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人
描述中关村的人和事.
最近看到国内有些文章谈到中国的奥本海默或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是邓稼先或王淦昌，先不论谁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我却认为中国的奥本海默非钱三强莫属。
先让我们看看奥本海默。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年4月22日—1967年2月18日），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家境富裕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德籍犹太人，从小就移民到美国，后来在纺织界致富。母亲是一个天才画家，她鼓励奥本海默接触艺术和文学，却在奥本海默九岁时去世。奥本海默是早慧的天才，三年读完大学，192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以荣誉学生的身分毕业，他父亲很高兴，送给他一艘三十英尺长的帆船。随后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他想跟卢瑟福（E. Rutherford，1871-1937）从事实验物理研究，但卢瑟福不愿收他为学生，这时他迷上了量子力学，于是开始攻读理论物理，加入到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1926年，转到德国格丁根大学，跟随玻恩（M. Born，1882-1970）研究，1927年以量子力学论文获德国格丁根大学博士学位，据称论文发表当天，在座的评审教授竟无一人敢发言反驳。接下来的两年他在瑞士的苏黎世（Zürich）和荷兰的莱登（Leiden）作进一步的研究。1929年夏天，奥本海默回到美国，不幸感染了肺结核，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镇附近的一个农场上养病。后来他在柏克莱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他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报导，也不听收音机，对政治也缺乏兴趣。奥本海默的研究范围很广，从天文、宇宙射线、原子核、量子电动力学到基本粒子。他有辩才，长于组织管理能力，精通八种语言，尤爱读梵文《薄伽梵歌》经典，为此自修梵文。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情报也显示，德国已经在海森堡的主持下进行原子弹的研究。美国罗斯福总统下达总动员令，成立了最高机密的曼哈顿计划，目标是赶在德国之前制造原子弹。主持人是雷斯理·格劳维斯少将（Leslie R. Groves），格劳维斯不顾陆军情报单位的反对，选定奥本海默为发展原子弹计划主任。奥本海默告诉军方，想制造原子弹，就必须集中一流科学家和最好的设备于一个社区内，并统一指挥部统筹。1942年8月，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室主任，在新墨西哥州沙漠建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Laboratory），整个计划的经费是20亿美元，总工作人数15万。“氢弹之父”泰勒协助奥本海默组织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团队，1943年有4000名科学家进驻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著名的科学家费米、波尔、费曼、冯纽曼、吴健雄等大师级物理学家皆在其内，开始原子弹的研发工作，泰勒因执意研究“超级炸弹”，跟奥本海默起了不少冲突，后来泰勒作证指控奥本海默同情共产党，造成奥本海默处境的困难。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成功地制造了第一批原子弹，随后在阿拉摩高德沙漠上空引爆，并发出耀目闪光及冒起巨型蘑菇状云。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17秒，美国在太平洋蒂尼安岛上的空军基地朝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当原爆乍起，他想到了《摩珂婆罗多经》中的《福者之歌》：“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祇有千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正由于在“曼哈顿计划”中卓越的管理才能，奥本海默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再让我们看看钱三强先生。他在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是“五四”运动的名人。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１６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１９４０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处于事业颠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他并于1954年入党这是在科学家中是很早的。也是他能在那个时代能被党所信任。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还是不行的。
钱三强思想活跃、组织能力强，而且谦虚谨慎，办事公道。科学院成立后钱三强先任计划局副局长（竺可桢任局长）和局长，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所长吴有训）、所长，正式做科学院副院长是 78年到 83年。但是钱三强的实际影响呈从科学院还没成立就开始了。49年钱三强就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计划局也是以他为主。54年他任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这个职位权力很大，那时实际相当于真正管事主导学术的副院长的职位（副秘书长武衡、秦力生等都是党组成员）。成立学部时，也是钱三强以郭沫若的名义邀请全国的科学家推荐学部委员。他为筹建科学院，他求教比自己年高的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杨振宁的硕士导师）等，为建近代物理所，他请浙大王淦昌、清华的彭桓武来做副所长。
1956年钱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即核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开始是宋任穷，后来是刘杰。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上在１９５９年７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８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１９５９年６月发生的这段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５９６工程”。１９６０年，中苏关系完全破裂，苏方撤走专家，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猛然间被人卡住了脖子。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处在严峻形势下和特殊位置上的钱三强肩负着特殊使命，他要为实施中央新决策当好部领导的参谋，重新排兵布阵，他要在科学家中起到磁铁作用，团结并组织合适人选到位，解决可能出现的科学技术难题，不让问题卡壳。为搞原子弹，他像奥本海默那样"集中一流科学家和最好的设备于一个社区内，并统一指挥部统筹"。首先点将调兵，在组织核武器研制阶段，是钱三强点名提出调哪些专家来参加核武器哪个方面的研制任务，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都是由他提出并经领导同意后调入的。