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忆故人之二（二）名门之后的醒者（下）

高中同学郭世英           周伯昆

燕祥先生：您好！

   收到您的电子邮件和附件后，我一直在想，或许我也应该写点什么。我和郭世英、孙经武、张鹤慈还有叶蓉青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可以回忆起一些琐事，总还是有些留有深刻印象的记忆。这样我先主要说说郭世英。 

1958年，我上高中。只知道班里高干子女很多，但我并不把这当一件什么新鲜事。我想，再多还能多过我初中班上的？我开始不知道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也没有人对我提起过。他和大家一起上课，劳动，一起锻炼，并不特殊。开学大约两个月，学校要搞“劳卫制”的达标活动，其中一个项目是射击，每个同学都必须射击达标。学校的小口径步枪不够用，正犯愁，郭世英说他家里有小口径步枪。于是他回家取来，在学校的打靶场为同学辅导。他亲自为同学压子弹，然后趴在地上为大家纠正姿势，校准星，不厌其烦。因为往枪里压子弹很费力，又要不断地为同学一发又一发地压，到后来他的手都肿了，一动就痛。于是他把子弹放进枪膛，用脚推枪栓压子弹，坚持为大家服务，同学都很感动，也佩服他的毅力。这个活动持续了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回家。有一天我经过学校传达室，看到有郭世英的来信，就顺手给他捎上。我一看信封，是于立群寄的，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郭姓同学是郭老的儿子。

分（1961年的郭世英同学）

有文章说郭世英中学就多才多艺，记忆惊人。说他默读两遍《古文观止》，整本书基本就可以背诵下来，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离谱。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超人之处，至少在智力竞赛时，并不比我们班上称之为神童的吴建时和马联成强。（我们曾经搞过类似于现在电视中李咏那样的智力竞猜，但难度更大。常常是吴、马两位同学最快得到正确答案，所以我们称他们为神童。）1958年他上高中，也就十六七岁。说他兴趣广泛，独立思考能力强，对于一个智力体力正处于发育旺期的青少年来说，还是比较恰当的。 　

他个头较高，比较健壮。喜欢踢足球、滑冰。冬天，当圆明园的湖面上结了厚冰，我常看到他穿着速滑冰鞋在冰面上飞驰时矫健的身影。有时，拐弯的刹那冰刀会刨出一大片冰屑，抛起来很高，他会欢快地大叫几声。我们同班的孙经武和张晓明等也是速滑高手。如果他们在一起出现在冰场上，免不了就会有一番追逐或冲撞。有时湖面上刮起大风，郭世英和孙经武他们会敞开大衣，当成风帆，让风吹着他们在冰面上滑翔。那时圆明园的天特别蓝，湖水结成的冰透明得看得到湖底。小鱼小虾被冰冻在里面，一动也不动，像是水晶中的标本，栩栩如生。而在冰面上穿梭着的郭世英和孙经武他们却是那样的潇洒、自由和欢快。  

足球是我们学校引以自豪的运动项目。一零一中的足球队在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是数一数二的。郭世英就是校队的队员。他和我们班上另外一位同学赵学富一个是前锋，一个是中锋。我记得足球队中还有高轩（初中同班，高中同级不同班，高岗之子），低一年级的秦铁（博古的儿子），他是门将。足球队常常和外校的球队比赛。每次比赛我们班的同学都要去加油，因此没少看到郭世英和他的队友们卖尽全力的表演。他奔跑迅速，在学校的田径运动会上，他参加过难度很大的110米跨栏比赛，而且为我们班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他喜欢戏剧，在学校一次纪念鲁迅的文艺晚会上，他在“过客”中扮演那位过客。舞台上，高高的个子，拄着一根竹杖，颧骨有些突出，眼光阴沉。他的声音缓慢而又深沉，他在灯光下投曳出一道很长的影子，至今我还留有印象。1960年中秋节班里联欢，他和刘煜奋同学表演了一段滑稽芭蕾舞《天鹅湖》。他当王子，砰的突然像跨高栏那样从教室外一步跨进教室，差一点把当天鹅的刘煜奋撞个跟头。逗得全班同学大笑不止。 

