廉.科克蓝（William C. Cockerham）之邀，写下论文《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发表在一本由科克蓝主编、跨国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学及研究所层次医疗社会学教科书上。（英文书名：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

此文有非常值得重视的现实意义。 

因为作者2001年就已经非常有预见地提出“中国大陆即使要走市场改革或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见得必须把医疗卫生体系市场化、商品化”。 可惜此文（英文）无缘被中国国内注意。五年以后，中国医疗改革市场化果然问题丛生，为作者不幸而言中。作者偶从网上看到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及大量的相关报导，批判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的错误，感慨万千，遂请北京清华大学的朋友帮助翻译成中文，寻求国内期刊发表（陈教授见笔者时，该文时尚无处发表）。 

此文还有启人深思的历史研究的价值。 

因为它高度评价了文革期间全面发展完善的中国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并借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报告，肯定了这一举世无双的成就。这就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怎么看“十年浩劫”中的“医疗卫生革命”？ 

采访在芝加哥一个自助餐厅进行。 

陈教授概括阐述了她的观点： 

毛时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有四大指导方针：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和卫生工作的群众运动。由此产生一整套的 “合作医疗制度”，培养了大批的“赤脚医生”，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也越来越面向农村。 

一般人都以为，“合作医疗”和 “赤脚医生”是文革的产物，其实它们都是50年代中期，合作化时期就出现了。49年以后，新中国医疗卫生的一个根本变化是开始关注工农——社会经济的弱势群体。合作化运动把人民组织起来，群众被动员自己解决自己的卫生问题，建立合作医疗，培训医生，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大搞“爱国卫生运动”，采种中草药……。特别是“中西医结合”这一条，和毛的坚持有很大关系。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医学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很少有国家，在发展全国卫生保健系统中，能够维持传统医学工作者的待遇和地位，并把他们成功有效地整合到正式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中。在新中国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四九年新政权承继下来的卫生保健系统就是以西医为基础的（中医受到非常厉害的压迫）。新中国建立之初，只有少量受到西方医学训练的人才，而大多数又都在城市。然而，还有数量在十倍以上的中医大夫们活跃于乡村与城市中。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必须要依靠他们的参与。“中西医结合”这一口号就是毛提出的。 

毛更在1965年发出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革运动期间，合作医疗制度取得长足发展，相继在很多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到1976年为止，大约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到1978年，中国农村大约活跃着180万赤脚医生，平均在每个生产大队中有3个赤脚医生。（中央政府的卫生预算拨向农村的部分，也有文革前的20%-30%提高到60%。） 

总体上讲，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使其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最大化，而使其对昂贵的医疗高科技或高技能医疗人员的依赖最小化。这一政策的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中国人民在健康状况方面的改善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左右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198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平比中国高的国家。1960到1980年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它国家。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于中国卫生部分的讨论直接称呼中国的成功为“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开的阿马阿塔（Alma Ata）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初级卫生推动计划的模範 。 

   陈教授最后谈到： 

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都是由其政治及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中国在建国后三十余年时间内发展的这种特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基础所决定的。然而，由邓小平领导和决策的市场经济改革彻底的动摇了这些基础，并会随之引发扎根于这一基础上的医疗卫生体制的瓦解。反过来，改革后的医疗卫生体制将会体现出邓小平和其他市场经济改革者所创建的新型社会体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特征。 

问：您的研究非常专业，也非常客观。看来您对邓改革开放以前的公共医疗卫生制度是相当肯定和赞扬的了。如果是这样，请问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否分为文革前和文革期间两个阶段？其中又以文革为主要阶段？ 

答：应该说是三个阶段——包括邓改革初期，即七八年到八十年代初，这个制度还是存在的。但我同意说文革前是建立基础，文革期间发展特别快，全面扩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 

问：很有意思。对文革的评价，几乎是一片骂声，认同 “浩劫”这一说法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突然听到一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海外学者说，毛的文革还作了一件大好事——成功建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公共医疗卫生制度。不管同意不同意您的观点，至少您启发了我们应该不预设结论，不带任何偏见，从事实出发，科学地重新检视文革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 

  您论文中特别提到毛在文革前夜发出的那篇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文革的发生和发展，都和当时的医疗卫生状况有不寻常的联系。 

答：你说的医疗卫生和文革的关系，我不可能做更细的研究了。你们有亲身经历，可以比较，进一步探讨。

（2006年3月芝加哥文革学会“纪念文革四十周年”采访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