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是是非非

一九五八年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是是非非

──对《百年潮》：《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的一些看法

作者：SPK


《百年潮》1999年第8期梁丞所写的"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以下简称梁文），在网上很多地方都被转贴了，相信不少军事爱好者和笔者一样，都对粟裕大将的命运感到惋惜和遗憾。但是与此同时，笔者对梁文中的某些观点和事实也感觉有商榷和质疑的必要。笔者并非党史研究工作者，能够查阅的资料也非常有限，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讨论，使事实真相得到进一步的澄清，但限于水平，错漏难免，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一、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及军委扩大会议的大方向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决定的，彭德怀作为军委领导人以及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主持人，对会议的偏差和错误是有责任的，但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责任。
梁文中强调"总参和国防部之间存在矛盾"、"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是不信任的"等等，认为矛盾的根源在"彭德怀信不过粟裕"，而"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1]。梁文还暗示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即开始布置"整"粟裕[2]，并列举了一系列所谓彭粟之间的"矛盾"[3]。最后，借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所说"彭德怀挨了整，也曾以同样方式整过别人"，认为"这是历史的事实"[4]。

而事实上，从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到会议大方向的掌握，都是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决定的，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主要责任显然在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黄克诚在其《自述》中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5]。彭德怀被打倒后，林彪在某次讲话中也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是站在张宗逊方面还是站在肖克方面？很模糊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形。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后来为什么来了个非常猛烈的180度急转弯呢？这个转变不是他思想转变，是中央采取了明确态度"[6]。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态度非常明确，林彪的讲话中，对此问题完全是污蔑。但是，这个讲话印证了黄克诚的说法，即彭德怀对这次会议上纲那么高，处理那么严，由整风转到"整人"，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是比较被动的。

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是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基于"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的认识，所提议召开的[7]。扩大会议召开后，5月29日，毛泽东对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方强给大会主席团的信中作批示，其中，在方信中"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是不存在什么根本的问题的"几句下划线批示："不存在问题么？"又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这可以反映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和看法。并且毛泽东建议"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8]。毛泽东6月7日4时致函邓小平，委托其"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9]。黄克诚在6月7日全体大会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方强信的批示，然后说，上午小平同志召集彭总、林总、罗帅、叶帅开座谈会，我也去了，商谈了两个问题：一、对前几天会议的估计。小平同志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意思大体上是说，只有35度，没有37、38度，更没有40度。暴露问题不够，......，应当鼓励大家摆开。二、今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机关整风的办法，不再开小型会，只开小组会和大会。出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的发言，争取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10]。

此后，尤其是6月9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将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由近400人扩大到1400多人以后，会议越开越激烈，如"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帽子开始扣起来了（对粟裕的大会"批判"是7月2日开始的）。毛泽东于6月21日在大会上，6月23日、6月29日在座谈会上都讲了话，对会议的方向作了肯定。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仍然表示："肖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几个同志（指肖克、粟裕等）犯大错误，应予处理"[11]。

此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解决的是所谓训总和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的问题，导火线则是1958年3月20日开始的训总机关四级干部会。训总内部在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从1956年起就开始了，1957年3月，当时训总代理部长叶剑英主持召开过一次训总党委扩大会议，对分歧展开过民主讨论，但未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次训总四级干部会原定贯彻中央"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但由于前述思想分歧，会议将"反保守"的矛头指向"拒绝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死抱着我军经验不放"的经验主义。会上，有人指责张宗逊、孙毅、王兰麟、邹施鲁等人是"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反苏分子"、"逆流分子"、"右倾"、"右派"[12]。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内容反映到军委后，当时许多军委委员也和彭德怀一样，认为训总这个会开得有问题。如邓小平在一份简报上批道："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叶剑英6月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上也说："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又好又不好。好的是什么话统统讲了，什么问题都暴露了，有对立面，有争论。不好的是，未站在全军利益的立场上解决问题，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毛泽东在7月8日说：肖克和训总有些人说，毛泽东的军事学说过时了。我没有新东西。外国也没有打原子弹的经验，朝鲜战争还有细菌战。战争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不变的。战术原则坚壁清野，封锁消息还是有用的。可以拿出来跟肖克对抗[13]。这些对训总四级会议的意见和看法，不管是否正确，总是反映了当时许多军委成员的认识状态，不能说彭德怀可以一手遮天。

