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人
描述中关村的人和事.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元老，他是南社社员，杰出的诗人。据《南社社友姓氏录》记载：于右任，原名伯循，字骚心，陕西三原人。入社号65。下面是金建陵先生的文章：
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会议上，曾应邀在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会见约800名中外记者。他在回答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
“说起台湾我很动情，不由我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一位元老于右任，他在临终前写过一首哀歌：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是多么震撼中华民族的歌词！”
温家宝所吟诗篇的作者于右任（1879—1964）先生，是陕西三原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举人后，因效法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披头散发，脱却上衣，光着膀子，右手握刀，请友人拍照留念，以示“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决心。后因《半哭半笑楼诗草》遭清廷通缉，亡命南下至上海。后又为筹办《神州日报》募股，与邵力子同赴日本。在日本，他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2月20日，《神州日报》正式出版。该报不用清帝号，改用干支，抨击时弊，鼓吹革命，很受读者欢迎。后报社遭遇火灾，他又连续创办《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于右任本人赢得“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的美誉。武昌起义后，于右任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后来于右任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因缘殊深。毛泽东曾回忆说：“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的报纸，报名《民立》，是民族主义派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立》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1】1927年上半年，于右任出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期间，中共陕甘区委协助驻陕军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邓希贤（邓小平）就曾任该校的政治部主任。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于右任于9月6日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席间，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其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毛笑着答道：“若何‘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人之深也。”说毕，两位诗人拊掌大笑，举座皆欢。于右任先生的诗作被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公开场合吟诵，可见其诗作的震撼力和于右任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第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曾吟诵于右任先生的诗作一事，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据1926年间在于右任属下担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解放后任甘肃省省长等职的邓宝珊(1894—1968)先生生前回忆：六十年代初，他到北京去开会，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高兴地对他说：“于先生又有诗了。”接着，周总理饱含深情地吟诵了于右任的两首近作，使邓宝珊深受感动。【2】
周总理吟诵的两首诗，一首是《南山》：
南山云接北山云，变化无端昔自今。
为待雨来频怅望，欲寻诗去一沉吟。
百年岁月羞看剑，一代风雷荡此心。
莫把彩毫轻掷去，飞花和泪满衣襟。
另一首是《望雨》：
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
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
这两首诗都是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后的感伤之作、怀乡之作。
身困台湾孤岛的于右任，对于住在西安的夫人高仲林女士和长女于芝秀等亲人，一直非常怀念。1958年，他与高仲林结婚60周年前夕，他取出夫人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和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两戒河山一枝箫，凄雨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此前，于右任通过在香港担任交通银行监察人的老友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吴季玉与于右任情谊笃厚，1924年秋，于右任先生担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学校经费特别困难，几至无法开学。于右任向吴季玉借款五千元，始得维持一学期。高仲林和于芝秀母女给于右任的信，都是先寄到香港，再由吴季玉带到台湾，面交于右任。每逢于右任的寿诞之期，吴季玉必定要专程去台，为之祝寿。就这样，于右任与妻女之间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吴季玉每次去台，于右任都欣喜若狂，并亲迎于港口，视该日如同节庆一般，因为吴季玉每次都会给他带来大陆的信息和故乡亲人们的问候。
于右任先生到台湾后的境遇，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心。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的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胡子是朋友们对于右任的尊称。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不久，罗青长打电话给屈武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当时于夫人的寿辰已过了一个星期，但按照陕西风俗，如亲人在外不能及时赶回，可以补寿。周总理表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就为于夫人补寿，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赴西安，为于夫人祝寿。出席宴会的有于右任的老友茹欲立、孙蔚如，以及当地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和亲朋故旧二十余人。于夫人兴高采烈，喜形于色，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深深的谢意。 事后，屈武决定写封信，连同祝寿的照片，托人带给于右任。他想把祝寿的事出自周恩来的关怀告诉岳父，但信中又不能写上周恩来的名字，反复思考，无以为计。他向邵力子先生求教。邵力子同于右任是老朋友，他们自1904年在震旦学院作为同学相识起，有几十年的交往，彼此之间相当了解。果然，邵力子立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恩来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邵力子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家的奠基人周敦颐，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起周恩来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恩来身上的。”
后来于右任看到信和照片后，非常激动，特托吴季玉带来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悃。屈武按于先生的意思办了。周总理听了后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心安了。”【3】
家人的来信虽然能给于右任先生带来短暂的慰藉，却难以排遣他长久的思乡、思亲之苦。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一段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3日，他又写道：“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可见，死的问题已经常在他脑际萦绕。1月24日凌晨，一夜未眠的于右任深感此生难以重返故乡，心潮起伏，不能自已，起而写下了温家宝总理吟诵的那首仿楚辞体的诗歌。它是于右任先生发自肺腑深处的悲哀之音，简练而沉痛，催人泪下，反映出这位爱国老人对生不能亲见祖国统一、死不能落叶归根所抱的终天之恨，表达了这位老人眷恋祖国大陆和故乡亲人、盼望国家早日统一的迫切心愿。
不久，为于右任先生传递家书的吴季玉之行动，被台湾当局的特务侦知。1963年9月14日，吴季玉照例又去台湾，不料甫进台岛，猝遭不幸。此事更使于右任身心受到重创。1964年8月，他脚肿加剧，起坐都须人扶持，喉部也几乎不能发音。但他不安于医院，天天嚷着：“我要回家！”“太贵了，住不起！”9月18日，病情突然恶化，开始长久昏迷，诸症并发，众医束手。延至11月10日下午8时8分，遂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六。
于右任先生逝世后，人们清点他的遗物，除了几架书，几本日记，几叠信札，几支毛笔以外，家徒四壁，别无长物。他珍藏的，却是远在大陆的夫人高仲林女士早年为其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于右任的遗体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台湾的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十分敬重于右任生前的遗愿。他们发起了“每人一元”的建像募捐运动，克服重重困难，于1967年8月在台湾最高处玉山主峰（海拔3997米）之巅，建起了于右任铜像。铜像固定在三米高的钢筋水泥基座上，面向大陆，仿佛是这位须发苍苍的老人时刻站在宝岛台湾的最高处，时刻眺望着他梦萦魂系的故乡，时刻盼望着祖国实现完全统一。这就是于右任那首哀歌的来龙去脉。（原文名为“两任总理吟诵于右任的诗作”，本文略有文字改动）
【1】《毛泽东自传》18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朱凯、李秀潭选编《于右任诗词曲选》201页，时事出版社1984年8月版
【3】屈武《记周总理对于右任的关怀和对我的教育》，《人物》198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