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晚年的凄凉生活

司徒雷登晚年的凄凉生活

　　编者按：因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归宿如何？一时成了人们企盼了解的问题。应江苏读者许正清的要求，特摘登《司徒雷登晚年的凄凉生活》，供广大读者参考。

　　憋气患病

　　司徒雷登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澜两眼含泪说：“他为什么得病，是因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美国政府)不让他说，能不憋出病来吗？”

　　遭受监控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国务院中国处的人专门向司徒雷登传口风：不要乱说话。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由于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离开了。

　　中国情结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11岁时才被送回美国上学，二十三四岁时，司徒雷登大学毕业后又回中国传教。1919—1946年间，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27年，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1946年，鉴于司徒雷登能说、能写中文，学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大官，美国政府于是任命他任驻中国大使。

　　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杰克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收入也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泾波。傅海澜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

　　患难之交

　　傅海澜说：“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我的母亲刘卓汉。”刘女士也是文化人，在中国时生活比较舒适，根本不会做饭。可是随夫到美国后，刘卓汉则完全成了个家庭主妇。司徒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得是北京味的。刘女士就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式中餐。刘女士做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每天吃完饭，司徒雷登总是要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

　　司徒雷登一家与傅泾波一家是患难之交。

　　司徒雷登父亲在中国传教时，傅泾波家里出现变故，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带着儿子傅泾波，还有亲戚家的两个孤儿，生活很艰难，傅的母亲几近发疯。住在当地的司徒雷登的母亲对傅母很关心，经常拉着她的手进行安慰，给了她很大的勇气。后来，傅母神经恢复正常，与司徒雷登一家的关系自然非同寻常。

　　傅泾波经司徒雷登推荐进入燕京大学，曾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交不起学费，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学费。司徒雷登对傅泾波很欣赏，两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师生关系。毕业后，傅泾波当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美国任命司徒雷登担任驻中国大使时，他仍要傅泾波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可见傅对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生活拮据

　　人们一般会认为，司徒雷登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但司徒雷登比较特别，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办的是教育，根本没有多少积蓄。回到美国后，与头面人物的关系不深，密切的亲友也不多，而且年老体衰，挣大钱的机会极少。

　　好在身边有个可靠的傅泾波，不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能帮他出出点子。司徒雷登刚回美国后，采纳了傅泾波的主意，没有辞去大使职务。当时他们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美中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但两三年后，美国国务院还是从多方面施加影响，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美国的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生活费。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内容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日记。成书过程中，也是傅泾波与他一起商量、推敲。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出书只是赚了几个小钱。

　　两个遗憾

　　司徒雷登虽然经济拮据，但在傅泾波夫妇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还算幸福，直到1962年他不幸患病，在医院去世。傅泾波也于1988年去世。

　　司徒雷登在最后13年，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当时称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摘自《环球时报》