肖克本人在对此事的回忆中，认为从中作祟的是林彪。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刚回京时，刘其人（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同志因为找肖华、黄克诚同志就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肖克不正派，肖克反对张宗逊，肖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这么多人来整一个中央委员，搞张宗逊，我们还不知道；肖克历史上一贯是不正确的、不正派的，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刘其人供给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14]。可见，林彪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肖克的文章中并没有认为是彭德怀在背后搞了什么小动作。相反，从彭德怀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反省，肖克认为"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15]。


二、从军委扩大会议的原定内容安排、组织工作的人员安排以及对待被错误批判人员的态度上，也很难看出作为扩大会议的主要主持人的彭德怀有挟嫌报复、故意整人的动机。

扩大会议的主题原定有整风和整编两项，事实上是整风冲掉了整编，这是彭德怀没有料到的。5月10日，彭德怀还在军委会议上说，训总四级干部会上的争论，由训总党委自行作出决定。至5月20日才明确训总争论列为扩大会议议题（这里可以和前面林彪所说的话相映证）。

扩大会议开始后，训总成为受批判的重点。5月31日，彭德怀邀集张宗逊、肖克、李达、彭绍辉、李作鹏（时任训总陆军训练部部长）座谈时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究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16]。在6月7日大会，黄克诚传达邓小平要"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的意见后，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言中再次强调"搞清是非，不追究责任"[17]。

但此后，尤其是人数扩大以后的大会，气氛越来越紧张，对所谓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纷纷展开批判斗争，上纲上线之高，最后组织处理之严，又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应该说是出乎彭德怀的意料的。7月5日，彭德怀参加主席团会议的发言，过去我认为肖克是思想问题。……现在看不对了，我有责任。看来训总还有"宗派主义"问题[18]。我们从讲话中转弯的意味，可以看出彭德怀的本意。7月8日，彭德怀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就会上提出肖克退出大会主席团一事发言说，我看还是留在主席团并没有害处。但遭到纷纷反对。在这种"左"的气氛下，彭德怀最后同意肖克退出[19]。从以上事例也可看出彭德怀的本意并非要借"反教条主义"来"整"肖克等人。

对粟裕展开批判一事，是不是一种预谋的"整人"行为呢？梁文中说，"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20]，暗示彭德怀背着粟裕搞小动作，要利用扩大会议来"整"粟裕。但揆诸情理，如果彭德怀要"整"粟裕，根本就无须搞这些小动作。因为当时彭德怀是军委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和毛泽东在扩大会议的议程和内容等问题意见是一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军事整风（整肖克、粟裕），找我谈，并没有冲突起来"），而梁文也承认，那时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粟裕了[21]，彭如果要"整"粟裕，完全可以明着"整"，不必在参加座谈会的通知及议程等方面瞒着粟裕什么。而事实上也瞒不住。粟裕本人就在北京，而黄克诚召集的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有没有总参的干部参加呢？如果有，能瞒得住总参谋长粟裕吗？即使没有，能瞒得住粟裕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吗？粟裕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现在不清楚，不过，以粟裕没有参加而猜测是彭德怀背后搞什么阴谋，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彭德怀也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叶剑英在这次座谈会上讲到，"国防部和总参是上下级关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的关系，军委秘书长是代表军委主席处理事物的，总参对军委要经过秘书长"等等，无非是要理清总参和国防部、总参和军委秘书长的关系[22]。

当时，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是军委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一方面黄克诚在总参应属粟裕的下级，但总参的事情又必须经过军委秘书长，由此产生一些矛盾和不愉快可能是有的，但要靠开扩大会议来"整"掉粟裕，不免太小题大做了。梁文把任命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一事，看成是彭德怀拉小圈子，"不信任"粟裕，实际上不过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时所污蔑的所谓"父子关系"的翻版。

5月24日的军委扩大会小型会议上，彭德怀宣布军委指定黄克诚、谭政、粟裕、肖华四同志负责组织准备工作[23]。这象是要"整"粟裕吗？而梁文中提到5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小型会议上作检讨"[24]，而实际是彭德怀首先联系历史检讨了一些工作上的错误，粟裕在发言中也一般地谈了历史上以及总参工作上的问题，"由于身体不好，……，工作没有成绩。有许多错误，例如调志愿军回国这样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超越了职权"等等[25]。对党内斗争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历次整风中往往要进行自我批评。高级领导人中有的从自我批评从严的角度出发，往往做一些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不免上纲太高的检讨。如果把这样检讨说成完全是"被迫"的，恐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粟裕的批判，是在会议温度升高以后，在那种"左"的气氛下，逐渐将一些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扩大化，无限上纲，以致于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个人工作上的、性格上的问题，提高到思想意识甚至阶级立场的高度，进行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斗争，甚至有人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来打击他人。粟裕的悲剧，应该说是源于当时不正常的党内斗争，而不是源于和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导人的矛盾和意见分歧。


