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忆故人之一（一）朱世乐同学和她回忆父亲朱光潜先生文革中的遭遇

最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是朱世乐回忆她父亲朱光潜先生文革中的遭遇，该文是她口述，陈远整理的，文章名为《文革中的父亲朱光潜：被抄家是家常便饭》，为确认真实性，我特意请她的好友陈莹证实，她电话问了朱世乐爱人刘云峰确认：2003年《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朱世乐，他在场。谈的就是这些的内容。并告知我陈远是历史学者、资深媒体人，现居北京。近年来他做口述历史系列，现已出版了两本《消逝的燕园》与《在不美的年代里》。朱世乐的口述在后一本中。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一生著译共700余万言，被学界誉为“美学老人”和“一代学长”。他的学生们说，

 

朱光潜-全家

几十年前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的前辈师长当中，不论就学问造诣的精深还是就道德修养的深厚来讲，都要首推朱光潜先生。朱有二个女儿，朱世乐是小女儿。她是我们从北大附小，清华附中初中和北京101中学高中的同学。小学和高中我和她不是同班，只是初中三年同在甲班。她之引人注意是个残疾人，从小患骨结核，“穿”了钢背心来上学，人很低调，成绩又很好，是个身残志坚的女孩。当时班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她是朱光潜的女儿，因为在那个时代，同学就是同学，谁也不问谁的父母亲是谁，特别是北大、清华和科学院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大多都显得低调。直到退休后小学同学聚会，才慢慢知道很多同学的父母修养都很高，好几位现都列入北大名师行列，朱世乐的父亲朱光潜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朱世乐同学1967年从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毕业后去了位于山西的解放军农场劳动，几经辗转，79年调到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炎研究所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工作。90年代她曾去德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进行“多囊肾”的相关研究。后作为研究员，世乐带过两名研究生，对她们要求非常严格，亲自带领她们做实验，帮她们一字一句修改论文。同事对她的一致评价是“极其认真负责，极其严谨”。她一直和正常人一样工作，从来没有享受过残疾人待遇，也从未以自己的身体残疾向单位要求过任何照顾，其实她自身的免疫功能极差，一直在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2003年退休，2007年4月10日上午病逝。骨灰跟随母亲也撒入了嘉陵江。

她回忆父亲的文章，朴实无华，用平实的语言道出了她父亲在文革中遭遇：被抄家是家常便饭。文革北京大学是重灾区，记得当时造反派打出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把大批北大的教授、教师们打翻在地，因此像朱先生那样善良的老头也无法幸免。反思文革，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创伤啊！今年4月正逢朱世乐同学逝世七周年，做个纪念页转载她回忆父亲的文章和陈莹同学等编辑出版的老北大宿舍纪事《中老胡同三十二号》书中的一段有关她的文字和照片，作为老同学们对她的缅怀吧！

 “发小儿”朱世乐  陈莹

在大院里我交了不少“发小儿”，最要好的是朱世乐（朱光潜伯伯之女）、陈琚理（陈友松伯伯之女）和杨景宜（杨西孟伯伯之女）等几个年龄相近的女孩子。各家父辈都是同事、朋友，子女们也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我与琚理同龄，她小时候长得很漂亮，像个洋娃娃，大家都叫她“贝贝（baby）陈”。
那时候我们俩几乎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一起上学、放学、回家后一起玩耍。景宜比我们大2岁，也时常在一起。可惜1950年她们两家都搬走了。几十年来，我们的联系时断时续。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退休后，我们的来往才又多了起来，一直到现在。

朱世乐是朱伯伯的小女儿，长得很像朱伯伯。我与她初识的时候，她四岁，我三岁，那时她就因患脊柱结核卧床困在家中。我和同院的其他女孩子常去她那里玩，有时我也一个人去。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她家书很多，有些我没看过。我们给她讲些外面的新鲜事，要不就是一人捧着一本书，读到好玩之处就互相交流。朱伯伯工作休息的时候常过来看看，有时与我们玩“夹鼻子”游戏：他把手藏在衣袖里，不知何时出其不意伸出来，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某个小朋友的鼻子……小朋友们个个东逃西躲，逗得世乐也和大家一起开怀大笑。