是他请求调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九院)，邓稼先在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制中起了突出贡献。在核燃料生产、研究和实验过程中，急需化学分析和化工专家，又是他提出请调吴征铠和汪德熙的。全国各大学设置原子能专业，也是钱三强积极倡议，领导大力支持而建起来的。其实，由钱三强点将布阵的名单还很长，为了承担原子弹研制任务，要搞电子显微镜的人，当时搞电子显微镜的，科学院只有上海冶金陶瓷所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他就调了李林。为了能把氟化铀变成金属他调了金属所副所长张沛霖。还有郭永怀、程开甲、黄祖洽、王承书、吕敏、陆祖荫、王方定、钱皋韵等等。因此二机部老部长宋任穷1993年感慨说：“钱三强同志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钱三强担负的角色正如彭桓武后来所说的，研制原子弹正式启动后，他起到了“指点才”的作用。所谓“指点才”，就是帅才，亦即战略科学家。钱三强的“指点才”角色，是他在原子核科学前沿领域的长期工作经历和他那为国家强盛的炽烈情怀，以及组织对他的信任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他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使命。 他成为中国科学的第一帅才。
钱三强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他兼的事多，而且重要。除了刻苦以外，钱三强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他调动精锐，为“两弹”清障。在前苏联反目毁约、撤走专家、带走图纸时，有人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几十年后钱三强一直记得那时的感受：“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能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为了实现中央“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新决策，已是壮年的钱三强铆足劲地干，在张劲夫“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的通令下，他和裴丽生以院、部协作小组的名义，调动科学院20几个研究所的精锐力量，为“两弹”清障。仅关键的1961年，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承担二机部任务共83项，计222个研究课题，任务全部及时完成，保证了需要。这年5月，钱三强领受聂荣臻“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国防尖端任务”的指示，7月起他亲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向金属所、应化所和土木建筑所安排有关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攻关任务；9月他南下矿冶所、湖南铀矿厂，落实铀矿采选和化学冶金联合攻关；10月他到湖南二矿检查工作，两个月后和裴丽生在衡阳主持召开现场会，就铀水冶厂生产及设备中148个技术问题进行“群医会诊”。也在这一年，为了清除原子弹研制中最大的拦路虎——气体扩散分离膜技术，钱三强先在原子能所组织研究小组进行前期探索，接着他和裴丽生组织上海冶金所、北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60余人联合攻关，终于在1963年秋完成实验室试制，年底实现工厂生产，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独立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氢弹奇迹与一步妙棋。全世界都惊诧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两年零八个月的高速度。这个速度比美国快了4年7个月，比法国快了6年4个月。中国氢弹之谜，好久人们不得其解，后来方方面面回忆总结，终于有了答案——它得益于当初钱三强下了一步妙棋，这就是彭桓武先生诗中画龙点睛点出的“预为谋”，他特别对此加了注释：“三强重视‘预为谋’，即事先的计划和准备。” 钱三强走这步棋，正是原子弹研制最紧张关键的1960年下半年。那时他和刘杰商议并得到积极支持，由他在原子能所亲自组织黄祖洽、于敏等骨干成立轻核理论组（代号470组），对氢弹理论开展先行一步的预研究。这个组一度发展到40多人，此外钱三强还请来华罗庚、谷超豪等帮助解决其中的数值计算。几年时间470组共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69篇，还有一些没有写成文章的研究心得，这使得对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两个月后（1965年1月），原子能所轻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共31人，带着所有研究成果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情况正是黄祖洽在《自述》中写的：“合并后，大家协作，发挥各自的长处，在原有对原子弹研制和对氢弹预研认识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实现氢弹的具体途径。果然只经过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弹核爆的试验，便在1967年，即原子弹爆炸后两年零八个月，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纪录。”
钱三强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称原子能所）所长，他借助组织开放的一路绿灯，广为吸引人才，很快一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专业人才，从国内外汇集到所里，并知人善任地开展工作，艰苦创业建立起一批仪器设备，在以原子核物理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全方位开展各相关领域的研究，通过科研实践，既出成果又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使之尽快适应原子能应用的需要，形成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以钱三强为首负责组建的这个基地，后来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据统计，从1959年起的6年中，原子能所共向全国输送科学技术人员914人，其中高级科学技术专家28人、助研和工程师147人、研实员和技术员712人；该所还为二机部属各院、所、厂培训科技人员1706人。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坚。据不完全统计，在原子能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中，有近40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对钱三强在“两弹”研制中所起的战略科学家作用，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而又最知情的张劲夫，在他1999年撰写的回忆文章《请历史不要忘记》里较多写到了，其中写道：“ 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
综合以上所述钱三强就是我国制造原子弹的中国的“曼哈顿计划” 即中国的“５９６工程”的总负责人，而且他起的作用绝对不亚于奥本海默，中国的“奥本海默“非钱三强莫属，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