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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与李淑贤的结婚证
李淑贤的正式婚姻有三次
溥仪在与李淑贤结婚之前，曾试图了解李淑贤的身世。由于李淑贤发火，溥仪装作无意间讲起了皇后婉容的故事，其真实目的是想诱导李淑贤谈论她的过去。但李淑贤始终没讲出自己的全部身世。悲哀的是，溥仪至死也不清楚李淑贤的全部真实身世。
李淑贤又名李茹，汉族，原籍浙江杭州。她一直自称高小毕业，实际上只念过几年书，连写信都很困难。她10岁时死了母亲，16岁时父亲去世。之后，她结了婚。
有关她的婚姻经历，据李淑贤向载涛夫人王乃文的忆述，她十几岁时，在后母的逼迫下曾嫁过两次。但这些婚姻不能算正式，根据可靠的记载，李淑贤的正式婚姻有如下三次：
一、1943年，李淑贤曾与北平伪警察局警官刘连升登记结婚。1955年，刘连升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8年徒刑，送黑龙江劳动改造，后查明是反革命分子，遂被枪决。1956年，李淑贤与其离婚。
二、1957年，李淑贤与陈庆之结婚。陈先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会计。婚后两人始终感情不和，1960年10月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
三、李淑贤与溥仪结婚。这是在第二次婚姻判离之后仅仅一年多的事情，是她第三次正式结婚。
70年代末期的一天晚上，我在李淑贤家吃晚饭。她在追忆自己和溥仪的婚姻时，我提出要看看溥仪和她的结婚证书，她就从大衣柜的一个袋子里翻找了出来。虽然经过了十几年，证书上面鲜红的印章仍然那么清晰。
结婚证[京婚第658号
爱新觉罗·溥仪(男)56岁 李淑贤(女)37岁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之规定。发给此证。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一日
暗淡的台灯下，李淑贤望着那张普通的结婚证书许久没言语。末了说：“明天再谈吧……”。
隔日再谈时，她翻箱倒柜地找开了她在举行婚礼时穿的衣裳。结果，找出了一件豆绿色的西服裙。她试穿了一下，居然宽大了许多。她对我说：“现在我比当时还瘦呢……” 。
又过了几天，李淑贤到我家串门，将速件豆绿色西服裙送给了我的姐姐。
我问她：“你和溥仪究竟是谁先提出领结婚证的?”
她听了，略一怔，说：“这你就不要写进去了——是我发过一顿脾气后，溥仪才答应跟我领结婚证的。说实在话，这许多年呀，我给男人耍怕了……” 。
这倒像是饱经坎坷的中年女人的心里话。
惟一的“娘家人”早年是妓女
1962年4月30日，溥仪与李淑贤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结婚典礼。
在溥仪身边一位神秘人物的日记上，对溥仪的这次婚礼作了记载。在对5月2日的婚宴记载上，这则日记特别提到了一位神秘女士胡瑞贞。该女士是作为李淑贤惟一的“伴娘”身份来出席的。
这次婚宴，是全国政协掏钱摆了两桌酒宴，款待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们。除了溥仪的七妹以外，溥仪的几个妹妹、弟弟都带家眷出席，溥杰也到了，还送来了礼物以示祝贺。
据李淑贤说，这次婚宴也闹了一点儿误会。因为是国家出钱设宴，所以请谁不请谁不能完全由自己定，没请媒人周振强和沙曾熙。由此，他俩可能有些意见，过后不搭理李淑贤。后来她当面向他们解释，才没事儿了。
而日记中所写到的胡瑞贞，正是李淑贤极不愿提起的。
这则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今天出席宴会的，除我们这些人以外，还有李淑贤的友人胡瑞贞女士。”
我采访过一位与胡瑞贞女士熟悉的张女士。张女士跟我讲：“我跟李淑贤一直关系很好，她始终叫我‘二姐’。胡瑞贞是湖北人，早年当过妓女，操过皮肉生意。”
1985年4月10日，在北京东城区一条僻静胡同的极普通的平房里，我采访了胡瑞贞，感觉她举止不俗、谈吐不错。
她个子不算太高，异常客气，当时已是70岁的老太太了，口气缓缓地向我述说了往事。她说：“我是湖北武汉人，早先做过舞女，后来‘从良’了——跟张学良的一位私人秘书结了婚……” 。
过了一会儿，我就见到了她那位时年76岁的老先生，一副儒雅风度。他介绍自己是1975年被特赦的。提到参加“宣统”婚宴的事，老两口都乐意提供他们知道的情况。
胡瑞贞老太大回忆说：“溥仪结婚的酒宴我参加了。我是代表李淑贤的娘家人去的。多年来，李淑贤一直叫我‘三姐’。五一前夕那天晚上的婚礼，我因孩子有病没去，后来的婚宴我参加了，是李淑贤亲自来接我去的政协。我记得政协在中午备了两桌酒席。席上，人并不很多，只邀请了溥仪的七叔载涛和他的两个妻子，溥杰，溥仪的三妹夫妇、六妹夫妇等家族的人参加。