朱光潜的二位女儿-姐妹俩

朱世乐在北大校园

在亲人、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关爱下，世乐一生都与疾病做着顽强的斗争。小时候她在家中学习，搬到燕园并“穿”上了钢背心后，小学四年级才开始到学校随班上课，一直读到大学毕业。这期间她经受了多少痛苦，克服了多少困难，恐怕是常人难以想象的。1967年她从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毕业时去了位于山西的解放军农场劳动，回京后几经辗转，79年调到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炎研究所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工作。她曾告诉我：因为有政策要求各单位必须安排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就业，单位让她填一份“残疾人登记表”，被她拒绝了：“我一直和正常人一样工作，从来没有享受过残疾人待遇，也从未以自己的身体残疾向单位要求过任何照顾。”的确，她以不到一米四的瘦小身躯，每天都和常人一样，从北三环外的家中挤公交车到位于厂桥的北大医院上班，从不迟到早退，直到2003年61岁时因身体原因退休。

世乐是肾炎研究所内的分子生物学专家，她所在的实验室是卫生部重点实验室，配合临床医生完成了多项国家级、部级科研攻关项目。分子生物学是一门新学科，80年代卫生部委托北大医院举办一个培训班，世乐是主讲教师之一。90年代她曾去德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进行“多囊肾”的相关研究。德方对她的工作很满意，一再挽留她。作为研究员，世乐带过两名研究生，对她们非常严格，亲自带领她们做实验，帮她们一字一句修改论文。同事对她的一致评价是“极其认真负责，极其严谨”，从不敷衍、从不苟且，在如今浮躁的学术环境中实属难能可贵，谁能说这与世乐几十年在北大居住、学习不无关系呢！

我和世乐一直都有来往。节假日我回北大父母家中时有时去燕南园朱伯伯家看她；我去北大医院看病，也总要顺便到实验室去看她。彼此聊聊各自的近况，她遇到什么烦心事会对我说说，“泄泄压”。有时也要我帮点小忙。一次她要我帮她找些锡纸（做实验用），我在单位里见到吸烟的人就开口讨要烟盒，攒了一大叠给她送去，她一看就笑了：“这么多，你可真实诚！”1989年9月我查出甲状腺瘤，从诊断、手术到康复都得到世乐的帮助，手术当天她在手术室外陪着我丈夫孙泰来，一直到我平安出来。

世乐于78年1月结婚，婚后特别是生命最后几年，得到丈夫刘云峰无微不至的照顾。

退休后琚理和我几乎每年都去她家看望（琚理去得更勤些）。每次我们去都感到她的身体、精神尚好，但她坦言：她自身的免疫功能几乎为零，全靠药物维持。2005年8月世嘉姐姐异国意外丧生，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以致需要在家中输氧。先是用氧气袋，身体不适时输；后来买了一台制氧机，每天晚上输一整夜，这样第二天上午可以维持较好的身体状况，下午则有时会出现意识模糊、语无伦次的情况。2006年国庆期间，我和琚理去看她，在她家一起高兴地吃了云峰做的午饭，临别时约好来年春节到她家一起包饺子。但不巧春节前我被汽车撞倒骨折，无法约践约，琚理是和景宜同去的。万万没想到当年4月我在浙江出差期间接到了她的噩耗，半年前的会面竟成了永别，令人神伤。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据云峰说世乐是清晨在家中平静过世的，没有太大痛苦。纵观世乐的一生，她是一个坚强、耿直、诚恳的人；是一个严以律已，爱岗敬业的人；是一个为国家、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世乐活出了一个精彩的人生，亲人、同学、同事、学生和朋友们都深深地怀念她。


 

父女俩

文革中的父亲朱光潜：被抄家是家常便饭

朱世乐口述，陈远整理

1949年，在别人看来，以父亲的身份是更有理由离开大陆选择到台湾去。关于他留下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明白，这种选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

当时，我只有7岁，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而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支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都说，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移动，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实在不忍心让我忍受旅途的颠簸。

那个时候，蒋介石派了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我的身体又是一个问题，同时，他也不愿意做寄居在别的国家的“寓公”，另外，共产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们会有很好的前途。当时的很多人都被动员过，包括沈从文伯伯。就这样，最后父亲选择留了下来，留在北京。

历次运动的“运动员”