我们班上高干出身的同学很少提及父母，郭世英也一样，在我的记忆里他在我面前只提过一两次。一次他告诉我说：“周总理没有孩子，又特别爱孩子。小时候在重庆，他常来我家里，一见到我就把我抱起，逗我玩。有一天我父亲拿出一幅古诗帖和周总理一起欣赏。我坐在周总理大腿上，我爸爸说这幅作品的特点是每个字都有一个鸟的偏旁，他们两人就开始猜字……”再有一次，我们班包括他在内的大部分男生心血来潮，都剃成了光头。郭世英告诉我，他回家后，他爸爸居然没有认出站在他面前的光头是他的儿子。

还有一次是1960年10月的一天，我们在食堂正吃晚饭，听食堂广播新闻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杀害。郭世英听到，哎哟大叫一声，惊得同学都掉头看他。他匆匆把饭吃完，就往外跑，我也跟他出去。他跑到传达室，借用电话，慌乱地拨号。我听他用从没有在学校说过的四川话向对方叙说刚刚听到的新闻内容，显然对方是郭沫若。打完电话后，他对站在一旁的我说：“我父亲和浅沼是好朋友，听到浅沼遇害的消息，我怕父亲伤心，打个电话安慰一下。还好，他早知道了，正在写怀念他的诗。”  

至于对他父亲的作品，我似乎从未听他做过什么评论。只有一次，我觉得他流露出一些情绪。高二时，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收录了郭沫若的一首写得像标语一样的诗。我们的语文老师叫王锡兰，是一位老学究似的人物。因为年轻的时候听过鲁迅的课，我们也就为能听王老师授课而感到很自豪。王老师很显然不喜欢这首政治口号一样的诗。他知道郭沫若的儿子在课堂上，在讲解这首诗的时候，又不能表示对这位文豪的大不敬。只好胡乱夸了几句，讲课大失水准。完全没有他讲解“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那种陶醉的样子。下课我从郭世英座位旁走过，听他悄悄对同学说：”选什么不好，非选这首诗，让王老师煎熬了45分钟。”  

郭世英不像张鹤慈，张鹤慈有点清高，和许多同学都不太交往。不论你是高干子女还是市井小民出身，也不论你学习成绩是好是坏。不论男生还是女生，也不论高个儿还是矮个儿，郭世英和同学都可以很好相处，而且都可以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当你和他讨论一个问题时，他会很认真地倾听你的意见，从不打断你的讲话。记得1960年冬，一次劳动课（学校每周都安排劳动课），我和他两人一组，到圆明园废墟打羊饲料。因为天寒，拉拉秧和草全都枯黄了。我们每人割了一大捆草，用绳子绑好，往学校里拖。他突然大发感慨：“看着这些枯黄的草，羊能有食欲吗？得想个法子，怎么能让它们吃下去。咱们用水把草泡软了怎么样？”我说：“不行，好像羊吃湿草会拉稀。”他说：“听说国外有一种保鲜剂，稍微在草上喷一点，草就会变绿变嫩。”我说：“我们到哪儿搞保鲜剂去？要不这样，我们给羊戴上绿眼镜不就得了。”“干什么？！”刚说完他就恍然大悟，放下拖草的绳子，一屁股坐在草堆上指着我放声大笑，这时他纯真得和孩子一样。几个钟头的劳动就这样有说有笑地过去了，真的不感到累。  

再有一次，我们班一位女同学生病了，好几天没来上课。星期六我们回家，班主任责成郭世英和我顺便去看看这位同学。我们先骑车到郭世英在西城大院胡同五号的家，这是我唯一一次到他家。他带我到他的卧室，让我坐，就出去了。再回来时，手里拿了个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对我说：“一点糖和饼干，咱们别空手。”这可真是稀罕物，那年头街上什么吃的都见不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珍贵。我这才明白，我们先到他家的用意。他对同学的真诚是发自内心的。凡是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无不对那个年代留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在学校，虽然吃不饱，但还能一天三餐。北京有家的同学，星期六回家多多少少还能补充点油水。班里有位同学叫李秀文，因为和家里的关系不好，有家回不去，精神低落，身体虚弱。郭世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星期日晚上从家里回到学校，常给李秀文带点吃的来。有一次给李秀文带了一块卤的黄羊肉，看着李秀文接过去狼吞虎咽的样子，郭世英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从他的表情看，他一定在思考。