“李淑贤邀请我坐在主桌上，跟溥仪、溥杰、载涛和他的两个妻子、溥仪的三妹同桌。在宴席上，李淑贤亲自把我介绍给了大家：‘胡大姐是我的娘家人……’。
“我觉得溥仪家族里的人，尤其是老人都用疑惑的眼神瞧着我。好像是说，怎么没听说过李淑贤有娘家人呢?……
“我倒不在乎。因李淑贤知道我是见过世面的。她事先叮嘱过我，让我谨慎一点儿，在酒席上客气几句就行了，尽量少说话。一顿饭，好歹也就对付过去了。”
80年代初我采访沙曾熙时，在沙老的家里，他拿出了一张溥仪结婚时的照片，上边有沙曾熙与溥仪等人并排坐在沙发上的场面。
沙曾熙十分不满地对我说：“在《我的前半生》那部书上，原来要登的是这张照片，结果书出来了一看，上边的人都有，只单单把我裁去了……”
另据我采访《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李文达，他回忆说：沙曾熙拿的那一张照片原是整幅上的，后来李淑贤跟溥仪一起挑选照片，死活反对登载有胡瑞贞的那幅照片，对有沙曾熙的那一张也不想登，但又因没有别的理想照片，只好裁去了上边的沙曾熙等人。当然，有胡瑞贞的那幅照片根本就没收入书内。
李淑贤确实当过舞女
关于李淑贤的身世，我采访过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史永老先生。据他回忆，临近溥仪结婚前夕，听到过关于李淑贤身世的一些“不良”反映。等全国政协调查清楚之后，溥仪已经与李淑贤结了婚。
究竟是何不良反映?原来，调查的结果是：李淑贤曾当过舞女。
我查过有关部门的许多档案，始终没能找到这份正式调查报告。
但是，我在几年间大海捞针似的寻访到了曾与李淑贤一起生活过的几个老熟人。例如，50年代曾与她同在一个学校上夜校的同学、那位湖北籍的“三姐”等人，也间接采访了曾与李淑贤跳过舞的男伴……他们都确定无疑地告诉我：李淑贤确曾当过舞女
这是那位李淑贤叫她“二姐”的张女士述说的。
“李淑贤多次跟我讲，她从小受后娘的气，于是跑到上海当舞女。一个男人——李淑贤一直称他为‘表哥’的，在上海舞厅跟她相识，是这位‘表哥’把她带到北京，他们就住在了一起。后来，他们分了手。
“李淑贤又在北京的舞厅认识了另一个男人。这男人姓刘，是一个盐商的儿子，人称‘五少爷’。我见过他。人长得不错，大高个子，性格直爽，什么乐器都会两下子，是在舞厅奏乐的‘票友’。李淑贤跟他结了婚。
“解放初期，他俩住在前门外廊房三条。后来，老刘被抓走不知下落。
“李淑贤跟胡瑞贞一直挺熟。解放后，我跟李淑贤还去过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楼顶上跳过几次舞呢。她的舞跳得不错……
“有一次，她和‘小宣统儿’结婚后，我在街上碰到过她。她没向溥仪介绍我就走了，看来是不愿搭理我。直到溥仪去世后，她才到我家看了我一趟，聊起她和溥仪那段不顺心的婚姻生活……”
对于李淑贤当过舞女的经历，我起初听采访过的一两个人说过，还不敢下断语；当陆续采访了四五个人都有这样的说法之后，才不得不相信，这的确是事实。
直到80年代初，我采访了载涛夫人王乃文，对李淑贤当舞女的事才最终确认。多年来，王乃文始终处于半隐居的状态，与外界很少来往，与我却断断续续地保持了近20年的来往。
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在北京东直门外一处僻静的楼房里，斜阳映照中，王乃文慢条斯理地聊起了往日的王府生活，言语之中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沧桑感慨。后来，谈起了溥仪，她称他为“大爷”，溥杰为“二爷”。
当问及李淑贤的经历时，她犹豫了一下，叮嘱我说：“李淑贤还活着呢，现在可不能往外说，省得惹麻烦……”
我点头答应了。
坐在沙发上的王乃文端起水杯，啜了一口茶，对我清楚地回忆着往事：
“过去，大概是60年代吧，载涛有一个‘票友’，时常一起唱戏的，叫李某。李某打解放前就常去舞厅那类地方。有一次李某见到李淑贤跟溥仪和载涛在一起，颇感意外。又听载涛说，李淑贤嫁给了溥仪，李某大大吃了一惊。
“他拽过载涛悄悄地说：‘李淑贤原是舞女，过去还陪我跳过舞呢……’
“载涛乍一听，吓了一跳，嘱咐他不要跟别人乱说。可能事后载涛向全国政协汇报了，也可能政协领导早就知道了……”
在采访中，当我了解了李淑贤当过舞女的经历之后，想起从前有一次问李淑贤舞跳得这么好，是跟谁学的时候，她竟然大发其火——如今我才豁然明白了其隐衷……
努力忘却过去，不惜冷落“娘家人”
在溥仪结婚酒宴上真正充当李淑贤惟一“娘家人”的胡瑞贞女士，曾与她的丈夫前往溥仪、李淑贤家去祝贺。这仅仅是在李淑贤与溥仪新婚数日之后的事，胡瑞贞夫妇却十分意外地受到了李淑贤的冷落。
据说，胡瑞贞夫妇俩连茶也没喝到，就被打发出门。
在我采访时，这对老夫妇回忆：