那时候，父亲经常跟沈伯伯一起到鼓楼旧市买一些小瓶小罐回来，回来的时候，沈伯伯总有礼物给我：“朱世乐啊，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瓶子回来。”那些小瓶上面刻着龙啊或者是别的花纹，给了一个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动弹的小小孩子很多的欢欣。后来他们每次回来，我都要问沈伯伯：“给我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解放之后，父亲成了各次运动的“运动员”，我也曾经问过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对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应该负责的，那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但是我体会，如果当时他选择去欧洲的一些国家，生活得也许会好一些。1993年，我到德国进修基因诊断，为了更多地了解父亲，我曾经沿着父亲在欧洲走过的足迹去游历，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一些父亲过去曾经共事的老学者以及知道他的青年美学家，他们得知我是朱光潜的女儿之后，都热情地招待了我。在他们的口耳相传里，我得到了父亲另一方面的印象：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沙滩。父亲在沙滩的灰楼里上班，那里还有一个民主广场。有的晚上，民主广场会演电影，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大概是没有看过那种电影了：挂一个幕布，两边都可以看的那种。就是这样的电影，也是要票的。到了演电影的时候，哪个小朋友有票，都会让其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他们在一起议论着谁谁有票了。但是我总是没有票，有一次，小朋友们在议论的时候，我说：“我也想去啊，我爸也没给我拿票！”他们对我说：“你爸还给你拿票呢，他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他顾不上给你拿票。”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站在四个桌子上。

后来我大学毕业，接受毕业教育的时候，是在北大的生物楼后面的墙根底下。我们开会的时候，看到造反派正在一片空地上批斗陆平（当时的北大校长），让陆平在太阳底下晒着，七八月份下午三两点的太阳是很毒的，我看到在陆平的脚下，汗水流了整整一圈。我想，怎么可以对人这样呢？实在是有点残酷。突然，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曾经羡慕过的别的小朋友的电影票，还有父亲的“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两件看起来本来没有联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脑子里凸显得十分清晰。不过在那个年代里，我又敢说什么呢。

50年代美学界出现的对于父亲的大围剿，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清算，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深刻，在我的脑子里，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受到批判，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搞的美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唯心主义的鼻祖。

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上中学。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伟长一家的遭遇。钱伟长的夫人孔祥英是我们清华附中的校长。有一天，我的同学叫我：“朱世乐，快去看，去看孔校长的家！”校长家当时住一个四合院，我跑去一看，傻了。墙上、屋顶的瓦上、门上，都贴满了“钱伟长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大字报，就连门口的那个两个石狮子，也被墨迹污染得黑白相间。我问同学：“怎么回事？”她们说：“反右了。”当时就有人提醒我：“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了啊？”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家，一切都没有变化。我有点吃惊，父亲说：“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文革”中的父亲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父亲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在“文革”中，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不只是出现在广场的墙上，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是被贴得满满的。父亲那时候经常穿一个中式对襟的小褂，上面都被人用毛笔写满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泼在他的身上。上面写的都是“打倒朱光潜”、“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类的话，还有一条，就是“漏网右派”。我们家的旁边住的是翦伯赞，我们住燕东园27号，他住28号，在“文革”中，他也是被批判对象之一。

抄家更是家常便饭，红卫兵就不用说了，就连街道里的老太太也到我们家里抄家，看到什么就拿什么。我们家房子本来挺多的，那时候也住进了很多跟我们根本都不相干的人。有时候，我们吃着晚饭，抄家的人就来了，有些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其中也包括在我们家住的人。那些七八岁的孩子闯进我们的家：“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党的？”有时候我看不下去：“你们让他吃完饭不行吗？”“不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

那时候，我们的家门是从来不锁的，锁门那就是抗拒革命，罪加一等啊。我们的邻居翦伯赞家里也是一天到晚遭到抄家，到翦家去的人，总会顺带着到我们家里，我们家遭到抄家的时候，翦家也逃不过去。翦伯赞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清高、高傲的样子，跟我们家是不来往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阴差阳错地把两个不相干的家庭和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在我的印象中，翦伯赞是个特别爱干净的老爷子，后来无法忍受抄家的痛苦，自杀了。