不知道您读过杨健写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化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没有？书中写道：“郭世英也善长写诗，但极少传世。”从叶蓉青那里，我也知道他确实能写诗，但那是他高中毕业以后的事。在高中时代，我没有看到他写过什么诗。如果写过的话，顶多也只是写了些像打油诗一样的东西。在那个全民都是“诗人”的时代，谁都会“打油”的。高一时，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疯狂时代，相应的文化现象就是《赛诗会》。我们班也举办过《赛诗会》。郭世英在会上吟诗一首“两支冰棍化水，一行鸭上青天……”（后两句我忘了。最近吴建时来信说后两句和龙有关，大概是：霎时巨龙腾起，全球东风一片。吴还回忆道，当时张鹤慈对他说，不愧是郭沫若的儿子，诗的风格都像。）这首诗被我们评为那次“赛诗会”的最佳作品。  

还有一次，1961年三八节，班里决定到颐和园为女同学过节。大家都希望活动搞得新颖些，要玩一次“按图索骥”，让郭世英、蔡恒胜还有我提前几小时去做准备。我们三人到颐和园后山的松林里，开始布置路标。郭世英说，咱们也搞点文的，每个暗藏的路标全得用诗表示。于是我们三人就根据地形的特点，开始挖空心思地凑诗。时间很紧张，必须在同学到来之前把两组几十首“诗标”写出，藏好。也怪了，那天的诗我们是越写越快，越写越顺利，后来简直到了出口成章的地步。三人你一句我一句，真的赶在大伙来之前完成了，当然郭世英写得最多最快。严格讲那些都不是什么诗，充其量只是一些顺口溜罢了。但那次的活动还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们按我们的“诗标”指示，最终找到了藏宝地，“宝藏”是班主任老师送给每位女同学一本“党章讲座”的小册子。时间过去了40多年，有一首我至今还有印象：“快步冲，前有松，松旁有石卧如钟。叩石三声青鸟叫，自有锦囊石缝中。”

分享到

（摄于1961年高中毕业前夕，后排中为郭世英。）

郭世英上高中时，还不是团员。不过很快，他在高一的下半学期就入团了。现在年轻人入团，好像不当回事儿，我们那个时代可不一样。在我的眼里，团员都是思想进步，靠近组织，听话守规矩的同学。入团，是一件很光荣，让人羡慕的事。要想入团，从思想到行动都要达到标准才有可能。他高二的时候，成为了我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可见他在团员中也是表率。那一年团员开始戴团徽，团支书郭世英在颁发团徽时，表情极其庄重严肃。他双手捧着团徽，向走到他面前来领取团徽的每个团员说：“请你宣誓，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团的荣誉！”全体同学，包括在教室后面列席的非团员，都被他的真诚所感动。  

我这里说郭世英“听话”，能够跟上形势，并不否认他的独立思考以及对某个特定问题表示的不同见解。他喜欢沉思，看书的过程中，可能是碰到什么难点或产生了疑问，他会把眼睛移开书，或抬头望着天，或向前直视，这个时候，他身旁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他不拒绝争论，或心平气和，或唇枪舌剑，我都见过。  

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大约是1964年以后的事，可在一零一中，我们的校领导在1961年就已经对接班人的问题提出了他的“高见”。  

那是1961年夏天，校领导把毕业班中的干部子女召集到少年湖畔开会，当然郭世英也在内。校领导在这个特殊的会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革命干部子女是革命事业的天然接班人”。那时我们班分成好几个“政治学习小组”，郭世英和张鹤慈、吴立风、熊璐等8个同学是一个小组的。一天，他们在教室外湖边的树荫下，很热烈地讨论校领导的那个观点，引得我和几个别的组同学也过来旁听。张鹤慈一手弯在胸前，另一手抵着下巴笑而不置一词。有同学表示赞同，有同学表示不太理解。郭世英明确表示，他对此观点持有异议。他说，印度电影《流浪者》拉兹的悲剧就在于，他被认为是贼的天然接班人。人是社会的人，自然人承袭的是人的本体而不可能是思想或行为。如果真的有天然接班人，那么资本家的子女就是资本社会的天然接班者。这样的话，社会还能进步吗？郭世英振聋发聩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分享到

