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在中国解禁的曲折历程

    2007年8月13日，张普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通知只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级别的单位，通知上还特别强调此事必须内部掌握，不登报、不广播。
   
    张普生是安徽省老年体育协会的秘书长，已退休多年。他虽然职位不高，但却将一个可能是最具广泛群众基础的体育活动———麻将，推动成为国家竞技项目。
   
    即使在今天，麻将依然经常和腐败、腐朽的事例联系在一起，时不时会成为媒体抨击的焦点。而稍微年长的人应该也记得，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打麻将都不能光明正大，因为被公安机关抓到就是以赌博论处，轻则开除公职、重则判刑，连买卖麻将牌都得要偷偷摸摸。
   
    而这个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突然就改变了，各地陆续出现正式的麻将比赛，到1998年麻将更是进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张普生在其中又做了什么关键性的事情呢？
   
    老干部想打麻将
   
    一篇介绍安徽省田径运动的报告，其中有一段关于张普生的描述：“(1958年)是芜湖市田径运动员破省纪录最多的一年，张普生、虞中勤、徐善义还打破了马拉松全国纪录。”张普生在体育界算是小有名气，这也为日后推动麻将进入竞技体育项目积累了人脉关系。退役后，张普生留在安徽省体委工作，并在1981年安徽省老干部俱乐部成立后担任副主任。
   
    1983年前后，张普生和他的同事突然发现，以前挺热门的桥牌和围棋两项活动越来越冷清。张普生说：“这个现象让我有点好奇，难道是我们组织工作没做好？调查后才发现，很多老干部都偷偷回家打麻将了。一些老干部也不避讳自己这个爱好，就跟我说，能不能在老干部俱乐部里搞次麻将比赛？”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麻将的名声一直就很臭，成了赌博及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早就被打入“冷宫”。不过，张普生没有简单地回绝那些老干部。因为国家体委有很多他当年做运动员时认识的老朋友，张普生决定将这个情况反映上去。
   
    两上北京四处碰壁
   
    张普生首先找到了国家体委社会体育处处长曾宪越，曾听完张的汇报后表示：理解，但爱莫能助。张普生随即又去了趟公安部，“我满怀希望，但他们很冷漠。”
   
    碰了一鼻子灰后的张普生回到了安徽。一些老朋友听说他为麻将奔走以后，都很担心他。
   
    “虽然已经拨乱反正好几年了，但大家的一些个神经依然绷得很紧。他们觉得我在做出格的事，怕我因此出事。”
   
    北京碰壁的张普生并未泄气，他决定到关系不错的安徽省公安厅就“麻将问题”进行政策咨询。公安厅的一个处长建议老张去调查赌博的历史，这样可以为麻将不能和赌博画等号提供历史依据。
   
    随即，张普生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合肥，找不到。南京，也找不到。张普生又想去北京看看。出发之前，张普生向单位借了200元钱，他靠这笔钱在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泡了20多天。
   
    “历史上只要统治稳定了，那就会放松对赌博的控制，但在动荡时期，赌博则要受到酷刑。”张普生笑着说。此次北京之行让张普生眼界大开，更加坚定了要将麻将办成体育竞赛的决心。
   
    逆境顶住压力
   
    回合肥后，张普生拿着北京之行的车票到单位报销，一向跟他很客气的财务人员对他板起了面孔，拒绝给他报销。原来，当时的单位领导对张普生热心麻将的行为很反感，不许他报销，另外还要扣发他4个月的工资以抵冲他借走的200元。以前的穷朋友们认为张普生向往“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主动跟他划清界限，而更有些好事之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张普生积极推动麻将“合法化”，是为了拍老干部的马屁。
   
    就在张普生感觉人财两空，前路渺茫的时候，他的妻子用行动默默地支持了他。“我妻子一个人在家门口开了几块荒地，种一些蔬菜，全家就靠这个糊口。”张普生说。
   
    在这些压力之下，张普生还是没放弃。经过多方努力，1985年10月11日，公安部下发了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通知。这个通知给了张普生极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