父亲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了，要说那些批判他的老太太和孩子们懂美学或者黑格尔，我是不相信的。他们不过是凭着“革命”的热情，是群众运动中运动群众的一员罢了。有时候他们一进我们家门，张口就是“朱光潜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但是，父亲究竟应该怎么投降呢？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文革”当中的一段时期，陆平还曾经受到过父亲的“牵连”，据说罪名就是“重用坏人（朱光潜）”。父亲在当教授的时候，陆平还是一个学生，所谓的“重用”也不过是对一位老学者应有的尊重。有一次在北大办公楼里开批判会，陆平在台上讲话，在他讲话时，看到一个干瘦老头从后门进去了，陆平在台上就说：“朱先生，请上台来坐！”那个老头也没有到前面去，在后面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那就是父亲；这件事情，便成了陆平投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证据”。

1976年大地震爆发，好几个年轻教师自动地到燕南园我们家的走廊上，晚上轮班来照顾父亲。让他们到家里来，他们也不肯进屋，因为家里的房子都住进了其他的人，我们一家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这些年轻人给了父亲母亲很多的关怀，让父亲感觉在那个残酷的年代中还有温暖。

善良的老头

“文革”之后，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照片以及父亲和朋友们之间来往的信件全部烧掉了。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是个天天看惯了书、上惯了班的人，无所事事是让他最难受的。当时正好有个翻译联合国文件的差事，有的人想到了父亲，就让他去翻译文件。那里的几个年轻教师对父亲比较照顾，给他翻译的量上比较少，能让他有时间校正早年翻译的黑格尔文稿。当时翻译联合国文件的人们用了两间屋子，他们把父亲安排在里面的那间屋子最里面，桌子上摞着一沓草稿，上面是联合国的文件，下面则是父亲翻译的黑格尔草稿。

父亲是这样一个“顽固”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只要是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下去。“文革”之后，我劝过他：“不要弄你的美学了，你弄了哪次运动落下你了？！再弄，也不过是运动再次来临的时候让你灭亡的证据。”但是他不听。有一阵子，他把自己搞得很累，每天看很多书，翻译很多的东西。妈妈不解：“你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做什么？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父亲说：“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用得着，搞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时候干出来。”我说：“你还没有搞够吗？”他说：“我不搞就没有人搞了。”我想，这大概是在父亲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最大的寄托了。

父亲的晚年是和姐姐、姐夫生活在一起的，每天早晨他会到北大图书馆去散步、打太极拳。他的太极拳，也没有招式，只是随心所欲地比比划划。我跟他开玩笑：“我看过体育老师打太极拳，不是你这样啊，你这是哪一氏的太极拳？”他说：“我这是自己创造的‘自由式’。”晨练完了之后，就开始沉浸在他的美学世界里。吃完午饭后，他会从他的美学里走出来，去未名湖绕着湖走一走。晚上，他会跟孩子们在一起聊天，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他像个孩子一样，嘻嘻哈哈的，看得好开心。

在生活中，他是个善良的老头。我们家保姆曾经说：朱先生在家里谁都可以欺负他，连那两只猫都敢欺负他。父亲不喜欢猫，但是姐姐的两个孩子喜欢，妈妈对孩子比较溺爱，就说，养着吧。俗话说狗仗人势，我们家的猫也仗人势。父亲有一个扶手椅，是父亲写作时坐的，那两只猫也经常去那上面休憩。有时候父亲过去，那两只猫也不躲闪，父亲挥着手：“走开！走开！”但那两只猫理也不理他。

1986年，父亲得了脑出血，当时去的是友谊医院，沈伯母听说之后赶了过去，正好赶上我从医院出来，她看到我：“世乐，世乐，你爸爸怎么样了？”我说：“在抢救了，想从学校找车，但是要不到。”我们在家里发现父亲发病时，用担架把父亲抬到校医院，校医院的人都去吃午饭了。姐夫跑到校车队去拦车，正好赶上一辆回车队的车，让姐夫拦了下来，把父亲送到了友谊医院，可是已经是下午了。医院说，没有给他们留下抢救时间，早点来的话还能抢救。听了这话，我跑回家去给父亲取衣服，到火葬场，总要有件衣服啊。

父亲走了，我感到撕心裂肺，我跟医院的医生说：按说脑出血是可以抢救的。他们说：没有给我们留抢救的时间啊。父亲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候，统战部的领导到我们家，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表示歉意。我说：谢谢领导们的关心，可是父亲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后，姐姐家里买了车，妈妈总是说：“当初要是有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来源：机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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