（郭世英，摄于1961年7月1日）

　　　　1961年我们高考，考场设在“人大附中”，要考三天。高考的第二天，突降暴雨。郭世英把雨衣给了叶蓉青，自己顶着暴雨往“人大附中”跑。不知道是不是淋了雨，当晚郭世英就发高烧。高考最后那天，他中午在中关村蔡恒胜同学家里休息了一会，下午坚持考完最后一科，终于病得爬不起来，被同学送回家。因为生病，他没能参加我们班在高考后的一次班会，但他给班上全体同学来了一封信。那次班会也是在校园的少年湖北畔召开的，我们请王大敏同学（学校广播站的首席播音员）代他读了这封信。郭世英说，他十分怀念同窗三年，朝夕相处的同学，感谢学校和老师对他的培育。信的最后一句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请同学们相信，我要做世界上最好的人！”这种很奇特的提法，引起我们激烈的争议。


那时虽然还没有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但那根弦已经开始拉开。同学们也都试图着，凡事要做阶级分析了。“做世界最好的人”，这种提法没有阶级性，这是大多数同学的看法。少数同学认为这只是郭世英的一种人生愿望，不必上升到不必要的高度去批判。大家争论了半天，让班主任评判，好像他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今天看来，我以为少数同学的观点也许是对的。高中的3年，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好学生，按当时的说法，叫作品学兼优。而他本人，从来不想刻意追求什么杰出，但在同学的眼里他确实杰出。我突然想起《离骚》中有这样的两句：“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当初郭沫若给他的几个儿子起名字的时候，一定经过深思熟虑，要给他们以嘉名。你看汉英、世英还有民英，不正是当父亲的希望他的儿子们，要做民族的还有世界的英杰的意思吗？他在追求“自我完美”，“做世界上最好的人”，正是郭世英这一信念最坦荡的表露。

…… 　　　

再谈，祝好！周伯昆2004年3月29日

原文刊载在：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502397_p_1.html

前言： 又有人在折腾郭世英了，不得已，将一篇写了些日子的文章贴在这里。                 

真诚地希望郭世英能安息

清晨，打开电脑，看到我的一位中学老同学几小时前发来的邮件，这样说：“今天的《北京青年报》登载了一篇回忆郭世英的文章，一整版……”沉寂了很久，又有回忆郭世英同学的文章问世了。我到《北京青年报》电子版搜寻，果然有一篇文章，阎万石先生写的，题目叫做：《思考最艰辛付出且无悔》。

“我作为曾经和郭世英往来比较密切的同班同学，况且我和张鹤慈又有发小相知的情谊，只想将各类文稿中与事实不符的地方给予更正，并把我亲历的他人不知而与此事相关的一些事情写给诸位，以给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史家们作一佐证。”

原来阎万石先生是我高中同年级不同班我不熟悉的校友，在他的《思考最艰辛付出且无悔》一文开始不久说了如上一段话，勾起了我要好好一读此文的兴致。

读完，我瞠目结舌，恍如做梦。不错，阎先生的确更正了一些过去“各类文稿中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可阎先生在更正的同时，并没有给我描绘出一个真实郭世英的形象，反而杜撰了一位更与事实不符的郭世英，在也同样与之同学三年，不见得比阎先生与郭世英接触得少的我的前面，冒出一位形似而神离的“伪郭世英”。阎先生哪里是给“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指郭世英等的X事件）”的史家们作佐证，我倒觉得客观效果是添了乱。

我这样认为会有人说我很武断：“文章中郭世英和阎先生交往期间郭世英提出的观点又没有对你说过，凭什么你说郭世英没有对阎先生说过？”

有道理，我简直无法反驳。

但且慢，让我说话，您听我说完后再以您睿智的判断力来评判孰是孰非好吗？

我先更正一些阎先生文章中明显的错误，我称之为“外伤”的表面擦迹。这些错误要是出自别人，大可以原谅。但出现在和郭世英高中同学过三年阎先生的笔下，实在是有点不应该，不过时代久远，记错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可以原谅吧。

1，阎先生说：“当时郭世英、张鹤慈、叶蓉青在北京市101中58级高中二班，孙经武在四班。”其实孙经武也在我们二班。

2，阎先生说：“实际上，郭世英所在的二班，团支部书记是一个高个身体修长的女生司晓琳，而1960年暑假以后，由于郭世英高弦二人因改学文科而调入一班，”这里有几个错误，郭世英在入团后半年就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一直到高中毕业；司小林而非司晓琳，她是组织委员；高轩而非高弦，同班同学的名字都搞错了，这，稍有点离谱。再有，郭世英高三期间只是到一班上文科的课，所有其它关系均在我班，并没有转到一班。以上1、2有1961年我们班的毕业照为证，大家能很容易找到他们四位的身影。

