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1)
话说“思辨”，“好斗”，以及“红卫兵精神”
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从来不着重于“批判”，而是强调“和气”。这在文人的思维和创作中形成了一种非常拘谨的思维方法，即“面面俱到”。这种方式带来的好处是不会得罪任何一个人，达到了“一团和气”的结果，坏处是让人看了后感到不知所云，说了等于没说，写了等于没写。
中国人似乎从来都有个误区，既把观点的分歧等同于情感的割裂。反过来，“团结”“友爱”，就一定意味着在认识上的绝对一致。于是为了要做到“团结”，“和气”，大家都一定要在思想上站在一个立场。这种“和为贵”的原则，向来是中国人的处事精髓，并也深深体现在学术思想领域：对既存的权威思想的认可和推崇。由于这种态度，大多数的学者，都不过是了善于“批注”的专家，而谈不上真正的思想家。这样没完没了的批注，使中国人在抽象的思想领域一直缺乏创新。
要创新，离不开“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按我的理解，就是对已有的思想观念的怀疑和从新思考。这个怀疑和从新思考的过程，就是思想的发展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后人的思想，就永远停留在前人的思想上。
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一运作起来就是“思辨”。思辨包括了思考和辩论。然而在我们中国人的学术传统中似乎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在生活中我们中国人也不崇尚辩论。不但不愿辩论，还害怕辩论，最后到憎恨辩论，还给“好辨”的态度取了个别名：“好斗”。“好辨”等同于“好斗”么？当然不。辩论实是爱好思想的人的实践思想的方式，它的目的不是求胜，而是求证思想。这和感情用事的“好斗”， “争强好胜”没有任何关系。辩论者在辩论中通过说服对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合理性。这个说服对方的过程其实也是说服自己的过程。如果最后自己和对方都没有被说服，结果就应当是自己对自己的观点重新思考，而不是把对方视为敌人据而远之。当然，如果在辩论的双方中的一方是不思考的人，这人就可能就会对另一方的思想感到手足无措，从而产生一种由于无从说服对方而产生的失败感。于是，给对方贯之以“好斗”一词，似乎是一种最好的不战而胜的方法。当然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
对于“思辨”的误解，还最终误导了好多中国人对社会认识：把社会的动荡归罪于思想上的批判精神。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的认识。这场灾难明明是由于思辨的缺乏所致（对集权思想盲从的一方，在权力的保护下对有思想的，敢于批判的一方的杀戮），却偏偏有人认为是思想的“批判性”所致。难怪有那么多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把鲁迅精神和红卫兵精神同日而语。
这种把“思辨”和“好斗”混为一谈，把“毫无观点”，“没有思想”和“宽容”混为一谈的习惯，实际上是显示了我们好多中国人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幼稚和落后。自从人类在进化过程史中从动物类脱异而出，思想，就成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征。而这一特征的进化的快慢，又是不同人种，不同文化竞争的关键。我个人认为，这个思想的单一性，即惰性，是我们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想要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需要的，不是没有观点的一味认可，所谓的“宽容”，而是更多的批判性的思想，更多的思辨。
March 13, 2004
我觉得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很接近宗教的作用。但由于它又不是宗教，所以在近代完全没有说服力。
当然，宗教也未必真有说服力，但至少有“神”的名义。
我觉得提倡墨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批判”。
墨家由于对儒家作了批判，儒家得势以后把墨家思想进行了彻底的否认，使得中国的批判主义完全呈一般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