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作家的稿酬

建国初期作家的稿酬
 
20世纪50年代的稿酬并不算低。当时职工的平均月薪只有40元左右，而一部长篇小说却能得稿费数千元。就是万字左右的论文亦能得200元。当时有个口号——“一本书主义”，不知这口号是来自老前辈丁玲还是初生牛犊刘绍棠，总之他们当时都属于“高薪阶层”而遭人眼红。

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等文化人，都在50年代初用稿酬在北京买下了四合院(价格大约都为一万多元人民币)。赵树理是来自解放区的“土包子”文化人，进京后也用稿费一万多元买了一处挺大的四合院，后见中国文联机关用房紧张，就把大院给公家用，换了一处小院；以后离开北京到山西工作，索性连小院也无偿交公。上海的巴金等作家，完全或主要以自己的稿费收入解决衣食住行费用。

摘自《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 陈明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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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赵树理进城
 
1949年初，赵树理进了北京。进城后，他常到天桥一带去，看到了许多小戏园里人总是满满的，而上演的内容基本是“神仙托梦”、公子中举那一套，感到很惭愧，便东奔西跑找有关方面，想组织更多的人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以改变这种局面，但效果不大。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开始办《说说唱唱》杂志，也很不顺手，屡屡受批评，多次作检讨，颇有动辄得咎的味道。

《说说唱唱》第三、四期发表了一篇名叫《金锁》的小说。内容讲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恶霸地主家，地主欠下他的工资不给，又骗来一个女难民，说要给长工娶妻。后地主强奸女难民未遂，要将二人一同治死。不料长工未死，投奔了解放军。小说发表后读者提出批评，有人甚至说“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于是，赵树理在《文艺报》上两次做了检讨。1951年6月，赵树理在《说说唱唱》写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7月，鉴于当时反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气候，他也做了检讨，说文章“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1952年1月，《说说唱唱》登了一篇介绍种棉花发家的文章，也受到读者批评，赵树理又检讨说，文章是“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没有“给农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没有“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进城不久，胡乔木就批评赵树理，说他“自入京以后，事也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群众新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老赵也感到自己对城市的人物不太熟悉，写农村更有优势，便毅然离开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北京，再回到比较贫穷的太行山老区，继续写农村，写农民。1955年，出版了小说《三里湾》，发行近百万册。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左”倾思潮越来越严重，农村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赵树理看不惯，接受不了，因此他后半生没有写出更多好作品来。他说：“自己没有看透，就想慢一点写。”他还检讨说：公社化前后“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这不是“检讨”，而是赵树理自觉地抵制“左”的一套东西。

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以后的“反右倾”、“拔白旗”，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越来越严重。难能可贵的是，赵树理没有跟“风”，而是自觉地顶住了这种歪风。在“大跃进”的年代，他的家乡发现了一个“典型”，让赵树理写。他一了解是个假典型，便说：“吹牛英雄我不写”。1959年，“大跃进”推向高潮，赵树理的家乡竟然也修了一条“土铁路”，但火车跑不动。县里的小报拍了照片，让赵树理“支持新生事物”。赵树理没写文章，却写了几句讽刺诗：“东村有人放卫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才无用处，水佛岭上推火车。”

“文革”期间，赵树理自然更不好写东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胜感叹地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摘自《炎黄春秋》赵德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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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是写给谁的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孙中山先生曾题写过“天下为公”四个字，这四个字是为谁题写的呢？他就是“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

黎民伟，广东新会人，1893年生于日本横滨唐人街，幼年随父亲到香港定居，曾就读于“皇仁”及“圣保罗”书院，在这期间，他用两年时间，从午餐费中省下12元钱买了一部摄影机，开始学习摄影。1914年，他自任编剧，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布拉斯基合作拍摄了香港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并在片中反串庄子妻，从此即醉心于电影事业，他也因之被后人称为“香港电影之父”。

黎民伟非常崇拜孙中山，对民主革命充满热情，曾参加过同盟会，自1912年孙中山就职大总统起，他便一直为孙中山拍摄纪录片，为广东革命政府摄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我们今天看到的有关孙中山的所有镜头，都是他当年拍摄的。特别是北伐战争期间，他曾不顾生命危险，在战火纷飞中拍摄了大型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受到孙中山的褒奖，并因之为他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字。

1925年，黎民伟移师上海，和珠宝商李应生联手创办了“民新”影片公司，并慧眼识人，将公司的开门之作交给青年摄影师卜万苍导演。其时，卜万苍年仅22岁，一部片子没导过。后来，卜万苍果然不负众望，其导演的《玉洁冰清》一炮打响，为黎民伟公司掘得了“第一桶金”，还推出了“中国第一个电影皇后”张织云。再后来，两人又陆续合作拍摄了《恋爱与义务》、《一剪梅》、《桃花泣血记》、《人道》、《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一批有影响的影片，使黎民伟的公司一时在上海滩独领风骚，成为电影界的“领头雁”。

摘自《人民政协报》 王捷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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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皇帝家事变为斗争工具
 
阎崇年在《明亡清兴六十年(1583-1644)》中讲述了关乎明朝国运的三大宫廷疑案。我们摘选部分有关“梃击案”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廷的党争之烈。

梃击事件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这一年太子朱常洛33岁。万历帝有五子，实际竞争太子的只有两人：宫人王氏所生皇长子常洛和郑贵妃所生皇三子常洵。万历帝长时间在立常洛与立常洵之间犹豫不决，形成朝廷大臣所谓的“国本之争”。这个梃击案，其实就是储位之争的极端表现。

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而且“举朝惊骇”。万历帝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为“浙党”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官员共审，使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

万历帝因为都是他们家里头的事情，而且牵扯到郑贵妃，也不想深究此事。最后决定把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结这桩大案。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帝将他削职为民。

从表面上看，此案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是国事，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尽管万历帝亲自处理结案，但这件事情始终疑云重重。此后大臣们常以此为题目，“奏章累数千百，由是门户之祸大起”。

摘自《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