  （经闲云野鹤辨认，照片中前排左起在赵光涵和崔立滨老师中的是连树声老师）

3，阎先生说：“孙经武……我听说他父亲是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将军衔。叶蓉青……据说她父亲是成都军区一位高级干部。”孙经武父亲是少将军衔，曾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叶蓉青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成都军区风马牛不相干。

4，阎先生说：“高中毕业以后，郭世英进了外交学院，孙经武进了哈军工，叶容（蓉）青被录取到西安某军医大学，张鹤慈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四错二：叶蓉青上的是北京第二医学院；孙经武给刷到他从来没有报过的北京师专，但他没有去报到。

还有些“外伤”不关痛痒，我也不想再吹毛求疵，随它去吧。至于阎先生文章的“内伤”，却要从我刚才更正过的“外伤”第4条说起，那就是为什么郭世英考进了政治上把关很严的外交学院，而孙经武、张鹤慈和叶蓉青却没有考入他们理想的大学？是孙、张、叶三位如阎先生所说：“他们在校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拔尖，因为他们根本没把心思放在中学课程上。”因而他们高考成绩不佳，自食其果吗？当然不是！

关键在于当时入大学，除了高考的成绩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标准，政治表现。你高考的成绩再好，如果学校认为你的政治表现不好，那么你就不可能考入你所希望上的大学。好一些的结果是有学校上，但属于“第二类”的学校，不好的结果是任何高校对你都没戏。

郭世英考入了外交学院，表明他不仅高考成绩不错，更说明他政治上合格。

孙经武们虽然学习成绩不算很拔尖，但也属于很不错之列，任何大学如果按现在的标准，在分数前面人人平等，那么对他们当时报考的第一志愿而言都应该不在话下。可是他们没有一个被“第一类”高校录取，要问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的政治表现不好。

从郭世英和孙经武他们高考的命运可见，郭世英和孙经武他们起码在高中时代政治表现是不同的。

郭世英上高中还不是团员，但高二上半学期他就入团了，过不久班里团干部改选，郭世英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又被支委会推选为团支部书记（有本人不差的记忆和有几位同学的亲口所言为证）。那年头，入团不是那么好入的，还真的不是像现在参加一个Party那么容易。没有积极的政治表现，不紧跟当时的形势，你连门儿都摸不到，何况当支书！

我记得很清楚，郭世英当了支书后，共青团中央为团员颁发团徽，是郭世英这位团支书站在讲台的后面，将团徽一枚一枚亲手交给班里的每一个团员。在那个神圣的仪式上，郭世英对每一位接受团徽的团员都如此说道：“请你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团的荣誉！”郭世英当时那真诚、严肃、清澈的目光，让我这个旁观的非团员深受感动，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的那一神态。

按阎先生所说的，如果郭世英高中时就属于孙经武等的“小集团”，“大多数同学认为他们四人都是有逆向思维倾向”，“产生一定的惧怕心理，对他们敬而远之。”这样的郭世英能入团吗？这样的郭世英能成为团员的表率，竟然能被推选为团支部书记吗？一个不太难就可解的悖论，要嘛，如阎万石先生所言，“大家对他们敬而远之”。要嘛，如我所言，郭世英和孙经武等的政治表现不一样，他在高中阶段确实是“又红又专”。有郭世英在高中入团并当了支部书记的无可争议的事实为据，恐怕阎先生的观点不成立吧？

再有，我们高中同学的关系一般都不错，同学和同学之间很坦诚，彼此之间无猜忌。我们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天真又活泼，政治上都不成熟，说得到一块也玩得到一起。诚然，有些同学之间关系会更好些，成天形影不离；有些同学之间不是那么兴趣投缘，交往也不算密切，但也没有如阎先生文章所说同学们对他们“产生一定的惧怕心理，对他们敬而远之”的现象。说孙经武常和叶蓉青总在一起，我信，因为我常见。说孙、张、叶有时在一起，我也信，因为我曾见。但说郭世英和孙、张、叶连“课间十分钟也不放过”地在一起，我不信，因为我没见过。如阎先生见过，记忆错位了吧？那应该是高中毕业后的事。但他们高中后“课间十分钟都能在一起”再发生的可能性很值得质疑，那时他们的学校南辕北辙，和阎先生也不会再是同学，而孙经武也已经不在“四班”，他在北京南郊的大红门当兵，非有神功，如他的远祖孙大圣那般，十分钟跑到一起讨论一下“赫鲁晓夫”又回到兵营，似乎也有点难度。