“我俩一进门，李淑贤就耷拉下脸，勉强让我俩坐下。这一天。溥仪也在家里，见李淑贤对我们不热情，说话虽然挺客气，可也没太张罗招待我们。当时，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出来，因为生活困难想跟溥仪借点儿钱，李淑贤当时就不高兴地沉下了脸，对我们说：‘别看表面，其实我们也没什么钱……’
“说完，李淑贤再也不吭一声了，只是眼睛看着地面，等着我们离开。
“我俩当时觉得挺尴尬。再后来，听李淑贤说了一句：‘没别的事了吧?’这等于下了逐客令，我俩只好起身走了。这等于让李淑贤轰了出来嘛。从此，我俩再也没登过溥仪家的门。”
以我采访者的角度，细想起来，倒是可以理解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提出借钱，而是李淑贤再也不想跟他们来往了。她惟恐与他们来往过多，说不定胡瑞贞这个“娘家人”哪天将她以前当过舞女的旧事漏了风，岂不惹出麻烦来。
在沙曾熙的回忆中，也提到：“溥仪和李淑贤结婚后，曾专门在政协礼堂请我和妻子吃过一顿饭，说是‘谢媒人’。溥仪亲自给我们夫妻倒酒，连声感谢地说:‘感谢二位媒人……’这次答谢酒，李淑贤没有叫上那位湖北的‘三姐’。显而易见，是想与旧人旧事一刀两断，重新过一种有滋有味的新生活。这何尝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呢?”
或许是痛恨过去的旧生活，李淑贤在自己惟一的一份“自传”中，曾这样不同寻常地慨然写道：
“从我记事到现在，我真正感到精神愉快是参加医院工作以后的生活。过去，大好时光与精力因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生活而浪费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实在痛恨。只有解放以后女人同男人一样平等……”
关于这一段文中的后两个“生活”，李淑贤没有留下任何具体文字。但不难想见，这绝不是普通妇女的生活，而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字里行间依稀可见的。
浑然不觉，她曾与日本间谍同居
在溥仪的1966年日记中留下了第三次参加选民选举的珍贵记载。由选民这个话题，李淑贤提起过倪大夫。数年间，我千方百计地了解李淑贤与倪某的交往。1985年4月下旬，实地考察过景山诊所的旧址后，几经周折，我终于见到了倪大夫的中国妻子孙金翠。
在朝阳区东大桥马路南的一所旧房里，孙金翠坐在床上，心烦意乱地向我述说了倪大夫与李淑贤的关系及其他一些使我吃惊的内幕：
“我的丈夫倪景山是日本人。他原来在徐州开诊所，解放初期来到北京。李淑贤住在前门时，倪景山就通过别人认识了她。我是山西人，在诊所开业后才认识李淑贤。
“诊所的名称是‘景山儿科诊所’。当时需要一个护士，就让李淑贤来了。她的工作是挂号、消毒、抄抄病历，再就是给病人打针，别的她不太会干；我给病人量体温、配药；倪景山给病人看病——这个诊所就我们仨。李淑贤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块钱。最初，她住在前门，后来在诊所住了一段时间。我和倪景山住在后边胡同的住宅里。
“50年代末，李淑贤流着泪跟我说，她离婚了。没多久她就去了关厢医院。她不爱聊天，最怕人家问她的过去。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小皇上’。”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是倪大夫的街坊。据他回忆：刚解放李淑贤就认识了倪大夫，关系一直很好。开业后，她就在诊所里住着，一直住到60年代初才搬去了吉市口。倪大夫有时也住在诊所里。
不久，当我费尽气力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知情“老公安”时，他又向我提供了极少有人能知道的情况：
“倪景山这个日本人可不简单。他日本原名叫倪虎，早先在徐州开诊所，后来到了北京。他在日本名牌大学毕业，侵华战争期间来的中国。他是一个日本潜伏特务，一直藏有与日本方面联系的电台。解放初期，他曾经被我公安部门密捕过，但始终没交待什么问题。”
“李淑贤在景山诊所时，我们多次找她谈话，让她注意倪虎的一举一动。对这个要求，李淑贤还是做到了。她时常向公安部门汇报倪虎的活动情况。
“有一个时期，李淑贤没地方住，就住在景山诊所里。周围街坊——连倪家的儿媳都反映李淑贤跟倪虎同居。
“客观地看，虽然有一些人反映李淑贤生活作风不好。可李淑贤并不知道倪虎是一个日本间谍，我们也没告诉她。按照李淑贤胆小的性格，如果她知道了这点，可能会被吓坏了……
“中日恢复邦交后，年近70岁的倪虎多次要求回日探亲。我们觉得他回日后就不会回来了，果然，批准他回了日本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来。”
恐怕李淑贤至死也不知道，她曾与之同居过的日本医生竟是日本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