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未开,柳絮不飞,在八十年代第一个春节前夕,我又一次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心情异常激动,根本没有离别时那种“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的感受,但不曾想真的是此去经年,从此以后再没能在贵阳市长久地居住。
不过火车一旦缓缓启动后,我总能看到离别的泪花在车窗前伤心地滚动,人生自古伤别离!火车越跑越快,远处不知名的野花,赶在早春前开得激情澎湃,而沿途飞逝的村镇和群山,给人一闪而过的美丽;车窗外的景物纷纷倒退,给人时光倒流的感觉,像一个中年人一首接一首不断地唱着老歌,企图永远地陶醉在童年的回忆。
走出肮脏,拥挤,嘈杂的老北站,似曾相识的上海从记忆中爬出,走进石库门房子的弄堂,上海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我真想大喊一声:“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但底楼的范家母女早已离开了这块伤心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对中年“ 夫妇 ”,于是人生的悲喜剧在继续上演,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生活中有时自己的幸福往往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就说我家石库门房子吧,我家住二楼朝南的正屋- 阳光充沛,高低适中,三楼的住户为我们遮风挡雨,忍冻挨热,自有餐风露宿的痛苦,尤其底楼的住户采光极差,通风不佳,再加上潮湿,肮脏,难闻,更有他们的难言之隐,如果这些人先为住房环境所制,后被经济拮据所压,生存空间越来越窘困,感受最切肤,又不敢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借题发挥,一腔怒火全都喷向楼上的住户,抓住别人小辫子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了。
印象中底楼的女主人就有这样的毛病。其实呢,男主人长的仪表堂堂,高大挺拔,一张脸一看就知道是中外合资的混血儿,态度也和蔼可亲,保持了西方人文艺复兴以来的优雅,可能和中国的眼光不一样,所以找来的女人也与众不同:眼睛不大,颧骨突出,一脸的凶相,不过身材却十分了得,长得前凸后翘,波涛汹涌,走起路来泛起阵阵涟漪,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打出生后,从没有看见过这么大胸脯的女人,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近视呢还是闪光,有时乍一看到她,总造成我视觉上的困扰- 好象她长了三个头,我一时分不清哪一个是头,哪两个是胸。如今我们形容一个美女,都会用魔鬼的身材,天使的面容这样的词句,她是更上一层楼,整一个魔鬼- 身材加面容,做人就应该这样,是鬼不说人话,才显得表里如一,协调一致,匹配至极。
人长得丑也可能很抢手,人长得帥有时也很无奈,这取决于你做人的态度,处世的方法,道德良心的底线。而楼下的这位女士,可能是表里如一过了头,做出来的事也不地道,刻薄本来就是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的强项,錙铢必较,睚眦必报在她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夹枪带棒,指桑骂槐更是她的拿手好戏。在她身上,我充分领略到了上海话的骂人艺术,伴我渡过了八十年代的上半叶。
星期日还在睡懒觉,真是春眠不觉晓,楼下鸟在叫:“ 佛(不)要面孔,下作呸!混啥腔势,小便水倒好(掉)冲还(也)不冲特(掉),佛要被我碰到,再给我碰到,小心割特(掉)那(你们)鸡巴 ”真是言之有物,大言不惭,掷地有声!当时我就警告自己,做人一定要小心啊,不然将来有可能变成太监。就这样,我跟她算过,电视台是每周一歌,而她是每周一骂,不过她有一个优点值得表扬,骂人不指名道姓,只是冲着楼上直嚷嚷,想一棍子打死楼上所有人,这样我们也不便与她计较,全当是耳边风,唱大戏,听久了也习惯成自然了,哪一周不知她生病还是出差,没有了鸟叫,还真有点怀念,可能是日常生活太过单调,无聊;如果她一开骂,我就能作壁上观,让我沉浸在不可理喻,天下事一问三不知的人会如何的可悲,可笑,再加点可耻,让我体会到了荣辱皆忘,生死不问的崇高境界,享受到人生一种奇妙的感觉,如同看到多米诺骨牌被推倒,有一种轰然崩塌的乐趣。她和所有喜欢用上海话骂人的人如出一辙,骂完后,还不甘心,隔几秒钟又倒回来,冲着楼上再补上一句:“ 十三点 ” ,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像枪毙人时,补上一枪,否则总有点放心不下。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报销。一九八五年五月的一个黄昏,就在我即将回贵阳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前夕,两个便衣来到了楼下的住户,搞了这么久,原来所谓的“ 夫妇 ”是长期姘居,被男方的老婆一告发,犯了那时候的非法同居罪,要被带去劳改,不可一世的她,如今垂头丧气,在静静整理将要带去劳改穿的衣服,从此后,再也没有福气听到那余音绕梁的“ 十三点 ” 的骂声了。
正当我们沉浸在小戴同志不堪回首的上海九十年代时,正当我们喜小戴所喜,忧小戴所忧时,冷不丁被你当头一棒,使我茅塞顿开---原来有的人是可以如此没有灵性从而领悟不到生活的多姿多彩,人的喜怒哀乐的...
以阿同学的大气,即便受过巨大刺激也不用计较到现在,棒翻一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