说了这些，我的意思很清楚了，那就是郭世英高中时代的政治表现与孙经武等三人是不同的。虽然不同，但我没有说郭世英没有他自己的思想，我很赞同阎先生所说的这句话：“从他那深邃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问题。”这是高中毕业以后他和孙经武他们走到一起的思想基础。

郭世英给我的印象是坦荡、真诚，这表现在对人对事的表里如一。他高中的坦荡和真诚给大多数同学留下一个“时代偶像”的形象，也就是“又红又专”。高中毕业以后的坦荡和真诚，以至迷茫，让他和孙经武他们走到一起，他“执意选择了艰辛的思索之路。他怀着坚韧的爱国情怀和深沉的忧虑心思，与他的一群志向远大的同学冒险探索祖国发展的未来。”但郭世英思想转变的“拐点”不是发生在高中时代，而是在高中毕业后，对此，我曾有专文阐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因而如果郭世英和阎先生在高中时代就说过那些“大逆不道”的话，我确实难于理解，除非郭世英扮演着“两面人”的角色。如果将那些话换成是孙经武说的，我无话可说，因为孙经武确实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我下面的话不是针对阎先生说的，只是我在即将结束此文时的余思。

其一，对于一份在青年中很有影响的《北京青年报》刊载这样一篇错误百出，立论不成立，甚至照片中人物都搞错了（刊登的一张照片中根本没有郭世英）的文章我感到吃惊和遗憾。为什么不经过起码的审核？郭世英去世才40多年，他的同学和亲人还都在，我们这些人还能说得清楚，还能指出是非。要是此报刊登百年以上人物回忆的文章，谁还能搞得清楚真假呢？《北京青年报》的信誉何在呢？

其二，我在经过美国一些墓地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些墓碑上刻着这样三个英文缩写R.I.P.也就是“Rest in Peace”，中文意思就是愿(死者)安息的意思。我觉得纪念郭世英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安息。然而让我悲哀的是，隔不久就有人，不论是好心的还是恶意的，就要折腾他一阵子。正如叶蓉青前几日对我说的：“X事件就像一个见不到原貌的古董，因为出自官宦人家，大家都想说自己才是亲眼见过真正面容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无论是诋毁，无论是贴金，我都感到悲哀，郭世英还有那个X怎么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了？！”

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专文提及郭世英，我希望他安息！我也真诚希望我们这些郭世英的老同学、朋友和敬重他的一切人让他R.I.P. 君不见，郭世英的兄弟姐妹曾刻意写过什么文章，打扰过他们的好弟兄郭世英吗？！