三、 梁文中许多引用当事人的话，没有注明出处。

梁文中将彭德怀和粟裕的矛盾写得很激烈，其中有些话，比如"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指彭德怀）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当他（粟裕）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26]等，都没有说明出处。我们无法知道梁文究竟是从书籍、会议记录还是采访知情人记录中得到这些对话内容的。在当事人均已不在人世的今天，如果不注明这些对话的出处，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难以分辨其真伪的。


四、"反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以及造成肖克、粟裕等的悲剧的原因。

现在看起来，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存在着很严重的错误，使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也开了军内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但不是说"反教条主义"反错了，整人整错了，就说明当时不存在教条主义，或者教条主义不严重。此后确立的"以我为主"的军事建设指导思想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之所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从"整风"演变为一个"整人"的会议，既有中央和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后对军队的一种不恰当的担心[27]，也有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人认识上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气氛已经越来越不正常，"左"的情绪高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增无已，毛泽东对事物的任何判断都越来越成为整个中央、整个军委乃至全党的不可违抗的决定。

以党内斗争的不正常来解释当时的种种现象，比单纯用领导人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分歧、思想作风上的差异或权力斗争来解释，似乎更好一些。象梁文那样写法，除了被批判的主人公粟裕是值得同情的以外，"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梁文将彭德怀写成拉小圈子、背后作小动作，搞打击报复的人以外；对毛泽东，先则写其在会议期间要求升温，继则说"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在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28]，出尔反尔，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对陈毅，则先写毛泽东和肖劲光的谈话中为粟裕讲了句公道话，然后说"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29]，这样说法，陈毅解脱粟裕的努力也变成一种见风使舵的行为了。另外，梁文将为粟裕平反的事写得不明不白，"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30]，似乎又在影射着其他领导人在此事上施加了什么影响（因为此时毛泽东、彭德怀都已经去世，邓小平、叶剑英又明确表态同意为粟裕平反），不知道根据何在。

总之，时下的文章往往过于求新求异，有时不免令人费猜疑了。

[1] 《百年潮》1999年第8期，5-6页，百年潮杂志社。
[2] 梁文中说，"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主持下，研究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百年潮》1999年第8期，5页，百年潮杂志社。
[3]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页，百年潮杂志社。
[4] 《百年潮》1999年第8期，8页，百年潮杂志社。
[5] 《黄克诚自述》247页，人民出版社。
[6]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参见郑文翰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290-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7] 《黄克诚自述》246页，人民出版社。
[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9]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0]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梁文中提到毛泽东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要求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但梁文却将这一时间定在5月28日至30日之间，以将"会议温度迅速上扬"的时间提前至自5月30日以后。这对读者是误导的，因为6月7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讲话，认为会议温度不够高，正说明是此后，而不是此前，会议温度才"迅速上扬"。
[11]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另可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另同书8月16日全会闭幕上毛讲话：军委扩大会议整肖克，支持你，也是同一意思。
[1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53-2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61-2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4]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参见郑文翰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290-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另可见《百年潮》1997年第2期及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中肖克的文章，肖克文章中隐去了刘其人的名字（因为刘其人是无意中为林彪提供了炮弹。他本人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林彪打击谭政和总政治部时也受株连，于1961年1月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后被列为"反党宗派集团"的成员。）
[15] 《百年潮》1997年第2期，10页，百年潮出版社。另见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191页。
[16]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7]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30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30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0] 《百年潮》1999年第8期，5页，百年潮杂志社。
[21]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页，百年潮杂志社。
[2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7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4] 《百年潮》1999年第8期，7页，百年潮杂志社。
[25]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7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6]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8页，百年潮杂志社。
[27] 《黄克诚自述》247页，人民出版社。
[28] 《百年潮》1999年第8期，9页，百年潮杂志社。这里梁文所引述的毛泽东对粟裕讲的话，同样没有出处。
[29] 《百年潮》1999年第8期，8页，百年潮杂志社。
[30] 《百年潮》1999年第8期，9-10页，百年潮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