附，阎万石原文

郭沫若之子郭世英：思考最艰辛，付出且无悔

身为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1942~1968)条件优越，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比一般同学要强，但高中时的他执意选择了艰辛的思索之路。他怀着坚韧的爱国情怀和深沉的忧虑心思，与他的一群志向远大的同学冒险探索祖国发展的未来。后人应该记取他们的思考与付出，他们留下的东西应该视为改革开放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
       我和郭世英高中都是北京市101中学的，当时我在58级高中一班，郭世英、张鹤慈、叶蓉青在58级高中二班，孙经武在四班。张鹤慈的父亲是北大生物系的张宗炳教授，著名的杀虫剂研究专家。孙经武的父亲是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将军衔。叶蓉青的父亲是成都军区一位高级干部。
       我们一班和二班就一墙之隔，所以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们。郭世英每天都要和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讨论问题，即使是课间休息十分钟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不希望有其他同学参加他们的讨论，也没有人到他们身边去听，大多数同学认为他们4人都是有逆向思维倾向的人，产生一定的惧怕心理，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对中学的课程不屑一顾，常听他们说大学的课程诸如微积分之类早已经自学完了。他们在校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拔尖，因为他们根本没把心思放在中学课程上。“彭德怀是一个为民请命的人”
      郭世英最爱读政治、哲学、经济方面的书，在他十六、七岁期间，已读过了马、恩、列、斯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培根、康德、孟德斯鸠、斯宾诺莎等人的大量著作。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冷观一些世人瞩目的问题，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和我有两次涉猎当时政治问题的谈话。
　　一次是在校图书馆，当时只有我和郭世英两人，我在看一本文学杂志，他在看报，他突然指着报上的一篇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问我说：“你对彭德怀的问题怎么看？”我一愣，回答道：“庐山会议早作结论了，反党集团头目。”他瞪了我一眼说：“你怎么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认为彭德怀是一个为民请命的人，我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裁决。”我不知该再说什么，突然我想起一件事，顺口答道：“我天津有一个表兄去年对我也这么说，他说彭德怀早晚得平反，只是时间问题。”他点头道：“没错，你表兄有见识！”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忙悄声对他说：“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我表兄说过的话。”他竟然笑了起来，说：“你呀你，放心吧！”
       另一次是在草地旁，当时我正在翻看着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本小册子，郭世英问我：“你对两论怎么看？”“经典，经典！”我连声赞道。他点了点头，瞬间脸上又流露出凝重的表情：“不错，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搞的三面红旗违背了自己的哲学，想在一夜之间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是好心办了错事。更遗憾的是他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实际上，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不禁打了几个寒颤：“你是说毛主席也有缺点？！这是不可能的！”郭世英看我紧张的样子，反而轻松地笑了起来：“你真是书呆子，毛主席自己都说过，除了婴儿和死人以外，都会有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怎么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呢！”
      我不想再和他谈这个危险的话题，问他：“你手里是两本什么书？”他将书封面摊给我说：“《联共党史》和《斯大林传略》。”“啊，都很经典吧。”我惊叹道。他的嘴角却流露出轻蔑的一笑说：“是啊，只可惜里面不少与历史事实不符，到处是错误结论。”我一听又是吓了一跳，问道：“你又发现了什么问题？”他稍眯了一下眼睛说：“托洛斯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政治观点和列宁、斯大林有分歧，因此遭到暗杀和处决，这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冤案。这只是其中的几件事。”我很为世英担心。我告诫他说：“世英，你这些思想与上面的提法差异很大，是危险的，弄不好是要被批判的。”他却坦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将他的目光移向远方，那目光像是两把利剑，似乎要把远方的山都穿透。停顿了片刻，他坚定地说：“面对真理我无所畏惧。”他那眼神我至今难以忘怀。超乎常人的奇特思想
　　高中毕业以后，郭世英进了北京外交学院，孙经武进了哈军工，叶蓉青被录取到西安某军医大学，张鹤慈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
      1962年4月，郭世英来我家找我，他说，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不把重点工作放在经济上，还在高谈“阶级斗争”。这样下去以后会出乱子的。又说，他不想学外交了，想转学到北大哲学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中国建设。他说，你爸是北大教授，带我去一趟哲学系吧。
　　我把他带到了哲学系，系里的负责人一听说要转系，很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北京大学，怎么能随便从外校转来呢？”当郭世英拿出父亲郭沫若的亲笔信后，那位负责人大吃一惊，态度即刻大变。不久，郭世英转到了北大哲学系。
　　郭世英等人这一系列超乎常人的奇特思想，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必然成为热烈追求自由平等思想的郭、张、孙、叶等人思想反叛的土壤，以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特殊案件也就不奇怪了。“我们从来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1963年春季的一天，郭世英、张鹤慈突然气喘吁吁、踉踉跄跄、满身泥泞地闯进了我家。我急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俩情绪稍稳定后，郭世英又显出他平时凛然自若的神情说：“别问了，快让我们洗个澡，在你家暂避一下。”我即刻带他们到浴室洗澡。
      父亲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郭世英和张鹤慈，他们可能是遇到了“麻烦”，在咱家暂避一下。父亲沉吟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转身又回他的书房里去了。
　　郭、张二人洗完澡后，我悄声问道：“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做了不该做的事？”郭世英坚定地回答说：“没什么，我们从来做的都是该做的事，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我疑惑地点头说：“那就好。”张鹤慈说：“万石，你就别问了，你也管不了，绝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又有些心悸地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他俩在我家又坐了约20分钟，道谢后就离去了，想不到这次离别，竟成了我和郭世英的永诀。
　　不久以后，我就从当时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妹妹阎万英口中得知郭世英惨死的噩耗，她说外界传说是自杀，实际上是那些“造反派”把他从楼顶上推下去的!
　　对于郭世英的死，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郭世英与我同龄，论月份比我大一个月，死时年仅26岁。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方面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更可贵的是他的忠耿、执著、坚持真理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文刊载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f03c70100pwh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